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三十五，到哪里都觉得好。如果每次咬牙切齿要在某处买房置地过归隐生活的愿望都能实现，那么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我起码得有三百六十五处大小宅子。宴临说这是病，年纪一大，想做老地主的不健康念头就会止不住地往外冒。我认为孙老师的批评非常到位。年轻时我对单门独户的前现代闭关锁国生活完全没兴趣，喜欢住高楼、挤电梯、开厚重的钢铁防盗门，一群人风风火火，上班下班，那才叫现代生活，才叫与时俱进；这几年变了，见到小门小脸的小院儿就口水直流，想着待在这院子里喝茶种花、读书看报，听听鸟叫和蝉鸣，岂非人生第一大快事。在孙老师的监督下，我已经在极力压制这种腐朽欲念，但到了小博物馆客栈，还是忍不住想，要有这么个客栈，我当甩手掌柜，孙老师做老板娘，里里外外收拾利索，后半辈子守着这小本生意也挺好。

        “想得美！”宴临翻我一个白眼，“小本生意？人家一个月的流水能把你后半辈子的片子都拍了。”

        我就不吭声了。现在拍片子的钱都是孙宴临赞助的，她卖了一批画。我说你支持了这么多钱，我不一定还得起啊。她说现在是免费赞助，但哪天若不要她了，双倍返还。

        “那怎么可能。还有你这样的吗，我还想再要几个。”

        “有啊，你想要多少？”她直接咬住我耳朵，“按人头算，有一个翻一番；只要能还，你看着要。”

        “那还是守着你一个吧。”

        这丫头的确出乎我意料，决定了就全身心地扑过来，下了课就往北京跑。这是她的行事风格，要做就倾全力做到最好。遗憾和不尽力是人生最大的污点。不知道她这句鸡汤是原创还是借来的。她觉得《大河谭》这样的好项目，要当这辈子最后一部片子来拍，会拍得更好。所以她建议拓宽思路，把片子的周边内容也处理好，谁说非得为电视台那档节目量身定做？烂片子才点头哈腰、削足适履地遵从栏目要求，好东西要自己立规矩，让栏目为你变。“不就钱吗？我把画全卖了。”她豪迈地说。除了一把抱住她往床上扔，我实在想不出更真诚高雅的感谢方式。

        从床上下来，重大的决定就做出来了：到济宁去。

        宴临帮我联系了她住过的小博物馆客栈，我们要去实地感受一下济宁的运河，看看客栈里收藏的众多民间老物件。她又联系了连锁客栈老总周海阔，她从店长程诺那里听过一些他的运河情缘；还有邵家父子，邵秉义与邵星池，以及他们家的罗盘；希望这次随行拍摄中都能有他们的故事。

        小博物馆客栈我很喜欢，腐朽的念头不能自已。但被孙老师打击蔫了，我又自卑到觉得当门童都嫌手脚不利索，算了，那还是专心准备《大河谭》吧。我在客栈里跟整个团队一起完善脚本，宴临列席，偶尔提出她的参考意见。

        周海阔现在在路上，他本月巡视原定到淮安段的一家客栈就结束，为《大河谭》临时改了行程，继续北上来济宁。邵秉义离这里不远，跟老伴过捕鱼养鸭的生活，等儿子这一趟长途归来，爷儿俩一起过来；邵星池的船正回程，已到南望湖。

        聚齐的前一天，来了一位考古学家。戴黑框眼镜，梳分头，穿白色短袖衬衫，衬衫下摆掖在藏青色西裤里，亚光的休闲黑皮鞋。程店长不介绍，我也猜得出此人是位考古学家，整个装束和表情都让我想起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清洁，纯粹，坚信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考古学家姓胡，我们叫他胡老师。胡老师有种这个年代中年男人早已稀有的干净、天真和好奇混杂的眼神；此外还有种说不出的洋气，没准儿往上推几辈子，哪个祖宗被混过血。胡老师谦和，说话之前他会先对你微笑。

