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前有一个报纸叫《大江报》。这个报纸当时很有锐气，揭露地方官的文章非常犀利，指名道姓的，而且他们还公然鼓吹革命。这样做当时也不是没有事，他们报纸也被关过，那两个主笔也被抓过，严格地说是他们俩自己去的。官方贴出一个查封条，这两人非要到官厅去，在法庭上非常牛，不是法官怎么样声色俱厉，而是他们俩声色俱厉，把法官骂得抬不起头来。

        当然，也有媒体不这么对着干，当时山西人在北京办很多报，也经常鼓吹革命。山西的辛亥起义是最痛快的，大部分都是革命党，他们利用媒体搞出一个事件，就把1910年山西的丁保全搞掉，然后换人。

        武昌起义发生的时候，有报纸第一天就发出一张报道起义消息的号外。警察说这样不行，你鼓吹起义，以后不能报。于是第二天该报纸又来开一个天窗，整个一版都空着，后面来一行小字：“本报获得武昌起义消息甚多，但是警察不让报”，后来警察没有办法，只能让报。

        辛亥革命是中国第一次媒体参与的革命，在之前有过农民起义、造反，但基本上没有媒体参与。辛亥革命的时候媒体已经起来了，革命党人办报，还有一些想发财的商人也办报。但需强调的是，实际上辛亥革命，媒体人也没有推翻清王朝的力量，无论媒体当时是如何的强盛。比如武昌起义时，各地都在搞各种各样的起义，基本消息就是革命，但是这个革命蔓延不是因媒体人而起的。

        如果清王朝不犯错误，媒体人就没办法。而媒体人能够这样做，包括革命党媒体人有的时候居然公开活动，关键还是清政府到了1911年的时候有新闻法，叫做报律，他们基本上是按照报律来管理媒体，所以媒体人很嚣张。但嚣张也没有用，撼动不了政府。当时著名媒体人汪精卫认为喊没有用，就干脆上北京刺杀摄政王，结果没成功。

        辛亥革命成功后，袁世凯当政这段时间，媒体的环境反而不好了。同样在武汉，前面所提的《大江报》仅仅因为他们表达了对当时军政首脑的埋怨，就被查封了，而且军阀很厉害，不但要查你，还要杀你的人。

        媒体环境到了袁世凯死后才重新好起来，但是好日子没过多久。国民革命以后，媒体环境又大坏了，媒体只得频繁开天窗。

        但在那个时候，不管是革命党媒体人，还是一般媒体人，都很穷，但记者普遍的都很牛。

        租界里的口没遮拦，想说就说，租界外的口上的遮拦也有限，批评揭黑自不必说，损人骂街也是家常便饭。惹着谁了，告上法庭的不多，上门来砸场子的不少，但是砸完了，记者该骂还骂，反正那个时候，一个报社值钱的东西也不多。

        在来自西方的各种市井观念中，记者是无冕之王的说法，在中国特别流行，大家认账，记者也很自负。很多历史上的牛人，都有过办报（刊）的经历，比如梁启超、章士钊、章太炎、陈独秀、吴稚晖、陈布雷，他们手里的一支笔，原本都是预备扫清天下的。到了蒋介石的时代，当年的名记者差不多都已经改行，做官的做官，革命的革命，做学问的做学问，但记者们依然牛气不减。官办的《民国日报》，发起评选中国伟人活动（类似于我们的超女评选），揭晓时，居然第一名是《民国日报》的总编陈德徵，第二才轮到蒋介石（据说把蒋介石气昏了）。

        记者牛，损起人来嘴特别黑，旁观者见了，哈哈一笑，当事人听了，会恨无地缝可钻。不过，凡是大记者，往往不会找小人物的晦气，他们下手，就冲大个的去，所以老百姓听了，解气。解气归解气，危险也不小，前面提到的砸场子，就是一种，不过但凡做过记者，信息都灵，躲得快，身体不会受伤害。不过，也有躲不过去的时候，黄远生躲到了美国，还是被暗杀了；邵飘萍在六国饭店躲了很长时间，一露头，就被捉了进去丢了性命。好在，那个时代，是军阀当家，军阀是武夫、粗人，做事不管不顾，舆论能拿来说事的那些事情，涉及女人和金钱，吃喝嫖赌，巧取豪夺，他们都公开地做，大摇大摆地做，根本不在乎舆论怎么说，所以记者怎么骂，他们并不大管。曹锟贿选，上海的报纸吵翻了天，人家照做总统不误，连理都不理。当时还是个报人的吴稚晖，出来放话说，曹锟和老婆做爱一次，即可有四万万精虫，这些精虫代表中国四万万人，一起来投曹锟的票，不就结了，何必劳神费钱收买猪仔议员。恶毒到了这个地步，也没听说曹大总统因此败了兴致，就职典礼少了些风光。曹大总统既没有全国通缉，也没有派刺客下手，让对脐下三寸地带的物件特别感兴趣的吴稚晖，依然可以放开喉咙，继续说他的精虫和生殖器。

