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昌战斗结束后，起义军返回瑞金休整。自抚州出发以来，起义军队伍一直被敌情困扰，加之酷暑之下，昼伏夜行，许多事情都是在匆忙中决定，而在仓促中又未能执行。

        行军路线，俘虏枪支的处置，土地革命宣传，还有伤病员的安置，以及军事领导人的入党问题，都需要指挥员们坐下来一一落实。好在敌人已被驱出百里之外，8月的燥热已经收尾，9月的凉风已沁人心脾。瑞金这座本不出名的小城，由此而写开了它的革命史。不仅瑞金城本身，包括它周围的沙洲坝、叶坪、大柏地等，都因革命二字而扬名，所以，可以说瑞金是革命的“瑞祥之地”。尽管当时革命的形势还不容乐观。

        瑞金城还是换了容颜。一些群众心里想的口头流传的要求，经起义军中的秀才们提炼，成了惹人耳目的口号，并抄写张贴在大街小巷，引得路人赞不绝口。其中有一联写道：“万户欠我钱，千户不管闲，百户跟我走，月月8块钱。愿来的跟我来，不来的在家就种田。”这是既号召打倒土豪劣绅，又动员青年参军的生动口号。“万户”是指家有万元之户；第2句是说千元户暂可以不管他；第3句是说家中只有百元者，跟我去当兵，还能“月月8元钱”呢。

        这是发自城市的革命，但一路上起义军的首领们也常常议论土地革命。只因战事和征途的困苦，研究的许多条文无法真正实行，只是在瑞金休整时期，才有精力坐下来再做商议。

        许多议项无法落到实处。而起义军自己的钱袋粮袋都快空了。财政委员会主席林伯渠更是揪心。革命委员会刚诞生时，曾就财政政策问题讨论过，决定原则上要根本改变以往旧军队每到一地即行通过旧政府或商会提款、派款和借款的办法，将财政负担从贫苦工农身上，转移到富有者阶级上去，并且决定立即废除厘金及其他苛捐杂税。当时，财政委员会没收了江西中央银行的现金，连同其他共约有近3万元款项，可要供给一支近3万人的部队，却是管不了几天。

        到了临川以后，军饷和给养即发生了困难。纸币不能流通，急需设法筹办银元等现金。现在，即使这样，多数人还是主张完全抛弃旧的政策。

        谭平山反对：“这一路大家还没吃够苦头？部队长途远征，军情紧急，地方情况又不明，没收征发工作毫无所获，新政策行不通啊。”

        林伯渠最知其中之苦， 不顾多数人的反对，仍然坚持：“谭主席说得对，我认为在这种特定条件下，不妨权且采用旧的办法，目的就是首先保证部队的行进。”

        这种时刻，似乎人们更注意“革命性”，两位老者的意见被视为保守而被否定。可是新的财政政策实行不下去。因为赣东一带农民运动未曾兴起，谁是土豪劣绅一时也难以调查清楚，旧的办法倒是可以筹集一些现金。所以从临川到瑞金路上，筹款方法极为混乱。本来想靠打土豪、抢大户补给经费，可一路上根本见不到几个大户，有点钱的财主早已闻风逃匿，值钱的东西也坚壁起来；再加战事，匆匆赶路，万把人的给养越来越困难。结果，被大家否认的“老办法” 又在实际中复活了。

        虽然它显得不怎么“革命”，可是管用，起义军的口袋里又有银元响叮当，吃饱肚子也有劲赶路了。特别是到了福建汀州，商会也承认筹款，于是不再惩办“大款”们，商会积极起来，大肆向城乡各地派款，连自耕农和小杂货店主也派十元八元，而家财10万的富豪也不过出三五百元。于是革命委员会又决定摒弃老办法，并组织一个战时经济委员会来管理一切，但是到了广东潮汕，又放弃了这一做法，还是采取林伯渠、谭平山等人的意见，重新沿用老办法。战时经济委员会也从此夭殇。这是后话。在革命委员会名下的由李立三负责的政治防卫处，成为专门镇压反动派的机关，并决定对土豪劣绅采用严厉镇压的政策。

        但是，在赣东一带因农民没有起来，这项政策几乎无法进行，仅在瑞金、会昌、广昌等处杀了三十几个土豪劣绅，和几个AB团分子。在瑞金城，杀了土豪杨家耀。朱德带人散了毫洋，分了谷子给穷苦人家。还贴了“耕者有其田、住者有其房”的标语。在瑞金还成立了县政府。

