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伦斯·巴特费尔德·陶德杭特先生谋杀珍·诺伍德案件的审判，于三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在老贝利法院拉开了序幕。陶德杭特先生活像一位热心的观众。

        就在即将进行审判的四号法庭外，陶德杭特先生与他第一次见面的自己的辩护律师贾米森先生亲切地握着手。贾米森先生是个瘦高个，头上戴着的那顶假发太小，让他看起来显得很是忧郁。他上下观察了一番陶德杭特先生，然后用一种沮丧的而带有显著苏格兰口音的声音说：“这案子真是怪极了。”

        欧内斯特爵士还像往常一样，继续担当陶德杭特先生的导游，引着他进入法庭，为他指明了被告席的位置，并把他介绍给一些声名卓著的法律界人士。毫无疑问，陶德杭特先生一出场，便成为了场上的焦点人物。就连官员们也忘记了自己的尊严，一味地盯着他看。记者们蜂拥而至，想从他口中套出些上法庭之前的声明或评论，但欧内斯特爵士行使了自己的特殊权力，把记者们统统隔开。

        对于陶德杭特先生来说，这场审判实在是太不严肃了。他居然当庭跟律师们站在一起讨论着天气状况。

        然后，欧内斯特爵士大拍脑袋，像是猛然想起了自己的职责。他将陶德杭特先生安顿在证人席上，仿佛一名受过严格训练的护士。

        “但是我现在感觉很好。”陶德杭特先生抗议道。事实上，他这几个星期以来确实感觉身体不错，也许是他终于被允许下场活动了，因此他感到心情舒畅。

        “老弟，”欧内斯特爵士严肃地回答道，“我的工作就是保证你在审判结束之前都活着。而且我也会竭尽所能做好我的这项工作。贾米森，帮他在证人席上添一个座位，好吗？快点，你一定已经听说了他的身体状况了吧？”

        贾米森先生也赞同让他的客户立即坐下来，但是他的语气中透露着些许怀疑，他并不清楚这样的请求是否会得到批准。

        法庭里充斥着交头接耳的声音。陶德杭特先生扫了一眼，发现包厢区扶手栏杆后，有一排头伸出来打量着自己。那些人眼睛盯着他，嘴张得像鳕鱼一样大！他急忙移开了视线。

        法庭里已经人满为患了。某人向陶德杭特先生指出了席间坐着的某位知名的法国律师和一位同样著名的美国法官，显然，他的案子引起了国际范围内的巨大反响。陶德杭特先生还惊讶地发现席间坐着一群衣着华丽的女士，她们盯着他，彼此耳语，那种有失礼仪的举止令他震惊不已。陶德杭特先生是个老式的绅士，他认为女人在公共场合就要有淑女的样子。于是他颇为气愤地询问欧内斯特爵士那些人究竟是谁。

        “一群贱人。”爵士粗鲁地答道。

        “但她们来这儿干吗？”

        “来说你的闲话，老弟，然后在谈话中找到自己廉价的满足感。”

        “但她们是怎么混进来的？”

        “啊，”欧内斯特爵士说，“这个你最好问问市长大人和郡治安官们。他们——”

        “嘘！”年轻的福勒先生打断了他的话，“他们来了。”

        敲击声响起，听起来是从法官的高台后传来的，所有人都急忙起立，陶德杭特先生也跟着他们站了起来。接着，从传来敲击声的那儿，走进来一小队人。走在最前面的是市长大人，他穿着长袍，显得壮硕而威严。紧跟在他身后的三位是市府参事、郡治安官和副治安官。最后出现的则是身材矮小、形如枯槁的法官大人，贾斯提斯·贝利先生。他不苟言笑，审判时没有一句多余的话。

        这一小队的人在台上坐了下来。市长大人容光焕发地坐在正中间。法官大人发出微弱的声音，要求席间著名的法国律师和同样著名的美国法官，上法官席同坐。整个法官席顿时挤满了人。

        “去吧。”欧内斯特爵士对陶德杭特先生耳语。

        “去哪儿？”陶德杭特先生傻乎乎地问道。

        “去被告席。”

