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集所收录的作品，皆为井一上氏取材于大陆的历史小说。这里所说的大陆是指位于以中国为核心的东洋史边缘的西域及其它诸地多同时它也是通过所谓的丝绸之路，将东洋史与西洋史联系起来的连接点。
那么，井上氏为什么对西域地方是那样深切的关心和怀有浓厚的兴趣呢？
“当我还是高等学校的学生时，就开始阅读有关西域的旅行记，至今始终不懈。现在出版了关于西域的书籍，不知是出自兴趣还是爱好，对此不能不关心了。于是背地里写了几篇以西域作为舞台的小说。”
以上是井上氏与岩村忍氏合著的《西域》的跋中所写的一节。这里所说的旅行记，可能就是斯文赫定和斯坦因等人的笔记，在和等小说中也可找到它们的踪迹。也许还进一步包括了古代法显、玄类、马可波罗等人的旅行记。
总而言之，可以说井上先生在有关西域的作品里，寄托着他从青年时代就孕育着的梦。那个梦是浪漫主义的憧憬。在青年时代，井上氏屡次改变过志向，直到三十岁才好不容易在京大美学科结业，这也可能是因为这个不能任意扭转的梦具有强大的魅力的缘故吧！他并不单单把它当做青年时代一时的幻梦，并且为了使其能够持续下去，能够加强和充实起来，作出了顽强的努力。井上氏没有成为西域学者穸也没有成为西域探险家，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撰写小说对井上氏来讲，可以说就是将那个梦化为现实的过程。
井上氏虽写过很多历史小说，但这里收集的每一篇作品，比起他常以日本战国时代成其他时代作为题材的作品，态度上有着根本的不同。他曾在的跋中讲：“这里附带提一下，作为我的历史小说，除了短篇以外，是继、、之后的第四篇作品。”他指的短篇恐怕要算《异域人》、《僧行贺的泪》、《洪水》等作品了。至于、林火山》等长篇，井上氏亲自将它们从历史小说一类排除出去了。
井上氏写时，称之为事实小说。当然，这里所说的事实并非是原原本本的意思，而是指以尊重事实的态度来撰写小说的意思。也好，也好，诚然都是驱使了想象力的，但与此同时，尊重史实中存在的“自然”也起着强大的作用。这是因为井上氏从青年时代以来培植出来的梦就是打算再次构筑历史的梦。
我们从作者要跟古人讲话的感情中，可以看出井上氏倍感孤独的心情。他把无法对任何人讲出的感受，变成了对古人诉说的语言。并且在这种情况下，井上氏尤其喜欢选择由于被无法诉说的热情所驱使在异域活动的人们。这些人是对自己活动的真实意义被埋没，不为任何人知道而又毫不介意的孤独者。在井上氏的作品里出现的人物，正是作者梦幻中所向往的驰驱在沙漠中的自已。
收录在这里的作品中，最早的是刊登在昭和二十五年四月号《新潮杂志》上的《漆胡樽》。当年一月，作者的《斗牛》荣获芥川奖，从这里可以看出，井上氏刚刚崭露头角就开始写了向往西域的梦。
昭和二十一年秋，在奈良举办了正仓院御物展。当时井上氏作为学艺部的记者去采集素材，看到称为漆胡樽的器具，异常的感动。可以想象到它是公元前西域的酒宴用具，可它怎么会收藏在日本古代宫廷的宝物库之中呢了百思不得其解。
就是它使井上氏描绘出了丝绸之路的形象。在它沿着西域沙漠的旅途，直至被大和朝廷所收藏的漫长途径上，井上氏驱使想象，从而构思了四五篇故事。游动不定的罗布湖后来被作者写成了一篇壮丽的作品，在这个湖畔的绿洲上建筑楼兰城而定居下来的伊朗系居民，为了寻找新的水源，向鄯善进行大迁移。井上氏联系到这个移动的队伍中的一个青年，描写出漆胡樽的命运。这个器具经历过前汉盛期、后汉衰期，最后于日本的天平御代由遣唐使佐伯今毛人一行装船带回了日本，存藏在正仓院深处。经过一千二百年，到昭和二十一年才暴露其黑漆的肌体，被搬至户外，沐浴着秋天白色的阳光。
