职务：《劳动真理报》劳动者共产主义教育部代理编辑。

        文学笔名：Я. 塔甫洛夫。

        1917年1月13日（公历26日）生于柏季切夫市。

        民族：印杰伊犹太人。

        社会出身：职员。

        党籍：1958年起为苏共党员。党员证编号：61537813。

        以前是否为苏共党员：1934—1938年及1944—1951年曾为苏共党员。未曾加入其他党。执行党的路线中没有动摇过。

        1917年前未曾遭受迫害。未曾在白色政府军队服役。

        1917年后曾于1938—1941年及1944—1951年遭受迫害。已完全恢复名誉。

        卫国战争期间曾被俘或被扣押。

        未出过国。在国外没有亲戚。外语知识：德语（有阅读以及表达能力）。

        政府奖励：“对德国胜利”奖章，“对日本胜利”奖章。

        义务兵役人员，尉官，少尉。适合非战斗部门勤务。在第一次动员的第二天应到纳罗-福明斯克区兵役委员会报到，如该委员会撤销，到沃洛科拉姆斯克市中学报到（雅·马·拉伯波尔特军人证粘贴页）。军人证号码：No.ТК1683774。

        党务及社会工作：《劳动真理报》编辑部党委会委员，编辑部工会基层委员会委员（群众文化部）。

        家庭状况：已婚。妻子拉比诺维奇·阿霞·伊萨阿科芙娜。儿子康斯坦丁，1947年生。

        身份证号：ⅢНМNo.844283。发证机关：莫斯科市第104民警分局。发证时间：1956年6月18日。

        常住户口登记地址：莫斯科，第3公园大街，59号，3号楼，94号房间。电话：269-13-44。

        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无止境的坠落

        您也许不会相信，但是雅科夫·马尔科维奇对足足上百张，或许更多的他曾不得不填写的履历表中的问题的所有回答都记得滚瓜烂熟。这非常重要，为的是避免在某项中偶然写错。不知为什么，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总是把“写错”这个词的重音放在开头，尽管他的意思仅仅是词的“流淌”。他坚决认为，每个苏联人在去世后也要记住这些回答，因为不清楚没有履历表是否会接收俄罗斯人，更不要说犹太人了，不接收就要下地狱，至于上天堂，那这完全可以肯定——不会的。

        他不得不好好记住自己在履历表中的记录的原因还有，雅科夫·马尔科维奇不能够对任何一个问题，甚至是完全简单的问题，回答“是”或“否”。在每个“否”里面毕竟有一点儿“是”，而在每个“是”中有一定比例的“否”。他认为最真实的是在前一份履历表中写的东西，而其他的他只能猜测，某些单位比他本人更了解或更不了解其他事情。他只能有把握地说出自己现在的笔名，尽管这里当然也各有百分之一的“是”与“否”。

        他的妈妈萨拉·拉伯波尔特出生在乌克兰，出生在真正的犹太人居住区。她向儿子讲述，年轻时，当警察局开始监视她——一个流放后非法居住在彼得堡的女布尔什维克后，她离开那里去了柏林，并在那里认识了一位真正的德国共产党员。也许，他也是犹太人，但也许不是。萨拉·拉伯波尔特回忆道，1917年1月13日，在柏林的犹太教堂，在她父母（萨拉的父亲有一所钟表作坊）的坚持下，拉比是如何给她的男孩行割礼并在书中用扬克尔的名字在这天记录下他的出生的。

        “就是从那时起，拉比开了个头，”拉伯波尔特抱怨说，“谁愿意都可以给我行割礼。”

        1933年在莫斯科领身份证时，他登记的名字是雅科夫。萨拉管自己的前夫叫马克，同志们叫他梅耶尔。从来没有用过他的真名。在犹太教堂是用父亲的姓扬克尔登记的，但是孩子还小的时候，他们家里没有提起过父亲；他留在了德国，而萨拉在革命后回到了俄罗斯，她害怕儿子无意中说出去！她推测，既然他父亲不写信，就说明他在地下。因此她给儿子写上了自己的姓。

        一次一个外国人来找他们。母亲这时在人民委员会当打字员。那人俄语讲得还行，转达了问候和包裹。他说服母亲离开此地去找父亲，原来父亲早就移居到了美国，并且在那里有自己的一摊子小生意。

        “或许他忘了他是共产党员！”变得很激动的萨拉向客人喊道。“不过请转告他，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改变自己的信仰！”

        “也无需改变，”美国人说服她道，“您在我们美国将仍是共产党员。你们这里有很多共产党员，我们那里很少。再说了……他毕竟是您孩子的父亲……他爱您！”

        “如果他爱，那就让他到这里来建设共产主义！”

        雅科夫再也没有听到父亲的任何消息，为了避免误解就没有打听过他，在履历表中写的也是在国外没有亲戚。在领身份证时，由于没有出生证明，为了代替柏林，他说出了另一个好城市的名字——柏季切夫，因为它也是“柏”打头的。并且，正如他后来自己所确信的，他做得非常有远见。从文件中他能向民警局出示什么呢？只有萨拉的旧护照，她革命前凭着它往返于国内外。并且当你出示什么证件后，立刻就乱了。护照上记录的是：“伊乌杰伊人的宗教信仰。”

        “你母亲到底是什么人呀？”民警局长问道。

        “犹太人。”

        “请问，这从什么地方能看出来？”

        “伊乌杰伊人就是犹太人。”

        “你没撒谎？”局长怀疑地看着。

        “凭共青团员的信誉说话！”

        “难道说‘伊乌杰伊人’比‘犹太人’更坏？”

        “总的来说不，不更坏。”

        “那为了准确我们就写‘伊乌杰伊人’。”

        女身份证登记员用漂亮的字体抄写这个词时，把“伊乌杰伊人”写成了“印杰伊人”。而当他表示了惊讶后，她安慰说：

        “难道不都一样吗，孩子？我们这里所有民族都平等。”

        这样一来，您可以想象，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拉伯波尔特既不是雅科夫，也不是马尔科维奇，也不是拉伯波尔特。他出生的日期不确定并且出生地绝对不是柏季切夫。他没有加入现有的任何一个民族，因此他只有成为苏联一个新民族的始祖和代表——印杰伊人。

