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证史料，老人说得对，吴墓的一直简陋如斯。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12月16日吴氏下葬时，空旷的四十亩陵园里，竟只建好了一座孤零零的坟包，甚至连墓碑也没有立起！设计蓝图上，尚有神道、碑亭，尚有石人、石兽，尚有一片蔚然的林木，尚有一道肃穆的大墙。然而，都没付诸地面上矣。究其原因，竟让人难以置信——资金不足！

        唉！说说当年吧。彼时，八年抗战已经取得胜利，百废待兴，国民政府在南京枪毙了齐燮元等大汉奸的同时，也着手褒奖国难时期的一些有影响的故人。已辞世七年的吴佩孚理所当然地成为政府明令褒扬的人。时任贵州省主席的杨森与另一位川籍要人邓锡侯飞到北京，出面以“故旧袍泽”和“平市各界”的名义发起公葬。吴氏的故友、行政院院长孔祥熙亲任营葬委员会主任委员，在北平主持华北军政的最高长官（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将军亦就近担任主委。因吴氏乃有口皆碑的清廉之人，遗属自然无力厚葬之，所以，营葬委员会在报纸上刊发广告，并往各地发函，征集捐款。

        至于国民政府为何不把好事做到底——拨专款为吴修墓，恐与内外交困不无关系。国、共两党的纷争已经演变成此熄彼燃的狼烟，内战的阴影遮黑了中国的天空，一时间，物价飞涨，货币贬值，营葬委员会募得的大笔善款，到头来竟只够勉强让故人入土为安的了！而且，朝中也有非议，已赴美国考察水利的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即为其代表。冯氏对吴佩孚的仇视是不言而喻的，国民党内其他政敌对蒋介石的抵制也是可想而知的。蒋介石不能不审慎处理此事。但老蒋终究要表示表示，所以，他题写了一块“正气长存”的匾额，还拟就一副颇为不错的挽联：

        说吴氏是誓死抗金的大英雄宗泽，是宁死不屈的伟丈夫文天祥。总之，是民族英雄。

        国民政府明令褒电：

        故吴上将军佩孚，于沦陷期间，忠贞不屈，大节凛然，为国殒殁。为表彰忠烈，追赠陆军上将衔。

        李宗仁将军和北平特别市市长何思源先生共同主持了公祭仪式。是日，全城下半旗致哀。长长的车队从鼓楼经王府井大街、长安街、西单出西直门，抵达此地，那一天，又是一路的人山人海。

        说起来，在这玉泉山下购买墓地，是绝好的选择，因死者生前所崇敬的关羽，死后即曾在“玉泉”显灵；而葬子玉于玉泉山，又正可彰显故人洁如白玉的品格。只因囊中羞涩，吴墓工程就只能够量入为出了！

        不到三年，“北平”又改称了“北京”。就在共产党建国后的第十五天——1949年10月15日，吴之二夫人张佩兰病逝于什锦花园，被嗣子吴道时送进墓室内与吴佩孚合葬。其时，吴道时已把十余年前死去的生父吴文孚的坟迁到吴墓旁。两年后，这位“兼祧”的儿子亦辞世，被运乾、运坤兄弟安葬于此墓前。1957年秋，吴道时的生身母亲（亦即吴佩孚之弟妻）陈佩秋病故，与文孚合葬，她成了入土此墓地的最后一位吴氏家属。又过了九年，骇人听闻的文化大革命率先在北京开始，“反动大军阀”的墓首当其冲，墓庐被捣毁，墓穴被凿破，棺木被打开，尸骸被抛弃……红色风暴摧毁过后，就只剩下这座空空如也的水泥壳……

        回青岛后，我从《北京旧闻丛书·京西名墓》中又查到了一点相关的文字：

        墓地四周有松墙围护，墓前立着一通石碑，上刻“孚威上将军吴公之墓”，松墙外边立一块“吴佩孚墓地”指示牌。吴佩孚手下一位师长，在墓地建成两间丙舍（即陵墓旁的小屋），自愿充任守墓人，长年居住守护在这里。

