厅里决定由我分管中医研究院。为了我工作的方便，马厅长在原来的院长退休之后，特地把那个位子虚着。这样我每星期到研究院去上两天班，自己开车去，当了副厅长后有了车，我马上学会了开车，这样方便。在半路上经常可以碰到大徐的车接了马厅长过来。

        其实研究院也没有太多的事让我做，日常工作都由卞副院长卞翔处理了。人到了这个份上，对那些小事情就没了兴趣，只觉得繁琐。好在卞翔也不愿我多管院里的事，因此大小事情不厌其烦。我明白他的心思，但这样也好，我们各得其所。两个月后我提名程铁军升了副院长，又将人事科郑科长调到行政科去。他当年对我那样一副派头，我实在忍不住要出了这口恶气。虽然他见了我就侧着身子站住，脸上浮着笑，一副等着我作指示的神情，我还是决定不吃这一套。有一次他踮着脚走到我的办公室，试图对当年为什么没有接纳我作一点说明，没等他说完我就打断他说：“说真的我还要谢谢你呢。”他一听笑就凝固在脸上，嘴半张着不会动了。过一会才醒了似的，一步一步退到门边，转身溜了出去。

        按照晏老师的交待，厅里的事情我能不管就尽量不管。很多次我都有那种想表达想发言的强烈冲动，但还是压下去了。晏老师说，马厅长是管事的，别人是办事的。这让我有点委屈，但还是把这当作一条原则。太能干太想表现自己是要遭忌讳的，跟马厅长共事的人，迄今没有一个人能坚持到最后，我希望自己能是一个例外，。当然，一旦马厅长作出了决策的事，我就全力以赴。我只对他负责，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这样我有更多的时间到研究院这边来，到了这边我就有一种随心所欲的自由感，这种感觉使我忍不住去想象古代帝王的心态。我真正放在心上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争取安泰药业股票上市，这件事已经在运作之中了。这只股票是五年前由研究院向省直卫生系统内部发行的，每股一元，当时筹了二千多万元，投到了研究院的中药厂，至今没有什么效益，钱却花得差不多了。气恼之中我真想把帐认真查一查，但这一查又会引发轩然大波，揪出一连串的人，安泰药业这块招牌也倒了，还上什么市？马厅长指示了不查，我也只好不查，让有些人空手套白狼了。

        原来买了股票的人怨气冲天，很多人守不住都流向社会了。因为无法分红，每股柜台交易的价格已经跌到了五毛多钱。

        我把院里的研究人员召集起来，反复讨论了，决定了将安泰保肾丹作为突破方向，一定要搞出在全国叫得响的中成药来。攻关小组是七个人，我就是组长，由我领街报了一个国家课题，又特地飞去北京活动了，也找了许小曼，批下来了。

        如果搞成了，让闲置在那里的机器转动起来，那是什么成色？人一辈子无非就是要做成几件事，这样才对得起自己这一生，过去没有机会，现在机会来了，还不死死抓住吗？

        过了几个月安泰保肾丹搞出来了，临床试验的效果相当好，国家课题也结了题。有了这张王牌，股票上市的工作也有一些进展。我对有关的人交待了，上市工作的进展要绝对保密，厅里只有几个人知道。有一天我开车经过华夏证券西岭营业部，看见程铁军的老婆在门口跟人说什么，心中一动，就下了车，远远地观察，发现她在收集安泰药业的股票。一打听股票的价格，已经涨到了近八毛钱。

        回家把事情把董柳讲了，董柳说：“事情是你一手搞起来的，别人发了大财，你到时候两手空空，你想得过？”我当这个官时就下了铁一样决心，要向马厅长学习，不往发财的方面去想，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按说到了这个份上也应该如此，这就是道理。可是道理还有一种讲法，一个人到了一定份上，就要求他无知天欲，不为自己谋点什么，那可能吗？合人性吗？人是血肉之躯啊！这不是这个人那个人的问题，这是人的问题。人有偏见，有自恋，有特殊利益，因此他是非理性的，是不能从一个纯正的逻辑起点出发的。这个事实万古长存如日出东方一样明了，可大家偏偏要掩盖起来。应该怎么样是一回事，实际怎么样又是一回事，道理无法局限人性。最近省里强调加强理论学习，可有几个犯了错误的人是因为不懂理论？领导是服务，干部是公仆，这道理也只好对着天讲罢了。睁了眼看，哪里的公仆不在利益的核心之处？为什么我偏偏要例外？身边的人都在利用位置优先信息优先的机会，合理合法地发财，自己倒被抛到了一边，心里实在不是滋味。不犯法的钱，弯了腰捡起来就是，你不捡你不是傻瓜吗？人到了一定的份上，你想不发财，那也不容易啊！我说：“这个程铁军，这么多年没出头，他也乌龟似地把头缩着，看在老朋友的份上给他一个机会，他屁股就一撅一撅地沉不住气了，人它妈的怎么都是这个德性！”董柳说：“那你要人怎么样，他是娘肚子里爬出来的，不是上帝造出来的。”我叹气说“是这个道理，真的没办法。”