        空气里凝结着令人羞愧的气氛，陶德杭特先生悄悄地装作不经意地靠近被告席。一位警察礼貌地为他扶住打开的门，由于陶德杭特先生日前尚未被逮捕，因此法庭周围并无警卫。发现身旁并没有人挤着他，他感到自己迷失在广阔的被告席中，于是颇感手足无措。所以他只能慢慢滑向前方，紧张兮兮地抓住被告席的栏杆，惊愕地望着法官。

        接着，他注意到有人快速地吟唱着某些诗句。

        “若有人可在至高无上的君王和被告席的嫌疑人面前，告知我主，国王的法官或者国王的首席检察官，此嫌疑人曾做出任何叛国、谋杀或任何不端行为，那现在就请站出来。所有告发或提出证据之人，也请现在就站出来。列证、进言，他的声音必被聆听！因为若不如此，被告则可能获释，也可被假释。天佑吾皇。”

        才刚吟唱完，马上就出现了一位头戴假发身披长袍的人，他从台上走下来，直接站到了陶德杭特先生面前。

        “劳伦斯·巴特费尔德·陶德杭特。你被控于去年九月二十八日谋杀艾赛尔·梅·宾斯。你可认罪？”

        “呃？”陶德杭特先生大吃一惊。那一刹那，他慌乱地想到他的案子是不是跟其他人的案子搞混了，因为他完全想不起来曾经谋杀过一个叫艾赛尔·梅·宾斯的人。接着模模糊糊地想起了曾经被告知珍·诺伍德的真名是……嗯，肯定就是这个艾赛尔·梅·宾斯。

        “哦，有罪。”陶德杭特先生疑惑地回答。他忽然注意到了欧内斯特爵士惊愕的表情，那表情正在变得越发惊恐，于是他忽然反应了过来。“我的意思是，”陶德杭特先生试着冷静下来，“我无罪。”

        “你辩称自己无罪吗？”法庭书记员坚定地发问。

        “无罪。”陶德杭特也在模仿他的这种坚定。

        他紧抓着栏杆，感觉到所有的目光都会聚在他一个人的身上，接着更意识到他刚刚开了个多么愚蠢的头。他们会不会觉得他不但是无罪的，还是个疯子？他胡思乱想着。

        贾米森先生以一种并不怀有希望的语气提出请求。

        “法官大人，我谨代表被告出庭。他的身体状况相当脆弱，法官大人，在即将宣誓的陪审团面前，您可否准许他坐下？”

        法官点了点他古老的脑袋：“当然。”

        贾米森先生看起来颇为吃惊。

        一位面相和善的警察把椅子放在了陶德杭特先生的身后。他满怀感激地坐了下来。所有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有点不真实，就像在演出一出舞台剧一样。

        他带着一种不真实的感觉，观看着陪审团的宣誓。

        “我必须得注意，”他告诉自己，“我正在审判我的生命。这实在是太有趣了。”

        陶德杭特先生发现转瞬之间，他的生命已经交由一个由十位男人和两位女人组成的陪审团。他们将裁判他的命运。他注视着他们，却意识到他们都在躲避着他的眼神。陶德杭特先生微微脸红，然后把目光转向了那个矮个子的忙碌的法庭书记员。对于别人刻意回避他的目光，他感到不大习惯。

        书记员对着陪审团陈述。

        “各位陪审团成员，被告劳伦斯·巴特费尔德·陶德杭特被控在去年九月二十八日，谋杀艾赛尔·梅·宾斯。在这份起诉书中，他辩称无罪，现在此案交由各位，请各位在听取证词、查验证据后，裁判他是否有罪。”