如上所述，这篇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件器物，它辗转流传的悲惨命运便是主题。转年，井上氏又写了一篇以器物为主人公的《玉碗记》。由安闲天皇陵墓出土的称作玉碗的雕花器皿与正仓院御物白琉璃碗一模一样。年轻的考古学者推定两者都是被斯肃霜王朝的物品，假想它们是运经漫长的丝绸之路、渡过大海的，被献予安闲天皇及皇后每人一件。不知何日，失散了的两件器物过了一千几百年又静静地陈列在正仓院的一室中。那感人的相遇是由“我”来作见证的。
这两篇作品可以说是姐妹篇，都是井上氏对丝绸之路的憧憬的结晶。其主人公都不是人，也许在井上氏心里有种厌人的影子，所以对这些器物往往产生比人更加亲切的感觉。
这个漆胡蹲的命运虽是作为考古学者户田龙英的幻想讲出来的，但是提到户田的幻想也就是井上氏自身的幻想。户田告诉作者，在他的眼里这个巨大角形器物好象是个用它黑色的表面正在呼吸着的生物。并说它其实是一个陨石。说陨石当然界是个比喻。在户田陈述陨石的话语中，象是强调说明它是从哪儿落到人间世界上来的不带污秽的世外之物的意思。这种心情，与《澄贤记录》一书里的“我”，于高野山上仰望星空的一瞬间掠过心头的悲哀感一脉相通。人们是把那个隐藏在自己孤独生活中的小小真情恰如从天而降的陨石一样地收藏下来的。而这些就是井上氏撰写小说去寻求历史的根本动机。
《异域人》于昭和二十九年七月发表在《群象》杂志上。井上氏去西域的梦，在这篇作品里正式成型，它是以后的、、《洪水》、等小说的先驱作。本篇是后汉人班超的传记。关于班超，井上氏在前边提到的《西域》中写过小传。井上氏对西域的向往首先表现为对将半生献给西域的班超的深切的热爱。班超是抱着纯洁的情感奔赴西域的人，是以坚强的意志完成使命的男子汉。井上氏自己没有成为现实的梦，在班超的身上实现了。
井上氏在探索班超在西域三十年的活动。班超出使西域时已年过四十二岁，这一点对正值中年的小说家井上氏来说，人们不会认为他在写与他无关的事。井上氏描写的身处西域的班超的行动，感人的场面是不少的。虽然写得简单扼要，但千万不可忽略过去。例如滞留在都善的过程中，忽然受到冷遇，察知匈奴的部队已经接近，在烈风中夜袭他们的营帐，使敌人败退的果敢；又比比如接到汉室传来还朝的命令，因被于田人拖住挽留而退驻的心情；再比如由于多年艰难与共的疏勒王的背叛，人之间的信用被践踏的孤独感。这些大致都是根据《后汉书》的《班超传》中的插话写成的，但在这简洁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存在着想象形成井上氏文体的渴望。在这一点上，与井上氏的娱乐性诸作品要加以区分。
这个小说的精彩处在结尾部分。七十一岁高龄再不能够胜任班超，时隔三十年回到了洛阳，在那里他看到因自己长年的劳苦，以一副奇怪的样子走在街上那里排列着出卖胡国产物的店铺，街上胡人风俗明显，行人的服装华丽得眼花缭乱。他三十年来的劳苦就是为了看到这样的结果吗？而且他在沙漠的黄尘中改变了皮肤和眼睛的颜色，以至幼童呼唤他“胡人！”
他见到自己的无偿努力在这里竟想不到的以奇怪的形式毁掉。在他死前的二十余天时才知道自己为之奋斗了一生的事业化作了一枕黄梁，这是多么残酷的事实呀里他死后五年，汉室就放弃了西域，再次关闭玉门关。
井上氏曾被征兵参与大陆战争。不！有众多的日本人被驱使毫无意义地去送死。班超并不是被驱赶去的，而是他自愿奔赴西域，而且还献出了自己的一生以说两者之间有着共同之处。在一切都是徒劳的这一点上，可多如蝼蚁人们的营生，在历史的盲目意志面前也被无情地吞没下去，这样的事实在井上氏的心里也许会引起一些感慨吧：