        到了瑞金，起义军才有时间研究几个重要人物的入党问题。郭沫若的政治倾向已明明白白地写在了那篇出名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中。蒋介石看了捶胸顿足，发誓不杀郭沫若不足以解心头之恨；这篇讨蒋檄文是在朱德的住处写的，共产党人也都敬佩郭沫若的勇气。那个年代，众多知识分子的勇敢不在武夫之下。所以郭沫若的入党是顺理成章的事，只是时间问题。贺龙则不同。像他这样经历、出身的高层将领要正式加入共产党，不免使党内一些人士忧心忡忡。

        特别是张国焘。他虽然常常是贺龙的座上客，吃饭谈话都不误，但是一回到“党内”，又说起贺龙的不是。当然他对贺龙毫不隐晦所谈的一切，尤其是拉竿子时的种种做法甚至比一般人兴趣还高，有时间便向别人添油加醋地描绘。

        对贺龙的入党，周恩来已在心中盘算多时，觉得不能再拖了，他征求张国焘的意见。

        张国焘先从生活上说起他对贺龙的不满：“从他的生活习惯来看，还不够一个共产党。你看他那么大的军部组织，有4人抬的轿子，还有厨师跟着，到了宿营地还要大摆宴席。你没听十一军的官兵在暗中骂他们土匪吗？”张国焘不说自己常常去揩油，一抹嘴就开始说坏话。

        “打了胜仗，庆贺庆贺也没什么。他的部队纪律不如十一军，但还以老眼光骂他们这个那个就不好了，我们应该多做些工作。”周恩来谈着自己的看法。“贺龙同志自南昌暴动到现在，跟我们并无二心。他多次跟我谈过对共产党的钦佩之情。”

        “这个我不否认。只不过他认为中共的做法，比他过去做土匪的作风要高明些。他认为他做土匪的时候，只有一些铲富济贫，和为穷人打抱不平的简单想法。中共有主义、有政纲，又会组织工群众，显然有一套完整的办法。这不过是一种土匪军阀的哲学，也是中国历史上农民暴动中颇为流行的流寇主义。”

        “国焘，对于一个刚刚加入革命队伍中的同志，不能有太高的要求。”

        “是啊，对一般人不能过分要求，可他是一个特殊人物。我倒是担心，如果情势不好，说不定他会拖着他的队伍于他原有生涯呢，再出个蔡廷锴。”

        “不能这样去看，他是真诚合作的。而且他本人业已提出这种要求，如果置之不理，可能引起他的不安。我已经征求过其他同志的意见，他们都同意我的提议。”

        “既然他们都已同意，我也不提反对意见了。反正他是一个特殊党员，为了军事政治上的需要，的确也不能不准其入党。”

        “在这里你是党内的最高领导，是不是由你来主持入党仪式？”

        “行吧。”

        这天晚上，在瑞金河边的一所小学里，汽灯将教室照得通亮。墙壁上已挂起一面党旗，前委领导们就拣课桌椅随便坐下，小声交谈着，等候郭沫若、贺龙进来。

        郭沫若对教室布置的一切并不陌生，神态自若，向他熟悉的每一位打着招呼。

        贺龙则不然。他见过比这大的阵势，那多是设在香堂祠庙里的入帮入会仪式。他曾琢磨，入个小帮小会规矩都很多、气氛森严的，要入共产党这个大组织，那还不更加隆重，所以刚进门时不免有些紧张。

        主持人张国焘确也严肃。

        按事先的约定，郭沫若由周恩来和李一氓，贺龙由谭平山和周逸群当入党介绍人。

        恽代英、叶挺、李立三等先后发言，或祝贺，或加勉，或希望，然后请郭沫若、贺龙举起右拳，对着党旗宣誓。张国焘领一句，他俩跟一句，仪式很快告结束。

        走出会场时，贺龙顿显轻松，从口袋里掏出烟斗点上火。他对走在身边的张国焘浅浅一笑：“这个手续并不复杂嘛，不像加入哥老会那么多规矩。”

        张国焘立即带点教训的口吻说：“那个土匪、哥老会是专靠戒律来维持的，你别看加入中共手续简单，它是以信仰为主，以纪律为辅，纪律虽不繁杂，但均须严格遵守，不能视同具文 ”当时张国焘这样训导贺龙时，大概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日后贺龙这个党内的“新生”是多么 彻底地布尔什维克化了，由一个著名的“山大王”转变为坚定的共产党员；而他自己，这个“导师”级的老党员，则完全抛弃了主义信仰，投靠于蒋介石帐下，使他原先光荣的历史一下染上了污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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