        陪审团看起来极为严肃。

        “别老是提到‘巴特费尔德’。”陶德杭特先生烦躁地想着。他并不喜欢这个中间名，而且这二十多年来，他都成功地隐去了这个名字。

        接下来，欧内斯特·普雷迪波爵士以一种闲散的态度起身，这让陶德杭特先生微微吃惊了一下。他就像披着浴袍一样，随意地将长袍披在身上，开始以一种愉快而轻松的口吻发言。

        “法官大人，各位陪审团成员，这是一起极为不同寻常的案件。诚如各位所知，另外一个人也因同一罪名而被起诉，并且被判罪名成立，现在正在等待被执行绞刑。而行刑日期也如大家所知，被推到了这场审判产生结果之后。这起案件本身就已经相当不同寻常了，而更加不同寻常的是，这是一起自诉的谋杀案。这起案件并非是由官方起诉，而是由一位市民，奥利弗·佛兹先生起诉的。

        “佛兹先生以合乎政策却并无先例的这种方式来进行起诉，是出于自己崇高的道德动机。对于此案来说，他的处境较为特殊，这一点，稍后他本人也会详细解释。实际上，就是由于他的处境颇为特殊，才令他无比确信宾斯小姐之死与陶德杭特先生有莫大的关系。凶手并非那个文森特·帕默，而他目前还被判了死罪。你们也将会了解到，佛兹先生为何如此确信。因为案发之前几周，陶德杭特先生曾与佛兹先生有过私人会面，会面中向他透露过谋杀的意图。然而当时，他并未决定谋杀对象，因而向佛兹先生咨询合适的被害人人选。

        “因此，当得知有位无辜者因此项罪名被判绞刑之后，佛兹先生便开始准备诉讼，以维护司法公正所犯下的可怕错误。当他开始着手此事后，据我所知，此项行为立即得到了陶德杭特先生的支持和赞同。因为陶德杭特先生更加急于将此错误的审判拉回正轨。除此之外，我个人还认为，自从坦承为那件谋杀案负责之后，他的表现变得既勇敢，又得体。因此，对我来说，这就是我的责任，”欧内斯特爵士极为严肃地说，“是一个令我痛苦的责任，但我不能逃避。我必须坦承一点，在文森特·帕默被捕之后，陶德杭特先生从国外赶回，立即向负责本案的有关单位——不用拐弯抹角了，我指的就是警方和代表法律的官方——坦承真相。然而当局毫不在意。

        “我并不想对他们的此举作出诘难，”欧内斯特爵士开始尽其所能地诘难起来，“但我实在不愿意相信，他们之所以拒绝听取陶德杭特先生令人吃惊的自白，只是因为他们已经逮捕了一个他们确信有罪的人。因为，他们并不想公开地承认自己的错误。我确信这种事情从未发生过。这种邪恶——没有其他合适的词语了——的行径，绝不可能是由我们的警方做出来的。是的，他们确实相信自己抓对了人，同时也认定了陶德杭特先生只不过是怀揣浪漫主义情怀的好管闲事的怪人。但陶德杭特先生拒绝接受此事，他绝不能忍受让一个无辜者身处险境，自己却保持沉默。他们其实根本就不了解真相。这也是此案以这种特殊的方式起诉的原因。现在，被告席上站着的，是一个完全自由的人，如果他愿意，便可直接离开法庭，立即消失。尽管有人起诉谋杀这一重大的罪行，但当局却毫不在意，拒绝对他发出逮捕令。陪审团的各位大人，我现在站在这儿，就是要向你们证明，他们错了，而佛兹先生是对的。

        “法官大人，”欧内斯特爵士饱含感情地说，“我必须请您纵容我，听我多说几句。我很清楚，身为一名律师，我一般不该对自己经办的案子，发表个人意见。不过我认为这个案子如此的不寻常，一点个人的解释也许并无不当。在阁下的允许下，我只想以我个人在此案件的立场上说几句话。法官大人，各位陪审团成员，我只想说，身为一位曾多次为政府和国王服务的律师，我此次会出现在这样的场合，代理这样的案件，必定会招致有关方面及我的同事们的严厉的批评。如若我没有彻底地了解我的责任，我也不会承担下这起案件。

