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的耕地容不了膨胀的人口

        翻开雨果或狄更斯的名著，里面不乏这样的描述——戚容满面、乳房枯瘪的母亲，抱着新生的婴儿哭泣：“我拿什么来养活你呢？！”

        而今天，哭泣的已不只是一个贫妇，而是人类共同的母亲——地球！

        不是地球母亲的失职，也不是地球母亲的无能，而实实在在是我们人类自己的过错——无限制的人口膨胀使地球不堪重负。

        几十年前，人类还以自己的无知和自负，把大自然当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声称以人类自身的智慧和能力，可以让大自然无限制地增加生产，满足无限制增长的人口。等到世界人口像滚雪球一样地越滚越大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大自然的资源是有限的，大自然的产出也是有限的。无论我们怎样努力，无论科学怎样发达，有限的耕地注定了有限的产出。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

        ——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也只有脚下的960万平方公里土地！

        我们的先辈们没有今天这种寸土寸金的感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的先辈主要是靠开垦荒地增加耕种面积来养活日益增多的人口。春秋战国时期到秦汉时期，人口由1000～2000万人猛增到5000多万，西汉武帝时曾移民70万人到黄土高原开垦荒地，使黄土高原由游牧区变成农业区。当人地出现矛盾时，扩大土地利用范围的主要手段，便是垦荒，即开垦未利用的宜农荒地。

        战国末期，中国只有0.9亿亩耕地，0.85亿亩粮田面积，到1949年，我们的粮食播种面积达到16.5亿亩，增加了19.4倍。

        但是，在耕地增加的同时，我国的人口也迅速增加，由0.2亿增加到了5.4亿，增长了27倍。

        人口的增长可以是无止境的，但耕地的增长却是有限的。到解放时，中国绝大部分能够开垦的荒地都被开垦了，能够利用的土地也基本上利用了，再要增加土地已经非常困难了。虽然解放后为了缓解人口的压力，采取过一些杀鸡取卵的强制办法，包括围湖造田、围海造田等，试图通过增加耕地面积来养活日益膨胀的人口，但到1957年便达到极限，以后不仅耕地再也没有增长，相反还逐年下降。与此相应，除1956年、1957年粮食播种面积超过20亿亩，1958年超过19亿亩以外，其他年份全部在17～18亿亩之间徘徊，并且从80年代开始出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到1994年，粮食播种面积下降到16.4亿亩，又回落到了1949年的水平。而此时的人口已是1949年的两倍多。此时，中国人终于明白，我们不仅没有办法增加土地，连保持现有的土地也非常困难了。

        据朱国宏先生在《人地关系论——中国人口与土地关系问题的系统研究》中介绍，中国的人地比率，公元2年为9.15；公元146年达到10.7；961年开始下降，1109年下降到5.5；1776年下降到3.7；1893年下降到3.23，1933年为2.94，1949年为2.7。而现在，人地比率仅1.5，只有建国初期的1/2，也就是说，人口翻番，人地比率却减少了一半。

        这还是从耕地总量上看的，如果认真分析中国耕地的具体分布，则更令我们感到生存的压力。中国的土地资源平原面积只占国土面积的34%，而耕种成本极大、甚至不宜耕种的高山、高原却占到了25%，其余的则是中低山和丘陵，虽然可以开发利用，但投入多，产出少。有关专家在综合了地形、热量和水分等因素之后，认为我国土地总面积中只有1/4属于适宜耕种，生产力潜力较大。另外，我国的耕地资源分布也极不平衡。有约1/3的省份人均耕地不足1亩，半数以上省区人均耕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有的西方学者认为，按当前发达国家的农业科技水平和现代化程度，一个国家按人口平均的耕地如果达不到6亩，是很难设想能根本解决粮食问题的。而中国目前人均仅1.5亩，只有此标准的1/4。虽然我们通过提高粮食单产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但却付出了比耕地充裕的西方国家多几倍甚至几十倍的艰辛。

        一些科学家和学者从多方面探讨，认为中国的耕地资源极为有限，最理想的承载人口数量为6～8亿，最大承载人口数量为16亿。我们现在的人口水平已远远超过最适宜的人口承载量，而如果我们不继续严格控制人口，一旦突破人口承载的最大容量，则人地矛盾将更加突出，中国人不仅将面临着食物缺乏的尴尬，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也将面临巨大的危机。

        

