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凌是个小资。

        小资这个说法大约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盛行起来的，有意思的是，本来这个词里面或是后面所应该有的严肃内涵—“小资”是小资产阶级这阶级概念的简称—此时被悄然抹去，变成了一种多少显得轻佻又很“前卫”的特指，指向一种与“白领”梦想相关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例如是不是为了“品位”只喝卡布基诺，是不是喜欢流浪式的长途旅行，是不是喜欢在音乐和读书过程里体会“孤独”为内心带来的微澜细漪等等。如果仅仅从生活方式的角度看，这些理想和梦想尽管很轻很薄，但这轻薄并不简单，其中有着相当严肃的内容，究其深处，实际上是要建立一种特定的价值系统的努力，其中又隐含着对某种新的生活/社会的强烈向往。问题是，在今天，当全球化浪潮正在全世界的广大范围内建立一个新秩序，并且以空前的大变革无情地改造二十一世纪现实所有方方面面的时候，小资们这类轻而薄的梦想追求，已经在很多层面上和这个大秩序发生了激烈的甚至是难以调和的冲突，按说这样的冲突本来足以让小资们却步，甚至感到某种幻灭，但实际情况似乎并不如此。小资们今天不仅数量上越来越庞大，而且种种迹象显示，他们没有放弃的意思，依然在坚持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形成的理想和价值追求，而且，经过某些观念和策略的调整，这种坚持正好成为小资们自觉地参与当代中国变革的某种动力。可以说，小资们是当代生活中最活跃的社会群体之一。

        把肖凌放在这样一个视野里，我们会发现，原来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关注了小资这个主题：女主人公肖凌就是个典型的小资，不过她是个“文革”时代的小资，是当代小资的一位前辈。

        在肖凌和杨讯的爱情故事里观察这位前辈，读者不难发现她和当代小资有很多相通之处：《月光奏鸣曲》，洛尔迦的诗歌，雪白的连衣裙，还有红茶和葡萄酒—这一类符号，恐怕今天也还是小资们共同认可，并借以识别彼此是不是同类的重要标记。当然，如果追溯“小资”的历史之根，肖凌当然算不上是资格最老的前辈，自“五四”以来，文学写作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人物画廊，其中大致属于小资产阶级的各类人物形象数量不少，而在这画廊里，又以小资知识分子的系列最为惹眼。如果批评家对这个小资人物系列做一番考察，并且在考察中研究他们和当代小资之间的渊源关系，那一定是一项非常有意思的工作。我想，今天的小资如果有兴趣，其实可以从这脉络里一窥历代小资的社会性格和文化特征的嬗变轨迹，比较一下历代小资生活理想上的异同，从而在这些镜像里认识一下自己的过去。

        不过，我们还是先看看肖凌。

        放在小资人物画廊里，肖凌很特殊—她是一位生活在“文革”时代的小资，这不能不给文学批评带来一种好奇：这个人物比起其他时代小资来都有什么不同？这个形象有没有提供什么新东西？

        首先给读者印象深刻的，恐怕是肖凌那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一般来说，无论过去和现在，缺乏安全感是小资的共同特征，何况由于肖凌的敏感、多疑、富于想象这些个性特点格外突出，她在“文革”那样的环境里没有安全感本来不足为怪，不过，不安全感在这个女孩子身上却有一种畸形的表现，那就是她觉得自己是个“贼”，觉得自己生活里拥有的一切都不属于自己，是她偷来的。甚至在深深陷入恋爱，并且周围的一切都因为爱情都蒙上诗意的时候，肖凌仍然会觉得她是在偷，在做贼：

        “可我偷了你，却一点也不满足。”她笑了，但笑容很快从她嘴边消失。她若有所思地摇摇头，拔起几片草叶。“真的，有时候我居然会有一种做贼的感觉，仿佛这一切都是偷来的……”

        “落日、晚风、莫名其妙的微笑，还有幸福。”

        一切都是偷来的，不但杨讯对她的爱，是偷来的，就连眼前的落日、晚风和微笑也是偷来的——肖凌这种“偷”的感觉，可以说是肖凌内心世界里最坚固的内核。肖凌在现实生活里并不柔弱，相反，在遭遇种种危难的时候还表现得相当强悍，一股傲气支持着她，使她有如一根在雨雪风霜中挺立的芦苇，虽然细弱，却十分坚韧。但是，由于肖凌和这个世界是一种“偷”的关系，这傲气也就塑造了她的悲剧性格：既然不属于这个世界，那么，与其被这个世界歧视、抛弃、放逐，不如自己主动拒绝这个世界。于是肖凌自觉地、甚至是相当自虐地把自己一次又一次从现实生活里“放逐”，以“贼”的身份对现实的社会和生活进行固执而顽强的对抗，这在她的爱情生活里投下一重又一重的阴影，纠结了不尽的凄婉。