        “我很清楚我的责任。几个星期以前，我只是因为偶然的原因接触到了这个案子。当时我是目击到证据的证人，而我们发现的这些证据，对于控告被告有罪是有所裨益的。你们将会亲眼目睹不可思议的状况，即律师走上证人席，陈述对于被告方不利的证词。这种情形的确前所未见，在普通的案件中，这也许是违反我们律师这个行业的职业道德的，但对于这起特殊的案件，这一行为应该是合情合理的。我向各位说明这些，是因为接下来我将把我们所有的发现一一道来。这些发现让我坚信，那位已经获罪下狱的人其实是无辜的。正因为如此，我今天才会站在这个地方，随此案一起出现在诸位面前。我来此并不是出于任何人的意愿，而是纯粹出于我的职业自尊，纯粹出于司法正义，纯粹而热切地遵从于我内心的声音。法官大人，各位陪审团成员，我真诚地希望各位能宽恕我的所作所为，因为我觉得无论对于你们，还是对于我自己，这都是我应尽的义务。

        “现在让我按照先后顺序，将整件事向大家理清。为大家说明艾赛尔·梅·宾斯死亡的整个过程。

        “去年六月十四日，陶德杭特先生前往拜访他的医生……”

        欧内斯特爵士继续简单概括了陶德杭特先生之后的行动，从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只剩下寥寥的几个月开始讲起，提到了他确定自己未来方向的那次聚餐，提到了费舍曼的事，直到今天早上陶德杭特先生自愿站在这个被告席上。

        陶德杭特先生觉得他说得棒极了。

        他略带讽刺地想着自己是不是要拿支笔记下来，然后整理写成评论发表在《伦敦评论》上。如果他最终被判有罪的话，那么在他行刑日之前，确实有段很长的时间，可以把这些写出来。

        他认为这个想法很符合真正的科学精神，于是轻声要来纸和笔，并严肃地记录着。

        “欧内斯特·普雷迪波爵士的开场白比我预期的更加简洁有力，内容极具说服力。我想我们有赢的机会。”

        在午间休息之前，只传唤了一名证人，但那个证人非常重要：费瑞斯。

        费瑞斯的证词大致陈述了两点内容：那场臭名昭著的聚餐上的对话，以及他身为《伦敦评论》编辑，与陶德杭特先生有着怎样的私人关系。他坦承当时陶德杭特先生极力将话题引向他需要的方向。他希望大家讨论一个被医生宣告只剩下几个月生命的人，可以为大众作出怎么样的贡献。而且他记得非常清楚，几乎所有人都得出相同的结论，那就是谋杀。

        “被告当时是否以侧面询问的方式，来征询有关此事的建议？而当时，你们建议他应该去谋杀？”欧内斯特爵士一脸震惊地大皱眉头。

        “很遗憾，当时我们并没有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费瑞斯微笑着说，“否则，我们绝不会给出这样的建议。”

        “但事实上，你们确实对他是如此建议的？”

        “如果你真的那么认为的话，那就是了。”

        “我确实这样认为。”

        “那，”费瑞斯殷勤地说，“我就没办法反驳你了。”

        “但你根本没想到被告真的会那么做？”

        “我根本连想都没想过。”

        “在知道他那么做了之后，你是否会惊讶于这个事实？”

        费瑞斯想了想说：“也许不会吧。”

        接着，欧内斯特爵士开始了第二个问题。

        “你跟被告很熟吗？”

        “非常熟悉，我想。”

        “他曾在你手下的期刊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

        “这几年来，他都是《伦敦评论》的定期撰稿人。而我担任他的编辑。”费瑞斯巧妙地抓住这个面对公众的机会，打了个小广告。

        “那么在这段时间内，你不仅研读过他的作品，还观察过他的为人？”

        “当然。”

        接下来，欧内斯特爵士问出费瑞斯在工作之内和之外，都曾与陶德杭特先生有过多次的谈话。

        “你与被告很熟识，你是否认为，被告有能力为自己的行为负全部责任？”

        “毫无疑问的。”

        “你从未见过他有任何不正常病症的情况？”

        “从没有，就大病来说。”

