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真理报》摄影记者。

        1941年6月2日生于第比利斯。

        民族：格鲁吉亚族。父亲：格鲁吉亚族。母亲：亚美尼亚族。

        母语：俄语。

        非党员。以前非苏共党员。1955年起为苏联列宁主义青年团员。团员证号：13484167。

        学历：中等学历。

        未曾受过司法诉讼。未出过国。

        家庭状况：单身。扶养母亲卡卡巴泽·阿依达·提格拉诺芙娜。

        社会工作：完成一次性委托。

        义务兵役人员，列兵，士兵军衔。军人证号：No.НМ1493874。

        常住户口登记地址：莫斯科，少年列宁主义者大街，51号，2栋，3号房间。电话：无。

        去年，卡卡巴泽是在高加索的加格拉度的假。当疗养季节结束时，他和母亲两人在海边租了一个小房间，萨沙清晨带着抛竿去码头。他穿着深红色的训练服站在防波堤上，直到天热起来。什么也没钓到，但是甩竿的动作令人惬意。有一次，一个穿着昂贵西服的大肚子格鲁吉亚人在萨沙旁边停了下来。他默默地站着并看着，不时用光亮的皮鞋轻轻地踢踏出某种节奏。站了将近一小时后，格鲁吉亚人忍不住了：

        “既然什么也钓不上来，干嘛还要钓啊？”

        “那干吗要站着看什么也钓不上来？”

        那人微微一笑并用格鲁吉亚语回答了句什么。

        “对不起，”萨沙说道，“我不懂格鲁吉亚语……”

        “你算什么格鲁吉亚人？徒有其表……”

        “我是不好的格鲁吉亚人，俄罗斯化了。”

        “可你说俄语带格鲁吉亚口音。”那人笑了起来。“很难办的情况，啊？我们认识一下吧。你一定是住在莫斯科，我根据个别特征能感觉到……”

        “您猜对了！我叫萨沙，亚历山大。”

        “漂亮的名字！我叫格奥尔基。听起来也还可以，是吗？我是萨姆托拉斯酿酒厂的总工艺师。明白吗？”

        “当然了！萨姆托拉斯酿酒厂——所有格鲁吉亚葡萄酒的瓶子上都写着。”

        “对，就是这样。我在这里休养，可没有人让我喜欢。今天我带你进山去，到餐厅去……”

        “可这里我不是一个人，我和妈妈一起。她是亚美尼亚人。并且我们租了一间包吃的房间。所以说谢谢啦！”

        “这跟亚美尼亚人妈妈有什么关系，这跟饮食有什么关系？！你明白我是谁吗？！你听着，你挣多少钱？”

        “一百一十。”

        “一天？”

        “不是，一个月。还有酬金，但是不超过工资的一半。不能再多了。要是再多了，你就得无偿地工作。嗯，还有偶然能挣点外快……”

        “你怎么过呢？我们打扫院子的人挣的都比你多！每个月到各家去一次，大家都给他十卢布。你的职业是什么？”

        “摄影记者。”

        “很有意思！你可以想登谁就在报纸上登谁吗？不想登谁你就可以不登谁？要是我在这样的位置上，我会让你的亚美尼亚妈妈在镀金的浴盆里洗澡！”

        萨沙把卡普纶钓鱼线缠在线轴上后离开了。他不想和萨姆托拉斯酿酒厂的总工艺师去山里的餐厅娱乐。白天他和妈妈去了集市，于是卡卡巴泽小心地绕过了盛着葡萄酒的大圆桶，一个麻利的阿塞拜疆人在桶边卖酒。旁边拴着一头小驴。在来的当天萨沙走到这口大桶前想尝一杯真正的乡下葡萄酒。队列不紧不慢地往前移动。桶上贴着斯大林的肖像。每个得到葡萄酒的人首先和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碰杯，用杯沿碰一下肖像的额头，然后才会喝下去。萨沙把杯子放到了嘴边。

        “你为什么不和斯大林干杯？”卖主喊了起来。“你不尊敬格鲁吉亚人，是吗？”

        “我自己是格鲁吉亚人，”卡卡巴泽说道，“可你不是格鲁吉亚人。”

        “我是阿塞拜疆人，是的。这也是高加索。俄罗斯让你变坏了。住在高加索的人应该爱戴斯大林！”

        萨沙耸了耸肩，用剩下的葡萄酒和肖像碰了杯并为他的灵魂安息喝了下去。但是因为父亲，他不想再这样做了。父亲沙尔瓦·卡卡巴泽是艺术学家。在30年代他首先建议把第比利斯美术馆中那些在自己的作品中没有反映列宁最忠实学生的形象的画家的油画清除出去。

        由于幸运的巧合，美术馆所在的建筑物就是以前梯弗里斯宗教学校的所在地。美术馆里充满了描绘不同时期斯大林的油画。但是，这没有让沙尔瓦·卡卡巴泽逃脱被捕的命运。当父亲被关押起来时，萨沙快一岁了。