        当1935年斯大林同志研究基洛夫同志被杀后提交给他的机关有责任及责任不很大的人员名单时，他把一些人打上勾儿，在萨拉·拉伯波尔特的旁边用蓝铅笔画了个点，踌躇起来，甚至还吸了几口烟斗。他很熟悉萨拉。革命前他们经常见面。他把她当成了格鲁吉亚人并且略微向她献过殷勤。那时她几乎是个小姑娘，像葡萄藤一样纤细，留着黑色的辫子，而分娩后她在1919年回到俄罗斯时变得更漂亮了，除了稍稍有点发胖之外。斯大林在中央遇见了她，同志式地把手放在了她的肩上并建议到他的工农监察委员会工作。

        “好干部很难遇得到。”他说道。

        萨拉·拉伯波尔特成了工农监察委员会副主席瓦尔拉姆·阿瓦涅索夫的打字员，他与捷尔任斯基在业务上有密切的接触。然而斯大林不喜欢自己的副手，因为他总是有反对意见，他怎么也不能不提出这些意见。传说，这里还掺杂了格鲁吉亚人向来不喜欢亚美尼亚人的因素，但这不是实情。把萨拉安插在阿瓦涅索夫身边后，斯大林开始邀请她到自己在巴尔维哈的别墅去，与她在林中散步。有一次在小道上，当斯大林似乎是偶然地把手放在了萨拉的腰部以下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迎面碰见了他们。他停了下来，并以他特有的直率和顽皮用一个手指威吓道：

        “我认为，工农监察委员会主席与阿瓦涅索夫的女秘书之间有小资产阶级关系，啊？应该让工农监察委员会反对他们！”

        明白就这么着是不会得手之后，斯大林向她求了婚，答应一旦她同意，他就和妻子离婚。但是萨拉不知为什么拒绝了他。斯大林再也没有邀请过她去郊游。

        “这应该考虑一下！”雅科夫·马尔科维奇后来寻思。“要知道斯大林本来可能收我做儿子的！我也会叫他‘爸爸同志’了。”

        用蓝铅笔画了个点后，斯大林首先回忆起，萨拉年轻时皮肤很美。但随后想起的是让他遭受的委屈。他还想起了此时已经死了的阿瓦涅索夫。阿瓦涅索夫是个非常自私的人。当1918年克里姆林宫警备司令马里科夫来找他并问如何处理打伤列宁的芬妮·卡普兰时，阿瓦涅索夫自己下令枪毙她，甚至都没有交换意见。他准是想得到列宁的赏识，而对他，斯大林，不予理睬。顺便说一句，卡普兰是犹太人。而且似乎萨拉说过，革命前和她认识。斯大林同志又考虑了一小会儿，在名单中拉伯波尔特姓的旁边打上了勾儿并斜着附上：“是否与谋杀列宁未遂案有牵连？”

        雅沙的妈妈被捕了。她从卢比扬卡监狱给斯大林写了一封愤慨的信：“科巴！我要求你立即把我释放。要知道这是卑鄙的——向一个女人报私仇！”因为“卑鄙”和“我要求”这些话拉伯波尔特被枪决了。

        这时雅沙·拉伯波尔特在自顾自地学习当雕刻家。他梦想成为一名雕刻雕塑家。他的毕业作品叫做“列宁与斯大林在戈尔基村”。斯大林来了，他们坐在长凳上，于是列宁充满激情地讲述未来，而斯大林充满灵感地发展列宁的原理。这里存在一个微小的历史牵强之处：在拉伯波尔特为永恒而定格的时期，列宁已经不能说话了。但是从某种主义的观点来看，一切都是正确的。

        在学院雅科夫得以隐瞒他的母亲被关起来的情况，一切也都顺利地结束了。遗憾的只是，他，革命者和革命女性的儿子，不能写这个，最初因为是外国父亲的儿子，然后因为是被镇压母亲的儿子，而后来是为了免于被指责他以前隐瞒了真相。雅科夫·马尔科维奇领会得不比别人差，履历表就是告发自己，因此他不急于写入细节。但是他不再着急时，已经是在吃了亏之后。

        他从学院被派遣去为苏维埃宫的屋顶雕刻一尊一百米高的列宁雕像。宫殿建在莫斯科河的岸边，在被炸毁的耶稣救世主大教堂的原址上。工农出身的雕刻家们开始和印杰伊人拉伯波尔特开起小玩笑来，结果，雅科夫·马尔科维奇身上的民族感在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澎湃起来。于是他向民警局递交了改变自己民族的申请，要求在身份证里写上“犹太人”，但是如果这不行，那么他同意任何其他一个民族，只要这样的民族存在。

        “什么叫改成任何其他的？”民警分局局长问道。“实际上你是什么人？”

        “犹太人，犹太佬……”

        “真的是犹太人？”

        “您倒是仔细看看我。”

        答应了他调查清楚并给了张新表格填写。夜里来人抓他了。在审讯中他得知，他为印杰伊共和国从事间谍活动，甚至都没有打他。让他在没有食物和水的情况下休息了两天，然后给他吃了鲱鱼。又过了两天，在思念水时他想了起来，他的确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印杰伊国家安全部门的情报站长。雅科夫·马尔科维奇害怕的只是，会强迫他在地图上指出印杰伊来。但是没有迫使他这么做。

        “你不是情报站长，”侦查员纠正他道，“而是被情报站长们策反了，明白了？”

        毕竟这要好些。正如侦讯中所调查清楚的，来自工作室的其他雕塑家特意雕了一个沉重的雕像。宫殿建在沼泽地上，因此列宁雕像会倒塌在对面的政府大楼上。所以雅科夫·拉伯波尔特总算幸免了。他被特别会议不经公审判决，他得到了因背叛祖国应得的十年，这个刑期因反对苏联各民族友谊的言论（他叫自己是犹太佬）而加倍，于是他从卢比扬卡监狱被送到克拉斯诺普列斯年斯克转押站，从那里被送到位于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第二契卡解送犯集中营。