在最后一节中，班超的劳苦到如今竟一下子变成毫无意义的了，一切都翻了个个儿，这给井上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他又自问班超的半生真的没有意义吗？接着他回答的是“不！”区别人的行为是有意义呢还是无意义，这是超越了人的意志的。人的历史说到底是建筑在无数人的行为的基础上的。我们从历史的背后可不断地听到鬼啾啾的声音，如果是尊重活着的人的真实性的话，那么对班超的热情和行为也绝不能说没有意义。
《僧行贺的泪》和不是西域小说，而都是关于奈良时期遣唐留学僧的小说。据井上氏看来，留学僧的渡海航线可以说是处于丝绸之路的延长线上。
行贺和仙云是天平胜宝四年（七五二年）乘第十次遣唐船入唐的留学僧。小说中出场的还有当时的大使藤原清河、副使大伴古麿和吉备真备、乘第八次遣唐船（七一七年）入唐未归的留学生阿倍仲麻吕等历史上著名的人物。作者以简洁的笔墨把他们刻画得栩栩如生。还有出生在唐土的清河之女嬉娘随第十一次遣唐船同时返回日本，这在历史上也确有其事。作者就这样通过确切的史实，描写了行贺和仙云两个性格对立的僧侣的命运。高傲的仙云是清河、真备、仲麻吕等人的直率的批评者，他放弃了返回日本的打算，在大陆上到处徘徊，还起了经西域踏上释佛出生地天竺的念头，在胡商居住的陋巷中劝说行人，征求同行者。他是井上氏精心描写的被什么迷住心窍似的流浪者之一，也应该说他是中戒融的前身。
对比之下，行贺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中业行的前身，在另外的意义上还可以说是普照的前身。他是《扶桑略记》和《日本后记》中记载过的确有其人的僧侣，入唐研究唯识、法华，带回圣教要文五千余卷。小说里把他描写成一个在唐时日以继夜抄写经文的、具有渊博学问的僧侣，可是当第三十一个年头回国时，他却被一种不可告人的念头缠住了，对东大寺僧侣们的提问一点也回答不出来。
因为在唐朝的三十年岁月给他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想到最终也没有归来的仲麻吕、清河、仙云等人与已然归来的自己的命运截然不在一股道上，于是他觉得这些关于宗义之类的提问根本触及不到自己思想的核心似的。他所想的是与东大寺那些僧侣们所生活的世界根本不同的另一个世界里的想法。所以要他把这个想法翻译成普通的语言那是办不到的，从而也就无法传达给他们。
就这样，行贺把自己关在兴福寺一室之中，不会客人，面向桌子，专心拿起了注疏经文的笔。这些接触到与俗世间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的人，由于胸中隐藏着无法表达出来的真情，他们不得不在这个寂寞孤绝的世界中活下去。这个世界就是井上氏从处女作以来所写的主题，这个作品也可以说是这类主题的一个变种吧！
是以名僧鉴真米到日本这样一个日本古代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为背景，描写了在这一厉史事件中活动着的五个天平留学僧的命运。据说这篇作品已译成中文，掀起了一阵鉴真热。郭沫若等人赞颂了至今一点也不被人们了解的鉴真的伟业。当时恰逢鉴真逝世一千二百年的忌日，所以在苏州举行了盛典。还有陪伴鉴真赴日本途中故去的日本僧侣荣睿的纪念碑也在他去世的桂江畔的端州落成了。这些多半足出于恢复日中友好关系的中国方而的政治意图，但也确实起到了意想不到的现实作用。
