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我的最高志向是要做一个像微哈里先生那样的诗人。若不是由于嫂子，他的热诚的崇拜者在中间阻挠的话，我可能把自己弄到相信我的作品和他有些相像了。她总是常常提醒我说，焚文里有一句话说，没出息的抱负不凡的人，追求诗名，被人笑死！她很可能知道，如果我的虚荣心占了上风，以后就很难控制得住。因此我的诗才和唱歌的力量，都没有得到她的热烈的赞赏；倒是她从来不肯错过一个在我面前称赞别人歌唱的机会，来使我相形见绌；结果是我渐渐地认识到自己声音的缺点。对于我诗才的疑惑也打击过我；但是因为这是剩下的唯一可以活动的园地，在这里面我还有机会来维持我的自尊心，我不能允许别人的判断来剥夺我所有的希望；而且，在我心中的鼓动是那样地坚持，因此阻止我的诗的探险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２０发表我的作品到那时为止都是幽闭在家庭圈子之内的。这时候新出一本叫做《知识幼芽》的月刊，为着适合这个名字，它得到了一个胚芽的诗人做了它的投稿者。它开始不加选择地发表了我的一切诗的胡说。到今天，在我心的一角有一种恐怖，就是当我的末日来到的时候，有几个热情的文学警察，会不顾侵犯私宅的宣言，要进行一番搜查，他们走到被忘却的文学的最深内院里，把这些诗带了出来，放在无情的睽睽众目之前。

        我的第一篇散文也是在《知识幼芽》的书页之中诞生的。

        这是一篇批评的文章，而且还有一段历史。

        一本名叫《布班莫希尼的天才》的诗集出版了。阿克塞先生在《萨达拉尼》上，菩地卜先生在《教育报》上都用十分热烈的文字来颂赞这位新的诗人。我的一个年纪比我大的朋友，在那时候订文的，常把他收到的署名布班莫希尼的信给我看。他是这本诗集的迷恋者之一，常常送表示敬意的书或布①到这位着名女诗人的住址去。

        这些诗中有好几首在思想感情和语言文字上是那样地缺乏抑制，我连想都不愿想这是妇女写的。让我看过的这些信，更使我不能相信这位写信者是女性了。但是我的疑惑并没有减少我的朋友的忠诚，他对他的偶像一直崇拜下去。

        ①以布衣料来当礼品，是习惯上的敬爱或者季节祝贺的表示。——译者后来我就发动对这位作者的作品的批判。我尽情而渊博地提出抒情诗和其他短诗的特征，我的大便宜是印刷品是那么毫不羞愧地、那么冷淡地不泄漏出作者的真实学识。我的朋友忽然十分激怒地跑来，恐吓我说有一位文学士已在写着一篇反驳的文章。一位文学士！我吓得说不出话来了。

        我感到和我小时候听到的侄子萨提亚喊警察来了一样。我能看到争论的胜利标柱，竖立在我的微小的声名之上的，在权威式的引语的无情打击之下，倒塌在我的眼前；我能再向读者露面之门，永远关上了，咳！我的批评文字，你诞生在多坏的一个时辰啊！我一天天在胆战心惊中度过。但是，像萨提亚的警察一样，这位文学士始终没有出现。

        我曾说过，我是阿克塞·萨卡和萨鲁达·米特两位先生所编选出版的毗湿奴派诗集的热诚的学生。这些诗的语言大部分和梅提里文混在一起，我感到很难懂；但是就为的是这个原故，我更努力地寻求它的意义。我对这些诗的感觉是热切的好奇，就像对种子里未萌茁的胚芽，或是蒙着沙土的大地里未被发现的神秘一样。我的热情被发掘这些未知的诗的珍宝的希望所维持，在我逐步深入到这个宝库的未探查的黑暗中的时候。

        在我这样做着的时候，我忽然想要把我自己的作品，包裹在这样的神秘包袱之中。我从阿克塞·乔杜李那里听到英国小诗人柴特顿的故事。关于他写的诗我一点也不知道，也许阿克塞先生也不知道。我们若是知道的话，也许这故事就没有了诱人之处。这故事的戏剧成份偶然把我的想象点着了，不是有许多人受过他成功地模仿的古文学的欺骗吗？最后这不幸的青年死在自己的手里。我把自杀的这一部分撇在一边，只束紧裤带来追赶柴特顿的功绩。

