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在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九日为《中国少年报》

        写的一篇短文。那时正是春节将届，所以我在这篇短文的开头和结尾都提到春节，也讲到春节期间常见到的“灯”。

        文章的中心事实，就是后面从“我的朋友”口中说出的：

        “去年山下医学院里，有几个学生，被当作共产党抓走了，以后王春林也失踪了，据说他常替那些学生送信。”

        故事就用了重庆郊外的歌乐山作为背景。抗战期间，我在那里住过四年多。歌乐山下，有一所医学院，我认识这学院里的几位老师和学生。上山不远有一些平地，叫做莲花池，池旁有一个乡公所，楼上有公用电话，门外摆有一块卖水果、花生、杂糖的摊子，来往的大小车子，也常停在那里。

        这故事里上场的只有三个人，我和那个小姑娘还有“我的朋友”。我把“我的朋友”的住处，安放在乡公所的楼上，因为我去拜访这位朋友，而她又不在，由此我才有和那个小姑娘谈话的机会，知道了她父亲的名字和她的住处。

        这个小姑娘是故事中的中心人物，她的父亲是位地下党员，因为党组织受到破坏而离开了家，她的母亲受到追踪的特务的殴打而吐了血。在这场事变里，这个小姑娘是镇定、勇敢、乐观的。这一场，我描写了她的行动：比如上山打电话、请大夫、做小桔灯，写了她对我的谈话：“不久，我爸爸一定会回来的，那时我妈妈就会好了。”这“一定”两个字表示了她的坚强的信念，然后她用手臂挥舞出一个大圆圈，最后握住我的手，说那时“我们大家也都好了！”也就是说：不久，全国一定会得到解放。

        “我的朋友”是个虚构的人物，因为我只取了这故事的中间一小段，所以我只“在一个春节前一天的下午”去看了这位朋友，而在“当夜，我就离开那山村”。我可以“不闻不问”这故事的前因后果，而只用最简朴的、便于儿童接受的文字，来描述在这一个和当时重庆政治环境、气候，同样黑暗阴沉的下午到黑夜的一件偶然遇到的事，而一切的黑暗阴沉只为了烘托那一盏小小的“朦胧的桔红的光”，怎样冲破了阴沉和黑暗，使我感到“眼前有无限光明”。

        这件事发生在一九四五年的春节前夕，是我写这篇短文十二年前的事了，所以我又用“十二年过去了，那小姑娘的爸爸一定早回来了，她妈妈也一定好了吧？因为现在我们‘大家’都‘好’了！”来收尾，说明这小姑娘的乐观和信念，在十二年之后，早已得到了证实。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二日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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