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纳·艾杰医生坐在他破旧的英式小套间里凌乱的床铺上，窗帘紧闭，帮他营造了私密的空间。

        他的酒店房间被高楼大厦环抱，和别的窗户面对面，他不由自主地想起前妻，以及他被迫自觅住处时的感受。当他发现华盛顿有不少市中心的公寓里配有望远镜时，震惊万分，虽然有些不是用来使用而是用来当摆设的，但也有不少是真正拿来观望的。例如，把猎户座牌双筒望远镜和照相机的二脚架摆放在活动靠背扶手椅前，不是对着河流或公园，而是对着另一栋高楼大厦。房产中介在一旁滔滔不绝吹嘘景致时，艾杰却直接窥见对面公寓里，有人光着上身走来走去，窗帘赫然大开。

        在像华盛顿特区或纽约这样拥挤的大城市要望远镜尤其是双筒望远镜的目的何在？除非是窥视，除非是窥淫癖者。愚蠢的邻居肆无忌惮地宽衣解带、寻欢做爱、争吵打斗、洗澡净身、坐在马桶上。如果有人认为在自己家里或酒店房间里有隐私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强奸犯、抢劫犯、恐怖主义者、政府——千万别让他们看到你或听到你的声音。要确保自己不在他们的窥视下，确保自己不在他们偷听范围内。只要他们没有看到、听到，他们就不会来找你麻烦。每一个角落里都安装了摄像头、车辆跟踪器、监视器、窃听器，有人在偷听，在陌生人最脆弱和最羞辱的时刻观察他们。只要有一条信息落在了错误的人手里，你的整个人生就会改变。想玩这个游戏，你就要先下手为强，趁别人还未动手前先发制人。艾杰从不把窗帘拉开，甚至是在大白天。

        “你知道最好的安全系统是什么？是窗帘。”他整个职业生涯中都喜欢给人这条建议。

        事实胜于雄辩，他和卡利·克里斯宾第一次在鲁佩·斯塔尔的晚宴上邂逅时，他就是这么劝告她的。她当时是白宫新闻秘书，艾杰是个全国各地到处跑的顾问，不光是给FBI做咨询。那是二〇〇〇年，她当年真是美艳惊人，给人致命吸引，亮眼的红发，前卫，聪明，背对记者时脾气火爆，口无遮拦。不知为何，他们两人最终跑到了鲁佩·斯塔尔的藏书室内，研读艾杰喜欢的几个主题的大部头旧书，能飞的异教徒西门和圣若瑟·古白定，他们具有毫无争议的升空能力。艾杰给她介绍了弗朗兹·安东·麦斯麦，并向她解释了动物磁场的力量，然后是布莱德和伯尔罕，以及他们在催眠和神经性失眠方面的理论。

        浑身洋溢着新闻记者热情的卡利对超自然的神秘学家显然没有对书架上的相册感兴趣，这再自然不过。相册都是用佛罗伦萨皮革装帧的，据艾杰说，鲁佩的那些无赖朋友的照片陈列处是藏书室内最具人气的地方。艾杰和卡利在那间大房子的三楼独处了好几个小时，满腹嘲讽地细看了几十年的照片，他们二人并肩而坐，指认他们认识的面孔。

        “钱居然能买到朋友，真神奇，他还真把他们当朋友了。如果我会为这样一个该死的亿万富翁感到难过，那我真要为自己感到悲哀了。”艾杰对卡利说，卡利本身就是谁都不信，因为她和鲁佩·斯塔尔见过的任何一个没有道德、喜欢利用人的人是一丘之貉。

        只是鲁佩从来没帮卡利赚钱。她的到来不过是为了让其他贵宾赏心悦目，艾杰也一样。至少要有百万身价才能在鲁佩的特殊俱乐部和他见上一面，但如果他喜欢你，认为你能带来某种娱乐，他就会邀请你。有钱人是来投资的。演员、专业运动员、华尔街最新的奇才都会莅临这座公园路的别墅，鲁佩想要让身价继续增值就得和名人结交，而名人的价值并非现钞。政客、电视节目主持人、报纸专栏作家、法医专家、出庭辩护的律师——可以是新闻里的任何人，或是能讲一两个好故事，只要能帮鲁佩取悦权贵就行。他先是研究潜在客户，探究什么才能打动他们，接着便着手招募人员。他不必认识你就能将你列入他的二线名单。你会收到一封信或接到一个电话，鲁佩·斯塔尔恭迎您大驾光临。

        “就像把花生扔给大象。”一天晚上艾杰这么告诉卡利，那个晚上他毕生难忘，“我们就是花生，他们就是大象。我们永远不可能有他们的重量，就算我们活到大象的年龄。十分讽刺的是，这些大象中的一些还不太老，甚至还不到去马戏团玩杂耍的年龄。看这个。”他用手指敲着一张照片，照片上一个光彩照人的女孩大胆地面对镜头，她的手臂环绕着鲁佩。照片上显示的年份是一九九六年。

        “肯定是某个年轻演员。”卡利拼命想是谁。

        “再猜猜看。”

        “好吧，是谁？”卡利问，“她的美与众不同，像个漂亮的小伙子。也许真是个小伙子。不，我看到她的胸部了。是的。”她翻相册时挪开了艾杰的手，她的触碰让他微微心惊，“这里还有一张，显然不是男孩。哇哦。如果你透过她穿的兰博服装你就会发现她着实漂亮，没有化妆但身材玲珑，异常健美。我在想在什么地方看到过她。”

        “你没有看到过，也绝对猜不到。”他把手放在那里不动，希望她会再次挪动他的手，“这里有个提示。FBI。”

        “既然她能跻身于斯塔尔这本珍藏相册，那肯定是什么犯罪组织的人。”就好像人和鲁佩珍贵的古董跑车无异，“如果她腰缠万贯，那和法律对着干就是她和FBI的唯一关联了。除非她是我们的同路人。”她的意思是二线名单。

        “她和我们不同。她能买得起这栋别墅，买完后还能剩下很多钱。”

        “那她究竟是谁？”