        有一天中午，浓云密聚。享受着云翳的午休时间的可感的凉荫，我匐伏在内室的床上，在石板上写着仿梅提里文的诗ａＫｕｓａｍａＫｕｎｊａＭａｊｈｅ……我对这首诗非常得意，即刻就对我头一个碰到的人念了出来；这里没有人认得梅提里文，因此一点危险也没有，人们只能最后严肃地点着头说：“好，真是很好！”

        有一天我对那位我刚提过的朋友说：“在原始焚社图书馆清理旧书的时候，发现一本破损的诗稿，从那上面我抄下了古毗湿奴派诗人名叫巴努·辛迦①的几首诗。”一面我就对他念了几首我所模仿的诗。他深深地激动了，狂喜地赞叹说，“这些可能连微特雅帕蒂②或是钱迪达斯③也写不出来！我真的必须把这稿子拿去给阿克塞先生去发表。”

        这时我把我的稿本给他看，确凿地证明这几首诗决不是微特雅帕蒂或是钱迪达斯写的，因为作者恰巧就是我自己。我的朋友嗒然地沮丧了，嚅嗫着说，“是了，是了，这些诗一点也不坏！”①②③十四至十五世纪印度毗湿努派优秀诗人。——译者十四世纪印度毗湿奴派优秀诗人，代表作为《黑天颂》。

        毗湿奴派古诗人，常把自己的名字放在诗的末节，以代署名，巴努和拉比（作者的名字）都是太阳的意思。

        当这些巴努·辛迦的诗在《婆罗蒂》登出来的时候，尼希康达·柴特吉博士正在德国。

        他写了一篇印度和欧洲的抒情诗的比较的论文。巴努·辛迦被尊为现代诗人所不可比拟的古诗人之一。这就是尼希康达·柴特吉博士取得博士学位的那一篇论文！

        不管巴努·辛迦是什么人，如果他的作品落到现代的我的手中，我发誓我决不会受骗。

        语言上也许可以合格；因为古诗人所用的不是他们的本地语言，而是一种摹拟的语言，在每个诗人笔下都不相同的。但是在他们的情感方面，都丝毫没有矫揉造作，任何人把巴努·辛迦的戒指拿来化验的话，就可以看出内里的金属成色。它没有我们古笛的迷人歌调，只有近代外国的手摇风琴的响声。

        从表面上看，似乎许多外国风俗已经传进我们的家庭，但是在它的心中燃烧着永不颤摇的民族自豪的火焰。我父亲在他一生的革命浮沉之中，从来没有舍弃过他对于国家的衷心敬爱；这种对国家的衷心敬爱在他的子孙中就形成强烈的爱国感情。但是爱国决不是我所写的那个时代的特征。那时候，我们的受过教育的人，在语言和思想上，和他们的本国都离得很远。但是我的哥哥们总在培养孟加拉文学。一位新的姻亲给我父亲写了一封英文信，父亲立刻就给他退回去。

        “印度教协会”是一个年会，由我们家人帮助成立起来的。

        拿巴勾帕·密特先生被指定为经理人。这也许是把印度作为我们祖国的崇敬实现的第一个企图。我二哥写的为民众传诵的国歌《印度万岁》就是在那时候写的。唱赞美祖国的歌，朗诵爱国诗篇，展览本国的工艺，鼓励民智的才能和技巧，是这年会的特色。

        在寇松爵士的德里接见典礼的日子，我写了一篇散文——在莱顿爵士①的时候，我写的是一首诗。那时期的英印政府怕俄国人，这是真的，但是他们不怕一个十四岁的诗人的笔锋。所以虽然在我的诗里并不缺少和我年龄相称的火热的情感，但是那些高级长官，从总司令到警察局长并没有显出惊慌。《泰晤士报》上也没有登出痛哭流涕的读者来书，预言说因着帝国的地区守护人的漠不关心，帝国就要迅速地崩溃下去。在“印度教协会”的会议上，我在树下背诵了这首诗，听众中还有诗人那宾·辛。我长大以后，他还对我提起这件事。

        我的五哥乔提任德拉负责一个政治协会，老拉吉那拉因·鲍斯是这协会的主席。他们在加尔各答一条偏僻街上的一所破房子里开会。会议进行是包藏在神秘之中的。这神秘就是唯一使人敬畏之处，因为事实上，他们的议论或行为并没有使政府或人民感到可怕的地方。我们家里其他的人，都不知道我们的下午是在什么地方度过的。我们的前门是锁上的，会议室是黑暗的，口令是一句《吠陀》经文，我们谈话是低声的。光是这些就足够使我们激动，我们不需要别的。虽然我还是个孩子，我也是一个会员。我们用这种纯粹狂乱的气①莱顿（１８３１—１８９１），一八七六至一八八○年的印度总督。——译者氛把自己包围起来，使得我们永远像驾着热情的翅膀，高举腾空。我们没有害羞、胆怯和恐惧。我们的主要目标是要在我们自己热情的热气中取暖。

