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威尼斯）

        亲爱的磊迭，我到欧洲以来，目击各国政府为数甚多。这与亚洲情况有所不同，亚洲政治规则到处如一。

        我时常寻求，哪一个政府最符合理性。最完善的政府，我觉得似乎是能以较少的代价达到统治目的的政府。因此，以最合乎众人的倾向与好尚的方式引导众人，乃是最完善的政府。

        如果在温和的政府之下，人民的驯顺程度，不下于在严峻的政府之下，则前者更为可取，由于它更符合理性，而严峻是外来的因素。

        亲爱的磊迭，你不妨相信，在刑罚多少偏于残酷的国家，并不使人因此而更服从法律。在刑罚较轻的国家，人们惧怕刑罚，也不下于刑罚残暴恶毒的国家。

        无论政府温和或酷虐，惩罚总应当有程度之分，即按罪行大小，定惩罚轻重。人的想象，自然而然适合于所在国的习俗：八天监禁，或轻微罚款，对于一个生长在温和国家的欧洲人，其刺激的程度，不下于割去一条手臂对于一个亚洲人的威吓。某一程度的畏惧联系在某一程度的刑罚上，而各人按自己的方式，分别程度之轻重。一个法国人受了某种惩罚，声名扫地，懊丧欲绝。同样的惩罚施之于土耳其人，恐怕连一刻钟的睡眠都不会使他失去。

        况且，我并未看见在土耳其、波斯和莫卧儿等国家，警察、司法与正义，比在荷兰与威尼斯等共和国，甚至比在英国，更好地被人遵守服从；我并未看见在土耳其等国，人们犯罪较少；也未看见那些地方的人被严刑重罚所慑服，因而比别处更遵守法律。

        正相反，我在上述各国，看到某种非正义与滋扰的根源。

        我甚至发现那里的君主，虽然本身就是法律，却比任何别处，更不能主宰一切。

        我见到：在这些严重的时刻，总有纷扰与骚动，那时谁也不是首领；而且，强暴的权威一被蔑视，谁也没有足够的余力使之复兴。

        有罪不罚，逍遥法外，令人绝望的情况，肯定了纷扰与混乱，并使之扩大。

        在这些国内，发生的并不是小小的叛乱，而且，怨言偶语与揭竿而起，两者之间，决无距离。

        在那些地方，巨大的事故不必以巨大的原因作为准备。相反，小小的意外可以引起大大的革命，常常对于主持革命方面与忍受革命方面，均为出乎意料。

        当土耳其皇帝奥斯曼被废时，发难者事先谁也没有想到，他们不过恳求合法处理某一冤屈事件。从人群之中，偶然发出大家素不熟悉的呼声，穆斯达法的名字被提出来了，于是穆斯达法突然成了皇帝。

        一七一五年，莱比尔·安外鲁月二日，于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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