        “露西·费里奈利。”艾杰发现了另一张照片，在这张里，露西是在斯塔尔的地下车库里，坐在一辆杜森堡老爷车的车轮后面，好像在专注地思考这是一辆多么昂贵的古董跑车，她会毫不犹豫地坐上去驾驶，也许就在那天或她到斯塔尔会计室去领钱的某一天真开过。

        艾杰不知道。他没有和露西同时去过那栋别墅，要想取悦她，怎么也还轮不到艾杰。她根本就不记得从匡提科来的这号人物。身为高中神童，露西在匡提科帮忙设计和制作被警局简称为的犯罪人工智能网络。

        “好吧，我的确知道她是谁。”卡利一个激灵，想起了露西和斯卡佩塔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和本顿·韦斯利之间的关系。本顿身材高大，有着如花岗岩一般轮廓分明的俊容。“很像里的那个男演员的原型。”她说，“他叫什么名字？就是扮演克劳福德的那个！”

        “胡说。电影拍摄的时候本顿甚至不在匡提科，他去某地破案去了。就算是他本人也会这么告诉你，那个傲慢自负的讨厌鬼。”艾杰说，不仅仅是气恼，还因为其他事心绪波动。

        “这么说你认识他们。”她顿时来了兴致。

        “这几个人我都认识，他们可能也知道我，了解我的情况。我和他们不是朋友。好吧，应该说除了本顿。他对我非常了解，这都拜生计和不睦的交往所赐。本顿干了凯，凯爱露西，本顿让露西去FBI当实习生，于是华纳就完蛋了。”

        “你为什么完蛋了？”

        “人工智能是什么？”

        “是代替人类头脑的东西。”她说。

        “你知道，有了人工智能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他摸了摸自己的助听器。“你完全能听清我说的话，我实在搞不懂你的意思。”

        “这么说吧，如果不是有计算机系统处理工作，也许就会有人给我安排任务，给我机会。”他说。

        也许是因为酒，上好的波尔多，他开始跟卡利讲他怀才不遇和遭遇不公、业已结束的职业生涯，人们和他们的问题，警察和他们的压力及创伤，最痛苦的是那些不允许有问题、不允许当正常人的探员。首先是FBI，他们只能向警局委任的心理学家或精神病学家倾诉，接受临时照顾、帮扶，鲜少能谈及刑事案件，如果案子轰动一时则更要守口如瓶。他用一九八五年弗吉尼亚匡提科FBI学院发生的一个故事来阐述，一位名叫普鲁伊特的助理署长告诉艾杰说聋子是不可能进入高度警戒监狱进行面审的。

        使用助听器和会读唇语的法医心理学家存在潜在危险，坦白说，警局不会使用也许会曲解罪犯言语或要罪犯不停重复自己的人。如果他们误解了艾杰对他们说的话该怎么办？如果他们误解了他的行为、一个手势、他跷起二郎腿的姿势或侧头的样子该怎么办？如果某个刚肢解了一个女人、刺伤了她眼睛的妄想型精神分裂症患者不喜欢艾杰盯着他的嘴唇看呢？

        也就是在那时，艾杰明白了自己在FBI中的地位，而且永远不会改变。一个有缺陷的人，一个不完美的人，一个不够威严的人。这无关他评估连环杀手和暗杀者的能力。这关乎的是外貌，关乎他代表强大警局的形象。他令警局蒙羞。艾杰说他当然明白普鲁伊特的立场，愿意任FBI差遣。要么按照他们的方式行事要么就滚蛋，自从艾杰还是个喜欢玩警察和强盗、军队和阿尔·卡彭、扳动他几乎听不见声音的玩具手枪的脆弱小男孩起，就一直渴望接近FBI的枪支弹药。

        他被告知警局只能在内部用他。处理严重事故、进行压力调节、参加秘密护卫队，基本就是为执法人员提供心理服务，重点是那些进行过深度卧底后重见天日的特工，其中包括重案组特工、侧写师。因为行为科学小组在训练和发展方面还相对稚嫩，警局就应更加关注特工一般会暴露在什么情况下，以及这是否妨碍情报收集和操作的有效性。在这场类似单方对话中谈到这点时，艾杰问普鲁伊特FBI是否慎重考虑过要自己来核定犯人的纸质资料，因为艾杰可以帮忙做这个。如果他能接近一手资料，比如面审文字记录、评估报告、现场和解剖照片以及完整的案件档案，那他就能吸收这些资料的信息，加以分析，创造出一个意义非凡的数据库，把自己变成名副其实的数据资源。

        这虽不能等同于和凶手坐下来谈，但这比充当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像医生对待病人一样要好，他只是充当一个支持系统，而真正的工作，令人满意的工作都获得了认可和回报。他沦为了次等人，沦落到和那些几乎没有受过训练、智商或洞察力不及他的人为伍。像本顿·韦斯利这样的次等人。

        “当然了，如果有了人工智能，有了犯罪人工智能网络，你就不需要人工数据分析了。”在鲁佩·斯塔尔的藏书室看照片时艾杰告诉卡利，“到了九十年代初，数据计算和各种分类分析已经能够自动运行，我所有的努力都被输入了露西时髦的人工智能系统中。对我来说，继续我正在做的工作就好比在伊莱·惠特尼发明了轧花机后用手清理棉花。我又回去评估那些特工了——在那群狗日的FBI眼里我就只会干这个。”

        “想象一下美国总统从我的想法中获利时，我是什么感受。”卡利像往常一样谈自己。

        接着，当其他客人在几层楼外开狂欢派对时，他带她参观了这栋别墅。在一间客房里，他把她弄上了床，心里非常清楚真正让她兴奋的并非自己，而是性和暴力、权力和金钱，以及围绕着它们的谈话，本顿、斯卡佩塔、露西以及所有那些在它们的咒语下倒下的人。事后，卡利想到此为止，而艾杰却想要更多，想要和她在一起，想要余生和她当神仙眷属，等到她最终告诉他不要再给她发邮件、留言时为时已晚，伤害已经造成。他一直不确定是谁听到了他的谈话，或自己的声音有多大，所有一切顷刻发生，他正在给卡利的电话语音留言，而他的妻子恰巧就在他紧闭的办公室门后，手里拿着一块三明治和一杯茶准备进来。