五个留学僧当中，除了业行以外的四个人是天平五年（七三三年）随大使多治比广成、副使中臣名代的第九次遣唐船入唐的，距离养老元年（七一七年）乘第八次遣唐船的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僧玄防等著名学者、学僧入唐已过去十余年了。他们在洛阳与决定回国的第八次遣唐僧走两岔了。象这样在文学作品中写到的正史上的史实虽然只是一瞬间的事，就应该说这是炽热的一瞬间，是非常感人的。当时的四个留学僧当中，还没有一个人在历史上留下能比得上仲麻吕、真备、玄眆那样的文才、学识和政治才干。井上氏把这些无名的人物作为当时典型的留学僧生活描写得很生动，这一点正是井上氏作为作家的真正的本领之所在。
鉴真来到日本的事迹，在《续日本记》中记载得很清楚。再有当时杰出的汉学家大伴三船的《唐大和尚东征传》中也有详细的叙述。正值井上氏写这篇小说时，研究鉴真的专家安藤更生氏给予了他种种指教。据安藤氏说，在《延历僧录》中有过记载，遣唐船中只有普照没有晕船。荣睿和业行的名字在《续日本记》中也是作为促使鉴真赴日的人物出现的，然而《续日本记》中的业行相当于《东征传》和井上氏小说中的普照。虽然在《东征传》里也可以见到玄朗的名字，可是他在归途中渡海失败了，不知是否回到了日本，是个下落不明的人物。戒融也是确有其人的，他好象在鉴真去世那年渡过渤海返回日本的。象这样零零碎碎的记录，在井上氏的小说里都被写得活灵活现，变成了描绘他们个性肖像的素材。
五人当中的戒融认为“这个国度里一定存在着什么东西，在走遍这个广阔的国家的过程中肯定会发现它。”于是他出奔当了化缘僧，其结果如何不得而知。他性情高傲、言辞奇特，在唐上死气沉沉地研究经典不适于他的性格，所以他象叫什么给迷住了似的奔走于全国各地。对他来讲；唐朝辽阔无边的土地比经典一类的东西更是个谜。他的这一行动，虽然已在历史的漩涡中消失掉，没有给日本带回任何东西，但他对自己活下去的意志及对待自己痴心的疑问比任何人都忠实。还有一件事，由于他很随便的一句话，竟促成了东大寺大佛开眼时的律师道睿东渡日本的契机。作者也将此情节写入了书中。
玄朗是个意志薄弱的僧侣，在抵达唐土以前尽说泄气话。他说日本人离开了日本就决不能再过上象样的生活。但命运象是偏偏嘲弄他似的使他还了俗，与唐朝女子结婚生了孩子，最后在唐朝定居。
当时航海是需要豁上性命的。留学僧们都怀着深深的不安，心想自己是要去寻求知识的，不是要葬身海底的。他们想到为了那样的傻事得献出毕生的精力，不仅自己辛苦，还许徒劳无功，这些想法在他们心中笼罩着大片虚无的暗影。
荣睿并不把知识当作私人的东西，所以在把经典带回日本时，极其果断地决定三个人分开乘船，哪一艘船能回去都行。业行呢？尽管有学习的决心，消磨了几年终于失败了。但是他规定了自己的活动，把自己关在屋里专心抄写经文，以便把它们带回日本去。他就是这样考虑用更可靠的办法来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注重于行动的荣睿也放弃了自己要完成学业的打算，为了给日本招请第一位戒师的使命而耗去了自己的半生。
业行在航海归途中，连同他数十年间抄写的大量经文一起葬于海底，这一处是很感人的。再说另一方面，病死的荣睿的事业是由其帮手普照来完成的。普照对于迎请鉴真的事本来就没有象荣睿那样的热情和毅力，只不过是被荣睿的热忱拖着走的，但最后还是山他来陪伴鉴真成功地抵达日本的。并且还带回了一些抄写的经文，当然他也没象业行花费了那么多的时间和热情去抄写。虽说平凡了，但绝不是意志薄弱，很少反抗命运的普照最后却获得成功。
还有一个叫做景云的僧侣出场，他是为了学习三轮和法相而入唐的。但他后来嘲笑自己一无所获，带回日本的只是空身一人。作者在景云身上打算描写他没法传授给他人的经验或他心底的秘密。他似乎是与《僧行贺的泪》中的主人公相联系的孤独者。