        他来看各种老物件。我们从运河边选景回来，在茶吧喝茶时见到他。胡老师刚从楼上下来，趁上面的几间房子还没入住客人，程店长带他参观了房间里的收藏。他把茶吧里的藏品也快速浏览了一下。我们只有一个打招呼的时间。我冒出一个想法，正准备邀他入镜，胡老师的手机响了，同事找。他抱歉地向我们挥手告别，往门外走。他说明天抽空再来，把剩下的看完。对小博物馆客栈的收藏，他评价颇高。他说，有的收藏只是器物，美则美矣，宝贝也宝贝了，但止于物本身；而有的收藏，无关乎精致绝美，不过平常器物，却能看见流动的时间和过往的历史；小博物馆客栈是后者，古旧的日常细节呈现出了此地繁复、悠长、宽阔的地方史。

        次日午饭时，他们到齐了。

        周海阔我们都没见过。斯文，一表人才，虽然衣着优良，搭配也精心，预示着某种现代化的速度，但配上他极具书卷气却又略显倦怠的表情，速度似乎又慢下来，而且把周围的环境也带得变慢了。此人有种谈笑间即可掌控全局的气场。见面握手时他说：

        “别客气，为同一条河。”

        邵家父子和宴临描述的几乎分毫不差。邵秉义抽完一口烟还是享受地张大嘴，让烟雾慢慢流淌出来。宴临还提到老秉义的一口被烟熏黑的牙，区别是，下面的牙缺了一颗后，上面的一颗虎牙在这两年里也掉了。邵星池还是那个给河风吹黑了的强壮小伙子，抬起胳膊跟我握手，大臂上的肌肉噌地弹起来，圆领t恤里的胸大肌也趁机跳了跳。他的普通话里有浓重的山东味儿。

        “头发短了。”宴临说。

        “姐记性真好。”邵星池嘿嘿地说，“那时候年轻，喜欢意气风发，头发长才撩得起来嘛。”

        “你也敢在一堆老同志面前说老？”宴临笑起来。

        “也不是老，是觉得不年轻了。河上跑久了，会经常意识不到自己还年轻。”

        “这就对了，”邵秉义插了句话，“你跑的是一条千年大河，哪轻狂得起来。”

        我在附近的饭店里请他们吃了顿饭。在饭桌上，邵星池从背包里取出赎回的罗盘。提前约好带过来的，在这个片子里，罗盘跟他们一样是主角之一。即便盘面的玻璃被摔出了裂璺，依然相当漂亮，一看就是个精心制造出来的好东西。一定要给罗盘一个三百六十度无死角的特写镜头。文物之所以贵重，固然因为它老，更在于它背负了一身的故事。想到这罗盘上重重叠叠摞满了意大利人和邵家先祖至今的每一代人的手印，我不由得对它肃然起敬。这是一代代人奔走在水上的魂。我端起酒，敬第二轮。我说，这一次不为《大河谭》，为我自己，你们都是媒人，把孙老师送到了我身边。邵秉义说：

        “我们都是小媒人，大媒人是运河。你敬过运河我们才敢喝。”

        水上就这规矩，船出港，敬天敬地敬河神。

        敬过大河，大家一起喝。邵星池觉得不够，鼓动我和宴临喝交杯；门前千古长流水，天下第一见证人。那必须喝。我们胳膊相互环绕，滴酒不沾的孙宴临也把那一杯五粮液庄严地喝了下去。窗外暗下来，隐隐听见雷声，风摇晃窗外的竹林，枝叶敲打着窗玻璃，像有一群好奇的人想进来。夏天的雷阵雨转瞬即至。包间里的空调往上调高了一度。邵星池还要闹，交杯不带劲儿，让接吻，在这场爱情里他自居为小舅子。周海阔的手机解了围，程店长电话，考古学家胡老师在客栈，如果下午方便，他想见一见我们。