        在集中营，雅科夫·马尔科维奇立刻而且是长久地给吓唬住了。第一天，在他排队领定量的口粮时，有人把个重东西压在他身上。拉伯波尔特没有站稳摔倒了，而后面的人哈哈大笑起来。倒在他身上的是一个在严寒中冻硬了的人，两个刑事犯从后面扶着他，但是没有扶住。拉伯波尔特站了起来并把死人一直搀扶到了分发的小窗口，干轻活的犯人没看清就从窗口里发给了死人一份口粮，口粮被刑事犯们麻利地接住了。

        死人领了两天的份粮，而夜里刑事犯们把他藏起来。拉伯波尔特开始觉得死囚犯的面孔熟悉。他毫不怀疑，这是个犹太人。猜测在第三天得到了证实，这天警卫发现了尸体并根据牌号查出了姓氏。这是囚犯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传说，是刑事犯在上级的好意下杀死他的。对于雅科夫·马尔科维奇，诗人曼德尔施塔姆与这个曼德尔施塔姆没有立即合成一个整体。拉伯波尔特只是有点遗憾，他们相识得有点晚了。

        关于他和曼德尔施塔姆一起坐过监狱，是雅科夫·拉伯波尔特自己讲述的，但是，也许没有这回事，或者不完全是这样，或者是另一个曼德尔施塔姆，和俄罗斯伟大诗人同姓。因为天才的演员拉伯波尔特总是在自己本人的生活中演戏并且演得有点过头。

        当然，他想活着留下来，因此根据现实的可能性在集中营寻求最佳的途径。他办墙报《支持突击劳动》，为墙报写短文，按照他本人的说法，内容是讲劳动是如何打击囚犯的。此外，他用黏土塑成了集中营营长的半身塑像，但是黏土干裂了，于是“营长”身上爆出了裂纹。

        一次犯人们在澡堂洗澡。拉伯波尔特是剩下的最后一个，全身是肥皂沫。这时放妇女进入了澡堂。拯救了拉伯波尔特的只是一个情形，他慌了手脚。他下意识地轻轻划动双手，好像在洗澡的样子，整个人坐在肥皂沫中，这时人们从门外喊道，战争开始了。要不是肥皂沫，雅科夫·马尔科维奇可能就会“妻妾成群”了。并且可能英勇地牺牲在里面，如果饥渴的妇女们发现他的话。

        当时利用集中营的盗窃犯补足惩戒营的编制到前线去。作为政治犯，拉伯波尔特没能赢得这种信任，但是年轻的盗窃犯没有补充够定额。并且由于罗科索夫斯基司令部的个人代表知道，挂满了燃烧瓶的惩戒营士兵将被投入到德国人的坦克底下，他更感兴趣的不是他们的观点，而是他们奔跑的能力。把政治犯们排成了横队并下达了命令：“跑步走！”雅科夫·马尔科维奇在自己的横队中第三个跑到了终点，要的可是每队三个人，于是他到了前线。

        列兵雅科夫·拉伯波尔特领到了一百克酒精（内服）以及装在两个瓶子里的一升煤油（拿在手里），在坦克附近躺下并等待着。但是向他轧过来的坦克在两米远的地方停了下来：坦克的燃料用得比拉伯波尔特的稍微快了一点儿。雅科夫站了起来并想走向自己人，但是被我们的冲锋枪手击中，枪手们走在横队的后面以鼓舞惩戒营的士兵。

        拉伯波尔特再一次地走运了：他只有两处轻伤，所以甚至没有把他从野战医院送到后方。外科医生也是个犹太人，所以吩咐他在医院出版报纸《为了归队！》。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的副官看到了这份报纸，他在这里打针治疗意外得上的性病。当时要求副官为《真理报》准备一篇文章。一日三餐有保证的拉伯波尔特躺在床上用一天写完了这篇文章，而一星期后就已经在《真理报》上看到了这篇署名罗科索夫斯基的文章。

        本该让雅科夫返回前线，但是政治部主任的副官心里盘算了一下，说不定上级还会需要写别的文章。弄清楚列兵拉伯波尔特懂德语后，他带上他去了方面军司令部。旧罪被一笔勾销。拉伯波尔特被派去归方面军政治部7处（负责对敌方军队及居民工作）指挥。

        在播音室中，广播员的位子挨着司机。配备喇叭的汽车开得尽量靠近前沿，在树林边上伪装起来并呼吁德国人投降，因为对他们来说战争无论如何都已输掉了。前囚犯，印杰伊资产阶级共和国反间谍机关走狗的声音在我们的部队中听得很清楚，并且顺风时甚至传到了敌人那里。但是履历表中的外语知识填写得不准确：瓦解敌方军队之教导员雅科夫·拉伯波尔特说德语带点口音。所以战壕里的德国人把他的号召当做幽默节目，这提高了德国军队的士气。

        拉伯波尔特到底还是到了敌占区，但也是偶然的，尽管他在履历表中没有写这件事。罗科索夫斯基的部队后撤以拉平战线，而大功率广播装置由于下雨，夜间陷在了黏土路中。透过像漏斗一样的小窗户雅科夫·马尔科维奇看到，他被一个排的德国士兵包围了。幸运的是，他们喝得醉醺醺的。拉伯波尔特把扩音器开到了最大声：

        “Kameraden！Acrag des Oberkommandos. Einge sagen. ir mussen noce im Ru der Irassen! Los! Greift alle zu! Feste! Der deut-sc muss mit dem russiscrassendreck fertig werden. hei-Ruck!.”

