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文艺》编辑部一直让我写《关于儿童散文创作》的文章，我却一直觉得写不出什么。因为我已经写过《关于散文》这个题目（见去年出版的），我所能说的也就是这些了。至于儿童散文，当然就是写给儿童看的散文，要注意到儿童的特点，这似乎也是大家知道的事情了。我总感到：讲解一件事物，不能光是空洞地、抽象地讲。没有实物做个“例子”（这里我避免用“样板”或“榜样”这样的名词，因为它们都有“典型”的嫌疑），讲的人就讲不出其所以然，听的人也摸不着边际，特别是关于创作，不能不具体地谈些创作经过，至于主题是否挑选得好，素材的剪裁、取舍是否简练，只能有待于读者的评定了。

        前些日子，我曾为《北京日报》的副刊写了一篇《孩子们的真心话》。趁着我记忆犹新，我不妨把这篇东西的素材和我的构思经过，对大家谈一谈。

        首先，我认为给儿童写作，对象虽小，而意义却不小，因为，儿童是大树的幼芽，为儿童服务的作品，必须激发他们高尚美好的情操，而描写的又必须是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所接触关心，而能够理解、接受的事情。所以我极其喜欢法国作家都德的那篇，他写得入情入理，看了使人感激奋发，永远不会忘记！

        “四五”运动是声震天地、气壮山河的一次伟大运动，这伟大运动中的各个侧面，都有许许多多的作者们用各种不同的文学形式来抒写过了。不但现在有许多好作品（《于无声处》这个话剧，就是一例）产生，将来仍然不断地会有许多好作品，由此产生。

        在周总理逝世后的几天里，我只参加了向总理遗体告别的仪式和人民大会堂的追悼总理的大会，我并没有到天安门广场上去。但是家里的年轻人和孩子们，几乎是每天都去。一个孩子回到家来，感动而兴奋地说：“天安门广场上，停着千千万万辆没有锁上的自行车，居然没有人偷，这真是奇迹。总理把人心都变好了！”他这话是有感而言的。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法纪荡然，偷车还算是违法乱纪中的一件小事！但是孩子们对于这种“小”坏事，是常常遇到、听到，而痛心疾首的！因为看到千千万万没有锁上的自行车，居然没有被偷，他由惊讶，而安慰而喜悦，而有了希望，认为有了像总理这样一位顶天立地、正大光明的人物在上面指引，我们的“人心”会“变好”的，我们社会的前途是美好光明的。

        事过两年了，而这孩子的几句话，总在我的脑子里回旋。

        新年前，《北京日报》副刊的一位编辑来看我，要我给写一篇纪念周总理逝世三周年的短文。但是纪念总理的好文章太多了，关于总理的感人事迹也太多了，在我答应她的时候，对于我要写什么，还一点没有把握。只在元旦那一天，和一位朋友谈到《天安门诗抄》，引起我“灵机一动”。我就把一些事实串连起来，写成了这一篇。至于素材方面：元旦那天许多朋友来贺年，这是事实；我替朋友搞一本《天安门诗抄》，也是事实；那个孩子曾写过抄过许多“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儿歌，也是事实，但是他不是写了一本，而是写了三本！同时，丢了新自行车的不是他的爸爸，而是我的一位朋友（虽然他好好的新车上曾丢了一只铃儿）；那一次带他到天安门广场去的，不是他的妈妈，而是他的姨妈。我让他爸爸丢了车，妈妈带他去，只为的是使这气氛更“紧凑”，更“亲切”一些。

        这种以当事人或一个第三者，来叙述一段完整故事的写法，我从前也做过。三十年代，我写过《冬儿姑娘》（见《冰心小说散文集》），七十年代，我写过《益西曲珍的话》（发表在《北京少年》），和《乌兰托娅的话》（发表在《天津文艺》）。

        古人有诗云，“鸳鸯绣罢凭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我绣的既不是光采夺目的鸳鸯，我手里的针，更不是一枚“金”针！但我确是把我的针法讲了出来。因为别人的文章，无论多好，我也是只能欣赏，不能替他来讲创作经过的。一九七九年一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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