        空墓里发出的声响，莫非就是那个自愿为吴大帅守墓的神秘长者的絮絮交代？

        吴的人格魅力，确也令不少人折服。有一例证：北伐军攻坚武昌时，一位吴军的军长死守城中直至被俘。胜利者责其不该为吴氏卖命，该军长却答：吴大帅的主张可能不对，但其人格令我信服，且对我有知遇之恩，故本人明知城不可守也要为他而战。胜利者感其对吴氏的忠义，非但未加害这位军长，反而将其释放。

        古人重义，义薄云天。无论是那位守城之将，还是这位守墓之将，能对故主如此忠心，该是何等的坚忍啊！那位败军之将，后来穷死津门；而这位守墓之人，却不知所终，结局无法不令人悬想：试想一下，一位孤独无援的神秘老人，默守着故主的一丘圆坟，春秋倥偬几十载，不惜黑发人熬成白发人，这是怎样的传奇！

        一行人怅然回到路上。

        回望吴墓，空寂于荒原之中，周围只有寒风狂摇枯枝。

        然而，我突然看出，它不似硕大的馒头，更不是什么碉堡，而是活脱脱一具坚挺的阳物——

        它上圆下粗，茁立于天地之间，任寒流摧之暖风熏之，却坚持着不肯倒下。好硬朗的一条生命之根！好刚强的一道旷野奇景！诚若当年蒋中正先生所赞：“屹立如山，不移不屈。”

        当初困居白帝城时，像一千多年前在夔门长歌当哭的杜甫一样，吴佩孚也在悬崖上面对茫茫大江抒发过连篇的感慨，他的长诗《万县西山放歌》的最末一篇，是一首很悲凉的短章：

        他年容吾一抔土，不须伐石姓名叙。

        自古圣豪几坟茔，茫茫烟蔓寻何处？

        冬季村野，斜阳荒冢，能不暗惊这位吴子玉先生的谶语？

        看过吴佩孚的墓次日，正是星期天。早晨，我在北京潘家园的旧书摊上“淘”得了一本线装的小册子，发黄的封面上题着《日食参考说》，作者署名“吴佩孚”，名下附一红章，是阴文“吴佩孚印”。摊主索价三百元。

        我有点暗惊与这位山东老乡的频频相遇，便从塑料套中取出此书。

        翻开扉页，褪了色的钢笔字一下子攫住了我的心：

        一九三八年六月七日于北京什锦花园一一号公馆客厅亲赠寿泉

        这是作者死前半年题赠别人的。

        寿泉其人，恐系山西政坛元老、阎锡山的老哥们儿温寿泉也。温氏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也是名扬一时的“乱党”骨干，辛亥革命时他在太原与阎锡山共同领导了晋省的光复，阎为山西军政府都督，他任副都督，足见其功劳之伟。南京政府建立后，他被授予军事委员会委员、陆军部中将参议，淡出军政界，后在晋军主力傅作义部任高级顾问，估计挂名领薪而已。抗战爆发后，京津一带正是阎锡山的第二战区的势力范围，所以，温将军在自家的地皮上造访什锦花园的主人是很自然的。温先生后来并未跟老友阎锡山步步南撤，倒是跟傅作义留在了北京。共和国成立后，傅将军被共产党人尊为水利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温则成为北京市人民政府文史馆馆员，于1955年病逝，终年七十五岁。以其人终老于京华寓所、大陆又迭遭政治运动洗劫来看，此书流散于坊间亦属正常。

        我一点儿也不怀疑此书的真伪了，只想把属于这个人的东西一并收藏起来，便以二百元的还价成交，欣然成为此书的主人。

        说实话，这类说天象的文字很难读，我也向无兴趣，但第一页文字还是吓人一跳：

        余解经至桓公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适当国历六月下旬。因思十九日日食。当夏历之五月朔日。即周时之七月朔也。故解经毕。加以附件。以备中西测算家之参考焉。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虽说篇中的古典标点让人一头雾水，但我已经约略知道这是我的山东老乡吴子玉在准确地解读两千七百多年前的一次日全食史料，并记录下自己观测到的最新一次日食（1936年6月19日）的情形了。

        解读这半人半神的“天语”，遥想他漠视身外嚣尘，专注地钻研九霄之上的奥秘的身影，能不对这超然且凛然的作者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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