        勇敢也许有时有它的缺点，但是它永远坚牢地保持着人类对它的尊敬。在所有国家的文学里，我们看到一种不懈的努力使这个尊敬生气勃勃。因此不管在什么形势之下，在一个特殊的地方，特殊一派的人，他们是不能逃过这刺激的震动的不断冲击的。我们必须满足于尽可能顺应这种震动，让我们的想象奔放，聚在一起来高谈阔论，热烈地歌唱。

        如果把一个人的天性中那种根深蒂固、而且被他所珍贵的才能的所有出口都闭上，所有通路都堵上的话，无疑地会造出一个有利于堕落活动的不自然的状况。在英帝国政府的广大计划中只打开通向牧师就业的一条路，这是不够的——如果不给冒险的勇敢留个出路的话，人的灵魂定会切望着解放，而要寻觅秘密的道路，这条道路是曲折的，其结果是不可思议的。我坚决相信，如果在那些日子，政府显示出从疑虑产生的威吓的话，那么这个协会的年轻会员正在表演着的喜剧，可能变成一出严酷的悲剧。这出戏，无论如何已经演过了，连威廉堡的一块砖也没有受过损害，我们现在想到这段往事，也只有微笑。

        我的哥哥乔提任德拉开始忙着为全印度设计服装，把种种不同的图样提到协会里去。外褂是不切实用的，裤子又太洋派；因此他想出一个折衷的方案，就是把外褂改坏了一些又没有把裤子改好：这就是说在裤子的前后，加上一条像外褂的褶子一样的装饰品。那顶可怕的头巾和太阳帽的混合物，连我们最热心的会员也没有胆子把它叫做装饰。没有一个具有普通勇气的人敢于这样做，而我的哥哥昂然不惧地在大白天穿上这全套服装，在一天的下午从家里走到门外等着的马车上去，对于亲戚、朋友、门丁和马车夫的瞪视，一概置之不理。可能有许多勇敢的印度人，随时准备着为国捐躯，但是我确信很少人肯穿上这种泛印度的服装，面对着通衢闹市，即使这样做对国家是有好处的。

        每一个星期天，我哥哥都召集一个“狩猎”会。许多不请自来的参加者，我们连认都不认得。这里面有木匠、铁匠，还有社会各阶层的人。在这“狩猎”会里只短了流血，至少我记不起有这种事件。它的其他附属物都是那样丰富那样合意，使我们感到没有伤亡是无关紧要的。在我们清早出去的时候，嫂嫂就给我们准备油炸薄饼和配菜；因为这些并不必靠我们打猎的运气，所以我们从来没有空着肚子回去。

        玛尼克土拉郊区有不少别墅。最后我们总是跑到任一个别墅里去，不分贵贱地坐在池塘边浴场台阶上，大家恣情地狂啖着薄饼，所剩下的只有盛饼的碗盘。

        卜拉遮先生是最热心的、不流血的猎人之一，他是市立学校的主任，曾做过我们的家庭教师。有一天他想出一个好玩的诡计，来蒙骗那座我们闯进去的别墅的园丁，他说：“喂，我叔叔最近来过吗？。”这园丁赶紧恭敬地行礼，一面说：“没有，先生，老爷最近没有来过。”“好吧，给我摘下几颗绿椰子吧。”这一天我们吃过薄饼之后，喝了很好的椰子水。

        有一个地主偶尔也参加我们的集会。他有一座河边别墅。

        有一天我们不顾种姓的禁例在这别墅里共用野餐。下午来了一阵极大的风暴，我们站在河边通向水面的台阶上，大声唱歌来给风雨伴奏。我不能真实地断言我们能够在拉吉那拉因先生的歌声中，清楚地分辨出所有音阶中的七个音符；但是他放声高唱，就像在古梵文作品里的原文被注释淹没了一样，在拉吉那拉因先生的音乐效果之中，他的四肢和容貌的雄壮的表演，盖过了他的较差的声乐演出。他左右摇晃着脑袋来记乐拍，同时风暴就和他的飘拂的胡须捣乱。当我们坐着马车回家的时候，夜已深了，风雨乍停，星辰渐出，黑暗渐深，气氛静寂，村径荒凉，两旁树林里无数像狂欢节的火花一样的萤火虫，在无声的狂欢中歌舞着。