        发动机咆哮了起来，士兵们开始高喊来彼此鼓舞。轮子陷入了褐色的泥浆里，但是离鹅卵石路面不远了。感到轮胎下坚实的地面后，拉伯波尔特再次拿起了麦克风：

        “谢谢，同志们！”他喊道。“胜利！”

        “万岁！”士兵们把手向前举起喊道。

        他们若无其事地回到了家里。谁也没有发现他们不在，而他们自己对此没有声张。反正也不会相信他们的，而且不然雅科夫会因为再次背叛祖国而再次被判十年。

        说实在的，编辑部的许多人觉得这段历史不足为信，但是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是这样讲述的，如果不相信他，还能相信谁呢？在伟大胜利的前一年作为奖励恢复了他的党籍。

        整个战争期间他和同年级同学阿霞·拉比诺维奇通信，他和她从来没有过什么，但是他被捕后她给他送来过转交的东西。阿霞被疏散到了阿尔泰，因此她住在比斯克，成了中学的美术教师。对德战争结束后，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所在的部队被调往日本战线。他们被送到那里也是在这场战争结束的前夕，而不久就让他们复员了。从远东他当然去了比斯克，但是在途中，在巴尔瑙尔，他遇到了同年级同学瓦夏·库普佐夫，后者当了那里话剧院的总导演。他帮助雅科夫·马尔科维奇进了边疆区报纸《阿尔泰真理报》工作。阿霞搬到了巴尔瑙尔，然后他们可以说结婚了。

        前线战士拉伯波尔特穿着没有肩章的军官制服上衣并在报社迅速当上了文学与艺术部主任，这时开始了对忘本的世界主义者的斗争。雅科夫·马尔科维奇甘愿写关于这些在西方面前卑躬屈膝的人的文章。

        “要想不被当成反犹太主义者，你就把犹太佬叫做世界主义者。”在家里他向阿霞解释党在这个领域中的总路线。

        在报社雅科夫·马尔科维奇负责“而吃的是俄罗斯脂油”栏目，名称他取自当时一则著名的寓言，并且用来自阿尔泰边疆区世界主义者生活的真实事例加以充实。阿尔泰没有脂油，但是栏目听起来好听。无论如何，拉伯波尔特仍然幼稚并且没有料到，文章、诗歌，甚至包括口头言论，这些和履历表一样，也是告发的材料。而且已经不单是对自己告发的材料。

        优秀的诗人亚历山大·扎洛夫在一个穿便服的艺术理论家的陪同下，从莫斯科赶来对阿尔泰忘本的世界主义者进行斗争。根据计划，阿尔泰边疆区属于某个民族的所有文化和艺术工作者都应该划为世界主义者。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别利亚耶夫和两位客人一起审阅准备出来的名单。当轮到拉伯波尔特时，区委书记轻轻挠了挠面颊并把他勾掉了。

        “不可能！”扎洛夫反对道。“这个肯定也是世界主义者。我心里有感觉！”

        “我想，同志们，我们更清楚，谁在我们边疆区是世界主义者！”别利亚耶夫斩钉截铁地说。

        拉伯波尔特给书记写他所有的发言和演讲。

        “可数量问题该怎么办？”扎洛夫问道。

        “我们有一个真正的世界主义者，尽管他是俄罗斯人。他就是话剧院的导演库普佐夫。我们就把他补到空缺上……”

        别利亚耶夫的女儿一年前就从戏剧学校毕业了，可是库普佐夫固执地不让她演主要角色。

        很快世界主义者们被送去修贝加尔-阿穆尔干线（原来，它在那时已经建设了）。但是现在所有的熟人都开始认为，既然放过了拉伯波尔特，那么这不是没有原因的，于是开始提防他。

        “你们不要害怕，”他辩解说，“很快会把我关起来的！”

        “叫你舌上长疮！”阿霞大声说道。“宁愿让他们有不好的想法。”

        麻烦拖后了不到一年。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同志”一词源自突厥语。他在哪里看到这个的，自己也记不准确了，好像是在词源词典中。可主要的是，他干吗看到了？鬼迷心窍了，硬要搞这些语文学新花样！通过传票传讯了他。年轻可爱的侦查员的桌子上放着这篇文章以及已经立案的反“同志”一词言论案的案卷。顺便说一句，文章里说道，俄语是世界上最伟大、最强有力、最真实和最自由的语言，但是侦查员恰恰对这个不感兴趣。这次没有接受转交的东西，而是十分粗鲁地把阿霞推搡了出来。由于这时边疆区委书记别利亚耶夫也被逮捕了，顺便翻起了旧账，忘本的世界主义者拉伯波尔特以前曾企图逃避应得的惩罚。而来自编辑部的情报员补充报告说，被告是这样朗诵一首著名歌曲的领唱部的：

        我们的火车头，向前飞奔！

        操他妈该多好啊。

        “我们什么东西也不会遗漏，一切都要归档。”侦查员也用一句诗开了个玩笑。

        搜查时找到了一个装着德国勋章的小盒子，它是雅科夫从前线带回来的。小盒子被拿走了，于是案卷中出现了所有等级的铁十字勋章清单，这些勋章是被告人，原少尉拉伯波尔特因间谍活动而受到的嘉奖，这次是为法西斯德国服务。累犯当然再次招认了一切，而侦查员问道：

        “你知道笑话吗！说一个……”

        他最害怕的就是笑话。他干什么还要惹这个麻烦？

        “真是笨蛋！”侦查员说道。“谁知道好玩的笑话，我给十年，而谁不知道，我给二十五年。你呀，还世界主义者呢！……”

        吃到了自己的二十五年后，拉伯波尔特到了卡拉干达，德国战俘在这里服刑。自然，委托他在战俘中用德语进行宣传，好让他们永远留在哈萨克斯坦并在这里建设共产主义社会。此外，他又办起了墙报，这次叫做《争取提前释放！》。政治犯没有被提前释放过，但是从教育新人的角度看写这个是有必要的，不过，这次他只坐了四年牢。1955年他被释放，先是凭黑籍证定居，这个证件对他是宝贵的纪念：

        公民拉伯波尔特·雅·马，1917年生，柏季切夫市生人，印杰伊族。他的工作资格为德语，作为特别移民允许他仅限在卡拉干达及卡拉干达铁路马伊库杜克站范围内居住。拉伯波尔特·雅·马的户口登记住址为：马伊库杜克站，18号简易宿舍。未被剥夺政治权利。

        特此证明。有效期至1956年12月31日。

        哈萨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部侦缉处助理什库洛夫

        雅科夫头一件事就是去了图书馆并在那里查明，突厥语词“同志”源自“托瓦尔”与“依斯”，即“牲畜”与“朋友”。既然是这样，这就彻底改变了问题。这么说，同志就是那些像牲畜一样行事的朋友。“真正的朋友就是，”雅科夫·马尔科维奇说道，“首先了解你的一切然后才报告的那个人。”