        他们的婚姻迅速瓦解，而他和卡利则依然保持着时断时续的远距离接触。大部分是随着她去各种五花八门的媒体地点，他不断更新她的信息。然后，约一年前，他看到一则关于一个名叫“克里斯宾播报”的电视栏目的计划，节目定位为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新闻记者和警局之间展开的访谈，重点是当前的案子和目击者来电，艾杰决定联系她，给她提一两条建议。他孤独凄凉，对她依然念念不忘。坦白说，他需要钱。他已经很少接到合法咨询业务，在本顿离开FBI后不久，他和FBI的关系也断了，部分是因为他和当时的事件脱不了干系，有些人认为情况棘手，有些人认为他是蓄意破坏。在过去五年里，艾杰开始到其他地方冒险，靠为制造业、个人和集团组织当清洁工获得一点少得可怜的现金收入，而他的雇主却有能力通过支配顾客、客户、病人、警察和那些他不关心的人获得丰厚收益。艾杰只能向那些不如自己的人卑躬屈膝，不停地东游西荡，在法国度过了许多时间，变得越来越默默无闻、债台高筑和绝望，然后他遇到了卡利，她的前景同样堪忧，此时他们都已不再年轻。

        处于她所在位置，最需要的莫过于信息和获取信息的途径，他向她自我推销，她即将要面临的问题是：决定她成败的专家不愿意出现在摄像头前。“有操守的人不能信口开河，他们不能。或者像斯卡佩塔这样的，他们签过合同，你不敢问她。但你能讲述。”艾杰说。这就是他教给卡利的秘诀。只管走上舞台，那里已经有了你需要知道的信息，但别问，只说。他会在幕后为她搜集信息，给她提供文件资料，如此一来，她爆料的爆炸性新闻就能获得支持或证实，至少不会遭到反驳。

        当然了，只要她想，他随时都愿意上她的节目。这将是史无前例的，他指出。他之前从没有出过镜或拍过照，鲜少接受访谈。他没有说这是因为他从来没有接到过邀请，而她也没有点破。卡利不是个体面人，他也不是，但一直以来她都善待他，尽自己所能地对他好。他们忍受彼此，形成了一种节奏，在专业方面合谋融洽，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进展，到现在，他已经接受了他们在斯塔尔别墅波尔多之夜不会重现的事实。

        这不是巧合，因为他不信任巧合，他认为自己和卡利最初能走到一起预示着他们将奔赴更远大的前程。她不信任超感觉或神鬼传说，而且既不宣扬也不接受通灵术——任何她接触到的信息都可能被那些感性的议论粉饰过。但是她信任斯塔尔家族的东西——具体说就是汉娜，即鲁佩的女儿——当她消失时，他们当即将此视为千载难逢的良机，是他们一直苦苦等待的爆炸性案件。他们有权来谈论这起案件，将此案据为己有，因为在艾杰心中，他之前和汉娜的交集并非偶然，他在鲁佩的别墅里认识了汉娜，自此便对她产生了不正常的关注，接着把她介绍给了国内外的人，最后她和其中一位喜结连理。在他看来，汉娜消失后也许会给他发送心灵感应信号，这并非不可思议。他认为哈维·法雷接下来也会给他发来某种信息，不是某个想法或图像而是一条信息。

        该拿他怎么办呢？艾杰极其焦虑，变得烦躁不安，他一个小时前回复了哈维的邮件，但没有得到进一步的消息。如果今晚和解剖托尼尸体的法医一并坐在台上的卡利打算爆料这则新闻，那就没有时间再等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如果此刻艾杰也坐在台上，时机就更好了，但他没有收到邀请。斯卡佩塔上节目时是不可能邀请他的，他不可能和她同时出现在片场或同一栋大楼里。她拒绝和他同时出现，卡利说她认为他不可靠。也许艾杰能帮卡利一个忙，给斯卡佩塔上一堂什么叫可靠的课。他需要一份文件。

        怎样才能让哈维接电话呢？如何才能让他跟自己谈？如何截取他的信息？艾杰思考着是否要给他发第二封邮件，附上自己的电话号码，叫哈维给他打电话，但即便如此也无济于事。唯一能让艾杰达到目的的只有哈维拨打1-80——0为听力残缺者设置的网络电话服务器才行，但如此一来，哈维就会知道他受到了第三方，即一名解说员的监控，这名解说员会实时翻译他说的每一个字。如果他像他给人感觉的一样小心谨慎和遭受过创伤，那他就不会允许这种事发生。

        如果艾杰先拨过去，那么哈维就不会知道他说的话经过翻译了，他会认为很安全，效果会像录音一样好，但完全合法。一直以来，艾杰代表卡利面见提供信息者都是这么做的，偶尔也有人抱怨或声称自己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卡利的文件记录中没有把艾杰那方说的话输入进去，只说信息提供者是怎么说的，这样甚至更好。剔除艾杰的问题和评论，卡利就更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解读受访者说的话了。大部分人只想引人注目，他们才不在乎自己的话是否被错误引用，只要卡利没把他们的名字弄错，或必要时不公开他们的姓名即可。

        艾杰不耐烦地敲打着笔记本电脑的空格键，刷新，检查他的邮箱里是否有新邮件。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他每隔五分钟就检查一次，哈维没有给他回信。他感到又一阵烦躁不安，这次更剧烈。他再次重读哈维早先发给他的邮件。

        我在“克里斯宾播报”栏目中看到过你，我写信不是为了上电视。我不想受人关注。

        我叫哈维·法雷，我刚在新闻里看到一位名叫托尼·达里恩的慢跑者被人谋杀了，我是目击证人。我今天一大早开车经过一一〇大街的中央公园，我很确定看到她被人拖出一辆黄色出租车。就在她被发现前几分钟看到的。我现在怀疑她被人拖出时已经身亡。