作者把《唐大和尚东征记》的史实作了改动，刻画出被日本文化史和思想史上著名事件的浪涛任意翻弄的普照等人的鲜明形象。在作品的字里行间，再次生动地表现出这些人虽然在青年时代的理想受到挫折，但各自承受着自己的命运，顽强地生活下去的姿态。在其背后，投落下一个巨大的影像，那就是鉴真。这些人都是为了把鉴真的伟大形象引上舞台而完成各自一段使命就消失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之中的人物。
主人公不是具体的人，而是历史的意志。井上氏在这里首次奠定了尊重历史的自然去写小说的创作态度。作品中，名僧鉴真的肖像被上升为比实实在在的具体人更为高大的一个象征历史意志的形象。在他的形象面前，五个僧侣被描写得象远景之中的蚂蚁那样渺小。只有勇往直前的巨大的历史脚步才会使读者震耳欲聋，才会使读者不容置疑地生活在历史之中，与历史上的各种人物见面。这才是井上氏所发现的历史小说的写法，同时也是目的。
于昭和三十三年《文艺春秋》上。在这篇作品中，井上氏己进入了西域之梦的核心部分。
这篇作品是从斯文赫定的《仿徨湖》当中获得的主题。他把赫定发掘出的年轻女性木乃伊构思成为一个曾在绿洲国楼兰自杀身死的美丽的王妃小说里都存在着。这个王妃的形象在井上氏的现代小说、历史在以后的中更加具体化了，描绘成为坠身城墙而死的回鹘王族女。
罗布湖畔只有一万四五千人口的小国楼兰不得不建国于汉朝与匈奴两大国之间。如今夹挤在东西两个世界之间的弱小国家的烦恼，它是以侵略、杀戮等更直接、更新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这也是当时所有楼兰居民们的烦恼。汉朝当玫者声称为使他们免受匈奴的劫掠，命令他们放弃美丽的湖畔城镇，移居到二百五十英里外的新地点鄯善。在此后数百年间，对鄯善人来讲，“楼兰”这个词就具有了“总有一天会返回的京城”的意思。有一位鄯善青年武将曾策划欲夺回匈奴占领了的楼兰，但他发现罗布湖无影无踪了，楼兰的市街已全被埋在沙漠里。
这个谜于一千九百年由瑞典探险家赫定解开了。他发现了楼兰遗址，还发现了经历一千五百年周期正在重返楼兰故地的仿徨湖罗布泊。接着又发现了安眠了近两千年之久的年轻女子的灵枢。
这些都是小说吗？作者不过是描写了称之为楼兰的国家和楼兰人的神即河龙栖身的罗布湖的灭亡与再现。那么是历史吗？但’寄托于那里的作者的梦过于强烈了，把挖掘出的年轻女性的木乃伊构思为自杀的楼兰王妃，当然是作者的浪漫主琴手法。这个在东洋史上仅仅停留了五十年的小小绿洲国家的兴亡，给井上氏以强烈的印象，并使他将其结晶成为一组诗篇。
已然激发起来的向往西域的梦，使井上氏紧跟着写了。这篇作品于昭和三十四年一月至五月连载在《群像》上。
当时是宋仁宗时代，西夏国在北方兴起，逐渐强大到宋朝力不能及的程度，西夏已跨入了具有自己独特文字的时期。主人公是个赶考落第的举子赵行德，由于偶然的小事，唤起了他和以往只安于学问与书本的世界中截然不同的热情。他进入了西夏国，被征入了军队，在那里结识了回鹘王族姑娘。直至以后这个姑娘死去，为了供奉她，他在千佛洞中埋藏了经文。他经历了悲惨的命运。在故事的结尾写到了斯坦因与伯希和发现了洞窟这一文化史上的重大业绩。
赵行德是个少有的人，他身材短小，但具有智慧和胆量，可以说是井上氏所喜欢的平民男主人公。同时作者还描写了他的上司名叫朱王礼的勇士。不论是赵行德还是朱王礼，他们的命运都同样是由回鹘王族女来支配的。回鹘王族女早在小说的前半部分就消失了。实际上，在作者笔下，她的美直到坠城而死也不过是一带而过。可就是这个美女却位于这篇作品的中心，支配着男人们的命运。
