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十日晚在电视的屏幕上，忽然出现了满面笑容的廖公的大幅相片，接着就广播廖公逝世的不幸消息。这消息真如同天外飞来的一大块黑红黑红的流星陨石，在国内海外千万人的心地上，炸出了一个永远填不满的“空虚”！

        廖公的名字，我早就知道了。他的闻名的革命家庭、他自己一生在国内、在日本、在欧洲的革命工作。他的知友遍天下。我在解放后所到过的海外各地：亚洲、非洲、欧洲、美洲，许多中国侨民和外国朋友，在对我提起廖公的时候，都是赞不绝口。日本朋友尊他为“最大的知日派”，欧美朋友称他为“真正的国际主义者”，海外各地的侨胞们则把他当作通向祖国的“最宽广的渠道”和“最坚固的桥梁”。我以为像他这么一位学贯中西、名闻内外的巨人，见了一定会使人有“望之俨然”的感觉。而在中日邦交恢复后的七十年代初期，在外事活动中我和他接触时，我惊喜地发现他是一位豪爽、诚恳、热情的人。他的言谈举止，又是十分地洒脱而风趣。他对外宾除了正式的致词之外，是对哪国人就说哪国话，说得流利而自然，总给人以一种淳真亲切的感觉。这就使我忆起在一九七三年，在日本樱花时节，廖公率领一个中日友好协会代表团去到日本，我也是团员之一。这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第一个到日本的大型友好访问团，我们到处都受到了日本朝野一致的热烈招待和盛大欢迎。

        廖公在这些场合，如同回到故乡一样，表现出自然而活泼，他遇见早稻田大学的同学，就拥抱起来，唱着大学的校歌。在日本田中首相接见全体团员的茶话会上，他把在北京萌芽的日本山樱的三片叶子，送到田中首相的手里，说：“象征中日友好的山樱花树，已经在中国的土地上茁壮成长了！”这时在首相官邸的大厅里，响起了一片欢腾的掌声。当时我就感到这小小三片的山樱嫩叶，在日本朋友心中的份量，决不在正式礼品如大幅名画或大型牙雕之下！也许就是这一次的访问吧，我记得在一个旅日侨胞的欢迎会上，廖公正用地道的广东话，同主人们畅谈，大概他发现侨胞里还有一些福建人，他忽然很风趣地笑对大家说：

        “我们团里有一位谢冰心女士，她是福建人，请她用乡音来替我们说几句感谢的话吧。”在大家的鼓掌之下，我只得站起来勉强用我的不地道不娴熟的福建话，说了几句，赶紧又坐下了。我那时虽然觉得很窘，而看到我的同乡侨胞们相视而笑的欢容，我从心底佩服了廖公这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的活动艺术！

        也就是在这一次访问途中吧，我发现廖公的健康情况并不是太好。在旅馆中朝夕相处，虽然时时可以看到他可掬的笑容，听到他爽朗的笑声，而在用餐时候常常看见廖公夫人经普椿女士在餐后给他吃药，或是把他面前的酒杯拿走，这时他也只抬头一笑。一九八○年以后的两三年中，我住了四次医院，每次几乎都听说廖公也住院了，不是心脏病犯了，就是骨折，可是他不是一个很听话的病人，常常看见他换了衣服出去开会，或是接见外宾和侨胞。

        他骨折了坐着转椅，还是南下北上地转！他的活动范围实在太广泛了，他的工作也实在太繁重了，遗憾的是：没有一个人能把他的工作完全顶了下来。

        他就这样地坚毅乐观地为祖国统一和世界和平事业，无休止地鞠躬尽瘁，终于在党和人民最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就和我们不辞而别了……我们追了出去，望着他渐行渐远的背影，我们能做些什么来稍稍减轻我们的悲痛呢？像我这样的，千百个人合在一起，也做不好他一个人的工！但是我想，如果我们大陆上的人民，再加上台湾同胞、港澳同胞以及遍布天涯海角的侨胞，戮力同心，从各方面聚集起来，来促进、完成廖公的遗愿，这排山倒海的力量，应该是“无攻不克”的吧，愿与国人共勉之！１９８３年６月２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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