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伊弗列夫首先去找了斯维特洛杰尔斯卡娅。看见他在门口后，她摆了摆手，让他别进来，瞬间站了起来，像猫一样弓起了身子，从桌子中间挤到了出口。她有在走廊，在角落里和所有人说话的特殊习惯：一只手撑在墙上，另一只手拿着烟并且把半张开的嘴靠得离谈话对方的脸如此近，好像一切现在就要开始似的。打字室的门不时砰砰作响，各部的工作人员取走昨天留下来的材料，而角落里安静并且昏暗。

        “你把萨什卡弄到哪儿去了？别骗人！”

        “你有什么根据？”

        “这不重要。他母亲来过电话，要疯了。”

        “哎哟，斯拉瓦契卡！别提了！”斯维特洛杰尔斯卡娅嗷嗷叫起来。“真的，我弄不明白！”

        “前天夜里他在你那里吗？”

        “没有！他答应要来，这是真的。朋友从第比利斯跑来了。我等到了一点钟，一直注意听窗外的脚步声。他喜欢来的时候我已经在床上了，所以我事先躺下。我等啊，等啊，可早晨醒过来——我一个人……我对你完全坦白，对其他人可不这样……”

        “你和他怎么——是认真的？”

        “哪能啊！他自己说过：‘你在做爱方面很适合我。但是妈妈不会允许结婚的。’再说我也不需要！主要的是，他干活时——我不停地大声喊叫。青斑两个星期都消不掉。这才是男人！”

        她两手把胸罩翻了回去，由于她过于激动地用双手向伊弗列夫解释，它滑到了一边。

        “好了，茵卡，”维切斯拉夫摸了摸她的肩头，“我们会找到你的格鲁吉亚人的。去吧，敲材料吧……”

        “我不是敲，是打字。喂，挡着我别让走廊的人看到，我往上提提长统袜。”

        “你自己，还是帮你？”

        “你们都这样！”她噘起了嘴。“先是让你们系上扣子，后面就是解开扣子。走吧！”

        桌子上放满了没有读过的信件和旧记事本。伊弗列夫把电话移到面前，把电话簿放到上面，然后开始考虑，翻到什么地方。犹豫了一阵，他从停尸间开始了。

        在那五个可能凑巧有卡卡巴泽的停尸间里，在已辨认的尸体中没有他。可以重新回到未辨认的尸体上来，如果其他行动没有结果的话。如果萨沙活着，任务就容易了。

        维切斯拉夫想，卡卡巴泽突然去了自己的第比利斯，和朋友们坐在一起并慢慢地喝着伊莎贝拉葡萄酒，但是他随即放弃了这个想法。第比利斯的朋友或者母亲会知道这事的。可以马上给市民警局值班员打电话，但是那里会把谈话录到磁带上，而伊弗列夫不想过早地四处张扬，免得伤害萨沙。他手拿电话听筒挨个给急救站的急诊室打电话。没有，没送来这个人。国家汽车检查局说，没有涉及此人的交通事故。前面出现的是死胡同，这时响起了电话铃声。

        “维切斯拉夫·谢尔盖伊奇，”他听到了拉伯波尔特一本正经的嗓音，“请到我这里来，不要磨蹭……”

        塔甫洛夫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两手来回摆动着，这是极度紧张的迹象。在椅子边上坐着一位八十来岁的小巧的老太婆。布满皱纹的脸只有拳头那样大，眼睛像小珠子。她频繁地眨巴着眼，受了催眠似的紧随着来回踱步的雅科夫·马尔科维奇转动着头。

        “请坐，伊弗列夫。”拉伯波尔特做了个大方的手势。

        “斯捷帕尼达·尼基吉奇娜，您能再说一遍吗？”

        “从头？”

        “怎么啦？我们的这位工作人员也必须听一听。”

        然后塔甫洛夫转向伊弗列夫补充道：

        “斯捷帕尼达·尼基吉奇娜是我们报纸的长期订户，原来是教师，喜欢艺术，特别是音乐和绘画。她早就退休了，是房管处的社会活动者。此外，她是个有原则的人。”

        “哎，问题不在这里，雅科夫·马尔科维奇！而在于，我住在二楼。”

        “请记住，伊弗列夫，是二楼！”