        阿霞来到了他这里，于是他们一起等到了平反。

        “这印杰伊到底是什么民族呀？”民警局的人们又问他道，把集中营的文件看来看去。

        “是印杰伊犹太人。”他愁眉苦脸地解释道。

        平反后就这样登记了下来。

        拉伯波尔特一家从头开始了生活。他们得以在莫斯科报上了户口并慢慢地分到了一个单间住宅。阿霞胖得走了形，老得很厉害，她去幼儿园当了教育专家。雅科夫·马尔科维奇给自己想出了个笔名，开始给报纸和杂志写文章。他没有回忆旧事，只是当他坐下来写东西时，首先把一个长形白面包切成片，在每片上放上香肠和奶酪并把它们按国际象棋的次序在桌子上摆上。他写了几行，然后说：“将军！”随后走一步棋：把带香肠的面包片放进自己嘴里。在集中营他曾不得不用铲子从泔水池里掏出马铃薯皮，放在铲子上再在篝火上烤。多年后甚至在吃过丰盛的午餐后，饥饿的感觉也不曾离开过他。

        “我是塔甫洛夫——我身上有烙印！”他说道。

        到处都很愿意刊登他的文章，到处都允许他填写履历表，但是甚至蹩脚的企业内部报纸也不录用他为编制内人员。刚刚被任命为主编的马卡尔采夫那时比现在还更果断和有魄力，向他提出担任文学编辑职务的建议。这是个小得可怜，但固定的饭碗，所以雅科夫·马尔科维奇立即同意了。这时他在徒劳地争取恢复党籍。

        让事情复杂化的是，他曾两次坐牢，因此党委会一直拖延对他的问题作出决定。又是马卡尔采夫帮了忙，但是有了新党员证，以前的全部党龄都消失了。这才是最令人委屈的：拉伯波尔特梦想等到成为老布尔什维克并得到个人特定退休金的日子。

        报界对他很熟悉，因此他不久后开始代理政治教育部编辑这件事，没有让任何人感到惊讶。在这一时期，决定在所有报纸成立这样的部。这是必要的，塔甫洛夫认为。要知道借赫鲁晓夫郑重地预告，这一代苏联印杰伊人就将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这个部的任务是使老人们对新的困难有思想准备。没有思想准备他们会很困难的。

        记者塔甫洛夫事实上早就是该部的编辑了。一年年在过去，可是没有批准他。要是俄罗斯人在他的位置早就生气走人了。但拉伯波尔特尽管是印杰伊族的，可毕竟主要是犹太人，所以他不能轻易抛弃位置。

        “让你一直当代理对马卡尔采夫有好处！”同事们愤慨地说道。

        “他认为，临时性能激励我。”拉伯波尔特苦笑道。“我的朋友米沙·斯威特洛夫说过，他喜爱的词是‘金额大写’……”

        他对马卡尔采夫很好，他念着他的好处，所以干着苦差事。但是他讨厌出差。

        “在那里看到的一切我写不出来，”他解释说，“可是我在这里也可以编造。”

        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最喜欢的是反响。啊，他是个制造反响的高手！每个事件之后，当上面下达命令在报纸中表达全民情感时，他坐在电话边并迅速找到厂长和油漆工、演员、院士、出租车司机中的合适人选。他通过电话连珠炮似的向他们宣读他们应该说的内容，并说道：

        “我们这里一切都是文明的。你们是明白的，没有任何伪造的东西！”

        然后给自己开出报酬——每个看法五卢布。

        “反响——我告诉你们！就是人民的声音。”他对新闻系的女实习生们解释道。“请回答我，我们优秀的苏联作家在写什么？长篇反响小说，中篇反响小说。诗歌——不言而喻！这些你们喜爱的苏联诗人——是职业应声筒。当然了，我能写得更好的，但是我给他们打电话，好让同志们多挣点……并且让人愉快的是：代表人民发言，不用负任何责任！但是我要告诉你们：替别人写——需要有内在的真正艺术。每个傻瓜都会为自己写。可这里得进入角色。不，反响——同学们，这是前程远大的文学。你们看！”

        于是他讲解艺术方法。“我们一致赞成（谴责、抗议、痛斥、要求）。”关于我国卫星发射，原子破冰船下水，要有合适的发言人和合适的地点……

        有时他神秘地从编辑部消失。只有马卡尔采夫知道，拉伯波尔特待在区委或是中央。如果需要替基层的人写，会对他说：“需要帮助他写。”如果是中层的，那么会说：“去吧，他会帮助你写的。”也就是说，那个人会下指示，写成他自己能够写成的那个样子。而要是为上层写的话，那么塔甫洛夫就像是为中层在写，东西在那里经过阉割后又向上面传递。

        有一次，早晨把他叫到了克里姆林宫代表大会宫并责成为“雅罗斯拉夫尔的小伙子”集体写几句顺口溜，赫鲁晓夫喜欢上了这个集体。雅罗斯拉夫尔的小伙子们晚上就演出了。让拉伯波尔特伤心的是，他写得最好的四句给删除了：

        他表达过先进工人与政治工作人员，女挤奶员和女养猪员，工厂厂长与商店经理，党务与工会工作人员，部队首长与英雄，获奖者和代表，作家和作曲家，以及向青年致敬的老前辈与受委托向老前辈致敬的少先队员们的思想。他也可以替印杰伊共和国总统写，如果这样的人现身的话。发言人本人拿报酬并认为这是他们理所应得的。而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有时得到的只是握手。

        在报纸上看自己代写的文章时，他斜穿着浏览熟悉的纵栏，如果有什么地方被改过了，他哼一声，然后把报纸扔到垃圾篓里。

        “都看到了吧？”他抱怨道。“他们自己这是在想什么？给改写了。他们认为比我更有坚定性！”