        汉娜·斯塔尔最后被人看到也是在一辆黄色出租车里。

        我已经给警方提供了证词，一位名叫L.A.博内尔的调查员警告我不能把所见告诉任何人。既然你是法医心理学家，我相信你能以极度可靠的方式妥善处理我提供的信息。

        我最担心的是公众是否应该得到警告，但我感觉这个不应该由我来做。无论如何，我不能这么做，否则警方会找我麻烦。但如果再有其他人受害或被杀，我就永远不能原谅自己。我已经因为自己当时没有停车而是扬长而去感到歉疚。我应该停下来看看她的。也许我的懊悔来得太迟，但如果我当时停车了又会如何呢？我对此实在不安。我不知道你是否接见病人，但也许我最终需要找人谈谈。

        我请求你妥善处理我提供的信息，但别说是我告诉你的。

        艾杰点击了自己的发件箱，找出四十六分钟前写的回信，重新看了看，奇怪是否自己在回信中说了什么打消了哈维回复的积极性。

        请给我一个能联系上你的电话号码，我们会明智而审慎地处理你提供的信息。同时，我强烈建议你不要和任何其他人谈论此事。

        哈维没有回信是因为他不想让艾杰给他打电话。有这个可能。警方告诫过哈维不能和其他人谈及此事，他害怕在已卷入的漩涡中陷得更深，也许他后悔最初就不该联系艾杰，也有可能哈维过去一个小时没有查看过邮箱。艾杰找不到名为哈维·法雷的人的电话号码，在网络上碰巧看到一个，但那个号码已经停用。他应该道声谢，或至少要确认收到了艾杰的邮件。哈维无视他，他也许联系了其他人。可怜的冲动，接下来哈维会把珍贵的信息泄露给另一方，艾杰再次被人欺骗了。

        他手伸向电视机遥控器，按下了开机键，屏幕一闪，出现了的节目。又是宣传凯·斯卡佩塔今晚会上节目的广告。只见图像剪辑中，斯卡佩塔钻出法医乘坐的白色多用途运动轿车，肩上挎着案件现场包，斯卡佩塔穿着白色高密度聚乙烯合成纸制作的一次性连衣裤站在移动平台上，为了避免巨大灾难，比如客机撞机，一辆巨大的牵引车挂车上装配了筛选台；斯卡佩塔在现场。

        “我们需要的是斯卡佩塔因素，对此我们拥有自己的凯·斯卡佩塔医生。电视上最好的法医建议尽在。”这些日子以来，但凡播放她的访谈节目，主持人事先都会说这句标准套话。艾杰在记忆中不停重播，好像他在卧室观看无声电视上的无声广告时都听到了。斯卡佩塔和她的特殊因素拯救了今日社会。艾杰看着她的图像、卡利的图像、今晚节目的三十二秒广告，心想自己本应该出现在节目上。卡利疯狂地想提高收视率，如果这档节目不能起死回生，下一季她就要滚蛋了。如果她被解雇了，艾杰怎么办？他是个吃软饭的，被次等人收留，被卡利收留，他对卡利有感觉，但卡利并不为他所动。如果节目不能再继续下去，他们的关系也将画上句点。

        艾杰下了床，从浴室柜台上取来了全耳式助听器，他望着镜子里自己胡子拉碴的脸、越来越少的灰发。镜子里的人回望着他，既熟悉又陌生。他对自己既了解又迷惑。你是谁？打开一个抽屉，他看到了剪刀和剃须刀，拿出来放在一条小毛巾上，毛巾已经开始发出酸气。他打开了助听器，电话铃响了，又有人在抱怨他把电视音量开得太大。他调低了音量，的声音从几不可闻到有点吵，对听力正常的人来说会觉得太响，有点刺耳。他回到床上开始准备，拿起两部手机，一部是摩托罗拉，是以他的名字注册的华盛顿特区号码，另一部是trae的一次性手机，是他在时代广场的旅游电子商店花十五美元购买的。

        他把助听器的蓝牙遥控器接到摩托罗拉手机上，登陆笔记本电脑上网络电话解说服务器。他点击了屏幕顶上的来电，输入了自己的手机号码。他使用一次性手机，拨打了1-800号码服务，然后听到声音提示叫他输入想要拨打的十位数——他输入的是他的华盛顿特区手机号，并以“#”号键结束。

        他把一次性手机放在右手中，拨打左手中的摩托罗拉手机，他接了，把手机贴到左耳上。

        “你好？”他用正常低沉的声音说，既悦耳又令人安心。

        “我是哈维。”一个紧张的男高音，声音听起来很年轻、很紧张。“你一个人吗？”

        “是的，我一个人。你怎么样？你的声音听起来很沮丧。”艾杰说。

        “我真希望自己没有看到。”男高音结结巴巴地说，像是要哭了，“你明白吗？我不想看到那种情景，不想卷进这种事中。我应该停下车，应该试着去帮她。如果我看到她被拖出黄色出租车时她还活着，我怎么能原谅自己？”

        “把你看到的情况详细告诉我。”

        艾杰适度地、理性地、舒服地扮演着心理医生的角色，在他和自己的对话被一个他素未谋面，也未交谈过的电话解说员实时转述的同时轮流把两部电话放到左耳边，这名电话转述员的身份是五六二二号话务员。他用两种不同的声音对着两部不同的手机讲话时，黑色粗体信息不断出现在艾杰电脑的屏幕上，电话中出现低语声和噪音，听起来像是接触不良，而话务员只翻译了冒充哈维·法雷的对话：

        “……调查员跟我交谈时说了些警方知道汉娜·斯塔尔已经身亡的话，因为发现了她的头发，头发已经分解。（不清楚）从哪里来的？嗯，她没有，调查员没有说。也许他们已经知道罪犯是名出租车司机，因为有人看见汉娜上了一辆出租车？也许他们知道很多情况，但没有对外公布，因为这件事的暗示作用会给整座城市带来非常坏的影响。是的，没错。钱。（不清楚）但如果汉娜分解的头发在出租车里被找到，而没有人发布这个信息，（不清楚）那就糟糕了，真的太糟糕了。（不清楚）听我说，我听不见你说话了。（不清楚）无论如何，我也不能再说了。我实在怕极了。我要挂电话了。”