        “而在一楼，在我下面，是民警局。更准确地说，是羁押室……我一个人住，我那里总是很安静。我鄙视电视！并且夜里由于失眠我听得到每一阵簌簌声。我听到，下面如何打开并锁上门，人们在喊。并且羁押室里打人时的声音我也听得很清楚。顺便说一句，他们每天夜里都打人，但一般是打醉酒的、流氓和类似的家伙。他们那里是这样的教育方法。可前天夜里我吃了两片地美卓乐后就睡着了，因为我到扎戈尔斯克去看了我姐姐，所以很累。但是半夜时我醒了过来：打击声响得房子都发颤。”

        “请注意，伊弗列夫！”拉伯波尔特插了一句。

        “他们打的那个人试图解释，他姓卡卡巴泽并，是《劳动真理报》的。自然，我没有相信，一个被给予如此高的社会地位的人能够耍流氓。这里有点不对劲！我起了床，走到电话前，给02——民警局——打了电话并告诉市内值班员说，我忍耐不住了。哪里见过这样的事，苏联民警局对人用刑？可上级机关是干什么的？我说，如果他们不采取措施，我明天要争取见到内务部长。”

        “但是无济于事？”此前一直没说话的伊弗列夫问道。

        “您看，见效了！”斯捷帕尼达·尼基吉奇娜骄傲地说道。“十五分钟过后来了一辆载着冲锋枪手的大轿车，然后他们冲进了民警局。我在窗前站着，看到了。他们在那里做了什么，我不知道，只是楼下变得安静了。可过了一会儿带出了几个戴着手铐的民警并把他们拉走了。”

        “现在，斯捷帕尼达·尼基吉奇娜，”拉伯波尔特打断了她，“请说说主要的。”

        “主要的是，我后来睡着了。可早晨却因为有人摁我的门铃醒来了。进来了一年轻人，很文雅，穿着漂亮的制服，我甚至已开始以为，他是将军。但他自我介绍是民警少校。他是个很有教养的年轻人，五十来岁。他走进了房间，事先擦干净了鞋，并且，你们知道吗，甚至摘下了大盖帽。”

        “斯捷帕尼达·尼基吉奇娜，”拉伯波尔特插了一句，“有发达的幽默感。”

        “那您以为呢？我还能说出更不得了的话呢！那么这个将军，就是说英俊得像个将军的少校对我说：‘抱歉打扰您睡觉了。根据您的报警已经采取了一切措施，不需要再惊动任何人了。罪有应得的人会受到惩罚的，请不要有任何担心。’‘怎么能，’我说，‘不担心呢？可那个给打得半死的年轻人怎么办？’‘什么打得半死！’他说，‘如果他平安无事呢？’那时我对他说：‘您知道吗，我每天夜里都听到在打什么样的人。并且我猜想我知道这是谁！’‘老大妈，’他说，‘您最好别介入。不然会因泄露机密让您承担责任的。’”

        “他就是这样说的？”伊弗列夫冷笑了一声。

        “刺激我的不是他想吓唬人，而是他叫我老大妈。我认为，共产主义教育部真是有义务介入。”

        老太婆站了起来，向两人伸出了纤细干瘪的手掌，然后一下子钻到了门外。

        “喂，您有什么说的，伊弗列夫？”雅科夫·马尔科维奇在他面前站住，大大地劈开双腿并把双手插进兜里。

        “世界上任何一家正常的报纸都会拆版并对此事做综合报道的！”

        “您别这么说，斯拉维克，您不是新手。您最好想想：如果是民警局把萨沙抓去了，因为他有罪，为什么名单里没有他？”

        进入由莫斯科市执委会准备的，并且每天早晨放到市委第一书记桌子上的名单是，在过去的一天中有损害社会行为的党的工作人员、演员、记者和其他精英人物。如果卡卡巴泽进入了名单，就已经会通知卡申采取措施了。

        “那您，拉普，你怎么认为？”

        “这么说，他们有原因不把他列入名单。”

        “他们自己不干净？”

        “那样的话，如果他们明显有过错并且对市委隐瞒此事，为了救卡卡巴泽我们可以想起来，我们是中央机关报。并且可以，这么说吧，为荣誉而较量一番。尽管亚古博夫是软骨头。但是也许能够让马卡尔采夫参加？”

        “报社对决内务部？”

        “首先，内务部不是克格勃，而现在表面的法制得到遵守。其次，这只是市总局，但我们不归市领导。如果暴露出微妙的事，划清界限对内务部会有利。喂，怎么样，斯拉瓦，您要冒一下险吗？那样的话最好是我跟卡申谈一谈？”