        我们协会的目的之一，就是辅助火柴或其他相似的小工业品的制造。为了这个目标，每个会员要捐出自己进款的十分之一。火柴是必须造成的，而火柴杆却很难得到；虽然我们都晓得一捆干的椰树叶脉掌握在精干的手里，能够发挥多么火热的力量，而在它的接触之下燃烧起来的不是一根灯芯。

        在多次试验之后，我们造成功一满匣的火柴。这样表达出来的爱国热情，并没有构成这匣火柴的唯一价值，因为花在制造火柴上面的钱，足够全家的火炉烧一年。此外还有一个小毛病，就是这些火柴自己划不出火来，必须另外有火把它点着。但是如果它们能够继承产生它们的一点爱国之火，那么就是在今天也仍会有主顾的。

        消息传来，说有一个年轻学生在试制一部机器织布机。我们立刻跑去看了。我们都没有试用这织布机的知识，但是我们信任和希望的能力决不在任何人之下。这个可怜的人在购买机器上欠了一笔债，我们替他还清了。后来有一天我们看见卜拉遮先生头上围着一条薄薄的土毛巾跑到我们家来，“我们的织布机上织出来的！”他欢呼着高举两臂跳了一个战舞。

        卡拉遮先生头颅的外部，那时已经成熟到灰白了。

        最后有些洞晓世界的人，加入到我们的协会里来，给我们尝了知识之果，把我们小小的乐园解散了。

        当我第一次认识拉吉那拉因先生的时候，我还不到能够欣赏他多方面兴趣的年龄。在他身上混合着许多对立面。他虽然须发斑白，他却和我们一样年轻；他年高德劭的外表，只像一件保持他青春永远新鲜的雪白外衣。连他渊博的学问也不能对他有所损害，因为学问容许他绝对地单纯。直到他生命的末日，他的不断奔流的热情的欢笑，从来没有被老成持重、健康不佳、家庭不幸、思想艰深或是知识庞杂所打断，而以上这些苦恼在他一生中是很多的。

        他是李却逊的得意门生，又是在英国文学的气氛中成长的，但是他把与旧习惯俱来的阻碍物丢在一边，热爱而专诚地献身于孟加拉文学。他虽然是个极其温和的人，在爱国主义上他却充满了炽热的火焰，似乎要把他国家的缺点和贫困烧成灰烬。对于这位因微笑而柔和、以热情来发光、永远年轻的贤人的纪念，是我们同胞值得做的事情之一。

        整个说来，我现在写着的这一时期，是我的一段入迷的兴奋时期。我度过许多不眠之夜，并没有什么特别原因，而只由于一种打破常规的欲望。我常独自在书房的暗淡灯光下读书；远远的礼拜堂的大钟，每十五分钟就敲一遍，似乎每一个过去的小时都拿来拍卖掉了；不时听见杠夫们大声吆喝着“神啊”走过吉特坡路到尼土拉火葬场去。有几个夏天的月夜，我会像不安的鬼魂似的，在屋顶花园的盆、桶的光影之间徘徊着。

        谁要把这些只当作单纯的诗意，那就错了。我们的大地虽然已经相当老了，它有时也脱离严肃的稳定而使我们惊讶；在它的青春时代，还没有变得坚硬顽固以前，它是热情横溢地喷着火焰，而且多方面地恣情奔放。在一个人的青春初期，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只要形成他生活的原质还没有最后定型，这些原质在成形的过程中一定会骚乱的。

        这时候我哥哥乔提任德拉决定创办《婆罗蒂》，让我们的大哥来担任编辑。这给了我们的热情以新的食粮。我这时才十六岁，但是我也没有被摒在编辑部之外。不久以前，在我年轻的虚荣心的绝对狂妄之下，我写了一篇对于《云音夜叉被戮》的评论。就像酸涩是未熟的芒果的特点一样，不成熟的批评家的特点就是谩骂。当缺乏别的力量的时候，扎刺的力量就是最尖锐的了。我就是这样在这首不朽的叙事诗上留下爪痕来寻求不朽。这篇狂妄的批评就是我在《婆罗蒂》上的第一篇投稿。

