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凉台上的是两大扇玻璃的落地窗门，金色的朝阳，直射了进来。我把厚重的蓝绒窗帘拉起，把床边的电灯开了一盏。她刚刚洗完澡，额上鬓边都沁着汗珠，正对着阳光坐着，脸上起着更深的红晕，看见我拉过窗帘，连忙笑说：“谢谢你，其实我并不太热……”一面低下头去，把膝前和服的衣襟，更向右边拉了一拉，紧紧地裹住她的双腿。

        我笑说：“并不只是为你，我也怕直射的阳光，而且，在静暗的屋子里，更好深谈。”

        我说着绕过床边去，拿起电话机，关照楼下的餐厅，给我们送上三个人的茶点来。

        秀子抬起头来，谦逊腼腆地微笑说：“我们到达的那一天，听说你们去接了两次，都没有接着。真是，夜里那么冷，累你们那样来回地跑，我们都觉得非常地……非常地对不起！”

        我坐在床边，给她点上一支烟，又推过烟碟去，一面笑说：

        “在迎接日本朋友上面，‘累’字是用不上的。你不知道我们心里多么兴奋！自从东京紧急会议以后，算来还不到一年，我们又在开罗见面了。为着欢乐的期待，我们夜里都睡不好，与其在旅馆床上辗转反侧，还不如到飞机场去呆着！”她笑了，“飞机误了点，我们也急的了不得……说到‘欢乐的期待’，彼此是一样的，算来从塔什干会议起，我们是第三次会面了，我一直以为世界是很大的，原来世界是这么小。”

        她微笑着看着手里袅袅上升的轻烟，又低下头去，这时澡室里响起了哗哗的放水的声音。

        我说：“世界原是很大的，但是这些年来，在我的心里，仿佛地球上的几大洲，都变成浮在海洋面上的大木筏，只要各个木筏上的人们，伸出臂，拉住手，同心协力地往怀里一带，几个木筏儿便连成一片了……我看到这一届亚非作家会议的徽章，上面是一只黄色和一只黑色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有这种感觉！”

        秀子的眼睛里，闪起欢喜的光辉，“你这句话多有诗意！

        只要这几大洲上的人民，互相伸出友谊的手……”

        这时穿着阿拉伯服装的餐厅侍者叩着门进来了，他在小圆桌上放下一大茶盘的茶具和点心，又鞠着躬曳着长袍出去了。

        我一边倒着茶，一边笑问：“我们的东京朋友们都好吧？

        他们写作的兴致高不高？”

        秀子说：“他们都好，谢谢你。尤其是从去年东京会议以后，他们都像得了特殊的灵感似的，一篇接着一篇地写。你知道，有些报纸刊物不敢用他们的文章，认为太触犯美帝国主义者了。他们的生活是有些困难的，但是他们读者的范围，天天在扩大，因此，他们的兴致一直很高。”

        澡室的门开了，和子掩着身上的和服走了出来，一面向后掠着粘在额上的短发，一面笑说：“你们这里的水真热，我的身上足足轻了两磅！你知道，从离开东京我们就没有好好地泡过澡了，我们那个旅馆，只在早晚才有热水，而且还是温的！”她笑着坐到秀子对面的、圆桌边的一张软椅上，接过我递给她的一杯茶来，轻轻地吹。

        我笑说：“我早就说过，你们尽管来，对我一点都没有麻烦，而且还给我快乐。在会场上见面，总是匆匆忙忙的……”

        和子从桌上盘里拿起一块点心吃着，笑问：“你们刚才在谈什么，让我打断了？接着往下讲吧。”秀子微笑着望着我，我便把她的话重复了一遍。

        和子收敛了笑容，凝视着自己脚上银色的屐履，慢慢地说：“生活困难是不假，我的评论文章是不大登得出去了，就是山田先生，驹井先生……那么受人欢迎的小说家，也有些出版商不敢接受他们的作品……”她抬起头来，眼里闪着勇敢和骄傲的光，“的确，自从去年东京会议以后，我们都增加了勇气，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孤立在三岛之上，隔着海洋，不知道有多少人民，都在响应着我们的正义的呼声！最使我们感动震惊的，还是那些非洲代表们的发言。你记得吗？他们说：他们从前对于日本毫不了解，只知道日本曾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也从来没有把日本政府和人民分开来。到了日本一看，原来日本和他们一样，国土上也有美军基地，日本人民也受着压迫和奴役，他们的同情和友谊就奔涌出来了，他们愿意和日本人民一同奋斗到底……告诉你，这些话的确像清晓的钟声一样，惊醒了好多人；我们知识分子里面，还有不少人认贼作父，把骑在我们头上的美帝国主义者当做自己的保护者呢！”