        周海阔用眼神问我们。大家都欢迎，好酒好事，当然见者有份。

        胡老师推门进来，半个身子都淋湿了。客栈走到饭店也就五分钟，但风狂雨骤，肥白的大雨点裹在风里直往身上扑。胡老师进了门，来不及擦掉眼镜上的雨水就道歉，因为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结束才冒昧打扰。他下午回京，想看完客栈剩下的藏品就去高铁站，行李箱都带过来了。本次考古发掘圆满结束，他的活儿干完了。刚才他在客栈大堂的多宝槅上看到一封信，有一脑门子的疑惑。我们在周海阔旁边加了一把椅子，请他坐下来。胡老师掏出手机，他把那封信拍了下来。周海阔看一眼，说：

        “哦，那封意大利语的信。”

        客栈最近收购的一封用意大利语写的信，落款时间是1900年7月，没注明是7月的哪一天。写信的人名叫Fedele。这个名字胡老师没感觉，他不懂信中的意大利文，但他在信中无意中看到了这个名字：Ma Fude。顺嘴就拼出来，它的发音吓了他一跳。马福德？那可是他太姥爷的名字。

        那封信不长，纸张也就A4大小，被装裱在一个玻璃相框里，它所在的位置之前放着邵家的罗盘。胡老师问程诺信的内容是什么，程诺也不认识意大利语，只能把周海阔说过的内容大致转述一下，个别地方又想当然地加了渲染：

        八国联军里的一个意大利水兵Fedele，跟义和团和清军打仗，腿中了枪，在医院里给家里写的这封信。说他可能会变成瘸子，但接下来可能还得上前线，虽然他烦死战争了。说一个朋友给他取了个中国名字，叫Ma Fude，他喜欢这名字。说这场战争可能会要了他的命，如果没有如期回到意大利，那一定是死在中国了，这年头死一个人太容易了。要是他死了，就当没他这个人，其实死了也不错，灵魂可以沿着大运河跑来跑去，跟当年的马可·波罗似的。说这封信基本可以当成绝命书、诀别信看，让父母、哥哥别伤心，节哀顺变，他爱所有人。云云。

        “就这些？”胡老师问周海阔。

        “差不多就这些。”

        “没别的了？”

        周海阔看看他。

        “抱歉，我想知道，信中提到Ma Fude是哪三个汉字了吗？”

        周海阔又仔细看了照片，说：“Fedele DiMarco 信里写，大卫说Fu和De都是中国人喜欢的字，前一个字中国人过年时要写了贴在大门上，后一个字是中国人极为看重的做人的好品质。那就应该是‘马福德’三个字。”

        胡老师抽了一口冷气。

        我们问他怎么了，他摸了一把泛青的胡楂，把手插到了头发里，一个劲儿抓，摇着头，“奇怪。有点奇怪。”

        “怎么怪了？”

        胡老师没说，反问周海阔一句：“这封信是怎么收上来的？”

        “卖主送上门的。”周海阔突然醒悟过来，“不算非法倒卖文物吧？”

        “您先说。”

        二十天前，卖主上门时周海阔正在北京开一个关于民宿的学术研讨会。程诺给他电话，说有人来卖一封信，不知道哪国洋文写的，落款都是看明白了，一百多年前的，但搞不清真假。他把相关情况简要地跟周海阔做了汇报。卖主挖地基挖出了一根快朽断的手杖，拎起来拄一下，真就断了。手杖里掉出来一根管子，两头封着红蜡。蜡其实也没那么红，都成土灰色了。把蜡封打开，还有一根更细的铁管，还封着红蜡；再打开，就是那封信。周海阔问手杖和装信的两根管子还在不在，什么材质的？蜡封还能找到吗？他想看看是不是伪造的。程诺把电话给了卖主。卖主说，手杖都锈朽了，被黑泥裹着，断了以后顺手就扔了，早不知道给哪个野孩子捡去玩了。红蜡确切是没错的，外面管子蜡封变色比较严重，里面那根细铁管的蜡封还是看得很清楚的。大管子的材质他也不认识，灰头土脸的也长了锈斑沾了泥，没用的东西，就扔了。