        董柳说：“我明天也去收点股票回来，别人一捞就是几十万呢，吹灰之力！”

        我说：“你别去，你去了就别回来了。碰上了熟人，传出去好听？”她说：“我看见立交桥下有乡下人在收外币，后面有人请他们收的，我也去请两个乡下人。”

        我说：“你去登记身份证上董柳的名字早晚会传出去，别人不知道证券公司的人也会知道。”董柳说：“他们有纪律，不会说的。”我说：“没人想扔炸弹当然也就没事，到那天有人想扔炸弹了，他挖也要把这颗炸弹挖出来，你知道什么叫政治？”

        她笑了说：“我用我妈妈的身份证不行？还有人知道我妈妈是谁？”我没做声，但我明白她安排这件事去了。过了几天她有点沮丧地说：“安泰药业柜台交易价已经涨到一块二了，还收不收？”我说：“要说合不合算，三四块钱也合算。”

        她说：“早几个星期收的人，现在就翻番了，只有一个月一万变两万多，做什么生意也没这么快，只有印钞票才有这种速度。”去年胡一兵劝我在招标中做一点手脚，那是违规犯法的，上面还有马厅长盯着，也瞒不过他的眼睛，再说投标的公司翻脸怎么办？可眼下既不违规也不犯法，却有大笔的钱赚，怎么可能叫人心如止水？人都是从娘肚子里钻出来的，绝不了七情六欲啊。我对董柳说：

        “你过几天看看再说，一块二还是太贵了点。”程铁军的老婆五六毛钱就收到了，董柳却要一块二，她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她说：“程铁军还是你推上去的呢，还被她老婆抢了个先手。”这时我对程铁军有了一点看法，想着将来总经理的人选，还是优先考虑卞翔算了。

        几天后我为公司上市的事去了北京，一些数据还要经诚信会计事务所重新审核，我就把材料拿回来了。开会的时候我沮丧地把上市的艰难性作了重点的强调，将材料交给他们传阅，去看几个人的脸色也看不出什么。但我想今晚可能有人睡不着了，过几天市场就会见分晓了。过了几天董柳说：“这几天安泰药业的柜台交易价猛跌，只有八毛多钱了，别人手中都像拿了烙铁似的，幸亏我们没有买。”

        又说：“有传说上市上不成了，材料都退回来了。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说：“跌穿八毛你就派人去买回来，家里还留点伙食钱就够了。”她不放心，一定要问我底细，我说：“你问那么多我就犯错误了。”

        又过了三四个月，安泰药业作为历史遗留问题上市了，我兼了董事长，还是让程铁军当了总经理，他比卞翔令人放心。开盘价竟高达九块多。我参加剪彩仪式回来，董柳已经叫董卉去把收到的四万多股全抛掉了，赚了三十多万，发财就像做梦一样，董柳兴奋之余还抱怨说：“就是你不把事情给我讲透彻，我还有几万块不敢动呢，要全买了，就是百万富翁了。”我想一想也是真的，别人几辈子都赚不到的钱，我没费气力也不犯法就到手了，简直就不敢相信，可这是真的、真的。几天之后安泰药业涨到了十二块多，我简直不可理解。朋友问我内幕消息，我说：“小盘股潜质股，不过你最好不要买。”谁知一路涨上去到了十七块多，朋友对我都意见了。连朱秘书都打电话来问还能能追，他是处级干部不能炒股，但他老婆在炒。我说：“叫我说是不能追。”结果涨到了十九块，我都觉得对不起他。我自己手中的货都是九块多就抛掉了，真是有苦说不出。又过几天董事会在我授意下发表了一个风险提示，股价才逐渐回落了。

        这天赖子云到我的办公室来，在门边站了，似乎是不敢进来。我指头勾一勾说：“有话就进来讲。”他慢慢走到我的办公桌边，我说：“坐。”手指点一点椅子。他摸着椅子边坐了，又站起来。这些年来我经常观察人的形体语言，我觉得圈子里的这种语言无比丰富而富于精细的层次感。你在一个人面前是否占有精神优势，这种优势大到什么程度，都可以从这里看出来。