        他用儿童积木搭小房子。“两段是女养猪员的，两段是女挤奶员的——这就是给你们的节日礼物。”他哼唱道。在例行会议、会见、会谈、协商、集会、论坛、研讨会、讨论会、学术讨论会、大会甚至是代表大会前夕他用剪刀工作。他制造出报告、演讲、发言、致词、集体信、决议、各类贺词、对后代的训示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不一而足。如果有人认为，不用完全按照雅科夫·马尔科维奇写的方案进行大会、积极分子会议及全会，这样的同志就是反犹太主义者。除非是主持人在末尾脱离讲稿时又问又答道：“谁赞成？一致通过。”但是他随后又看了一眼经批准的思想指南：“同志们，请允许我代表你们热烈感谢我们亲爱的中央委员会以及……本人。”

        “我这样对你们说吧，小猫们，”拉伯波尔特对编辑部的年轻人说道，“如果地球上有塔甫洛夫不曾替他们写东西的人，那你们就要知道，他们和我们不志同道合！就算是的话，那也长不了！”

        像所有特别伟大的人一样，他有时用第三人称说自己。通常，当需要他紧急参与时，会满足他，创造条件。并且如果允许他在内部小卖部买东西，那就是他起草的发言迅速并且完全符合要求。而什么时候要求什么，他永远比那些下指示的人更清楚。但如果是试着打电话请他带来写好的报告的话，他会答复说，当然他会尽量写好，但在编辑部这里完全没有做如此责任重大的工作的条件。你们是理解的——报纸！喧哗，吵嚷，闹哄哄的……于是他拖到最后一刻，直到给他开出出入证。在里面他首先去小卖部给阿霞买一小罐螃蟹，一小块白鱼，一根熏肠，冬天他会买新鲜的西红柿和香蕉。把紧俏品塞满公文包后，他会拿出一个小盒子，里面放着意克拉。意克拉就是拉伯波尔特的意识形态结构模型，这是一套从报纸上剪下来的词、句子、引文和整个段落，并按主题排列在盛红色莫斯科牌香水的纸盒子里。

        得到起草文章或报告的任务后，雅科夫·马尔科维奇开始折腾拉伯波尔特的意识结构模型，即从盒子里取出所需主题的思想，更新代表大会的届次，并且如果迫不得已，很不情愿地加入一个通过电话取自生活的例子。雅·马·拉伯波尔特的著作权没有注册，允许所有人不注明出处地利用他的方法和材料。

        有一次派了车来接他。在圆柱厅的青年思想工作会议快开始了，可是却建议紧急替换部分报告。他还是首先找到了小卖部。而整个大厅的人在坐等着。但是小卖部已经关门了。塔甫洛夫走进了主席团休息室，把公文包放在靠自己近点儿的地方（以防万一给别人偷走），拿出了盛着自己意克拉的盒子，问清楚会议主题后，开始向女打字员口授主席的开幕词。塔甫洛夫口授完后，主席开始讲。接下来进行得很顺利：他口授完了谁的稿子，那个发言人就要求发言并爬上讲台。

        会议结束时贵宾加加林赶来了。他此前不得不在其他两个集会上发言，所以耽搁了。雅科夫·马尔科维奇不比加加林轻松，但是趁着整个大厅起立鼓掌欢迎上半身挂满了各国勋章的朝气蓬勃的航天员时，拉伯波尔特赶着口授完了第一页：“我谨代表我的飞行员航天员同志们以及我本人……我对我的第一次宇宙飞行记忆犹新……雏鹰在学习飞翔……”戴着红色袖标的值班员把这一页给加加林送去，趁着他在讲台上念这一页时，拉伯波尔特口授第二页，但是没来得及。加加林提前说完后看了看主席团。大厅里开始鼓掌。

        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加热利尼科夫亲自出来到休息室，问是怎么回事。他在对着女打字员嘟哝着什么的拉伯波尔特身边停了下来，并很有兴趣地观察着这个过程。

        “忙不过来了吧？”加热利尼科夫问道。

        “别影响我，”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把他赶走了，“您去主席团吧。”

        “好的，好的！”对方难为情起来，然后回去了。

        大厅里继续鼓掌，直到值班员给加加林拿来了第二页。“现在，当我们全体苏联人民……”大厅里的听众，可以说，屏住了呼吸。拉伯波尔特这时忙乱地口授第三页。“也许，诸位今天听到了很多有趣和有益的内容，但是你们累了。所以请允许我说得简短些……祝你们……”

        会议后，他边低声嘟囔着骂人话，边把口授的发言副本收到公文包里（它们对意克拉会有用的）。他恼火是有原因的。根据上级指示，有紧俏品的小卖部和售货亭开会期间关闭，因为谁也不想坐在大厅里，所有人都想挤到柜台前。开始给与会者发紧俏品票，以便在集会结束后领取商品。塔甫洛夫不是与会者，所以他没资格领票。

        加加林从他旁边走了过去，停了下来，折返过来。

        “是你给我写的发言？”

        “嗯，是我。”

        “主要的是，写得简短的地方好。一两句说完就鼓掌了。”

        “小卖部狗屁没有时当然会简短了！”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想着自己的事情。

        “是吗？！跟我走吧！”

        加加林领着拉伯波尔特，让他坐在宴会桌旁自己的身边，亲自给他倒了第一杯酒。周围坐着主席团全体成员。按职务高低举杯祝酒。拉伯波尔特和所有人碰杯，大家站起来时，他也站起来，但是自己没有喝。他的胃在集中营时彻底搞坏了。如果不是阿霞每天早晨给他用燕麦熬汁汤并且夜里熬稀羹的话，就凭他的游走性胃溃疡，胆囊炎，经常性便秘和做梦都但愿不要梦见的严重的痔疮，雅科夫·马尔科维奇就得一直待在医院了。

        “可要想在我们这里治病，”他说道，“需要有一副铁打的身体。”

        如今许多人引用这句名言，但他们不知道，它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塔甫洛夫本人。幸运的是，坐在摆满了丰盛美食的长桌子后面的人都喝得很多，并且谁也没有注意当代最伟大的滴酒不沾的人。他尽可能地不吃辣的东西，但是可以尽情地吃没有送到小卖部的紧缺食品。但是经过了专门选拔和飞行前培训的航天员的观察能力比雅科夫·马尔科维奇估计的要敏锐。