        秀子轻轻地咳嗽了一声，低声地说：“有过这类想法的知识分子恐怕不少，应该说连我们都包括在内——至少有我自己！驹井老先生，在听到一位非洲代表发言以后，很沉痛地对我说过：‘我们日本的知识分子，从明治维新起，一直眼望着西方，倾倒于西方文明，不用说非洲人，连亚洲人也看不上眼。’我们从来也不懂得知识分子应该和人民站在一起……没想到当我们全国的人民——包括知识分子在内，受到美帝国主义分子欺凌的时候，向我们伸出热情支持之手的，却是……却是我们一向所没有想起的亚洲和非洲的人民！”

        和子又惊奇又高兴地望着秀子，又回过头来望着我，从她的眼光中，我记起和子曾对我说过，秀子是一个很羞怯很沉静的女子，从她嘴里不太容易听到什么兴奋激昂的话的。秀子动了感情了！

        我笑说：“东京会议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鼓舞，都是教育。

        我听到不少的非洲的作家在称赞这个成功的会议，他们对于日本作家们的努力，都有很深的感谢和敬意。他们也知道，在这次开罗会议上，日本作家们仍会举着东京会议的旗帜，奋勇前进的。”

        和子高兴而又深思地说：“亚非作家会议，的确把日本作家围抱在反帝反殖民主义的、团结温暖的大家庭里……”

        秀子没有听见我们的话，只出神地用手摩抚着膝上的和服的边缘，似乎要把它压得更平贴一点，一面说：“还有昨天那位喀麦隆代表所说的，‘在帝国主义制度正在倒塌之中的今天，在帝国主义的恶魔正在血泊里挣扎颤抖的今天，还有哪一位作家，仍在接受“为艺术而艺术”和“文学和政治应该分家”的理论的话，这个作家就是杀害我们人民和我们文学的同谋犯！’这些话像隆隆的雷声一样，听得我耳也热了，心也跳了，在座位上简直坐不住，我想……我想跑出去……”

        她抬起晕红的脸，热情激动的目光，扫过我们的脸上，和子和我一时都静默下来，只倾听这股冲破岩石的涌泉，让它奔流下去。

        秀子急急地接着说：“我算是开了心窍，眼睛也明亮了。

        谁说亚非作家会议是个政治会议？谁说亚非作家会议上的发言都是政治的鼓动和宣传？

        从我看来都是一篇篇最好的文学，都是从亿万人民心中倾吐出来的。”

        床边的电话铃响了，把我们从沸腾的情绪中唤醒过来，秀子又像羞涩又像道歉地微微地吁了一口气，从掩襟里拿出一块边上绣着红花的小手绢，轻轻地擦着鬓角上的汗珠。我连忙走到电话机前面去。

        我把电话筒递给和子，说：“是你的。”

        和子笑着向电话筒里说了几句日本话，便把电话筒放下了。“他们说我们一到了你这里，就不想回来了！我们和朝鲜代表团座谈的时间到了，他们在等着我们一同出发呢！”

        秀子也站了起来。她们两个忙着从我床上拿起散放着的腰带，彼此帮忙着紧紧地扎起。

        秀子的腰带是金色的，正配着她那件深紫色洒白花的和服。和子的腰带是银色的，衬上她的淡青色画着深蓝花的衣服，也显得十分俏丽。当她们在穿衣镜前徘徊瞻顾的时候，床侧的一盏电灯显然的不够亮了，我走过去把那层厚厚的帘幕拉过一边去。

        一天的光明，倾泻到屋里来，她们突然看见自己镜中绚烂的影子，吃了一惊似的，回过头来，在我点头招呼之下，含笑地走到门边，和我并肩站着……远远的比金字塔还高的开罗塔，像细瓷烧成似的，玲珑剔透地亭亭玉立在金色的光雾之中；尼罗河水闪着万点银光，欢畅地横流着过去；河的两岸，几座高楼尖顶的长杆上，面面旗帜都展开着，哗哗地飘向西方，遍地的东风吹起了！

        秀子紧紧地捏着我的手，看着我微笑说：“你记得去年我们在京都琵琶湖船上的谈话吧，那一天，东风吹得多紧？一年又过去了……无论在亚洲、在非洲，我都感到春天一年比一年美好，也觉得自己一年比一年年轻……”

        和子抱着秀子的肩头，笑说：“好一个‘春天一年比一年美好’！走，把这句话带到座谈会上说去。”她们推挽着走到床边，忙忙地捡起零碎的东西，装到手提包里，又匆匆地道谢道别，我依恋地把她们送到电梯旁边。

        回来我把床头的电灯关上，在整理茶具的时候，发现一块绣着几朵小红花的手绢，掉在椅边地上。那是秀子刚才拿来擦汗的。把红花一朵一朵地绣到一块雪白的手绢上，不是一时半刻的活计呵！我俯下去拾了起来，不自觉地把这块微微润湿的手绢，紧紧地压在胸前。１９６２年３月１８日（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文学》１９６２年４月号，后收入散文集《樱花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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