        如果仅仅是这种自虐式的自我放逐，肖凌这个形象也许还不够独特，因为在某种意义上，通过自我怜悯，并且把这种自我怜悯进一步戏剧化、悲情化以对抗生活中的“恶”，这往往是小资画廊里大多数人物的通病，只不过时代的烙铁在每个人额头上留下的印记不同。幸而，对肖凌的刻画还设置了另一个更重要的维度，那就是弥漫在肖凌精神世界里的一种既非常坚韧又十分简单幼稚的虚无主义，也许这才是肖凌这个小资形象里最值得我们琢磨的特征。

        和世界上所有爱情一样，杨讯和肖凌的爱情里并不缺少种种或甜蜜或苦涩的细腻情感，但是用今天的小资们的眼光来看，有一件事很难理解：谈恋爱，“谈”当然不能少，为什么两个人要谈那么多又沉重又严肃的大话题？还为它们争论不休，影响感情？这问题回答起来并不容易，因为在中国，自从有了“自由恋爱”以来，多少代人的爱情都是和“大话题”纠缠在一起的，如果仔细讨论，那要涉及从“五四”到“文革”这一漫长时期中历代青年的世界观形成，以及“爱”和“情”这两样东西，又如何不能不被具体的历史环境限制等等问题，这恐怕须要作为一个大课题作专门的研究。不过，具体到杨、肖两个人，如果要分析一下那些引起他们无限烦恼的大话题，倒可以直接从肖凌的虚无主义入手，因为这对恋人的每一次争吵，包括两人要分手的严重情感危机，其实都和肖凌扔下虚无主义这块大石头有关，杨讯每次都被这个石头绊倒，并且每一次都摔得鼻青脸肿。

        “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是值得相信的呢？”

        当肖凌这样问杨讯的时候，她希望得到什么回答呢？是一道测验题，想测验两人之间在思想上到底有多少共同点吗？还是在绝望里又一次估算，想估计一下两个人之间的阶级鸿沟到底有多宽？不管怎么样，对这样一个充满危险的质问，杨讯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它的严重性，想当然地回答说那是“祖国”，并且进一步解释，“这不是个用滥了的政治名词，而是咱们共同的苦难，共同的生活方式，共同的文化遗产，共同的向往……这一切构成了不可分的命运，咱们对祖国是有责任的”。按说，这个回答即使比较一般化，也还算是一个无论过去现在都能得到多数人认同的说法，但是肖凌的反应非常激烈：“算了吧，我倒想看看你坐在宽敞的客厅是怎样谈论这个题目的。你有什么权力说‘咱们’？有什么权力？！”批评如此尖锐，两个人之间的阶级鸿沟一下子被突显出来，似乎两个人脚下的土地被无情地撕开，原来的裂缝一下子变成了深渊。话已经说到这么绝，可肖凌还不罢休，最后断然宣布：“谢谢，这个祖国不是我的！我没有祖国。”

        无论在伤痕文学当中，还是在其他“文革小说”当中，如此宣布和“祖国”断交甚至绝交的人物形象，绝不只肖凌一个，那是一个群体，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家族。不过，尽管很容易找到肖凌和这个家族的某种血缘的和非血缘的联系，所刻画的肖凌这个人物，还是有更特别的地方，那就是她不仅在“自我放逐”折磨和痛苦中根本否定“祖国”和“责任”的意义，而且根本否定意义本身——

        意义，为什么非得有意义？没有意义的东西不是更长久一些吗？比如：石头，它的意义又在哪儿？

        生活为什么非要有意义？意义本身就没有意义—肖凌对意义这种激烈又彻底的否定，并不是她和杨讯激烈争执中的一时气话，仔细阅读，我们不难发现这种否定对于肖凌不但是一贯的，而且还是她“自我放逐”的根本理由。

        如果我们的视野不限于伤痕文学，而是对大量有关“文革”的原始文献做细致的审读和分析，我相信读者一定会发现肖凌不只是一个活在纸上的文学形象，无论是肖凌式的自我放逐，无论是作为这种自我放逐的内在动力的虚无主义，在那个时代，特别是在“文革”的后半期其实都是普遍存在的，经历过那些岁月的人，一定不会觉得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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