        华纳·艾杰结束了电话，在这段文字下做了着重符，然后复制到剪贴板上，粘贴到一个word文件中。他将文档附在一封几秒钟之内就会发到卡利苹果手机上的电子邮件中：

        附件是一位证人刚在电话中告诉我的内容。像往常一样：不能公开他的身份，我们必须保护我的资料来源。这份文件可以作为你今晚上新闻网提问的证据。

        他点击了发送。

        “克里斯宾播报”节目现场给人的印象就像个大黑洞。黑色的隔音砖，黑色的地板上摆放着一张黑色桌子和几张黑色椅子，天花板上是一排黑色的灯光。斯卡佩塔认为这种设置的目的是要给人留下新闻的严肃性和可信性的印象，这是的风格，而这种印象恰好是卡利克里斯宾不能提供的。

        “DNA不是解决复杂问题的万能秘方。”斯卡佩塔在现场直播中说，“有时候它甚至和案件不相关。”

        “你这么说让我很吃惊。”卡利穿着鲜艳的粉红色套装，和她铜色的头发冲突得厉害。而她今晚也异乎寻常地活跃，“法医界最让人信任的法医居然会质疑DNA检验的价值。”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卡利。我说的是我二十年来一直重申的同一个观点：DNA不是唯一证据，不能代替全面调查。”

        “观众们，你们都听到了！”卡利的脸因注射了肉毒杆菌毒素而变得更丰满，也更僵硬，她凝视着摄像头，“DNA不相关。”

        “我再重复一遍我说的不是那个意思。”

        “斯卡佩塔医生，现在，让我们说实话吧。DNA是相关的。实际上，DNA也许是汉娜·斯塔尔案件中最相关的证据。”

        “卡利……”

        “我不会就此事征求你的看法。”卡利举起手打断了她的话，尝试新的策略，“我只是引用汉娜·斯塔尔的案件作为一个例子。DNA能证明她已经死了。”

        演播室监视器上出现的是好几周以来新闻报纸上铺天盖地刊登的同一张汉娜·斯塔尔的照片。光着脚，美丽，穿着袒胸的白色背心裙，站在沙滩边的人行道上，惆怅地面对着棕榈树和斑驳的蓝色大海微笑。

        “这是刑事司法部门大部分人的看法。”克里斯宾继续道，“就算你不打算当众承认，不承认事实。”她的声音开始变得有责备的意味，“你是在放任人们作出危险的决定。如果她死了，我们难道不应该知道吗？难道她的丈夫波比·富勒不应该知道吗？难道不应该开始正式谋杀调查，签发逮捕令吗？”

        在演播室监视器上出现了另一张刊登了好几周的照片：波比·富勒和他露出雪白牙齿的灿烂微笑，他穿着网球服，坐在他价值四十万美元的红色保时捷的驾驶座上。

        “难道我说得不对吗，斯卡佩塔医生？”卡利说，“理论上讲，DNA难道不足以证明一个人已经身亡吗？如果你在某地获取了一个人的头发，从头发上提取了DNA，比如说在一辆车上。”

        “DNA不可能证明一个人的生死。”斯卡佩塔说，“DNA只能证明一个人的身份。”

        “DNA当然能告诉我们，比方说，在车里发现的头发是汉娜的。”

        “我不打算评论。”

        “而且，如果她的头发显示出分解的迹象。”

        “我不能讨论这件案子。”

        “是不能还是不愿意？”卡利说，“你有什么不愿意让我们知道的？也许是不方便告诉我们你这样的专家认为汉娜斯塔尔真正发生了什么，而实际上你的判断也许是错误的。”

        演播室监视器上开始循环播放另一张照片：汉娜穿着意大利米兰的杜嘉班纳套装，金色长发向后挽起，戴着眼镜，坐在高级办公室的一张比德迈式的办公桌后，办公室俯瞰着哈德逊河。

        “她的不幸失踪也许完全和大家，包括你，想象的不一样。”被卡利当作事实陈述的问题带上了F.李·贝利盘问的语气。

        “卡利，我是纽约市的法医。我确信你懂得我为什么不能谈论这个话题。”

        “实际上，你是私人签约的，不属于纽约市的雇员。”

        “我是雇员，并且只能直接回答纽约市首席法医的问题。”斯卡佩塔说。

        演播室监视器出现了另一张照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纽约市首席法医办公室的蓝色砖墙外观。

        “你是无偿服务的。我相信这在新闻中报道过——你把时间奉献给了纽约办公室。”卡利转向摄像头，“我的观众也许不知道，让我来解释下，凯·斯卡佩塔医生是马萨诸塞州的法医，同时也免费兼职为纽约市法医办公室服务。”卡利转向斯卡佩塔说，“我不是很明白你怎么能同时为纽约市和马萨诸塞州工作。”

        斯卡佩塔没有搭腔。

        卡利拿起一支铅笔，好像要做笔记的样子，说：“斯卡佩塔医生，你说你不能谈论汉娜·斯塔尔案子，这正表明你相信她已经死了。如果不是因为这个，那么我很奇怪你为什么不能发表自己的看法。她只有死了才会成为你的案主。”

        不是这样的。法医病理学家在必要时也会检查活着的病人或参与认定已死的失踪人口的调查案。但斯卡佩塔不打算澄清。

        相反，她说：“讨论任何正在调查中或没有宣判的案情细节都是不妥当的。卡利，我只答应今晚在你的节目中广泛地讨论法医证据，尤其是痕量证据，其中最普通的就是用显微镜分析头发。”

        “好的。那让我们来讨论下痕量证据，关于头发。”她在纸上敲打着铅笔，“难道检验头发不足以证明头发是从某个死人头上掉下来的？比如说，如果头发是在一辆用来运送死尸的车上发现的。”

        “DNA不能证明某人已经死了。”斯卡佩塔重复道。

        “那么头发能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就拿从某处，比如一辆车里找到的、被确认是汉娜的头发来说吧。”

        “我们为什么不综合探讨下用显微镜检验头发。既然这是你我达成一致在今晚探讨的主题。”

        “那么就综合来探讨吧。”卡利说，“告诉我们，你怎么能判定头发是从一个死人身上掉下来的。你在某处发现了头发，好比在一辆车里，你怎么判断掉头发的人当时是死是活？”