        “你怎么不喝酒呀？”加加林搂住他的肩膀问道。“你现在就干一杯。上级的指示，明白了？”他站了起来，意外地打了个嗝儿，挥手让说话的人们安静，然后说道：

        “同志们！请允许我提议为坐在我们宴席上最谦虚的人干杯。我们不认识他，可他认识我们：他为我们大家写了发言稿。这就是……你叫什么？”

        “塔甫洛夫。”拉伯波尔特含糊地说道。

        “为我们的塔甫洛夫同志！乌拉！”

        “你没稿子也行？”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惊讶地问道。

        “你以为呢？也许，我是在装样子。来，喝吧，咱们说好了的，干杯！……”

        那天晚上，多亏了加加林，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感到轻松愉快。人们喝酒，他们做得太对了！不然等活到了满头白发，这份福气也就从身边飞逝而去了。大家开始散去。只有塔甫洛夫没有个人专车等候。加加林把他扶到了大街上。出租司机们马上认出了他。出租车蜂拥向前，车没停稳门就打开了。加加林对第一个司机说：

        “听我说，朋友！把这位航天员送回家。他有点喝多了。给你拿着这个！……”

        加加林递给司机一张揉皱了的五卢布钞票。他自己也处在飞行后状态。

        “哎，塔甫洛夫，塔甫洛夫！……”他充满幻想地说道，亲了雅科夫·马尔科维奇三次，“应该派你到我的家乡克鲁什诺村去，格扎茨克区，就是现在的加加林区。”

        “为什么？”

        “你会成为一个好集体农庄主席：你不会喝酒，可你会强迫人们喝。”

        “好在你不是赫鲁晓夫，尤拉齐卡，不然就会派我去了！”

        “好，再见，塔甫洛夫！”加加林再次拥抱并亲了亲拉伯波尔特。“你尊敬我吗？给你，朋友，留做纪念！”

        他从胸前拽下来一样东西放在了拉伯波尔特的手心里，并亲自把他的手指攥起来。昏暗中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把手掌举到眼前。

        “这可是列宁勋章呀？”他害怕了，因为已经由于勋章坐过一次牢了。“你发疯了！”

        “拿着！拿着！我的盒子里这种破烂每样都有一百个。你不信？你到星星城来，我来办通行证，我给你看……只要我到一个地方，人群就拥抱，高兴。过后我一看——勋章少了……所以根据最高苏维埃的决定做了很多假的。要是被扯掉了——我妻子瓦丽卡用粉笔把新的擦亮然后别上。”

        “那外国的呢？”

        “外国的也做了很多——铜的和玻璃的。那你以为呢？钻石的？……好了，保重！”

        此刻雅科夫·马尔科维奇舍得把自己真正的奖章送给加加林。但是拉伯波尔特没有他在履历表中写明的那些政府奖励：两枚奖章在第二次被捕时与法西斯十字勋章一起被收走了。

        阿霞·伊萨阿科芙娜听到了奇怪的沙沙声。她丈夫胸前戴着列宁勋章坐在梯阶上并用指甲挠着墙壁。浑身是病的阿霞把他背到了床边。十分聪明，不十分漂亮，肥胖而善良的阿霞是地球上唯一忠于雅科夫的人。因为乳腺癌，她在一年半中丧了命。做晚了的手术（阿霞害怕说她有肿瘤）不仅没有帮助，反而加快了死亡。

        她死后，雅科夫·马尔科维奇自己不知不觉地变得邋遢起来。他洗衬衣的次数越来越少，而裤子根本就不熨。打字室的女人们给他缝扣子，而袜子穿破后他才脱下来，再买双新的，上班时在桌子底下换上。但是有一次他在商店里问有没有皮帽子。旧帽子缩水了，他的大脑袋戴不上，可是戴鸭舌帽嫌冷。商店里当然没有帽子，但是滞销的大号进口英国礼帽到货了；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排队买了一顶，因为大家都买了。他没有想到这样做的结果。《劳动真理报》广泛讨论了塔甫洛夫的新礼帽。人们来到他的办公室，摸一摸，要求戴上并走一走。带黑色带子的灰色礼帽在英国是丧葬场合戴的，但是在莫斯科大家都异常兴奋。

        由于新的礼帽，拉伯波尔特其余穿戴中的缺点开始惹人注目。人们建议他买一套新西服（现在有不贵的波兰西服），衬衣（常有东德来的）。提出和他一起去商店，借给他钱。结果是，他通过走后门又给自己买了件灰色的南斯拉夫大衣。而打字室的女人们一人凑两卢布送给他一条韩国的绿色格子围巾作为生日礼物。还差两卢布，于是从寿星那里征收了上来。

        “雅科夫·马尔科维奇，现在您想去哪儿都可以。出国也行，结婚也行。”

        “是不会放我出国的，姑娘们。而我自己不会放自己结婚的。总而言之，我是这辈子最后一次买所有这些东西，以便在埋葬我时有穿的……只要来得及还清欠债就好了！我干吗碰上了这顶帽子？现在我得想着衣服。可什么时间工作呢？”

        但是由于严寒帽子边很快翘了起来，大衣在地铁里磨破了，西服磨得发亮了，半高豄皮鞋穿歪了，而东德来的衬衣让塔甫洛夫剪下了硬领子，当做内衣穿了起来，在外面套上一件不会弄脏的深灰色绒线衫。于是一切走上了正轨。

        拉伯波尔特安葬妻子后已经三年了，可他还是没能平静下来。怎么会这样？他继续地爱着她并固执地在履历表中填写她的名字，就像她还活着。人们一次也没有向他指出这一点，这个事实说明，我们这里是相信人们的。然而就是在涉及儿子这方面，他的表格资料也是假的。

        科斯佳实际上是阿霞和雅沙的同年级同学，舞台美工万尼亚·杰多夫与他的妻子丽塔，一个长得像圣母的女演员的儿子，他们在拉伯波尔特之前被捕。本应立刻把孩子送到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儿童收容所的，却把“祖国叛徒家庭小成员”一个人忘在了房间里。拉伯波尔特夫妇决定做他的监护人，而不是收为义子，为的是但愿别毁了他的前途，万一出什么事呢！