        “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欧内斯特爵士带着些蔑视问道。

        “我的意思是，他或多或少有些小毛病，比如单身汉的习惯病之类的。”

        “毫无问题，这些小毛病，我们都有。但除了这些小毛病之外，你是否还留意到任何他看起来精神上不正常的行为？”

        “陶德杭特一直是我见过的心智最为健全的人。”费瑞斯说着，礼貌地向被告席微微鞠躬致意。

        “谢谢你。”欧内斯特爵士问完了问题，坐下了。

        费瑞斯以一种乐于助人的态度，礼貌地转身面对贾米森先生的讯问。

        “费瑞斯先生，”后者发问，“你是一名编辑吗？”

        “我是。”

        “那想必你肯定读过不少著作，不管是小说，还是纪实类的？”

        “没错。”

        “你读过各种各样的书，毫无疑问。举个例子吧，出于工作的需要，你是否阅读过一些有关心理学方面的书？”

        “非常多。”

        “包括犯罪心理学？”

        “是的。”

        “我不知道这样说合不合适，我可否认为，你阅读过这么多相关的著作，那么对于心理学包括犯罪心理学的现代原理，都非常精通呢？”

        “我不是专家。”费瑞斯回答道。他的回答像个反问句一样，大家一听到就会立刻相信他是个专家，“但是这些知识用来对付我的工作是足够了。”

        “而在你曾经读过的所有东西中，是否碰到过这样的案例：一个人说服自己要去做某件大事或重要的事，这件事也许需要极大的道德勇气，他会为此而全心全力地投入，但就在行动的节骨眼上，他紧张了，他的勇气退缩了，他最终临阵脱逃？”

        “这是个普遍现象。”费瑞斯以一种专家的门吻评述道。

        “这样的一个人，也会说服自己去杀掉某个他认为很讨厌的人。他很有可能去购买了一把左轮手枪，甚至在决心动手谋杀的时候也怀揣着这把枪。然而在最后时刻，他却紧张了，并拿着枪乱挥舞，威胁别人。有这种可能吗？”

        “非常有可能。”

        “你认为有这种可能性吗？”

        “哦，是有的。”

        “那么，如果这个时候手枪凑巧走火，这有可能是因为持枪人对于火器并不熟悉所导致的。根据你的犯罪心理学知识，你是否还会认为这样是蓄意杀人呢？”

        “不会。”

        “谢谢你，费瑞斯先生，”贾米森先生说道，他仿佛得到了比自己预期还要满意的答案，“这非常有启发性。你曾对法官和陪审团说过，你认为被告是你见过的心智最为健全的人。这是依据你自己所掌握的心理学知识来判断的吗？”

        “就我所掌握的那些心理学知识来说，”费瑞斯优雅地回答道，“我想我会得到这个结论。”

        “好，那么，你是否依然维持这样的证词，不作改变？”

        “是的。”

        “那么，费瑞斯先生，在这起假设的案件中，那个人说服自己去杀人，他蓄意地买了一把手枪，他接近了被害人，但是最终，他却不是蓄意地扣下了扳机，你认为这个人还是个理智的谋杀者吗？”

        “就以这些线索来判断，”费瑞斯谨慎地说，“并不能得出此人心智是否健全的判断。”

        “那你能否在法官大人和陪审团面前，对此稍作解释呢？”

        “这只能说是一种典型的紧张失控行为，”费瑞斯慢慢向法官解释道，“这一行为与人的心理异常没有任何关系。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因紧张而导致失控。不过这并非专家意见，我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是的，”法官说，“贾米森先生，我必须问你一个问题。我对于这段交叉讯问的目的不是很明确。你是在打算证明被告人无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吗？”

        “不，法官大人，”贾米森先生恼怒地回答，他激动得苏格兰腔更浓重了，“我的意图刚好相反。我恰恰认为我的当事人完全可以对他的行为负责。”

        “之前欧内斯特爵士已经提出了这一观点，那你现在的观点跟他并无冲突。所以这一点也没有再问的必要了。因为我不是很明白你进行此番讯问的目的。”