井上氏在《射程》、等现代小说中，多次写了男子心中形成的美丽女性的形象，掌握着男人的命运并使男人趋向毁灭的主题。但是在现代小说中那时不能不成为问题的现实性的不足，却在当中意想不到地获得了成功。这是因为她同中的海伦一样，并不是小说性的人物，而是叙事诗性的人物。与其说她的客观现实性，还不如说是英雄心里中活着的形象的现实性。
这篇小说虽用接连不断的战争场面所构成。但其中回鹘王女这样唯一的一个女姓支撑着整篇作品。她的坠下甘州城墙的贞节，驱使朱王礼发怒去报仇，导致了他的灭亡，同样也促使赵行德去写经，并把它们藏在敦煌的洞窟内，等待着斯坦因等人去发现。
昭和三十二年秋，井上氏应邀访问中国时，很想去敦煌，因已进入寒季，未能成行。尚未实现的敦煌梦使井上氏构思了这篇小说，关于敦煌千佛洞的起源，当然是井上氏的虚构，此外自信心很强的恶棍尉迟光和对生存绝望了的曹延惠二人，作为次要人物也使人深感兴趣。
《洪水》于昭和三十四年在杂志《声》第四号上发表，是短篇中的杰作。
我曾从井上氏那里听到过有关《洪水》的材料。听他说材料就是中国最古老的地理书《水经注》。书中只在两三行文字中出现名叫索励的队长与洪水搏斗取得胜利的典故。
上述内容占了小说前半部的数页，确实是最精彩的部分。只有这一部分是依据史料写的。与这个故事的主人公的命运相关的阿夏族女子最后被洪水吞食的情节是由作者虚构的。也如此，最富于假想的部分都用了史家的文体。换句话说，就是作者创造了一种学究式的文体。这些在取材于日本战国时代的历史作品里是没有的。
《狼灾记》发表在昭和三十六年八月的《新潮》上面。它使人想到中岛敦的名著。北方边境的队长陆沈康与异族女子结合而变成狼，雌雄一道在旷野中游荡，偶遇一个故友支队长，出于留恋的心情讲起人的语言。但不多久再次恢复了狼心，最终捉住那个朋友吃掉了。这是个可怕的故事。
从昭和三十四年十月至转年七月在《文艺春秋》上连载。小说记载了铁木真即成吉思汗的一生。它是根据那柯通世译的《成吉思汗实录》，和其他史料构思而成的。作者在小说中运用了丰富的想象。传说蒙古族的族源是渡过大湖而来的苍狼。这种传说成了蒙古男子们自负和热情的根源。铁木真对母亲被也速该抢走而后怀孕生下了自己一事，确实有自己也许不是蒙古血统的怀疑。但铁木真只能依仗自己成了狼并证明这是事实来做蒙古的王。出生的秘密使他具有了排除一切伤感的坚强意志，在周围布满敌人的无情战斗的世界上，更加锻炼了他的意志。
他的妻子也被敌人抢走了。又夺回来时，腹中已怀上了长子术赤（客人的意思）。术赤和铁木真同样有着出生的秘密，铁木真最喜欢术赤，因此极为严苛地对待他，当术赤比自己先死的时候，他痛哭流涕。
母亲和妻子全被敌人抢去，怀上了敌种。这在他心中扎下了对女人难以消除的不信任感。所以他对陷于死地仍坚守自己贞节的忽兰感到惊讶。他无论远征到哪里，都把忽兰带在身边。在征讨金国的途中，他把忽兰给他生下的幼儿不露来历地送给了别人。他热切地希望这个幼儿能靠自己的力量变成蒙古狼。这个场面的确写得极为成功。
被他征服的敌人、术赤、忽兰、而后又是他自己都死了。他的一生是无情的虐杀、破坏和征服的连续，他的一生象冲开那无情世界的风那样爽快。这是因为作者在这里清楚地描绘出活生生的人血的沸腾。
《风涛》子昭和三十八年分别登在《群像》的八月号一和十月号上。是部围绕着高丽来研究元寇战争的作品。它是以《高丽史》和《元史》等著作作为史料的。
依靠从元和高丽的角度研究元寇的历史是在专家们之间进行的事。在这方面，我连一般的知识也不具备，只是模模糊糊地知道象日本历史上偶然的国难依仗着神风克服了。比这个再深的东西，可以说一无所知。