        “死后发根损伤或没有发根能告诉我们头发是从活人还是从死人身上掉下的。”斯卡佩塔答道。

        “这正是我的观点。”卡利像敲打节拍器一样敲打铅笔，“因为根据我的信息来源，在汉娜·斯塔尔一案中已经采集到了头发，头发显然显示出了损害的证据，你可以将这个证据和死亡以及分解联系起来。”

        斯卡佩塔不知道卡利正在说什么，好奇她是否将汉娜·斯塔尔的案情细节和失踪的婴儿凯莉·安东尼的头发混为一谈了，那个婴儿的头发是在家里的汽车车厢里发现的，据称头发显示出了分解的迹象。

        “那如果人没死，你怎么解释头发会发生死后损伤现象？”卡利死盯着斯卡佩塔，那眼神令人心惊。

        “我不知道你说的损伤是什么意思。”斯卡佩塔说，心中冒出一个念头，她应该拂袖而去。

        “比如，我们就说被虫子损害了吧。”卡利大声地敲打着铅笔，“我掌握了可靠消息，在汉娜·斯塔尔的案子中找到的头发显示出了损伤的证据，是那种人死后才会显示出的痕迹。”卡利对准摄像头，“这个消息尚未公布于众。我们今天是第一次在这里讨论这点，就在此刻，在我的节目中。”

        “虫害并不一定表示掉头发的人已经死了。”斯卡佩塔回答了这个问题，避开了汉娜斯塔尔的话题，“如果你在家里、自家的车里、自家的车库里自然掉发，头发有可能，实际上很有可能会被虫子损伤。”

        “也许你能跟观众解释下昆虫是如何损伤头发的。”

        “它们会吃头发。用显微镜看，你能看到咬痕。如果你发现头发上有这种损伤，通常会认为头发不是最近掉的。”

        “你会认为这个人已经死了。”卡利用铅笔指着她。

        “光这一点，不，不能得出这个结论。”

        监视器上显示出两个人的头发的放大照，放大了五十倍。

        “好吧。斯卡佩塔医生，这是你让我们放给观众看的照片。”卡利说，“请告诉大家我们看到的究竟是什么？”

        “死后根带。”斯卡佩塔解释道，“或者，用重量级痕量证据检验官尼克·彼得科的话说：不透明的椭球带，在沿着最靠近头皮的毛干上包含有平行延长的空气空间。”

        “哟，请为观众解释下，那究竟是什么东西。”

        “请看照片，就是球状根部的暗影区。看到黑色的根带了吗？可以这么说，这个现象在活人身上不会出现。”

        “我们看到的是汉娜·斯塔尔的头发。”卡利说。

        “不是，当然不是。”如果她当场拂袖而去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糕。无论如何要忍过去，斯卡佩塔暗暗告诫自己。

        “不是？”一阵戏剧性的停顿，“那这些是谁的？”

        “我只是在给大家演示通过显微镜分析头发能得出什么结论。”斯卡佩塔回答道，好像这个问题是合理的，而实际上根本不是。卡利非常清楚这根头发不是从汉娜·斯塔尔的案子中选取的。她非常清楚这个图像很普通，是斯卡佩塔惯常在法医学死亡调查学校做幻灯片时使用的。

        “这些不是汉娜的头发，和她的失踪没有关系？”

        “这些不过是个例子。”

        “好吧，我想这就是人们说斯卡佩塔因素时所表达的意思。你耍花招来支持自己的理论，很显然汉娜已经死了，这正是为什么你会给我们看一个死人掉下的头发的原因。好吧，我同意，斯卡佩塔医生。”卡利放慢语速，强调说，“我相信汉娜·斯塔尔已经死了。我相信发生在她身上的不幸有可能和在中央公园被残酷杀害的慢跑者托尼·达里恩有关。”

        监视器上出现了一张托尼·达里恩的照片，她穿着紧身裤，一件小而暴露的上衣，背景是保龄球道，另一张照片——是她的尸体现场照。

        她是从哪里弄到这张照片的？斯卡佩塔没有表露出自己的惊讶。卡利怎么能弄到一张现场照？

        “大家都知道，”卡利·克里斯宾对着镜头说，“我有自己的消息来源，多数情况下不能把消息提供者公开，但我能证实这条信息是真的。可以说，据我所知，至少有一名证人已经向纽约警局报告托尼·达里恩的尸体是今天一大早从一辆黄色出租车里被拖出来的，很显然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干的。你知道这个吗，斯卡佩塔医生？”她和着铅笔放慢的节奏问。

        “我也不会谈论托尼·达里恩的调查情况。”斯卡佩塔努力不让那张现场照分了心神。看上去像是首席法医办公室的法医调查员今早拍的照片。

        “你说过会谈点什么。”卡利说。

        “我没有这么说过。”

        “让我来提醒大家一下，汉娜·斯塔尔最后被人看见是在感恩节前一天，她在格林威治村和朋友共进晚餐后上了一辆黄色的出租车。斯卡佩塔医生，我知道，你不打算谈论这个。但让我来问你一件你能回答的事情。防范难道不是法医职责的一部分吗？难道你们不应该推断出某人死因，以此来防止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其他人身上？”

        “防范，当然有。”斯卡佩塔说，“防范有时候要求我们当中那些对公众健康和安全有责任的人在发布信息时持极为谨慎的态度。”

        “好吧。那请问，告诫公众也许有个连环杀手开着一辆黄色出租车在纽约市晃荡，寻找下一个受害者，难道不符合他们的最大利益？如果你掌握了这样的消息，难道你不应该把它们公布于众，斯卡佩塔医生？”

        “如果信息可靠，也能保护公众，是的，我赞同你的观点，应该被公布。”

        “那为什么没有公布？”

        “我不知道是否有这种消息，或这个消息是否属实？”

        “你怎么可能不知道？你在停尸间里收到一具尸体，警方或一名可靠的证人说也许是一名开着黄色出租车的司机干的，你难道不认为有责任把这个消息告诉公众，以防其他可怜无辜的女性遭受同样残忍的奸杀？”

