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同志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他生前亲自参与制定和组织贯彻我国的外交路线和许多重大外交决策，是新中国外交事业的一位奠基人。

        建国后，我在外事部门工作了20多年，有幸直接和周总理接触，亲身体会到他在外交事业中所表现出的雄才大略。

        建国初期，周总理执行和平外交政策，概不承认前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坚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这一原则，使我国改变了在外交上无权的地位，同各国建立了政治上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

        按照周总理的这一外交思想，1956年我被派到非洲工作。在总理的关怀指导下，我们逐步打开了同非洲国家的外交局面。

        回顾这段往事，使我终生难忘。

        

万隆会议前后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洲的革命形势，特别是中国的解放，对仍处于殖民主义统治之下的非洲人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从中得到鼓舞，国家要独立，人民要解放的愿望愈加强烈。

        在亚非各国人民反对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不断高涨的形势下，1955年，29个亚非国家在印度尼西亚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万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辟阐述，博得了亚非国家代表们的普遍赞赏，引起许多代表的共鸣，促进了亚非人民的团结，增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信心和力量。

        在这次会议期间，埃及总统纳赛尔向周总理讲述了由于帝国主义控制国际棉花市场，使出口棉花占据国民经济重要地位的埃及蒙受巨大损失的情况。周总理问纳赛尔，埃及每年生产多少棉花？纳答：800万担。周总理听后说，800万担棉花，我们每个中国人多穿二寸布就给你们穿完了。会后，纳赛尔总统派他的工商部长奴赛尔来我国签定中埃两国贸易协定，内容上明确规定两国可在对方国家的首都设立享有外交特权的商务代表处。随后，埃及宗教事务部长巴库里又来我国，签署了文化会谈纪要，规定两国可互派留学生和教授等事宜。

        1955年11月，教育部选定5名学生和一位教授，赴开罗大学学习阿拉伯文和教授汉语。出发前夕，周总理亲自接见了他们。当时在座的有外交部章汉夫副部长、外贸部叶季壮部长，我作为外交部西亚非洲司副司长，也参加了会见。

        周总理首先谈了在万隆会议上同纳赛尔总统接触的经过。又详细询问了学生和教授的情况。然后说，你（指教授和学生）现在去埃及，那里一无亲二无故，有事情谁来照顾你们呢？我看还是等我们的商务代表处设立后再去吧。接着，总理即问时季壮部长，咱们代表处的班子组织得怎样了，叶老答，还没有找到一个有点外事经验的人。总理当即指着我说，张越去！总理还关切地问我，去非洲有没有顾虑。我嘴里回答没有顾虑，可非洲大陆是个什么样子我心里却一点底都没有，只是不相信什么“非洲一片黑暗”。所谓“非洲黑暗大陆”的“黑暗”二字，不过是殖民主义者长期侵略，强加给非洲的。

        总理谈过后，又问我们，还有什么问题吗？我说：请示总理，如果我们遇到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所谓外交人员，我们应当如何表示呢？总理坚定地说：告诉他们要热爱祖国，要给自己留后路。

        

出使埃及

        在总理的催促下，商务代表处的班子很快组成了，李应吉同志为代表，我为副代表，连同翻译和工勤人员，以及留学生和教授共20余人。出发前大家集中学习了几天，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达浦生讲了伊斯兰国家的风俗习惯和我们应注意的礼节等事项，如不要吃猪肉，要带回教厨师等。对带不带《毛泽东选集》我们也进行了讨论，最后决定只带一部，大家共同学习。经过一番准备后，我们便踏上了奔赴非洲的旅途。

        1956年1月，我们抵达开罗机场。埃及工商部长奴赛尔、苏联及东欧国家外交官和商务人员到机场迎接我们。

        住下后，我们拜见了纳赛尔总统，向他递交了周总理的信。他接见我们时非常客气，态度十分友好。略事寒暄后，纳赛尔总统便讲起了在万隆会议上他与周总理会见的经过。并表示，从周恩来总理的讲话中，他更了解了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殖民主义，它们又是如何以强凌弱，欺侮弱小国家，掠夺这些国家的财富，压迫这些国家的人民的。接着，纳赛尔总统又关切地问我们到开罗后的情况，并说有事可随时找他，总统府的大门是对我们开放的，对我们十分热情、友好。