        亲戚们帮助同样在美术馆工作的瘦弱的妻子阿依达在商业部门找到了工作。阿依达开始挣很多钱，但是她嫌少。她行动坚决：缺斤短两，倒卖来路不明的商品，学会了不给找头。萨沙的母亲积蓄了一大笔钱，然后——什么事不会有啊？——去了丈夫所在的集中营，并把他赎了出来。证明文件上记载的却是，在押犯卡卡巴泽·沙尔瓦在企图越狱时被打死。而沙尔瓦·卡卡巴泽凭着因欺诈罪服刑期满并被盗窃犯们打死的帕维尔·科尔基亚的身份证被释放了。在第比利斯，又花大价钱把这个身份证换成了有另一个出生地的证件。萨沙的母亲第二次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

        为了不遇见熟人，他们离开格鲁吉亚去了乌拉尔。而战后搬到了莫斯科，并且父亲甚至在中等戏剧学校讲授过苏联造型艺术史。当萨沙长大后，父亲离家并娶了自己的女学生。可萨沙不打算结婚，尽管阿依达·提格拉诺芙娜很希望他结婚。

        “你看看，莫斯科有多少姑娘啊？”她说。“就连你父亲都没忍住，可你呢？既然我说服他离开了我，那你就更不用说是时候了！你父亲年轻时有好几个情妇，可我从来没有反对过，因为我知道：他最爱的是我！要是你不能让姑娘着迷，你算什么卡卡巴泽？”

        “你放心，妈妈。”萨沙开导她说。“我能，可是没有时间。”

        萨沙的时间奇怪地流逝了。这个完全不切实际的文静的格鲁吉亚人突然在编辑部声称，他可以举起一百公斤重的杠铃。

        “你们不信——我们打赌吧！”

        三个人，甚至是四个人乐意和他打赌。条件是这样的：如果卡卡巴泽举不起来上述重量的杠铃，他付给每个人十卢布。大家坐上出租车去了举重馆。他们进去直接找到馆长，出示了编辑部工作证。了解了他们的要求后，馆长笑了起来，并带他们去了场馆。身强力壮的运动员们给杠铃加上了必要的配重后散开了。瘦小的萨沙留在了举重台上单独面对杠铃。他勇敢地用尖细的双手抓住了它，一个猛劲抬了起来并竭力想把它放到胸前。试了三四次后，他满脸通红地默默从台子上走了下来。

        “伙计们，发工资后我给钱……”

        后来他诚实地给了大家每人十卢布。他没告诉母亲，免得她伤心，他准备额外地干点活好给她送钱去。而自己半饥半饱地挨到下一次领工资时。但是领工资后过了三天他发现，他能远距离猜出别人的想法。因为可怜他，人们不愿理他。他纠缠不休：

        “是真的，每两个想法中我能猜中一个。你们想打赌吗？……要是我输了，我欠每个人五卢布。”

        萨沙是偶然成为摄影师的。十年制学校毕业后他被征召入伍，于是他随身带上了照相机。他有一个喜爱的玩笑：拍照时不把胶卷装进去。但是师长命令他给自己一家人照相，这时要是欺骗的话他就会进禁闭室了。他不得不把胶卷放了进去。让萨沙本人惊讶的是，照片照得真不错。从那时起找他的军官应接不暇。师里的报纸开始刊登他的照片。《劳动真理报》的记者到了这个报纸的编辑部。没有特别许可不允许他在部队内部拍照。而萨沙有已经通过军事新闻检查的照片。

        现在，为庆祝军事节日，《劳动真理报》开始刊登列兵卡卡巴泽拍的照片了。复员后他被“以规定的报酬”录用到插图部。“以规定的报酬”的意思是，他的工作没有工资，而为被报刊选用的照片将得到酬劳。

        他轻松地学会了拍摄所要求的东西。他出差带回来几公里长的底片：微笑地看着车床或从车床边转过脸来（第三种姿势是不可能有的）的先进工人、建筑工人、集体农庄庄员。他成沓地洗印，毫不可惜被放弃的照片，他准备再次去任何地方。但是亚历山大刚一适应自己的职业，他就对此厌烦了。他愿意发表来自生活的照片，这样的照片他那里积累了很多。街头上的场景、乞丐、小城市里没什么东西的集市、喝醉了的工人们愚钝的表情，还有在给被推荐的先进标兵拍照时，他们笑哈哈地站在周围的场景。但是萨沙只能在外国杂志上看来自生活的照片。为了消遣，摄影记者卡卡巴泽开始收集他在各种大会、仪式上以及会见外国首脑时拍摄的党和政府负责人的面部照片。萨沙挑选的是最富有表现力的，应该立即销毁的照片。

        “你要这些照片干什么？”人们问他。“难道看他们还没看烦？”

        “烦透了！”他高兴地回答。“但这是给后代的。一个人建议收集它们的。”

        “谁？”

        “这不重要……他说，万一后代想在莫斯科举行纽伦堡审判呢？如果他们想——这里就有，拿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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