        “你偏离了主题，进入了一个超越了我的知识范围和司法权的领域。”斯卡佩塔回答道，“法医的职责是判定死亡的原因和方式，为执法人提供客观的信息。不能指望法医履行法官的职责，或在收集的和他人制造的信息或谣言的基础上发布所谓的秘密消息。”

        讲词提示装置告知卡利有人打进了电话。斯卡佩塔怀疑制片人亚历克斯·巴恰塔也许正放任节目脱离正常轨道，他警告要辞退卡利，这反而促使卡利不顾一切。斯卡佩塔的合同已经被糟蹋到了惨不忍睹的地步。

        “好吧，我们有许多可以谈的。”卡利对观众说，“但首先让我们来接一下底特律的多媞女士打进来的电话。多媞，你已经连线了。密歇根的情况如何？大家很高兴那里的选举结束了，我们总算被明确告知现在经济衰退，这个你知道吧？”

        “我给麦凯恩投了票，我丈夫刚被克莱斯勒汽车公司解雇了，我的名字不叫——”一个克制、喘着气的声音传进了斯卡佩塔的耳机里。

        “你有什么问题？”

        “我的问题是问凯的。你知道吗？我感到跟你很亲近，凯。我只希望你有空过来喝杯咖啡，因为我知道我们会成为好朋友，我能给你提供你从任何实验室都不能获得的精神指导——”

        “你到底想问什么？”卡利打断她。

        “他们要做何种测试才能知道尸体是否开始分解，我知道当前他们能使用某种机器人来检测空气——”

        “我没听说过什么机器人。”卡利再次打断了她。

        “我不是在问你，卡利。我相信法医科学能解决世界上一切问题。有一天早上，我读到本顿·韦斯利，也就是凯那位德高望重的法医心理学家丈夫写的一篇文章，据他说，谋杀案的清除率在过去二十年下降了百分之三十，而且有望继续下降。同时，本国大约每三十个成人中就有一个是蹲在监狱里，因此想象下，如果把所有罪有应得的人都绳之以法，我们该把他们放到哪里，我们怎么能承受得起如此庞大的开支？我想知道，凯，关于机器人的事是不是真的。”

        “如果你指的是一个装了机械嗔探器或电子鼻的探测器，是的，你说得没错。”斯卡佩塔说，“的确有这种东西，用它来代替寻尸犬寻找秘密坟墓。”

        “我现在这个问题是问你的，卡利。真遗憾，你这么平庸、粗鲁。瞧瞧你一晚接一晚地羞辱自己——”

        “你这不是在问问题。”卡利切断了电话，“我恐怕时间不够了。”她睁大眼睛望着摄像头，匆忙整理桌上的纸张一一那些纸不过是道具，“请明天晚上继续收看‘克里斯宾播报’，获取更多有关汉娜·斯塔尔惊人失踪的独家报道。她的失踪与今早在中央公园发现的被奸杀的托尼·达里恩有关吗？这起失踪案是否和一辆黄色出租车有关，公众是否需要得到警示？再次和我交谈的将是前任FBI法医心理学家华纳·艾杰，他不仅相信这两个女人可能是被纽约市一位暴力性精神变态出租车司机所谋杀，也认为本市官员对这个消息秘而不宣是为了保护旅游业。没错，旅游业。”

        “卡利，我们已经下线了。”—个摄影师的声音。

        “我最后说的关于旅游业的话录进去了吗？我应该早点挂掉那个疯婆子的电话。”卡利对着黑黢黢的电视机说，“我想肯定有很多人打进来排队等候。”

        沉默。然后一个声音响起：“旅游业的那部分录进去了。相当紧张刺激，卡利。”

        “好吧，那就让这里的电话响爆。”卡利对斯卡佩塔说，“非常感谢。这真是太棒了。你不认为很精彩吗？”

        “我想我们之前有协议。”斯卡佩塔拿下了耳机。

        “我没有问你关于汉娜或托尼的案件，我只是在做陈述。你不能指望我对可靠消息闭口不谈。你不必回答任何令你觉得不舒服的问题，而且你应对自如。你明天晚上为什么不过来？我会让你和华纳一起上节目，我将让他描绘出那个出租车司机的相貌。”卡利说。

        “以什么为基础？”斯卡佩塔激烈反问，“某个并非基于实验法研究，而是基于某个过时的、逸闻趣事一般的侧写师理论？如果华纳·艾杰和你刚透露的消息有关，那么你就将麻烦缠身了。问问你自己他是怎么知道的，他根本就没有参与这些案子。就履历而言，他从来都不是FBI的侧写师。”

        斯卡佩塔解开了麦克风装置，从桌边站了起来，跨过电线，独自走出了播音室，走进了一个灯火通明的长廊，她经过了主播沃尔夫·布里策、南希·格蕾丝、安德森·库珀和坎迪·克劳利的大幅海报，走进了化妆间，吃惊地发现亚历克斯·巴恰塔正坐在一张高脚转椅上。他茫然地盯着电视机，电视机音量调小了，他正在讲电话。斯卡佩塔从衣柜的一个衣架上取下了自己的外套。

        “……不是说有任何怀疑，但我同意，是的，既成的事实。我们不能有这种……我知道，我知道。”亚历克斯对电话线那端的人说，“我得挂了。”

        他身着皱巴巴的衬衣和领带，站起身时看上去神情肃穆又疲惫。斯卡佩塔注意到他修剪整齐的胡须变得有些灰白，脸变得有些拧巴，眼睛下的眼袋有些大。这都拜卡利所赐。

        “别再问我。”斯卡佩塔对他说。

        电话上的灯开始闪烁时，亚历克斯示意她关门。

        “我要走了。”她补充道。

        “别急。坐下来吧。”

        “你违反了我的合同。更重要的是，你破坏了我对你的信任，亚历克斯。看在上帝的分上，你究竟从哪里弄到那张现场照片的？”

        “卡利自己做的研究。我和这件事毫无瓜葛，和这件事没有关系。我们不知道卡利会说什么该死的黄色出租车和找到的头发。天哪，我希望那是真的。大头条，好吧，那真的很棒。但最好是真的。”

        “你真希望市里有个开着黄色出租车的连环杀手？”