        在第一卷里我还发表了一首长诗，叫做《诗人的故事》。

        这是作者在世界上除了他自己的模糊夸大的形象以外，没有看到其他事物的时期的产物。因此诗里的主人翁当然是个诗人，并不是作者的真我，而是他所想象或者冀望的自己。

        说他希望他做到他所描写的那样，也是不对的；这更代表他认为人们对他所期望的，就是会使世人点头赞叹说：“对了，真是一个诗人，正该这样。”在这诗里有普遍的爱的绚烂的渲染，这是幼芽诗人的得意的主题，这主题讲来十分堂皇也十分容易讲。当任何真理还没有在一个人心里发光，别人说过的话是我们仅有的存货的时候，表现上的简单和抑制都是做不到的。那么，在竭力夸大那本身就是真正伟大的东西之中，就不可能避免成为一个奇怪可笑的展览。

        当我汗颜地读着我少年时期的粗劣的诗文的时候，我也恐惧地想到在我晚期的作品中，也可能有同样的错误在曲解着后果之下写下，在不明显的形式下潜伏着。我的嘈杂的声音，无疑地常把我所要说的话淹没了；总有一天“时间”会把我搜索出来的。

        《诗人的故事》是我第一本印出来的作品。当我和二哥到艾哈迈达巴德的时候，我的一个热心的朋友出乎意外地把它印刷出版了，还寄一本给我。我不敢说他做得对，但是那时候在我心里引起之感情，并不像是一个发怒的裁判官。他得到了刑罚了，但并不是作者给他的，而是那些抓着钱袋的群众。我听说那些销不出去的书，在很长的时间内沉重地压在书店的书架和这位倒霉印刷者的心上。

        我开始替《婆罗蒂》写稿时期的作品，是不适合于出版的。再没有比过早急忙付印更能保证成人时候的忏悔了。但是它也有挽救的一面：那想看自己作品印刷出来的不可抵抗的冲动，在生命的初期就衰落下去了。读者是什么人，他们怎么说，什么错字没有更正，这些和其他相似的忧虑都像婴儿期的疾病一样，在一一经过之后，让人在以后的生命中可以在健康的心境里安闲地写自己的文学作品。

        孟加拉文学还没有长成到能够发挥那能控制它的爱好者的自我抑制。在得到写作经验的同时，孟加拉文作者必须从自己心里发展出抑制的力量。这就使他不可能避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写出许多粗劣的作品。随便地运用微小的才能来创造奇迹的奢望，在开始一定会是一个固执的观念，因此在早期的作品中常常可以看出，一步一步地超越我们的自然才能以及真和美的境界的努力。发现我们正常的自己，学习尊重我们的固有才能，是一个时间问题。

        不管怎么说，我做过许多使我羞愧的年轻人的傻事，糟蹋了《婆罗蒂》的书页；但是使我羞愧的不只是文学上的缺点，还有它的残忍的狂妄、过度的放肆和傲慢的造作。同时我也可以坦白地承认那时期的作品，是弥漫着一种价值不会微小的热情。这是一段这样的时期：

        如果错误是自然的，那么怀着希望、信仰和快乐的年轻官能也是自然的。如果错误的燃料对于喂养热情的火焰是必要的话，那么那些该烧成灰的就成了灰，火焰在我的生命中所做的好事是没有白做的。

        当《婆罗蒂》办到第二年的时候，我二哥请求带我到英吉利去；当我父亲答应了的时候，这个不求自得的天恩，对我是个意外的惊奇。

        头一步我先陪我二哥到艾哈迈达巴德去，他是那地方的法官。我嫂嫂和孩子们那时都在英国，因此那房子简直是空的。

        法官的住宅被称为国王的花园，是古代国王的故宫。在那面支撑着宽大的凉台的墙脚下，一股萨瓦玛提河的夏天很浅的河水，流过它广大沙岸的一角。我二哥到法庭上去，我就被留在高大的宫殿中，只有鸽子的鸣声，打破午昼的寂静；一种说不出的好奇心使我在这空虚的房间里徘徊。

        我哥哥把书摆在一间很大的内室的壁龛里。其中有善本的丁尼孙诗集，字很大还有许多插图。这本书对于我，是和这宫殿一样静默无声。我也同样地在它的画页上徘徊。并不是因为我不能了解原文，而是它对我所说的是像发音模糊的细语而不像字句。在我哥哥的图书室里我还找到了一本哈柏林博士编的梵文诗选，是老斯拉姆普里印刷所印行的。这本诗也在我的理解之外，但那响亮的梵文字句和韵律的行进，使我总在《阿摩卢百咏》诗句中间应和着它们轻擂的鼓声走步。

