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的瞬间算起，近四分之一世纪的岁月过去了。但是，周恩来总理对尖端科学技术事业的关怀，至今仍象星辰闪耀在我们的记忆中。

        由于工作关系，我有较多的机会聆听周总理的教诲，感受他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工作作风的熏陶。值此周总理90诞辰之际，仅记二三事，以表敬仰和怀念。

        

在朴实无华的西华厅

        我第一次受到周总理当面教导，是在1962年12月4日的专委会上。刘杰、钱三强等同志汇报原子能工业生产、建设情况和两年规划、原子弹研制等问题，我列席了会议并作了补充汇报。

        会议在西华厅里举行。当时的会议厅面积较小，厅里无别的陈设，好象只有为数不多的沙发椅紧凑地摆成一圈。周总理和专委会的领导同志围坐在一起，商讨关系到国家安危的大事。

        当时，我国一方面受到核大国的威胁，一方面要克服经济困难。局势非常严峻。能不能加快发展自己的原子能工业就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为此，周总理和聂荣臻副总理曾委托张爱萍、刘杰等同志到二机部所属单位进行了几个月的调查研究工作。1962年11月二机部提出了研制原子航弹的两年规划。这次专委会，就是审议这一规划。由于它几乎牵动全国各条战线，许多问题需要在会上商定，会议从上午开到下午，总理便留我们吃午饭。餐厅在会议厅背后，摆了两张大圆桌就没有多少空地了。每桌都是一大盆肉丸子熬白菜、豆腐。四周摆几小碟咸菜和烧饼。周总理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和我们同桌就餐，吃同样的饭菜。好几年后，余秋里同志曾告诉我们：这种大盆菜是周总理创导的国务院的传统饭菜，既有营养，又很方便。

        这种传统的饭菜在国家经济好转的年月里一直没有变化。一位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的同志还给我们讲过一个小故事：1963年的一次晚餐也是这样的饭菜。大家都入席了，后到的贺龙元帅进入餐厅后，望一眼每张桌上的食物，风趣地对总理说：“总理呀，国家经济好转了，你家的饭桌上怎么还没体现出大好形势来呀。”

        总理笑道：“大好形势是靠大家奋斗得来的。将来，国家富强了，也不能丢掉艰苦朴素的传统啊。”

        在总理家里，就是在餐桌上也有警示人的风范。

        1962年的那次专委会，下午汇报完后，中央专委讨论和批准了两年规划，周总理作了重要指示。他讲了4点，1字：实事求是，循序而进，坚持不懈，戒骄戒躁。要求我们在工作中必须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实事求是，既是思想方法，又是指导原则。要认识客观规律，也不能怕失败。在科学实验中，有时必须经过失败，甚至多次反复，才能成功。要循序而进，想超越阶段跳过去也是不行的。还要坚持不懈。做任何事，总是靠突击是不行的，只能在有一定可能性时才能突击。无论成功或失败，都要戒骄戒躁。略有所成就骄傲起来固然不好，急躁也容易犯错误。我们大可在现有的工业基础上，自力更生，立足于全国，搞出一点名堂来。

        这次专委会的内容，后来化成全国人民的行动，不到两年时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接着，一步紧似一步地实现研制原子航弹、核导弹头到氢弹头的“三级跳”计划。几年以后我才知道，从成立专委会起，这是半个多月时间里周总理主持召开的第三次会议。谁会想到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是在周总理极为普通的小小会议厅里发端呢。

        

巨大的典范力量

        国防科技战线上的同志，都牢记1965年5月周总理的十六字教导：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这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法宝。多年的实践证明，按照它办，就能夺取胜利；忽视了它，就会招致失败。

        周总理要求我们这样做，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的典范。每次核试验前听汇报，他总是要仔细地询问可能影响成败的各个关键环节，而且还要求我们把各种不利或意外因素考虑到。例如，弹已挂上飞机后，气象起了变化怎么办？万一弹投不下来怎么办？飞机带弹返回机场时会不会弹又意外地脱钩？这种情况下又应采取什么可靠的保险措施？等等。有时得不到满意的回答，他就暂时休会，给我们一段时间，让我们回去找更多的同志进一步研究，直到有了令人放心的答案后才复会，再审议，作决定。他多次很严肃地重申他以前提出的十六字方针，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说，核试验关系重大，绝不能有一丝一毫马虎。我们国家穷，做什么事，都要考虑周到。略有失误，都会加重人民的负担啊。