        “为什么？”

        “我已故妻子的表兄在捕捉和供应野生动物的联合企业当会计。”

        他郑重地走进了卡申的办公室，就像进来祝贺一样。

        “喂，瓦连京，也许我能让你高兴。需要紧俏鱼的鱼苗吗？”

        “有渠道吗？”

        “而且是很好的！你可以通过后门得到珍稀的鱼苗。并且主要的是，不通过投机倒把，完全合法。”

        “真是难以置信！”卡申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我很感激您，雅科夫·马尔科维奇。”

        “这个你不要想！好，我走了……”拉伯波尔特朝门口转过身去。“对了，瓦里亚，顺便说一句。你没听说卡卡巴泽的事吗？小伙子不见了，我们的人，共青团员……名单里没有他？”

        “有我会知道的。”卡申感到委屈了。“怎么了？”

        “我就是这样想的。这么说，他没错。”

        “什么没错？”

        “听说，他在民警局被无故殴打了。你在内务部有人吗？打听一下……要知道我们是中央机关报——比他们强！”

        瓦连京考虑起来。搞清楚编辑部工作人员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他的直接职责。他拨了乌杰林的号码请他查询卡卡巴泽的事。卡申和塔甫洛夫聊了聊鱼，这时乌杰林回了电话。

        “卡卡巴泽·亚历山大·沙尔沃维奇是你们的人？在监狱医院里，状况严重。喝醉后打架……”

        “可为什么在监狱医院里？”

        “就是说，他有责任！会搞清楚的……”

        “等着搞清楚，领导就会叫我的，我怎么，干眨巴眼吗？”

        “我们需要自己弄清楚。”拉伯波尔特插了一句。

        “瓦洛佳，”卡申继续对着话筒说，“你办个出入证，我们派个工作人员去。可以吗？”

        拉伯波尔特闯进了特派记者的房间。

        “卡申帮了忙把您塞进莫斯科刑事侦查局，斯拉维克。只是您要小心。他们一下子也会把您并到案卷中的。”

        “我不会让他们得逞的！”

        “那就行动吧……”

        伊弗列夫边走边把大衣扣上，顺着楼梯跑了下去并拦住了第一辆碰上的汽车。这是装满了雪的自卸卡车。司机同意了收三卢布送他到要去的地方，然后的确无视一切地闯着红灯开去。然而迅速的送达无济于事：办理出入证用去了一个半来小时。

        “我允许短时间交谈。”戴着军官肩章的外科医生故作严厉地说道。

        他又瘦又高，好像完全没有肩膀。

        “他到底怎么了？”伊弗列夫问道。

        “您要报道这事吗？”外科医生更确切地问道。“您要描绘得漂亮些，你们的人善于干这个。醉酒打架等等的……你一边忙着照料这样的人一边在想，可是值得忙活吗？颅骨底部有裂纹，两根肋骨被打断，右肾里有一块硬结，满脸开花。”

        外科医生转过身离开了。响亮的脚步声在走廊中远去。斯拉维克从兜里掏出了二十五卢布，环顾了一下，把它递给了年轻可爱的警卫。

        “我一个人谈一谈。别害怕，什么事也不会有。”

        警卫四下看了看，把钱藏在了皮靴的靴筒里并留在了走廊中。病房里有十二张床铺，气味发臭，都是重症病人。天花板附近有两扇带防护罩的窗户。天花板上有黄色的痕迹，排水系统在什么地方透过楼板渗水。伊弗列夫一张床一张床地挨个走过，寻找着卡卡巴泽。

        “是你？”萨沙想笑，但是没能笑出来。

        他的眼睛湿润了，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伊弗列夫跪在了肮脏的地板上，以便离萨沙像球一样缠满了绷带的头更近些。

        “你怎么能够……到了这里？”卡卡巴泽勉强地动了动嘴唇。“我以为，我会死，谁也不会知道……”

        “胡说八道！你了解的，我们是机灵的人。时间很紧，你不能说话。主要的呢？你能吗？”

        “他们又会打我的，如果我说出来……很痛……”

        “因为什么？”

        “无缘无故……暴虐狂……”

        “可是是谁呀？！是谁，老兄？”

        “我当时在找出租车……”