        记得赖子云前几年还是一个倔犟的青年，现在却变得这么畏缩了。现实从来不怕谁倔犟，一个人没有实力万事求人，他不可能只凭着精神的力量挺立。我要他坐下说话，他说：“不累，不累。”又说：“池厅长你来研究院主持工作有一年多了，我看你跟别人还是不同。”我说：“你对我这么高的评价？”他说：

        “我是实事求是。”我说：“说吧，说吧。”他说：“我真的从心里是这样想的，您……”我打断说：“说吧，说事情吧。”他说：“我，你看，我，我吧，研究生毕业都快八年了。”他一开口我明白他是为职称的事来找我了。我想着他也真的可怜，我自己就是这样熬出来的，也不知他这几年是怎么过来的，惨呢。说心里话他的问题早就该解决了，还拖到今天？可我哪里敢把事情公事公办？马厅长理论学习不够，不懂这个道理？笑话。可道理怎么讲是一回事，实际怎么操作又是一回事。要求人从理论出发，那不可能，过去不可能，现在不可能，永远不可能。这也是人的问题。人是娘肚子里钻出来的，这个事实已经确定了很多的不可能。我在这个份上，大会小会上道理还得那么去讲，不讲不行，事情也得这样去做，不做也不行。尽管我不太理解马厅长的记恨怎么坚持这么久，但也只能按他的意思去做。要我跳出来主持公正？笑话。我不能解决他的问题，他的问题是马厅长掌握的。我心里很同情他，脸上却硬了心肠摆出公事公办的神色。他看了我的脸色有些失望，凄苦地一笑，说：“池厅长。”这声音里的哀怜，只有苦过来的人才能体会出其中的份量。但我仍然面不改色，我这时如果在表情上退一步，让他抱有希望，那反而害了他。他说：“不知领导能不能给我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那一年我跟在别人后面瞎跑，那是不对的，错误的，不正确的，荒唐的，也可以说是有罪的，罪该万死的。可是有罪被判了刑也该有个期限吧，总不至于是无期徒刑吧？事情都过去六七年了，也应该刑满释放了吧。”他这么说我真的想帮他一把了，如果不是事关马厅长，那真的是吹口气的事。可我现在不能按一般人的想法去想事情，总不能为别人的事把自己的前程给砸了吧？他说到评不了职称的种种苦处，连老婆都觉得找了他是上当受骗了。他的苦处我完全理解，不由自主地叹了一声，马上又把手边的茶喝一口，又叹一声加以掩饰。我说：“你的事情我管不了，你知道，我没办法。”他说：“我让池厅长为难了。”我说：

        “我为难办得到也不要紧，当领导就是服务，就是要让群众满意，要为难的。但是为难了我还是办不到。”我建议他直接去找马厅长，他三十多岁的人几乎要哭了，可怜巴巴地望着我。他告诉我，人民医院的郭振华去年五十八，想在退休之前评上主任医生，就去拜访了马厅长，承认自己在几年前犯的错误，希望得到谅解。当时马厅长和颜悦色送他同来，但在评审时，还是叫人事处把材料拿出来了，不让进入评审。这件事我早就听说了，但还是吃惊地说：“有这样的事？”就硬了心肠低头看文件。他站在那里发一阵呆，一声不响地出去了。我叹口气，摇摇头。可怜的人啊，可怜的人！他今天进这张门不容易，郭振华进马厅长家那张门更不容易！郭振华快办退休了，他的日子还长呢。可惜我不是厅长，我是厅长就会给他一条出路，除了他，还有几十个人被压了这么多年呢。这些人都是知识分子，就这么乖乖地被压着，居然没人喘个气。有时候我觉得这些人是人格阳萎，可再细想下去，他们也只能忍着，不忍拿鸡蛋去碰石头吗？连他们自己都不跳一跳，当然也别想指望有人跳出来打抱不平了。我曾把这件事说给胡一兵听，他说：“现代社会有这样的事？”我说：“刘跃进说孔子死了，我看他老人家就没死，真死了就不是这样了。事情都是他老人家设计好的，凡事要讲一个秩序。孔老先生该死之处不死，不该死之处倒是死了，那些今天尊他老先生为圣人的人，安的就是这个心。”现代也好，古代也好，碰了不该碰的东西，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古今一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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