元和高丽大军来至日本国土的一角，这实际上只不过是直至当时历经数十年的大陆历史变动的一端。这一端却是我们国史上的大事件。如果以作为元的先导的高丽为主来考虑，那是数十年暗淡的历史。
井上氏在这篇作品中，把我们国史的知识颠倒了过来，在国史的“光荣”当中发现了叫作高丽的小国的“悲惨”。在我零碎的常识中所知道的是北条时宗、日莲、龟山上星、竹崎季长、河野通有等人，而小说里相继出场的是高丽的元宗、忠烈王、宰相李藏用、将军金方庆、元将洪茶丘、元使赵良弼、公主古兹鲁哈衣米西等人物。他们背后都有分量地存在着元世祖（忽必烈）的强大意志。
世祖抱有征服日本的意志，这对高丽是个极大的灾难。因为高丽作为元的基地，被征走了许多兵丁、战船和军粮，国土也遭到元兵蹂瞒。牺牲高丽征服日本是世祖不可动摇的意志。就高丽来讲，这已作为至高无上的命令着手做了。那么如何把被损害的程度减到最低限度便成了高丽爱国者们的努力目标。
宰相李藏用绞尽脑汁想使世祖打消征服日本的意图，未能成功。另一方面元宗始终相信世祖的笑脸和待自己的好意，对其寄托着希望，最终也没肯倾听李藏用的话，就是摆架子，一句话也不接受。对高丽来讲，世祖的意志是超越了个人的历史的意。
在这篇作品中，有原为高丽人的冷酷汉子洪茶丘，祖孙三代都投降了蒙古，鞭打自己的祖国，好象是个无国籍者。也有既降服元朝却又苦想如何找到高丽的出路的爱国者李藏用和金方庆。有以高丽京城特别警备队作为彻底抗元中心，曾燃起充作解放军队意识，后因被追赶而匪化了的象全学连一类的三别抄。有心情舒畅的元宗和受蒙古影响辫发胡服的太子湛（后来的忠烈王）及能当他的家的歇斯底里的公主古兹鲁哈衣米西。书中还似乎有象征着今日日本的所有人物的活动。
但是在这些人物的言行之上，作为无法可以抗拒的绝对压力世祖的存在还把握着一切。出使日本的赵良弼回答世祖的问话，说了一句“勿击日本”的话。这对元宗及所有的高丽人来讲，不管是祈祷也好，念佛也好，但面对着世祖的存在，连这句清亮的声音也没有了，完全消失了。所以所有这些都是夹在元与日本之间的小国高丽的悲惨处境。
国史上说，掌权时的元宗在龙口斩了元使，那样强硬态度给高丽埋下了危险的祸种。如果世祖攻打日本的意志是绝对的，那么日本慑于元朝的威严不想抵抗就的确是最后的祈祷了。对高丽的拼命的请求，日本的当政者当然是不加理会的。
我读这篇小说，倒不如说是在读历史。当然在井上氏描写元宗、忠烈王、李藏用、洪茶丘的时候，发挥了自由的作家的手法，勾画出了这些人物形象。例如洪茶丘，决不是井上氏所喜爱的人物。
但是这篇小说与和相比，由于须服从作为史家的限制，离小说家的想象相差甚远。本篇中象赵行德和铁木真那样的主人公始终没有出场。回鹘王女和忽兰式的形象也没有。充其量来讲，主人公只是高丽一个国家，它被夹在世祖超越个人的不可摆脱的意志和日本的不正面抵抗之间，可以说描写高丽本身所经受的悲惨境遇就是主题。
我在国史教科书中，是把高丽认作元的先导也是加害者而受的教育。而在本篇里，所有悲惨的情景全被描绘出来了。那些是小说呢？还是历史呢？是分不清的。如果读者能够感动，那是再好也没有的了。但我确被描写出来的历史悲剧打动了，我确实感觉到了愿意撰写这种小说的作者的热情。
公元一千二百二十四年初，成吉思汗向全军宣布开始入侵印度的战斗。
这是一个庞大的计划，蒙古兵要翻越兴都库什山进入印度，席卷印度各个城市，待对印度的战争结束后，取道西藏返回蒙古高原。执行这项宏伟的计划是需要几个月，还是需要几年时间，无论是成吉思汗也好，无论其他的武将们也好，都没有准确的估计。
（王庆江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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