        周海阔让程诺把那封信拍成照片，用微信发给他。看完照片，周海阔又给程诺电话，让卖主接，他还有疑问。他觉得手杖里藏了这样一封信，肯定有蹊跷。他对卖主说，只要鉴定这封信是1900年的原件，他肯定要，价钱好说，但希望卖主能实话实说。卖主是个一急就结巴的汉子，年近半百还没有学会说谎，让他说实话，他倒是松了一口气，十分流畅地把隐瞒的细节全说了出来。

        手杖不是挖地基挖出来的。假古董仿制的宣德炉事件之后，运河边的人能动的都动起来了，卖主是其中之一，他混在求财若渴的人群里也起早贪黑地到处挖。别人怎么挖，他就怎么挖。别人说，河道附近的低洼处有戏，因为那种地方很可能是几十乃至上百年前的河道或者支流；别人的确也在类似的地方挖出了东西，他也在那里挖。挖到了手杖。手杖的确被他扔了，因为担心上头下来查。别人不说他也知道，乱挖文物是犯法的，他不能把罪证留在手里。但除了蜡封的这封信外，手杖上他还取下了一个东西，把手上的玉。

        “玉呢？”周海阔问。

        “卖了，”卖主说，“这阵子走乡串巷的古董贩子碰破脸，出高价买了去。”

        “多少？”

        “两千。他给一千五，我说不行，必须得加加加五百，我就赢赢赢了。”一激动又结巴了。

        周海阔笑了，真是个淳朴的大哥。“信为什么不卖给他？”

        “狗日的不要。一张破纸，他说非让买，看在玉的面子上，一张老人头。”

        “一百？”

        “狗日的说这都多给了我九十。我没卖。没文化么。人家说，你们是文化人，我我就来来了。”

        “要多少？”

        “五五百。”

        周海阔都能听到他咬牙切齿的声音。“好，电话给我同事。”周海阔听到程诺的声音后，说，“拿下。给他八百。”

        “周总——”

        “来回坐车要花钱，还得让人家吃顿午饭嘛。”

        “我是说，真假问题。”

        “放心，那纸张和字迹，要作假，成本比这高得多。找个手艺好的装裱师傅，放在罗盘空下的那个位置。是个好东西。”

        那封装裱好的信我还溜了一眼。因为不认识意大利语，也就溜了一眼而已，连Ma Fude都没注意。“胡老师，您知道马福德？”

        “我太姥爷就叫马福德。听我父亲说，也是个瘸子。而且，不是汉人的长相。但我父亲说，大家都说我太姥爷是西北来的骆驼客，胡人。”胡老师把手机里的相册打开，找出母亲和姐姐的照片让周海阔看。“我母亲说，她和我姐长得都像我太姥爷。”

        周海阔仔细看过照片，又把手机放远处再看，“胡老师，我在意大利只待了一年，眼光未必准。远看，凭感觉啊，您要不告诉我这是令堂和姐姐，我真以为是意大利人。仔细推敲，又没那么像，汉人的特征越来越明显了。再听听其他几位老师的意见。”他把手机传给我。

        我跟周海阔的感觉大致差不离，娘儿俩像中西混血。宴临和邵秉义也这么看。邵星池说：“哎呀胡老师，您肯定有海外关系。”

        胡老师沉默不语。足足一分半钟，他对周海阔说：“周先生，能否麻烦您帮我翻译一下这封信，一个字都别漏下。”