        “法官大人，我认为这一点会在其他环节中被反复地问起，”贾米森先生阴沉地说，“而这些讯问将会导致一些针对我的当事人心智状况的怀疑。我想从这位与他颇为熟识的朋友身上取得足够的证词，以证明他是神志清醒的。通过我的讯问，陪审团也可以听到最有效最权威的观点。”

        “非常好。”法官耐心地说。

        贾米森先生陈述了他的观点，并对一起早期问题提出了颇有针对性的准备和辩护方案。费瑞斯获准离席，他礼貌地向法官轻鞠一躬，然后迅速离开。

        “真没想到，这个老贾米森还挺有两下的，”欧内斯特爵士不无赞赏地说，“这招真是聪明绝顶。那段有关紧张失控的鬼话，使这个案件的辩护方向转向了过失杀人罪。真是聪明绝顶。”

        三人一同坐在舰队街上的一家小餐馆用餐。因为老贝利法庭跟一般的法庭不大一样，连可供饥饿的律师和证人填饱肚子的餐厅都没有。其他用餐者明显很高兴能与陶德杭特先生这样有名的人坐在同一家餐馆用餐。他们舍不得把眼睛从他身上移开，就边看边摸索着把饭塞进自己的嘴里。

        陶德杭特先生对于那些粗鲁的注视已经颇为习惯了，他对于贾米森先生主导的辩护方向也大为赞赏。

        “欲扬先抑，他还真是狡猾。”欧内斯特爵士在吃两块糕饼的间隙中说了一句。

        “是啊。”陶德杭特先生看起来若有所思。他一点都不想接受那种拷问的折磨。如果这件事要在法庭上彻底解决，警方一定会派出一名代表对陶德杭特先生展开交叉讯问，然后再报告给陪审团。经过这项交叉讯问，警方想要证明陶德杭特先生无法为艾赛尔·梅·宾斯小姐之死负责的企图心就一览无遗了。但陶德杭特先生怀疑自己能否忍受那种拷问的折磨。跟我们大多数普通人一样，陶德杭特先生自己都不确定自己能否当好一个证人。而且，他现在自我感觉记忆力很差，他私下里很是担心一个聪明的控方律师会让他当庭崩溃。

        “不管怎么说，你觉得我们现在做得怎么样？”他啜饮了一口牛奶。

        “还行，不算糟糕，”欧内斯特爵士满怀热忱地说，“陪审团看起来还是疑惑不解，但我们会帮他们理清思路的。你会看到的。”

        陪审团当然会疑惑不解。

        整个下午，证人一个接一个地出场，都是来为陶德杭特先生的谋杀动机——或者说是他当时还在酝酿的模糊不清的谋杀动机——作证的。陪审团的思路并没有变得清晰，反而愈加迷惘。陶德杭特先生密切注视着他们，并不时地做着笔记，心里还不停地在嘀咕，找出十二个蠢人来这儿不是一件困难的事。陪审团中没有一个成员能够搞明白，为什么一个人会愿意犯下一起完全利他主义的罪行。杀害某个他并不认识的人，而为其他一些人谋得福利。

        但同样的话被重复了很多遍，即使是这样的一个陪审团，他们应该对这个概念也了然于心了吧。陶德杭特先生确实曾不有这个念头。那晚宴会上的每位成员（除了区特威克先生之外，因为他之后不久就会闪亮登场）都被传唤来出庭作证，他们每个人都证实了费瑞斯的证言。紧随其后的是几名环球出版公司昀职工，比如年轻的威尔逊，他证明自己曾把费舍曼的故事从头到尾讲给了陶德杭特先生听，并详细地描述了那个人是多么可恶，多么令人讨厌。欧吉维亚也谈到了陶德杭特先生对他的那次访问，还重复了后者愤怒的呼声：“那个男的该被枪杀！”斯泰西斯、小巴特斯和班尼特都回忆了那天晚上办公室的讨论会以及一直躲在后面偷听的陶德杭特先生。班尼特显得很是紧张，而他紧张的原因，恐怕只有陶德杭特先生猜得出来。