        “急着去茵娜那里？”

        “她说了？”

        “是她。可茵娜是自己人，会拿出最后一块面包的。”

        “我知道……别告诉娜佳……”

        “娜佳？我不说。你在找出租，然后……”

        “啊哈！人行道上有一个民警。我招手，汽车不停车。他走过来：‘这里禁止停车——谁也不会停车的。从这里走开。’我生气了：我冻坏了，可他穿着毡靴并且无所事事。我说：‘我们打赌吧。要是停车——我输十卢布，要是不停车——你输！现在会停车的，你看吧！’可他说：‘真的！会停车的！’我一看，带红条的蓝色警车就在我身边。里面有两个人。‘上车！’他们对我说。我说：‘这个不合适我，我要出租车。’‘上车，告诉你！’抓住手硬把我拽了进去，然后马上就开车走了。”

        “去哪里了？”

        “去区民警分局。但这我是第二天才明白的，因为他们立刻开始打我，还在车里搜查的时候。用皮带捆住手并打我……他们以为，是格鲁吉亚人，有很多钱。带到民警局后，又一个值班员加入了他们。我对他们说：‘我不是典型的格鲁吉亚人，是穷人。’‘让你知道，’他说，‘格鲁吉亚丑八怪，搞我们俄罗斯女人有什么结果！’他们用脚踢我，用戴铁指套的拳头打，还把凳子扔来扔去，凳子碰着了我的头。然后又问，我把钱藏在哪里。当我已经不能移动时，他们围住我冲我撒尿，所有人尽量往我嘴里尿。我呛住了……”

        萨沙半合上了眼睛，不知是由于疼痛，还是因为回忆皱起了眉。

        “听说，要审判。可是为什么？斯拉维克？当心他们！”

        “你就放心吧，萨什卡。现在我们介入了。如果需要，我们请求马卡尔采夫。”

        病房的门开了。瘦弱的外科医生挥动手指把伊弗列夫招呼过来。斯拉瓦用手指摸了摸卡卡巴泽的脸，擦去他的眼泪，然后出去了。

        “这么说，您是《劳动真理报》的？”穿着民警制服的大尉拉住了伊弗列夫的袖子。“很高兴认识您，我高级探员乌杰林。委托我和您谈一谈。新闻界对我们的报道不少，我们不抱怨，只是不是所有人明白我们的特殊性。我们上楼到我那里去吧……”

        他们沿着狭窄的地下室走廊，顶着安装在格框里的灯泡向电梯走去。两次检查了他们的证件。在房间里乌杰林向维切斯拉夫指了指椅子。

        “您的任务困难。”弗拉基米尔·库兹米奇转入了实质性问题。“我本人没有负责这个案子，上校委托我向您解释。针对卡卡巴泽有重要的罪证。您有怀疑：据他说，在民警局打他了。不瞒您说，有时会发生打人现象——我们国家的人形形色色。但是那时是打架。他没有证人……”

        “有。”伊弗列夫冷漠地说道。

        “你们找到了？”乌杰林真诚地吃惊了。“维切斯拉夫·谢尔盖伊奇，关于您我给卡申去过电话，打听了。他介绍您是位聪明并有经验的记者。”

        “谢谢！”

        “我和您两个人都是下属。我有我的上司，您有您的。和上司最好不要争吵，对吗？”

        “是的。”

        “顺便问一句，你们的马卡尔采夫怎么样——还在医院吗？真是不走运：心肌梗塞，又加上儿子的事，我也很想找到减轻罪责的情况——可是什么也没有！孩子要服十五年的刑——这就是个没有希望的人了。领导认为，可以彼此帮助。您商量一下。当然，谁也不会正式说出这个来，您明白吗？”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伊弗列夫站了起来。

        乌杰林也站了起来并抱歉地笑了笑。他们像老朋友一样紧紧握了握对方的手。

        寒冷的风在人行道上刮起尘土，把它卷成旋涡。在特维尔林荫道上，孩子们在柏油路水洼间的干地上玩耍。“你同意！”拉伯波尔特会告诉他。“不要发表任何文章！”亚古博夫会提出。“批评民警就意味着批评政权。揭露是惩罚机关的事。我们是宣传者。”“这个交易有点不光彩，但这是个别情况，”马卡尔采夫会说。“要知道事关生命。你想象一下，你的儿子遇到了不幸……”有意思，波利修克会说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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