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讲的题目是《我和小读者》。刚才，桑原武夫先生希望我以作家的身份来讲话，可是，我就从来没有想到过以作家的名义来讲话。因为我从小就想当医生，一直致力于医学的学习，对于写文章却没有什么兴趣。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发生了，当时我十九岁，正在协和女子大学预科学习。当时我担任学生会宣传股的股长，因为每天要外出进行巡回的宣传活动，所以理科方面的课程都不能按时参加。例如讲解剖学，每人都拿一只猫，解剖猫的神经，但是，等我回到试验室时，猫的气味已经变了，已经不能解剖了。同时，我为了搞宣传，也需要写一点东西，也接触一些反映社会问题方面的文章，感到写小说是有必要的。

        因为理工科的课程拉了很多，同时对于文学又有了兴趣，有很多同学劝我说：“如果能转到文学系不是更好吗？”所以，我就从理科转入文科学习。文科比较轻松，时间很多，用不着什么准备。所以今天我以作家的身份来到这里讲话。这是我讲的第一点，就是怎样对文学发生了兴趣并开始写文章的。

        第二点，我想谈一下我是怎样成为儿童文学作家的。去年，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我和儿童文学》这本书，书中谈到各个作家与各种儿童文学的关系。我对自己在过去是如何从事儿童文学的写作已没有印象了。那么，我又是怎样步入儿童文学家的行列之中的呢？

        关于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因为我曾经给孩子们写过信。

        一九二三年，我大学毕业时，得到美国威尔斯利大学的奖学金，到美国去留学。那时有很多小孩要求我给他们写信。

        我在家中的地位也很特别，我是长女，还有三个弟弟，最大的弟弟比我小六岁。所以，在我家从早晨到晚上有很多兄弟们的小朋友来玩。我给他们讲故事，也帮助他们学习。有时，对于特别淘气的小弟弟也要打一打。我去美国之前，弟弟们和他们的小朋友说：“你到美国去，要常常给我们写信。”当时我曾在北京《晨报》上刊载过一些小说、散文。在他们开设了“儿童世界”专栏之后，《晨报》的编辑在访问时对我说：

        “你给小孩们写的信，能否先给我们发表？”那些已经发表的信就是现在的那本《寄小读者》。

        一九四六年我来日本。当时，我会见仓石武四郎先生，他对我说：“你那本书我已经译成日文。”我听到这句话感到很惭愧，同时也感到很高兴。《寄小读者》这本书汇集了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六年间写的信。最初的几年写得比较多，后来学校的课程渐渐地忙了，数量就减少了。那些信所写的主要是美国的风土人情以及我的学习情况。

        后来，我又写了这样的一些书信，就是《再寄小读者》，那些是从一九五八年开始写的信。到这时，最初的《寄小读者》已经有三十年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参各种友好团体，去过印度，日本，亚洲各国，非洲各国，并把在各地的所见所闻，风土人情，人们热爱和平的心情，以书信的形式写给小读者。我还写了《三寄小读者》，这是从一九七八年开始写的，现在还在继续写。

        我们中国的文艺界以及全国人民在十年间遭受了很大的灾难，但也受到了很好的考验。

        这次运动对我也是一次很好的锻炼。我们能够活到现在的作家，对人生有了更深的了解。

        我为什么要写《三寄小读者》呢？因为经过十年的浩劫以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四人帮”搞乱了。中国在科学文化方面落后了，把许多古老的优秀传统忘记了。中国的两亿儿童，需要人们来培养教育。

        我过去学过医学，所以懂得小儿科医生的工作是很重要的。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医生的对象是孩子们，孩子们关于自己的病情常常不能够清楚地表达出来。因此，医生必须特别注意接近孩子们，仔细观察他们的情绪。同样，儿童文学的作者和小儿科的医生一样，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国八十年代或本世纪末可以说是很不平凡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教育孩子的事情是重要的工作。孩子的心好像一张白纸，最初刻在心灵上的东西会给孩子以很大的影响。我直到今天还清楚地记得母亲教我认字的时候，最初教我的是“天下太平”四个字。

        “天下太平”这句话，是旧话，用现代的话说，就是“世界和平”。我生于一九○○年，从那一天起，中国就处在苦难之中。但我觉得，道路虽然曲折，而前途是光明的。

        中国如此，日本也不例外。

        一九四六年秋，我来到了日本。那时候，从横滨到东京，没看到一座完整的房子。我遇到的一些日本朋友，穿得很褴褛，吃的也不好，脸色也很枯槁。他们告诉我房子被炸弹烧毁时的情景。我有很多研究汉学的朋友，其中的一位流着眼泪对我说，他的“房子被烧的时候，洋装书的灰是黑色的，线装书的灰是白色的”。那时我才明白，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而且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莫大的痛苦。

        我们东方人为世界和平、为人类的进步应该做些什么呢？

        这是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我们东方人，应该有我们自己的理想、目的，对于世界和平和进步应该有我们的贡献。这时，我想到了我们的儿童们，想到了亚洲以及全世界的儿童们。他们是二十一世纪的主人公，是人类的希望。对于他们需要互相了解、互相学习、互相鼓励。我们的责任就是帮助世界儿童走这样道路。中国有这样一句话，“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但我看这不仅仅限于作家，老师、父母、哥哥、姐姐，都要这样做。

        中国有句古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意思就是说，天下的兴盛和灭亡，每一个人都是有责任的。有些西方青年，他们的物质生活很丰富，但是在精神生活方面却感到很空虚。因为他们不能够清楚地预测明天等待他们的是怎样的命运。我们中国人和他们是不同的，我想日本人大概也和他们不同。今天，我们中国人民要努力实现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本来是非常好的，但是科学技术掌握在谁手里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科学技术如果掌握在侵略者和好战的人手里，人类就要遭到浩劫。但要掌握在爱好和平的人手里，世界就会变成乐园，不但我们能得到幸福，子孙万代也能得到幸福。我想向诸位提出这样的希望，希望大家满腔热情地去教育我们的儿童。希望作家、父母、哥哥、姐姐，都要爱护、关心我们的儿童，把未来和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我们要像园丁那样培育出美丽的花朵。这样的愿望大家都有的，我自己承认我有这样的责任。对于世界和平、人类的进步我们都有责任，并且能够尽到我们的责任。

        中国和日本都是东方国家，也都是有文化讲文明的国家。

        我们两国具有深厚的数千年的友谊。所以我同大家讲话，就像在家里讲话一样。最后，让我们携起手来，为我们最大的目标努力，为未来服务。谢谢。

        一九八○年四月十一日于日本京都（刘平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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