        小巴特斯也作证，陈述了当他在台阶上不小心撞到陶德杭特先生时，他脱口而出地询问去哪里可以买到左轮手枪的事实。他表示那个时候，他注意到陶德杭特先生的表情毅然决然，像是一头愤怒的公牛。紧接着，枪店老板也证明了同一天陶德杭特先生在他的店里购买了一把左轮手枪，并指出，就是作为证物呈堂证供的那把手枪。

        依靠那么多证人的证词，欧内斯特爵士可以有充分的证据向陪审团证明，毫无疑问，陶德杭特先生在遇到诺伍德小姐之前，就怀有要谋杀某个害人精的强烈动机。陶德杭特先生必须庆幸曾发生过费舍曼事件这个小插曲。虽然当时看来，他算是彻底地失败了。但这一事件的价值巨大，若是没有这一插曲，恐怕陪审团根本连他的动机都无法接受。

        “陪审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陶德杭特先生对欧内斯特爵士说。欧内斯特爵士就像个温柔的母亲，几乎是把陶德杭特先生抱进了出租车，而区特威克先生跟年轻的福勒先生则忙着对付那些好奇围观的群众。

        “他们显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欧内斯特爵士赞同道，“我就是要他们这样。”

        区特威克先生敏捷地爬进了出租车，车立即驶开，路旁是欢呼着的群众。

        “嗯，站在被告席上，感觉如何啊，陶德杭特？”区特威克先生交叠着他短胖的双腿，靠在椅背上问道。

        陶德杭特先生按摩着他瘦骨嶙峋的膝盖。他那顶破烂不堪的帽子依旧戴在秃头上。怎么看他都不像一个谋杀犯。

        “这感觉，就像是让别人为你拍照。”他说。

        陶德杭特先生现在可是伦敦最受欢迎的人物了。警方本来想派些人来警戒这个地方，现在看起来完全派不上用场。早就有大批的记者在他们房门外蹲点了，当他从出租车一步踏出，走向了第二拨欢呼的群众，直到第二天上午一出门，又走进第三拨欢呼的群众。他家四处都是人，有时候记者也想要得到采访的机会，但他们都失败了。因此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只能记录下陶德杭特本人的日常活动，或者记录下区特威克先生（他现在是这个家里的人了），陶德杭特先生的堂姐、女仆，还有欧内斯特爵士请来保卫陶德杭特先生性命的医生和护士。（陶德杭特先生表示过抗议，但没用。）

        每当他一到家，就立刻被医院来的这两个家伙按住，不南分说地弄到床上去安顿下来。而区特威克先生在跟医生以及两位年迈的堂姐共进愉快的午餐之后，便喜滋滋地享用起了陶德杭特先生一直珍藏着的那瓶一九二一的拉斐特城堡葡萄酒。陶德杭特先生如果晚上状况还不错，就可以被允许参与到计划的讨论中来。

        陶德杭特先生还想问医生他的身体能否扛到审判顺利结束，而区特威克先生则告诉他情况非常乐观。

        “他说，只要你能避免任何情绪上的剧烈波动，你就肯定能够再活几个月。”他说。对于陶德杭特先生能够如此平静地直面死亡这个问题，他倍感惊讶。陶德杭特先生谈到死亡时的口吻仿佛是在说去戏院看戏，而不是前往另一个世界。

        “哈！”听到这个消息，陶德杭特先生显然颇为满意。

        在这之后，那晚就没什么大事了。除了当晚十一点半稍后，陶德杭特先生坚持要他的律师过来，他一定要在遗嘱中加一条。他打算在死后遗赠五英镑给护士（陶德杭特先生毫无理由地极度讨厌她），好让她购买一整套查尔斯·狄更斯的作品。她居然不知道阿甘夫人咆哮的典故，陶德杭特先生私下里这样想着。

        班森先生早就辞职了，而现在，陶德杭特先生的遗嘱上已经补充了近百条附加条款。最近五个月来，他的遗嘱也被彻底地重写了七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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