        宫塔的上层屋子，是我幽寂的隐士的洞穴。我的仅有的伴侣是一窝土蜂。在夜晚不可解除的黑暗中，我独自睡在那里。有时候一两只土蜂从窝里掉到我的床上，如果我恰好滚到它上面，这遭遇对土蜂是不愉快的，而对我是尖锐的不舒服。

        月明之夜在这临河的宽阔凉台上来回闲步，是我的狂想之一。我在散步的时候，第一次为我的歌词作曲。其中之一是献给玫瑰女郎之歌，在我出版的作品上，它还占有一个地位。

        发现了我的英文知识是那么不够，我决定借着字典的帮助，读完几本英文书。我从很小就有一种习惯，不让那追求完全了解的欲望，阻挠我阅读的进行，而十分满足于我的想象以外的零星了解所搭起的结构。就在今天我也还同时收获到这种习惯的好的和坏的效果。

        这样在艾哈迈达巴德度过六个月之后，我们就到英吉利去。在不吉的时辰里我开始给我的亲戚和《婆罗蒂》写关于旅程的信。现在我没有能力把它收回了。这些信只是青年浮夸的结果。在这种年龄，青年的心不肯承认说它最大的自豪是在它的去了解，去接受，去尊重的能力上；而且谦虚是扩大它的领域的最好方法。钦慕和赞美是被看成怯弱或投降的信号，以争论来撵退、伤害或是毁坏的欲望，会放起这种知识的烟火。我的以谩骂来造成我的优势的企图，今天也许偶然使我感到好笑，如果这些企图的缺乏直率和普通礼貌不是太使人痛苦的话。

        我从小就几乎和外界没有来往。让我在十七岁的年龄就跳入英吉利社会大海之中的这种情况，我能以保持漂浮着，会证明是有相当的苦恼的。但是因为我的嫂嫂和她的孩子们恰好都在布赖顿，我在她的庇护下捱过了这第一个震动。

        那时候冬天正在来临，有一天我们正在炉边闲谈，孩子们跑了进来告诉我们一个兴奋的消息，外面下了雪了。我们立刻跑了出去。那夜极冷，天空里充满了灿白的月光，地上盖着白雪。这不是我所熟悉的自然的面貌，而是很异样的一件东西，像一个梦。近处的一切似乎都退得远远的，只剩下一个苦行者凝静的白色形象在俯首沉思。只在一出门之顷，这种这么美妙、这么广大的美的突然显示，我从来还没有遇到过。

        在我嫂嫂的热情照顾之下，和同孩子们喧闹游戏之中，我的日子过得很快乐。我的奇怪的英语发音，使他们觉得非常逗笑，虽然其他游戏我都能全心全意地参加，而对于这个我却看不出有什么好笑。我怎能对他们解释在ｗａｒｍ中的ａ音和在ｗｏｒｍ中的ｏ音，没有一个合乎逻辑的分辨方法呢？我是倒霉的，我必须忍受嘲笑的冲击，而那实在是因为英语拼音异想天开的原故。

        我渐渐地很会发明新的方法来使孩子们总有事干而且总感着兴趣。这个艺术以后对我很有帮助，而且至今也还是对我有用的。但是我自己却不再感到有同样的无限丰富的急智了。

        这是我得到的把心交给孩子的第一个机会，它具有像第一次发现的才能那样丰富的新颖和涌流。

        但是我出来旅行并不是为把海那边的家换成这边的家。

        我的目的是学习法律，以后回去当一个律师。因此有一天我被送进布赖顿的公立学校。

        校长端详了我的脸面以后，头一句话是：“你的头多么漂亮啊！”这个小节在我的记忆中永不消失，因为她，那位在家里热心于她自告奋勇的义务、要抑制我的虚荣心的人，曾给我一个印象，说我的头颅和面貌，和许多别人比起来，一般是极其平庸的。我希望读者不要不把这个算做我的优点，因为我私下相信她的话，暗暗地悲叹造物者在造我的时候会那样吝啬。

        在许多别的场合上，我发现英国朋友对我的估计和她素日所说的不同，我心里认真地忧虑着这两个国家在口味标准上的分歧！

        在布赖顿学校有一件事似乎是很好的：学生们对我一点都不粗暴。相反地，他们常常把桔子或是苹果塞在我的口袋里就跑开了。我只能把他们这种不平常的行为，说成因为我是外国人的缘故。