        正是由于周总理严肃又亲切的教导和榜样的力量，培养和锻炼了国防科技队伍的严细作风。此后，每一次重大的科研试验中，都要重申十六字方针，都要开展群众性的预想、预防活动，提方案，定措施。做到弹不带隐患进试验场，星不带隐患上天，使我国在同一类型的尖端科学技术试验中，成为世界上成功率最高的国家。

        周总理在工作中对我们严格要求，试验成功后又给我们极大的鼓励。1965年5月，航弹空爆试验成功之后，他即派专机去西北把一批科技骨干和领导同志接来北京。起飞前大家还是一身冬装，到达北京时已是风和日暖的初夏。5月底的一天，我们刚进入人民大会堂，就受到周总理、邓小平总书记、陈毅元帅、贺龙元帅、聂荣臻元帅、罗瑞卿大将等许多中央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和总部的有关负责同志的欢迎。

        周总理一边和我们握手，一边歉疚地说：“大家辛苦了。去年10月，本来应该和大家见面的。因为忙，延迟到现在，真对不起。这次空爆成功，计划圆满完成，老总们很高兴，都要来见见有功之臣。”

        陈老总朗朗笑道：“是来喝庆功酒啊！”

        合影后，老总们在欢笑声中招呼我们入席。每桌都有一位领导同志陪同就餐。我们在亲切、和谐、欢畅的氛围中感受到党中央对国防科学技术事业的高度重视，对这一战线上的科技人员的亲切关怀。

        总理即席发表了讲话，勉励我们继续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群策群力，戒骄戒躁，再接再厉；为攀登下一个高峰，尽快掌握氢弹技术，加强国防、保卫和平作出更大的贡献。

        中央首长的集体接见，给予我们极大的鼓舞。这年夏天，我们学习了《实践论》、《矛盾论》和周总理在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发动群众，集中讨论了下一步的攻关计划。

        

要为人民大众着想

        1966年5月进行了含有热核材料的核试验，即我国的第三次核试验。公报发表之后，给全国人民极大的鼓舞，对国外也很有影响。周总理决定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把3次核试验实况剪辑成记录片，向全国放映。

        以前，关于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记录片，曾在1964年12月在人民大会堂给人大代表放映过一个小片段。许多代表都说太短了，没看够。为了满足各族人民的心愿，决定制作一部记录片，公开放映。

        不久，总理叫人通知我们到一个宾馆礼堂去参加审片。

        当时由于“文革小组”的几个人未按时到场，审片工作拖延了较长时间。我们几个人就抽空到礼堂一侧的休息室去交谈。

        总理事先已审过片，他来到休息室向我们征询意见。

        “记录片这样剪辑行不行？”他坐下来就问，“有心人能看出什么秘密吗？”

        我们说，第三次试验的画面不宜出现太多。

        总理笑道：“内容少了，群众可不满意呀。”又问我们：“能想办法让群众多看一些实况吗？”“前两次的爆炸景象画面可不可以多选一些呢？”我们都赞成总理的意见。这时“文革”运动已经发难，总理还十分关切我们的工作有无困难，生活秩序有无保障，问有没有人抄我们的家，等等。

        周总理如此为人民大众着想，百忙中还把科技战士的工作与生活放在心上，使我们深为感动。是啊，全国人民在3年困难时期，忍受苦难，尽可能节省出财力物力来支持核弹研制工作，现在3次核试验都成功了，是该多给他们一些科技信息，向他们汇报。让全国人民更多地了解国防科技事业的前进步伐，了解新中国的今天和明天，共同为实现我们的崇高理想而努力奋斗。

        

发展核动力首要的是安全

        原子弹、氢弹先后试验成功后，核潜艇的研制进程也加快了。1970年7月，核动力陆上模式堆运行试验准备就绪，周总理派专机接有关人员进京汇报。7月15日、16日的专委会，讨论模式堆启动提升功率问题。周总理在这次会上着重审查了启动运行安全，要求对每个环节都要认真研究，指示二机部要吸收本部门以外的一些专家来“挑毛病”。这和周总理对核试验提出的“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十六字方针的精神是一致的。会议决定派清华大学、二机部二院专家和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会后立即去现场，与那里的领导同志一起跟班工作，及时处理出现的问题。周总理抓工作严格要求，考虑问题又周到细致。我记得，第二次会议结束后，同志们就乘机出发，他甚至连当时的天气好不好，会不会影响按时起飞，都考虑、过问到了。启动运行试验期间，他还作了两次电话指示，要求参试人员：不要急，要仔细做工作，要加强检查，全力以赴，一丝不苟。那次试验也取得了成功。