        可翻译得再具体生动也没有意义，有效信息之于胡老师，不比我们多半个。“意大利。意大利。意大利。”他把这三个字像怪味糖一样在舌头上颠动，突然停下来，右手拍一下脑门。我们听见响亮的一声。一桌子人都伸长脖子。即便掌握的信息极其有限，我们也知道，如此诡异的联系必有一篇大文章可作。

        “我母亲原名马思意。”胡老师幽幽地说，眼睛盯着窗外在风雨里舞动的竹林。“思念的思，意大利的意。到晚年，她坚持改回来。在此之前，我只知道母亲叫马思艺。”我们的脖子伸得更长了。伸累了，正打算缩回来，胡老师又说，“明白了。胡念之。胡念之。我叫胡念之。”他的表情开始悲伤，越来越悲伤，再悲伤下去很可能流出泪来。

        我们才知道胡老师叫胡念之。我们好像也跟着明白了：思之，念之，之是谁？意大利？意大利人马福德？我们的脖子越伸越长。反正我的智商有点跟不上。

        “令堂没跟您说过意大利的事？”

        “从来没有。”

        “也许令堂也跟您一样，直觉到某种联系，只是难以坐实？”

        胡老师摘下眼镜用餐巾布一遍遍擦。

        “可是，”宴临说，“要从一个预设的结果牵强附会地往回找，上帝就坐在我们身边这件事，也一定能够论证出来。这相当于有罪推定。”

        胡老师的表情收回来，恢复了一张上世纪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的脸。“孙老师提醒得及时，”他戴上眼镜，尴尬地笑笑，“刚才我太入戏了。抱歉，这问题困扰了我太长时间。”

        但我们也不能因为孙老师和胡老师的突然清醒，就彻底推翻这种可能性。“假定——我是说假定啊。”邵星池说，“假定这位写信的马福德就是胡老师的太姥爷马福德，那这个手杖是怎么一回事呢？谁的手杖？这封信写完后，应该早就寄走了啊。如果在意大利，那地方叫啥？对，维罗纳。这封信要是在维罗纳运河边挖出来，倒更容易理解。”

        “像喝了酒要头晕一样好理解，还需要大家伙儿在这里操闲心？胡老师早就弄明白了。”我说，“不过胡老师，我倒是觉得，不妨大胆设想一下，反正弄错了也不收税。比如说，这封信和您的太姥爷，意大利人；比如邵大叔家传的意大利罗盘；比如周总，祖上传下来的规矩，必须会一口流利的意大利语；比如我们家，据说我高祖谢平遥是个翻译，陪洋人一路北上到京城，那人为什么就不能是个意大利人呢，听说我高祖后来也一口像样的意大利语；还有，宴临，你们家祖上孙过程老大人，没准当年护卫的，就是一个意大利绅士呢。”

        “那至少需要两个意大利人，”周海阔说。“一个写信的，一个持信的。”

        “人不是问题，那时候的运河，”邵秉义说，“十万、二十万个意大利人也走得下。”

        “写信的是马福德，持信的呢？”

        胡老师陷入了一个历史学家的沉思。在我的撺掇下，他抽了一根烟。我只是有点心疼他，一个人有着乱云飞渡的渺茫家世，够难为他的。他不参与我们的吃喝，因为吃过了午饭；一桌子人忙着端酒倒茶夹菜，他找不到事做，所以我帮他点上根烟。胡老师业务不熟练，三口之后就呛着了。

        “我这职业算是选对了。”胡老师掐灭烟头时说，“想弄明白自己从哪里来，也得去考古发掘。周总，不情之请，那封信能送我一份复印件吗？”

        “没问题。如果证实这位马福德先生就是您太姥爷，原件也奉上。”周海阔给程诺打电话，让他准备一份复印件。“想想人类也真是可悲，不过百年，我们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回去我也得把祖宗给弄明白。”

        我看看宴临，她摊开手，“一笔糊涂账。不过糊涂点也好，所有账都一五一十地摆在那里，一眼看过去几百年洞若观火，那人类活着可能意思也不太大。”