        我在这个学校的时间也不长——但这不是学校的错处。

        塔拉卡·普立特先生那时正在英吉利。他能看出这不是我学习下去的方法，他说服我哥哥，让他带我到伦敦去，把我一人放在公寓里。这所选定的公寓面对着摄政公园。那时正是严冬。门前一行树上一片叶子也没有，只站在那里以瘦棱棱的雪盖的枯枝向着天空瞪视——是一派寒透骨髓的景象。

        对一个新到的异乡人来说，再没有比冬天的伦敦更冷酷的地方了。附近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我也不认得路。那种窗前独立凝望外面的日子，又回到我的生活里。但是这一次，景物并不迷人。它的面容是颦蹙的；天空是浑浊的；灯光像死人的眼睛一样没有光彩；地平线缩做一团，因为这广大友好的世界从来没有给它一个招呼的微笑。这间屋子的家具很简单，却有一架小风琴，在白天过早地终结了的时候，我就胡乱地弹着琴。有的时候有印度人来看我；虽然我和他们交情很浅，当他们站起要走的时候，我感到有拉住他们的衣角把他们留下的倾向。

        当我住在这公寓里的时候，有一个人来教我拉丁文。他的瘦削的身材和褴褛的衣服，并不比那秃光光的树更能经受冬天的抓握。我不知道他有多大年纪，但是看得出他显得比他真实年龄衰老得多。有几天在上课的时候，他忽然忘记一些字句，茫然地显出羞愧。他家的人把他当做怪人。他渐渐地有了一种理论，他相信在每个时代，在世界各处的每一个人类社会里，都有一个主要思想表现；在不同程度的文明下，它可能成为不同的形象，但在基本上是一体的，也是相同的；这种思想的接受也不是经过采用的过程，因为这个真理，即使没有沟通也仍是好的。他的最大的专注就是收集事实记录事实来证实他的理论。当他做着这些事的时候，他家中无食，身上无衣。他的女儿们对于他的理论只给以微小的尊重，也许更常埋怨他的糊涂。有几天我可以从他脸上看出他找到了一些新的证明，他的论文有了相当的进展。

        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提出这个题目，装作对他热情的关怀。有时候他就忧郁地沉思，仿佛他的负担已经重到不可担负的地步。我们的功课就步步停顿下来；他的眼光望向虚空，他的心思就拉不回到拉丁文第一册的书页上来。我很可怜这个身体受着饥饿、理论上又负着重担的人，虽然在拉丁文课上我不抱着受益的幻想，我也下不了把他辞退的决心。这个学习拉丁文的幌子，在我住在这公寓的时期中，一直拖了下去。在我离开公寓的前夕，和他算清薪金的时候，他可怜地说：“我没有做什么，只浪费了你的时间，我不能接受任何报酬。”我费很大的劲儿，才勉强使他接受了他的薪水。

        虽然我的拉丁文先生从来不拿他理论的证明来麻烦我，但是我至今还没有不相信它。我相信人的心灵是通过深入的不断的媒介连结起来的，一部分的扰乱会通过这个媒介秘密地传到其他部分去的。

        普立特先生又把我放在一个叫做巴卡尔的辅导员家里。

        他让学生住在家里，帮他们准备入学考试。除了他的温和瘦小的妻子之外，这个家庭没有一件东西有一点吸引人的意味。

        我们可以理解这种教师会怎样地去招揽学生，因为这些可怜的东西不常会有自己选择的机会。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这种人怎样娶到妻子，想起是使人苦恼的。巴卡尔太太努力从她的爱狗上得到安慰，但是当巴卡尔要惩罚他妻子的时候，他就虐待这条狗。所以她对这不幸的动物的感情，只使她的敏感更加扩大起来。

        在这种环境中，我嫂嫂从德文郡的托尔奎写信叫我，我简直是欢天喜地地跑到她那儿去。我说不出我多么喜欢那里的山和海，和盖满了花朵的牧场，松林的浓荫，还有我的两个活泼爱玩的小伴。但是我有时会被疑问所痛苦，就是为什么当我的眼睛饱餐着美景，我的心灵浸透了喜悦，我的悠闲的日子，载满了纯净的快乐，渡过无边的蔚蓝太空，而这时居然会听不到诗的召唤。因此有一天我沿着版岩的海边走去，用稿本和伞武装起来，去履行我的诗人的天职。我选择的地点是不容置疑地美丽的，因为这不依靠着我的韵律和幻想。那边有一小块平坦的悬岩，永远渴望似的伸出在水面上；在前面流动的、蔚蓝的、泡沫点点的波浪上摇晃着，晴朗的天空微笑地在这催眠中睡着了；后面，松梢的浓荫像困倦的林中仙子脱下的衣裳一样地摊开着。坐在岩石的宝座上，我写了一首诗，《沉舟》。今天我也许会相信它是一首好诗，如果那时候我为慎重起见把它沉在海里的话。但是我得不到这种安慰，因为它存在我的心里；虽然可以把它从我的作品里驱逐出去，一张传票又可能把它拘了回来。