        正是在这次审议核潜艇陆上模式堆的专委会上，周总理指出：这是核动力的起点，也是奠定核电站的基础。1970年11月的一次专委会上，周总理听取了上海市研制核电站问题的汇报。当时北京的清华大学也有发展核动力的初步设想方案。周总理说，二机部不能只是“爆炸”部，除了搞核弹以外，还要搞核电站。按照周总理的要求，二机部的专家准备了关于国外核电站发展情况的资料，包括有多少种类型、功率多大、特点如何、发展前景等，并在会上作了汇报。也就是在那次会议上，周总理明确了我国发展核电站应遵循“安全、适用、经济、自力更生”的方针。

        到1974年，上海市研制的核电站确定用压水堆方案，最后得到肯定。1974年3月底到4月中，周总理主持的最后一次专委会，第一项议题就是审查上海市代号为“728工程”的核电站建设方案。那时周总理已经病了，他跟叶帅一起肯定了上海的方案。另两项议题，审查二机部一座核材料生产工厂的建设调整方案和讨论清华大学的试验性核电站工程急需解决的几个问题，是4月13日继续开会研究的。上海市那时有“四人帮”的干扰，会后进展迟缓。清华大学也有类似问题，后来又因资金无法解决，就停下来了。总之，60年代中期就曾经研究安排我国核电站的起步建设，但由于十年动乱干扰，核电站的研制工作是不正常的，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好转。

        1979年初，美国的一座核电站出了事故，泄露了放射性物质。1986年4月底，苏联一座核电站又出了更严重的问题，在国标上引起了很大反响，对我们的工作曾有些影响。其实核电是一种安全、干净的能源，完全没有必要怀疑，关键在于抓好质量和管理。周总理一心想的是祖国的繁荣富强，人民的幸福安全，世界的持久和平，很早就着手安排我国的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1970年周总理在专委会上明确的核电站建设应遵循“安全、适用、经济、自力更生”方针，首先强调的就是安全。

        

面向未来，也要重视基础科学研究

        1972年尼克松、田中相继访华，外交局面打开以后，有不少美籍中国学者来访，巴基斯坦总统的科学顾问也来过。他们对我科研工作提出了不少建议，强调应重视科学理论研究，应适当安排长远性课题及基础理论研究，开展学术交流，大力培养年轻人，注意发挥原有科学人才的作用。周总理认为这些建议很好，一再指示有关单位要很好讨论讨论这方面的问题。

        这年10月，中央决定派一个科技代表团到美国访问，代表团由贝时璋、钱伟长、张文裕等著名科学家组成。出发前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代表团并讲了话，同大家议论了几个问题，并对应注意的事项作了交代。散会前周总理问还有什么问题，张文裕同志提出了一个涉及高能物理的问题。当时在云南落雪山的宇宙射线实验站观察到一件高能粒子反应事例，可能意味着发现了一种新粒子。张文裕同志提出这一发现是否可在代表团到达美国前公布。周总理说，你们掌握的情况究竟怎么样？把握有多大？要加深研究。那时候，李政道教授正好在北京。周总理指示，他在国外见识广，熟悉情况，先对他讲讲，听听他的意见。于是就安排了一次这样的学术活动。总理了解讨论情况后又指示，一定要实事求是，写文章、报道，要真实。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又经过认真分析讨论，把研究成果在我国《物理》杂志上发表了，印出单行本，送给代表团在国外分发、交流。正是在这件事的前不久，张文裕、朱洪元、谢家麟等18位科技工作者曾联名写了一封信给周总理，提出他们对我国发展高能物理的明确主张，反映他们工作中的一些困难。周总理9月11日亲笔回信，指示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的预制研究，应该成为科学院要抓的主要项目之一。这样，在中国科学院建立高能物理研究所这件事就决定下来了。

        周总理不仅领导和指挥我国广大的科技工作者，从攻尖端技术到加强基础理论研究，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建立了丰功伟绩，而且以他光辉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和实践，哺育着我们成长。这样的事例是写不完的，以上仅是我个人经历的几个片断。

        今天，我国形势越来越好。我国的科学技术已有了不同层次的统筹安排。年轻的一代人才也在不断涌现。

        让我们大家坚持不懈地努力，为实现周恩来总理的遗愿，向现代科学技术大进军，为振兴中华，加速四个现代化的进程而共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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