        邵星池看他爹，老秉义低眉耷眼地说：“咱们邵家，清楚不清楚的，都在了这条河上。”

        “谢导，您呢？”

        我？这一节的《大河谭》，雪球已经越滚越大——那好，老子就冲着最大的来。我要把所有人的故事都串起来。纪实的是这条大河，虚构的也是这条大河；为什么就不能大撒把来干他一场呢？老秉义说得好，“都在了这条河上”。在饭桌上，我再次向各位发出邀请，包括胡念之。我以为一位考古业的学者，虚构必是他过不去的坎儿，没想到胡老师极为支持。“强劲的虚构可以催生出真实，”他说，“这是我考古多年的经验之一。”他还有另一条关于虚构的心得：虚构往往是进入历史最有效的路径；既然我们的历史通常源于虚构，那么只有虚构本身才能解开虚构的密码。我放心了。

        雨歇风住，雷声远去。邵家父子和周海阔回客栈休息，胡老师去取意大利信件的复印件，我和宴临沿河边栈道向北走。天上挂出一道彩虹，七色彩虹正横跨在运河上。我们俩越说越激动。一个个孤立的故事片段，拼接到一起，竟成了一部完整的叙事长卷。仿如亲见，一条大河自钱塘开始汹涌，逆流而动，上行、下行，又上行、下行，如此反复，岁月浩荡，大水汤汤，终于贯穿了一个古老的帝国。只是这样一来，《大河谭》的投入又要加码了。宴临牵着我的手，在我手心挖了挖，“有我呢。”我停下来。已经卖掉她的一部分画了。她又挖挖我手心，“干正事还是要坚定不移地支持的。这点觉悟你家孙老师还有。”

        我盯着她脸左右看。

        “怎么了？”

        我也说不出更多的。“孙老师跟运河一样美。”

        她在我手心里掐了一把，“别臭美，跟你没关系！我就不能为了运河吗？”

        手机响了，我摁接听键，是断了我资助的前领导。他在电话那头说：“兄弟，在哪儿？”

        “在外。”我没给他好气。

        “好了，别气了，资助回来了。不仅原来的一分不少，台里决定翻倍追加，老弟只管甩开膀子干。”

        我有点糊涂。领导这是哪根筋搭错了？

        “没看新闻？”

        “忙着呢。”

        “大运河申遗成功啦！刚刚在多哈宣布的。”

        “通过了？”

        “我不是说了嘛，申遗成功！”他把嗓门弄得很大，好像都是他的功劳。我的手机没开扬声器，宴临也听得一清二楚。“钱不是问题，分分钟到位，但上头催得急，让这两天就开播。赶快把剪好的片子送来过审。快，一定要快！”

        宴临凑到我耳边，坏兮兮地拉长音调，小声说：“别——理——他。”

        我回她一个坏笑，转过来对付前领导。“什么？喂？喂？”我说，“你说什么？”

        “我说你他娘的快把片子送来过审！越快越好！”

        “什么？你说什么？听不见。信号不好。听不见，什么都听不见——”

        我把电话摁掉，不自觉就甩动胳膊踢踏起脚。

        宴临笑起来：“激动了？”

        “激动了。”我说，“我这算瞬间脱贫吗？”

        《大河潭》肯定没问题了。当然，还有更重要的。我突然意识到，对眼前这条大河，也是攸关生死的契机，一个必须更加切实有效地去审视、反思和真正地唤醒它的契机。一条河活起来，一段历史就有了逆流而上的可能，穿梭在水上的那些我们的先祖，面目也便有了愈加清晰的希望。我拉着宴临往客栈跑。我要赶在胡念之、邵家父子和周海阔离开之前，约他们一起到水边合张影。这个纪念要有。如果这一天的确堪称千古运河之大喜，即也当是所有运河之子的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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