        责任的使者是不闲着的。召唤又来了，我又回到伦敦去。

        这一次我住在司各特博士的家里。在一个晴朗的夜晚，带着提包和行李，我侵入了他的家庭。只有白发的司各特博士和他的妻子还有大女儿在家。那两个小女儿，被一个陌生的印度人的侵袭所惊吓，已经躲到亲戚家去住了。我想只在她们听说我这人并不凶恶之后才回家来的。

        在很短的时间内，我就成为他们家庭之一员。司各特太太待我像儿子一样，我从她女儿们得到的由衷的款待，是比自己的亲戚还要难得的。

        住在这家里的时候我想起一件事——人性到处都是一样的。我们喜欢说，我自己也相信一个印度妻子对丈夫的热诚是很特殊的一件东西，在欧洲是找不到的。但是至少我在司各特太太和一个理想的印度妻子之间，看不出任何差别。她的全副精神都贯注在她丈夫身上。他们有限的进款使他们不能多雇佣人，司各特太太照料着她丈夫所需要的每一个细节。

        在他夜晚下班回来以前，她就亲手把他的扶手椅子和毛绒拖鞋放在炉火前面。她从不容许她自己有一刻忘记他所喜欢的东西，或使他高兴的行为。每天早晨她和唯一的女仆从顶楼收拾到厨房，楼梯上的铜杆或门纽以及附件都擦得锃亮。除了日常家务以外，她还有些社会义务。做完了每天的事务她就热烈地参加我们的诵读或是乐队，因为在主妇的许多责任之中，使闲暇时间能有真正的快乐的责任，也不是最轻的。

        有几个夜晚我就参加女孩子们转桌子降神的游戏。我们把手指按在一张小茶几上，这茶几就在屋里乱转。后来弄到我们无论按住什么东西，它都会颤动起来。司各特太太不大喜欢这个，她有时严肃地摇着头说，这样做是不是对，她是有疑惑的。但是她勇敢地忍耐着，不愿扫我们年轻人的兴。直到有一天我们把手按在司各特先生的礼帽上让它旋转的时候，这时她受不住了，她十分生气地赶上前来，禁止我们去动它。她不能忍受魔鬼和她的丈夫头上所戴的东西有任何关系的想法，甚至于一刻也受不了。

        在她的一切行为之中，对于丈夫的尊敬是最突出的。关于她的温柔克己的记忆，使我很清楚地看到，一切女性的爱的最终的圆满，是要从尊敬中找到的；如果没有外因来妨碍它真诚的发展，女性的爱自然地成长成为崇拜，在奢侈的设备很丰富的地方，浅薄无聊玷污了白日和黑夜，这种爱就退化了，妇女的天性就找不到它的圆满的快乐。

        我在这里过了几个月。我哥哥回去的时候到了，父亲写信叫我和他一同回去。这个前景使我愉快。我的国家的阳光，我的国家的天空，一直在静默地召唤着我。当我告别的时候，司各特太太哭着握住我的手。她说：“如果你必须这么快就走，你为什么要到我们家来呢？”这个家庭已经不在伦敦了。这位博士的家里人有的已经到另一个世界里去了，其余的人散居在我不知道的地方。但是这个家庭永远活在我的记忆里。

        在冬季的一天，我走过唐卜莱治威尔斯的一条街，看见一个人站在路旁。他的脚趾从破靴子里露了出来，他的前胸也半裸着。他没有对我说什么，也许因为求乞是不许可的，但是他抬头看了我一会儿。我给他的钱也许比他希望的多了些，在我走出几步之后，他跟上来说：“先生，你错把一块金钱给我了。”说着他要把钱还给我。我本来不会特别记住这件事情，只因为同样的事又发生过一次。当我第一次到达托尔奎火车站的时候，一个搬夫把我的行李送到站外的汽车上去。我袋里找不到零钱，在汽车开走的时候，我给了他一个两个半先令的银币。过一会儿他跑来追我，喊叫司机停车。我以为他看出我是一个老憨，他要想法再敲我一点钱。车停住了，他说：“先生，你一定把这两个半先令当作一个辨士给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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