粮食的增长赶不上人口的增长

        据专家推算，战国末年，我国的粮食总产为91.35亿公斤，1949年增加到1131.8亿公斤，在此期间，粮食总产增加了12倍，而同期人口却增加了27倍，因此，到1949年，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只有209公斤，还不到战国末年人均粮食占有量460.5公斤的一半。解放后，我国大力发展粮食生产，无论是粮食总产还是单产，都大幅度提高。1949年，中国的粮食平均亩产仅85.5公斤，到1952年也才88公斤，到1988年则上升到238.5公斤，1994年达到271公斤，1997年达到300公斤，净增215.5公斤，增长了3.5倍；粮食总产则从1949年的1131.8亿公斤增加到1997年的4925亿公斤，增长了4.35倍。

        令我们尴尬的是，在这48年时间里，我国的人口也由5.4亿增加到了现在的12.36亿，以这个庞大的分母一除，结果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仍然只有398公斤。这意味着经过几千年的努力，我们目前的人均粮食占有水平还不到春秋战国那刀耕火种的荒古时代。

        从世界的情况来看，同样是粮食的增长赶不上人口的增长，并且这种趋势将越来越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世界和平局面的出现和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世界粮食产量逐年增加，特别是进入80年代后，由于普遍采用机械化、施用化肥、农药、改进水的管理、改良动植物品种以及提高农民的专门技术知识等方法，使粮食产量持续增加。但是，粮食产量的增加并不意味着粮食供应的充裕，相反，由于人口的高速增长，使粮食供应出现了极为紧张的局面。世界粮食库存量从1994年开始逐年递减。其中小麦库存已跌至1980到1981年度的最低水平。

        一直致力粮食问题研究的布朗认为，目前世界的粮食产量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再要继续增长，难度很大，甚至还要付出牺牲环境的代价；而人口则基数越大，增殖越快，因此，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的粮食产量难有较大的增长，人口却还会继续膨胀，由此有可能出现“食物无保障”的局面。布朗对50年代以来世界人口增长、粮食生产、水产品、经济增长等作出考察和分析，进而作出直到2030年的发展预测，揭示“食物无保障”概貌。

        其一，从1950年至1990年，世界人口从25亿增加到53亿，40年间净增28亿，年平均增加7000万，增长率高达1.9%，增长异常迅速。而进入90年代以后，即使大幅度降低人口增长率，但由于人口基数过大，仍然会有较大的增长量。布朗以1.3%的增长率推算，预计1990～2030年，世界人口将从53亿增加到89亿，40年间净增36亿，年平均增加9000万。这种较低增长率与较高增长量的矛盾使人口数量继续膨胀，将使人口与粮食失衡加剧，难以扭转人均粮食产量下降趋势。

        其二，世界粮食产量从1950年至1990年由6.31亿吨增加到17.8亿吨，年平均增加2900万吨，年平均增长2.6%，从这里看超过人口增长率0.7个百分点，故有人均粮食产量的增加。然而详细分析，进入80年代后，粮食增长是逐年递减的。1950年至1984年粮食产量年平均增长2.9%，使世界人均粮食产量提高40%；1984年至1993年粮食产量年平均仅增长0.5%，落后人口增长率许多，致使世界人均粮食产量下降11%。若今后40年仍按这一增长率增长，即年增加粮食1200万吨，则世界人均粮食产量将由1984年最高时的346公斤，跌落到2030年的248公斤，倒退到40年以前的水平。

        其三，40年来粮食增产的基本原因，是肥料尤其是化肥的施用，以及良种的推广和灌溉面积的扩大。现在，增施化肥带来的粮食增长量有很大的变动：以每增加1吨化肥带来的粮食增长量表示的粮食化肥增长比，1950年至1984年为9.1，1984年至1989年下降到1.8。另外，小麦、稻谷、玉米等主要农作物良种的革命也基本告一段落，如果不能开发出具有广泛推广价值的新品种，粮食产量的增加便相当有限。虽然寄希望于生物工程有一定道理，但迄今为止，其功效还主要表现在增强作物对病虫害的抗御性上。

        其四，从农业环境角度考察，1984年以前的化肥大量施用和灌溉的大量增加，加剧着水涝、土壤盐碱化、水土流失和污染，如果化肥、灌溉不能保持相应增长态势，副作用便会日益明显显露出来。土地肥力递减作用，使粮食化肥增长比例急剧下降，而新开垦农田受备耕地资源极其有限的限制，世界耕地面积受到加速工业化占用的威胁。淡水不足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尤其是主要粮食生产国更为严重。

        布朗的分析与预测显然过于悲观，最大的问题是他用静止的目光，看待未来的发展，尤其忽视了未来农业新技术在粮食增产中的作用。因此，他认为未来的粮食几乎没有多大的增长量这一论断是难以站住脚的。但是，他把人口增长与粮食增产一并起来考虑，却是非常有道理的。现在的事实，已经基本上证明了未来粮食增产速度将低于人口增长速度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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