        现在科斯佳已经二十一岁了。他和父亲不在一块儿住，但是经常来看他。雅科夫·马尔科维奇为科斯佳租的房间付钱。准确地说，是为单间住宅中的厨房付钱：房主离开去北极地区三年，东西锁在了房间里，把单独的厨房连同卧式沙发和煤气灶以每月三十五卢布的价钱出租了。又有麻烦在等着拉伯波尔特了。从学院筑坝员专业快毕业时，康斯坦丁·伊万诺维奇·杰多夫突然急剧改变了自己年轻生活的倾向。他的伙伴们有时出现在雅科夫·马尔科维奇的家里。他们绝不是您所认为的流氓。都来自好人家。他们彼此抄写练习，学习现代希伯来语。前不久科斯佳顺便来看父亲，一进门就问道：

        “爸，你能给四百卢布吗？收齐钱后我们就还。同学们弄到了一本犹太百科全书……”

        “儿子，我哪儿来这些钱？你是知道的，妈妈生病时，我们把钱都花在给医生送礼上了。明天不会晚吧？到时我借债。可是你要百科全书干什么？等普弭节到了，我本来就会告诉你的……”

        “你是个怪人，爸！难道你到现在还幼稚地以为，从4月1日起会下令取消反犹太主义？就算会是这样，那也是愚人节的笑话……”

        “我完全不这样认为，我的孩子。但关你什么事？你的父亲和母亲，很幸运，都是俄罗斯人。”

        “好像我已经解释过了，父亲，他们不是我父母。他们只是肖像，其他什么也不是！”

        “就算是这样！可你是共青团员，未来的工程师。毕竟这比意识形态要干净。嗯，你会入党的，当然前提是还没在犹太教堂附近拍下你的照片。还是你不知道，希伯来语教科书的责任追究起来和反苏材料一样？还是你想落入国际犹太复国主义的圈套中？”

        “你要知道，爸，这很难解释……妈妈说过，犹太丈夫的俄罗斯妻子觉得自己是犹太女人。”

        “你准备要出嫁了，儿子。”

        “问题不在这里！我感到耻辱的是，我是俄罗斯人。你收我当义子就最好了！”

        “不最好！你要相信，在这个国家最好只当俄罗斯人。”

        “可要是我不想在这个国家呢？我的朋友们至少有希望出去。你和妈妈把我登记成了俄罗斯人，连希望也剥夺了！”

        “对不起，孩子……难道是我的错吗？我只求你一件事：你要小心。如果你一刻忘记危险，就会走上我的路。瞧，你看吧！”

        雅科夫·马尔科维奇猛地撩起衬衣并转身让背朝向科斯佳，让他看歪曲的红色疤痕。

        “这是文化教育处处长用带铁扣的皮带稍微抽了抽我，因为在墙报上列举我国所有和睦民族时，我在其他民族中提到了——犹太人……”

        “你的这些疤痕我都见过一百次了，”科斯佳拍了拍父亲的背并把衬衣拉了下来，“可是现在你自己不也……”

        “是的，我胡说八道并且不在乎他们，儿子，因为我没什么可顾忌的。我年过五十了，可我是个年老体衰的人。我连小写的人都不是。要是仔细鉴别，那么我甚至不是犹太人。”

        “是犹太人！”

        “好吧，就算是犹太人！我在哪儿死——是在集中营铁丝网的里面还是外面——我无所谓。警戒塔朝两面都开枪。可是你……”

        “现在不会立刻就关起来！”

        “他知道！就算关押得不那么多。由此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得出的结论就是，自由中稍稍变得更像监狱了，仅此而已。所以，听我说：你最好还是待着并且……”

        “待着并且不要唧唧喳喳？嗯，谢谢！”

        “难道我是在劝阻你吗，科斯佳？我只是在恳求……毕竟坐牢和自由完全是两码事！”

        “好了！别害怕，我亲爱的犹太人！……”

        拉伯波尔特断言，如果按照《劳动真理报》的平均标准向他支付他写的履历表、生平自述以及他为自己杜撰的鉴定书的稿酬的话，那么用这些钱他可以买栋别墅。然而尽管非常不喜欢履历表，他很高兴回答某些问题。例如，他毫不犹豫地写道，1917年前没有遭受过诉讼并且没有在白色政府军队中服役过，因为大致在那时候他刚刚出生。

        “我是十月革命的同龄人。”相识时他自我介绍说。“我宣告了新纪元的开始。您呢？在之前还是过后才？……”

        并且他不是其他党的党员。他感到很惋惜的是，最近履历表中的一个栏目消失了：“在执行总路线中是否有过动摇？”因为共产党员拉伯波尔特可以自豪并完全坚定地在昼夜的任何时间，在任何历史时期回答这个问题：“从来没有！”如果说他动摇过，那么正所谓，只和总路线一起动摇。

        填不完的表格的其他栏目到底还是让他苦恼，迫使他和谎言为伍。让他苦恼的不是谎言。只不过因为他写的所有其他谎言只会夸奖他。而因为履历表中的谎言可能会收拾他。有一次雅科夫·马尔科维奇出错了——在“党籍”一栏中他写的是：“没有”。他一夜没睡，早晨没刮脸就跑入编辑部主任卡申的办公室，赶紧改了过来，过后一整天都捂着心口。

        “当回好人吧，拉波！”别人求他办事时说道。

        “我首先是共产党员，”他说道，“然后才是人！”

        “你凭良心说，雅科夫·马尔科维奇！”

        “凭什么样的良心？”拉伯波尔特瞬间反应道。“我有两个良心：一个是党的，另一个是自己的。”

        “凭自己的说！”

        “我说，但请注意：我自己的也属于党。”

        他总是努力避免行动，拖到最后一刻，直到已经不需要决定了。至于建议别人该怎么做，没有人比他更擅长。但他随即会补充道：

        “别告诉任何人是我出的主意！”

        这就是雅科夫（扬克尔）·马尔科维奇（梅耶尔维奇）·拉伯波尔特，笔名为《劳动真理报》读者所熟悉的“塔甫洛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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