        “我不是那个意思，天哪，凯。老实说，电话都打爆了。纽约市警局公共信息部的长官否认了，直截了当地否认了。他说汉娜·斯塔尔的头发已经被发现并且正在分解的消息没有根据，完全是瞎扯淡。他说的是真的吗？”

        “我不会回答你这个问题。”

        “该死的卡利。她太野心勃勃了，太嫉妒南希·格蕾丝、比尔·柯蒂斯和多米尼克·邓恩了。最好她说的情况有证据，因为人们的关注点现在全在我们身上。我不能想象明天会变成什么样。已经足够吊人胃口，那个黄色出租车的联系，对不对？纽约警局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认。那么，你怎么看？”

        “我不会发表任何看法。”斯卡佩塔说，“我作为法医分析家的工作不是在节目中帮你破案。”

        “如果我们有机械嗔探器的幕后花絮就更好了。”亚历克斯用手指耙梳着头发。

        “我不知道会谈到这个。我保证过不会在节目中提到汉娜·斯塔尔，更别说托尼·达里恩了。天哪。你知道她是首席法医办公室的案例，今早才送到我的办公室。你向我保证过，亚历克斯。我们的合同呢？”

        “我正在试图想象那是什么样的东西，老觉得那个叫什么嗔探器的破获犯罪的工具很滑稽。但接着我想到大部分的警察部门是不能接近寻尸犬的。”

        “你不能请正在破案的专家来上节目，你不能容许这种事情发生。”

        “如果你详细解释了寻尸犬是怎么工作的，那就太棒了。”

        “我愿意讲解，但不愿谈及另两起案子。你赞同斯塔尔的案子是雷区，你非常清楚托尼·达里恩的案子也是禁区。”

        “听我说，你今天晚上表现很棒，好吗？”他的眼神对上了她的，叹了口气，“我知道你不这么认为，你很气愤。我知道你被激怒了，这很好理解，我也是。”

        斯卡佩塔将外套放在一张化妆椅上，人坐了下来。“也许我几个月前，甚至一年前，就该辞职。也许当初就不该开始。我向爱迪生保证过我绝不会谈论正在调查中的案子，他相信了我，你不能让我左右为难。”

        “我没有，让你为难的人是卡利。”

        “不，是我自己。我比任何人都明白状况，是我自己要以身试险。我肯定你能找到愿意做这份工作，也愿意发表耸人听闻的意见和预测的法医病理学家或刑事专家，而不是像我这样客观和谨慎推理的人。”

        “凯……”

        “我没法成为卡利。我不是那样的人。”

        “凯，‘克里斯宾播报’快要停播了。不光是因为收视率，也因为卡利遭到观众和博主等的炮轰，我接到了上头的抱怨，这种情况已经持续有一段时间了。卡利过去是一名体面的记者，但风光不再，这点是肯定的。说实在的，我觉得她不适合在当主持人，她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不过是在试用期。”

        “那用她是谁的主意？你是监制。什么试用？”

        “前任白宫新闻秘书，她过去是个重量级人物，我不知道具体情况。这是个错误，坦白说，她知道这个节目是试运行。不过有一点，她保证会使用她的合法关系邀请到像你这样的杰出嘉宾。”

        “她之所以能请到我是因为你已经三次拿枪对着我的脑袋了。”

        “我已经尽力挽救，你也尽力了，我们给了她一切机会。究竟是谁出的主意已经不再重要，什么都不重要了，除了你，她请的那些嘉宾都是不入流的，谁会想和她一起上节目呢？那个冥顽不灵的法医心理学家艾杰医生，让我再多听一秒他那卖弄学问的独白我都受不了。在这个行业，大凡跌到谷底，一个季度不行你还可以再尝试，但两个季度还不见起色，你就出局了。就她而言，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她只能去某个小镇的地方新闻台做做。也许做天气预报或烹饪节目或‘信不信由你’，她显然不属于。”

        “如果我没有会错意，你的意思是要解雇她。”斯卡佩塔说，“这不是什么好消息，尤其是在今年的这个时候，经济状况不景气。她知道吗？”

        “还不知道，请不要跟她提。听我说，我会处理好的。”他倚靠在化妆台的边角上，把手伸进口袋里，“我们想让你来取代她的位置。”

        “我希望你是在开玩笑，这是不可能的。不管怎么说，也不是你真正想要的。我不是这种舞台的合适人选。”

        “这是个舞台，没错，是个怪异的舞台。”亚历克斯说，“是她让这个舞台变成了这般模样，不到一年时间她就把节目彻底搞砸了。我们根本不想让你做同种节目，做卡利那种屎头节目，见鬼，不。我们想让你在同一时段主持探案节目，但这是唯一的相似之处了。我们心里有完全不同的想法，我们讨论这件事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全体人员想法一致。你应该独树一帜，另辟蹊径，做完全适合你身份的节目。”

        “适合我的是周六早上，在一栋四周空无一人的海滩边的房子里和一本好书相伴，或在我的办公室里。我告诉过你我只会作为一名分析员来帮帮忙——前提是那不会干涉到我的正常生活或给我造成伤害。”

        “我们涉及的就是正常的生活。”

        “还记得我们早先谈过的吗？”斯卡佩塔说，“我们达成的一致意见是不能违背我作为一名法医病理学家的职责。经过今晚的事件，毫无疑问已经违背了。”

        “你去看博客，看邮件，人们对你的反应是惊人的。”

        “我不看那些。”

        “斯卡佩塔因素。”巴恰塔说，“这个名字对你的新节目来说太棒了。”

        “你所建议的正是我避之不及的。”

        “你为什么要躲避？这个词已经家喻户晓，成了一句老生常谈。”

        “我确定不想成为这样的人。”她说，努力不让自己的声音流露出气恼。

        “我的意思是那种轰动效应。每当有什么似乎无法解决的事情发生，人们就想要斯卡佩塔因素。”

        “那还得多谢你最先让你的人在节目中造了这个词，才造成所谓的轰动效应。那样介绍我，那样介绍我不得不接受的访谈，很尴尬，很误导。”

        “我送了一份提议到你公寓里。”亚历克斯说，“看看吧，然后我们再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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