        为了享受相应的外交待遇并在我们包租的车上挂上“CD”的牌子，我们去外交部找过法齐外长。他说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不能挂“CD”牌子。我们又向纳赛尔总统提出这件事。他表示十分关心，并说，你们争那个牌子干啥，我已通令我们的警察，看到中国人乘坐的汽车都要加以保护，给予方便。事后，还是给了一张通行证的卡片。

        

中国文化艺术团访埃和两国正式建交

        1956年2月，根据中埃两国文化会谈纪要，我国派出以包尔汉、马玉槐、马寒冰率领的，由新疆歌舞团、中国京剧四团、总政歌唱演员以及文字、摄影记者等80余人组成的中国文化艺术代表团访问了埃及。所到之处，受到了埃及当局的友好接待和各界人民的热烈欢迎。在开罗大剧院演出多场，场场爆满。纳赛尔总统和埃及军政要员都观看了艺术团的演出。纳赛尔还接见了艺术团的领导和主要演员，赞扬了中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艺术和演员精彩的表演。埃方还安排艺术团参观了上尼罗河洛可索的古代神庙和正在建筑中的阿斯旺水坝。

        在我文化艺术代表团访埃期间，包尔汉团长和埃及宗教事务部巴库里部长分别代表中埃两国政府签定了文化合作协定。3月份，我国又参加了开罗举办的大型国际博览会。

        进行文化交流和建立贸易联系是发展外交关系的两翼，同时又是开路的先锋。我国在开罗商务代表处的建立，我国文化艺术代表团访问埃及的成功以及两国文化合作协定的签字，使政府间加强了对话，人民间联络了感情，增进了了解，加深了友谊，从而为中埃建立正式外交关系铺平了道路。

        1956年5月29日晚上，埃及总统府政治局局长阿里萨布里约见李应吉代表和我，他代表埃及政府宜布：埃及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从明天（1956年5月30日）起，埃及同台湾国民党政府断绝一切外交关系，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大使级的外交关系，请你们报告贵国政府，我们也将同时通知台湾国民党当局驻这里的“大使”。

        埃及是阿拉伯世界一个有影响的国家，也是非洲大陆为数不多的独立国家之一。埃及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不但在阿拉伯国家中扩大了我国的影响，也为我国外交路线进一步深入非洲建立了一个桥头堡。

        

扩大影响，继续前进

        我文化艺术团访问埃及后，周总理指示外交部通知我，率领一个贸易小组参加艺术团的领导，继续访问其他非洲国家。我们先访问苏丹，到达喀土穆后，苏丹总理阿萨里接见了包尔汉等领导和艺术团主要演员，并说：我热烈地欢迎你们，你们的来访会增加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我们原计划在苏丹演出一周，后因苏丹人民的一再要求，又加演了几场。在苏丹虽未达成任何协议，但扩大了我国在苏丹的影响。

        接着，去访问埃塞俄比亚。

        我们访问期间正值塞拉西皇帝的登极日（等于国庆节）。我们全团应邀参加了他们皇室的香槟酒会，还应邀在观礼台上观看了游行。当塞拉西皇帝经过观礼台时还频频招手向我们致意。我们演出时正值亚的斯亚贝巴市晚9时即实行宵禁，而我们的演出10时才能结束。这样散场后观众无法回家。当我们提出这个问题后，塞拉西即下令：夜间拿着中国的戏票即可通行。最后，他携皇后和皇室其他成员也观看了演出，共进晚餐并赠送了礼品。访问结束后，他叫他的飞行员驾驶飞机送我们返回开罗。

        艺术团回开罗后进行了休整，然后又去叙利亚、黎巴嫩进行友好访问演出，并同叙政府谈了签定文化协定和设立商务代表处的问题。我们还慰问了在沙漠中的巴勒斯坦难民营。所到之处都受到当地人民的欢迎。

        艺术团出访的最后一站是黎巴嫩。我们就在贝鲁特设立商务代表处和签定两国文化协定问题进行了交谈，对设立商务代表处事达成了口头协议。至此，中国文化艺术代表团的访问圆满结束。

        今天，我国已与西亚、非洲的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政府间和人民间的友好关系不断发展，这不能不说是当年周恩来总理亲自指导的硕果。回想当年在埃及，我国派享有外交特权的商务代表处，仅用了半年时间即挤跑了台湾当局的“大使馆”，这是周总理机智勇敢的创举；以文化、贸易两翼为先锋，扩大影响，打开局面，进而为建立外交关系铺平道路，是周总理指导我国外交活动的又一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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