        可是，另外一个也拿那个部位说事的记者，命运却不一样，这个人叫林白水。林白水是个老报人，从清末就开始办报，民国后做过短时间的官，官场上混不下去，又转过来再作冯妇，依旧的话，但却大批地担任国内新学堂的教师。这样一来，剪辫子的“不良风气”就传给了国内的学生。为了防止境外反动思潮的侵蚀，清朝的地方官采取了许多紧急措施，最主要的就是规定学堂的教员不能没有辫子。可是，如果这条规定严格执行起来，那么学堂就有办不下去的危险，因为留学生没有几个有辫子的。没有办法，只好变通，允许“海归”们弄条假辫子挂上充数，结果国内一时间假发店大发市利，生意奇好。鲁迅回国的时候，也买了一条假辫子，可是那些冬烘的先生，偏要像苍蝇见了血似的盯在后面品来品去，研究辫子的真伪，逼得鲁迅一怒之下干脆扔了假辫子，就光着脑袋走来走去，学校居然也没有辞退他。其他回国的“海归”，装假辫子的经历大抵差不多，都先后被过于苛求的赵老太爷们逼上了梁山，最后大家索性不要辫子了。

        当然，事情也没有那么绝对，“海归”们也有自愿挂假辫子的时候——那是朝廷授予他们洋进士、洋举人的时候。晚清新政曾经弄过某种中西合璧的玩意，给留学回国、学而有成的“海归”们授科举的头衔。举行一个小小的考试，按成绩，也按留学生在国外拿的学位，学工的授工科进士和举人，学农的授农科进士和举人，学军事的，就授兵科进士和举人，当然，如果是学牙医的，就授牙科进士和举人。我们很多近代的大名人，像严复、李四光、蔡锷、唐继尧、吴禄贞、蒋方震，都得过这种科名。虽然那时候很多时髦的人都在骂科举，但真要是头上落个进士、举人的头衔，谁都不会拒绝。毕竟，那东西我们祖祖辈辈为之奋斗了那么多年。

        再后来，革命了。革命党只要起义成功，第一件要办的事就是剪辫子。有的地方甚至规定，凡是不肯剪辫子的人，不予公民权。更多的时候，革命党人是靠武力强迫，抓住有辫子的，按倒就剪。害得农民不敢进城，街上流行戴尖的高帽子，当年见于日做他的记者。此人是跟黄远生（黄号称是中国第一个专职记者，曾担任过《申报》、《时报》、《东方杂志》、《庸言》等多家报刊的特派记者，1915年冬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而避祸去了美国，但却被误会为帝制人物而遭到刺杀）、邵飘萍、张季鸾、成舍我齐名的名记，一生恃才傲物，一支笔，如同不吃辣的国度里的朝天椒，看得倒是赏心悦目，但吃上的人，未免要难受得跳脚。林白水骂街不看对象，越是官大，越是要骂。1924年，段祺瑞再度出山，标榜“公道砥平”，他写文章，标题叫做“段执政私处坟起”。一下子捣到段老爷子的那个地方，闻者鼓掌，见者哄堂，但骂的是武夫，没事。后来，那个“三不知”的狗肉将军张宗昌来了，稍微像样一点的政客，都避开了，可是也有人往上贴。此人姓潘名复，字馨航，在钱和女人上都很有功夫。贴上狗肉将军之后，变成了一个什么“督办”。狗肉将军来了意味着什么，按道理记者们应该知道，因为刚刚一个名记邵飘萍做了枪下鬼，可林白水还是骂，借潘的字馨航的谐音（林是福建人，说一口带南方口音的国语），说潘复是张宗昌的肾囊，也就是膀胱或者俗称尿脬的雅称，本来应该是“帮办”，帮生殖器办撒尿的事，但现在居然成了“督办”。赶巧，这种骂，还是在那个地方附近转悠。

        不幸的是，政客往往是文人，文人不像武夫那样粗陋，他们心细，对文字有着天然的敏感，越是跟叭儿狗一样的文人，这方面的本领反而越高。本领高，心眼小，于是，我们的名记晦气了。某天晚上，在八大胡同，肾囊跟生殖器之间有了一点隐秘的沟通，张宗昌一声令下，林白水就被拖到了宪兵司令部，没有给林记者任何申辩的机会，一声枪响，撒手西去。枪毙的理由，是赤化。其实，无论跟当时被称为赤化的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林白水都一点瓜葛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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