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大本营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周恩来同志曾长期在这里工作过，领导过白区工作和工人运动。

        早在20年代，我们商务印书馆的老工人，就和他结下了不解之缘，对他有着深厚的感情。

        值此纪念周恩来同志90诞辰的时候，回忆起他同我们工人并肩战斗的情景，引起我们对他不尽的怀念和崇敬。

        一

        1926年5月1日，全国总工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蒋钟麟和谢庆斋均作为上海工人代表团的成员前往广州。当时周恩来同志在广州。他在会议期间特地安排了一个日程，约各地代表参观军校。当代表们到达军校时，周恩来同志已在校门欢迎，他笑容满面地迎上来和我们一一握手，问好。在大礼堂举行的欢迎会上，他在讲话中特别指出：代表们返回原地要防止反革命的阴谋，要团结广大群众打倒军阀。响应北伐军，迎接北伐胜利。会后，他又亲自陪同我们参观了军校，还作了详细介绍，使我们觉得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当时周恩来同志年仅28岁，这次接触，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二

        1926年10月和1927年2月上海工人两次武装起义失败后，周恩来同志秘密来到上海，组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他第一次来商务印书馆工会之前，由章都庵同志通知商务发行所职工会的谢庆斋，嘱他先到商务印刷所通知工会迎候。当周恩来同志由赵世炎、章郁庵两同志陪同到达工会时，见到谢庆斋、蒋钟麟，未经介绍就说：我们相识，在广州见过面。他的记忆力之强，使我们都感到惊奇。有一次他和陈云、徐梅坤同志来到商务工会，召开党员和工会骨干会议，他详细询问了商务工会在前两次工人起义中斗争的情形。他在讲话中指出：我们工人首先要树立起军阀必倒，工人阶级必胜的信心去发动群众，组织训练好既有军事知识、又有政治思想觉悟的工人纠察队。有了坚强的工人纠察队，就可准备随时投入战斗，夺取敌人的武器来武装自己；要联合上海全市市民打倒反动军阀，建立民主的市民政府。在斗争中，我们工人阶级要表现出伟大的力量来保卫自己。周恩来同志一席话，极大地鼓舞了商务工人的斗志，增强了胜利的信心。我们商务工人纠察队的组织和训练活动都加强了。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商务工人纠察队成为一支善战敢斗的坚强队伍。

        三

        由于当时形势动荡不安，商务印书馆的资本家，为了保卫企业财产和自身安全，出资购买了数十支长短枪和一批弹药，组成了闸北保卫团第三辅助团，征求商务工人参加。工会对工人要不要参加，对这问题讨论了好几次，意见难以统一。有一次周恩来同志来参加会议，会中提及这个问题，大家还是意见纷纷。有的认为这是资本家搞的组织，不愿为资本家卖命效劳；有的认为即使参加了也不愿去训练。周恩来同志微笑着认真听完了大家发言，很风趣地问大家：“你们再冷静点想想看，究竟要不要去参加？”被他一问，大家都不知说什么好，都望着他。他耐心地说：我看，不但能参加的要参加，要去训练；而且没有参加的还要争取去参加。保卫团就是个合法身份嘛，我们有了合法身份，就可公开进行军事训练，就能学到军事技术，也就可以对付敌人，必要时还可以把保卫团的枪支拉过来对敌军作战。这是好事，不是坏事，我认为去参加好，不知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以商量的口吻来征求大家的意见。大家听了他讲的道理，心明眼亮，一致同意他的主张。党员和工会骨干的意见统一了，工会就遵照他的指示动员工人去参加保卫团。周恩来同志还特地指派黄埔军校毕业的胡公冕同志来担任商务工人纠察队的军事辅导工作，使商务工人纠察队成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的一支劲旅。

        四

        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前夕，周恩来同志曾多次由赵世炎、陈云、章郁庵、徐梅坤等同志分别陪同他来到商务工会，部署起义的准备事项。在形势极端恶劣的严重情况下，有一次他竟亲自坐了汽车送两箱枪支和弹药到商务印书馆工会，一箱给商务工人纠察队，另一箱还要送往指挥部的一个临时集中点。当他来到商务工会时，商务工委会正在开会，见到他亲自送枪支来，大家都感到不安，因为近几天来，宝山路已成危险地带，但又不好意思对他直说。接待他的商务工会委员长王景云同志很机灵地说：我们正在开重要会议，有些问题很难作出决定，您来得正好，就请您一起参加会议吧。周恩来同志也觉察到同志们为他的安全担忧，就微笑着说：兵法上不是说要出其不意吗？谁相信青天白日坐着汽车的阔老板肯自冒风险送军火。大刀队不是眼看着我坐的汽车直驶而来也不问吗？你们的会议要我参加，我很高兴。于是大家把他留下来，另一箱枪支派任其祥代他坐了原车送往指挥部的另一个集中点，交给吴瑜同志。周恩来同志对革命事业负责而完全不顾个人的安危的勇敢精神，使我们敬佩不已。他常对我们说：干革命嘛，总要冒些风险，可是胆要大，心要细，否则就干不了革命大事。他的一言一行是我们商务工人学习的榜样。我们商务工人纠察队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不仅奋勇作战，一举夺取了五区警察署，而且包围并攻下了东方图书馆的敌人据点，胜利地完成了周恩来同志原定的战斗计划。在纠察队攻破了这两个据点后，他又命令商务纠察队派出一个中队赶赴北火车站，参加围攻直鲁驻军的战斗。在当日晚上，宝山路文学里、义品里一带，突然遭受敌军硫磺弹炮击，四周一片火海，他又急令商务印书馆消防队开赴现场，扑灭了大火。他还指示商务工会救护队不仅要抢救纠察队的受伤队员，并且对遭到流弹袭击受伤的市民也要及时抢救。经过28小时的战斗，上海工人纠察队终于击溃了北洋军阀控制的直鲁联军。

        五

        “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上海一片白色恐怖。为了保存革命实力，周恩来同志对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一些同志作了撤退的安排。他嘱任其祥首先把商务工会委员长王景云同志迅速转移。王景云安排去宝山县的南翔暂居。我们八九个商务工人分别去湖南、武汉等地。其中，薛兆圣、蒋钟麟到武汉后，出席了全国第四次劳动代表大会，陈公庆和蒋钟麟出席了在武汉召开的印刷业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执行委员。在武汉的任其祥到了全国总工会劳动部工作；王春生担任了苏、浙、皖三省避难同志招待所主任；杨贤江任《革命军日报》的总编辑。

        “马日事变”后，武汉的形势也日益恶化。周恩来同志就及时地动员各地来汉的同志迅速各返原地，以待时机。他说武汉已受到许克祥、夏斗寅的威胁，反革命势力正在蠢蠢欲动，假若同志们继续留在武汉岂不成了“瓮中之鳖”。于是蒋钟麟、薛兆圣在他的动员下，领取川资绕道从芜湖、高淳、溧阳一路转常州等地回上海。

        我们回忆60年前的这些往事，深切怀念周恩来同志。那60年前战斗的日日夜夜，他和我们并肩战斗的情景，仿佛又浮现在眼前。他的教诲是我们永远铭记不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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