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苏主任带两个人来招待所说：“汇报一下工作？”江主任不做声，徐徐地坐下来，缓缓地环视着几个人，悠悠地点着头，慢慢地拿出笔记本，哼哼几声说：“大家谈谈。”又对我说：“小池你记录。”苏主任把基本情况介绍了，然后说：“这两年我们这里涨了大水，湖水漫过了大堤，把钉螺带过来了，这样发病率就提高了，基本上是慢血，一时半会不要紧，可长期降不下来，也是问题！

        要降下来，还要是靠省里的支持。”江主任笑了说：“每次说到工作就少不了讨价还价，血防药物专营，有的省已经开放了，我们给你们顶住了，这就是最大的支持。钱每年也按时到位。在这样这条件下发病率还有所提高，那你们的工作是怎么开展的？”苏主任不做声，望我一眼。江主任说：“小池等会再作记录。”

        我就停了笔。苏主任说：“发病率确实提高了，我们没作普查，但我们有感觉，这不是我们的工作没到位，我带了他们几个长期在乡下跑。”他头转向旁边的两个人，那两个人马上应和说：“苏主任天天在下面，他老婆都有意见了。”

        苏主任说：“发病率的上升的确有不可抗拒因素，洪水也不是我们几个人能够挡得住的。”江主任说：“过多的强调客观因素，不太合适吧。”苏主任说：

        “那厅里的意思？”江主任说：“基本照旧？这已经考虑了涨大水的因素了，不然指标还应该降下来，否则那些经费都干什么去了？”苏主任说：“发病率确实提高了，原来的指标，我们按厅里的精神，已经压了好几年了，卫局长的意思，今年还是要实事求是，内部掌握一个数据，争取省里更大的支持。”江主任说：

        “什么叫内部掌握？那不是公开弄虚作假吗，那还了得！”我说：“你们估计现在的发病率？”苏主任说：“百分之六左右。”我吓了一跳，这不比上次统计高了近一倍吗？江主任马上变了脸色说：“你们作了详细调查没有，说出这么个数据出来，那就是引爆了一颗原子弹，不说省里，部里都要惊动，老苏你说话要负责，不能老想着经费，就信口开河。这么严肃的事，不是开玩笑的。厅里每年追加经费，发病率倒上升了。你想想你们的工作吧。”苏主任搓着双手说：“工作没做好，没做好，主要是去年涨了水，在沿湖一带滞留了一个多月才退，钉螺都过来了。”

        江主任说：“如果你刚才说的数据是真的，我想厅里马上会引起高度重视，恐怕审计处也会要来人，看看你们的经费是怎么开支的。”我觉得好笑，怎么开支的，两条高级烟还在江主任你提包里吧，居然也可以如此义正严辞地说话。什么叫演戏？具有表演的才能，很重要，很重要啊。苏主任慌了说：“我倒是没作普查，可能是夸大了，夸大了。”江主任说：“以前没有吡喹胴发病率还控制在百分之四以下，现在用吡喹胴了，药便宜了，药效提高了，发病率还上升了？”

        苏主任说：“依厅里的意思，照旧，照旧。其实卫局长的意思也跟厅里一样。

        只是照旧了，经费还是要跟上才好。”江主任说：“完成了调查再讨论这个问题。”

        最后确定抽样调查的地点，苏主任建议定在沿湖的长港乡，江主任说：“还是丰泽乡吧。”丰泽乡再过去就是丘陵地带了，我忍不住说：“丰泽乡快到山边边上了。”

        江主任望我一眼，说：“长港乡发病率肯定高些，也没有代表性，丰泽乡的代表性也不充分。”江主任的意思定在两乡之间的五华乡。苏主任说：“五华乡离湖有那么一段距离，洪水从来没上来过。”求援似地望着我。我说：“江主任说的有道理，不过……”江主任也不望我，眼皮眨了几下，我不再说话。江主任说：“如果情况变化很大，厅里惊动了，会来人的，说不定部里也会来人。”苏主任就不再说什么，接下来又把工作程序商量了。离开的时候苏主任说：“说实话县里跟卫局长打过招呼了，尽量要把这次的点定在沿湖的几个乡，调查血吸虫嘛。”

        江主任说：“你们的意思我也懂了。经费问题，全省统一安排，能倾斜我们尽量倾斜。”苏主任说：“厅里的意思我向卫局长汇报，县里还可能会出面向厅里汇报一下。”江主任目无表情冷淡地说：“那是不是我们在这里白白地等几天再开始工作？如果不能按时完成，首先我有不是，其它人吧，也不能说没有一点责任。”

        苏主任连连点头说：“好说，好说。”就去了。

        江主任对着苏主任的背影耸一耸鼻子说：“一个小小的股长，放到厅里去办公桌都不一定有他一张，我客气叫他一声主任，他还要跟我讨价还价。”我听了很不是滋味，我连个股长都不是呢。看江主任的脸色他并没意识到这一点。这些人，有时极为敏感，有时又极为迟钝，要看面对的是谁，他们的某些感觉器官，只是在某些场合比如大人物在的场合，才会打开。我没有应和他的话，他也没察觉什么，又说：“小池你是厅里的人，要站在厅里的立场上说话。”我说：“这几年洪水多，发病率提高了可能是真的。数字报上去可能会把上面吓一跳，领导的面子上不好看，不报上去吃亏的是那些老百姓。”他只是个科长，在厅里也不直接管我，我说话也没太多顾忌。他忿忿地说：“我当了省血防办主任，说起来是一粒绿豆官，想做点好事的心情还是有的吧，心还不那么黑吧。可谁叫我在厅里坐了这张椅子。把椅子一抽，砰地就摔倒了，让你摔一跤那理由一定是很充分的，苦是诉不出来的。只是摔一跤就别想再爬起来了。我四十岁的人了还敢摔那么一跤？四十岁再被小科长处长指东划西，我脸往哪里放，还活个屁！不说别的，老婆那里就没法交待。”我说：“说起来你也没有选择，我也没有选择，苏主任他也没选择，每个人扮演什么角色，早就被预设好了。”他连声说：“那不是，那可不是！大为你没活到四十岁，活到四十岁你就知道了，回过头看，你二十年前刚进那张大门的时候就被预设好了，还想按自己的心思去做点什么？”又说：

        “那也是没办法的事。一个人到了四十岁，屁股下面没张椅子，把头夹在胯里做人，那滋味你去品味品味吧。”江主任到电信局给厅里打电话去了，我靠在床上想，果然每个人还有没进入角色之前就被一种神秘力量预设好了，不论这个人是什么样子，他入了围以后都只能是被预设的样子。他只能在既定的舞台上按既定的程式表演。他不能对抗，因为他对抗的并不是哪一个人。不论是谁，都必须按照预设的程序进入既定的轨道，神秘的力量从来就不怕谁聪明谁倔犟，孙悟空还不聪明不倔犟吗？他跳出如来佛的手心没有？于是每个人都依据着适生的原则，服从了这样一种预设，谁也别吹自己是什么特殊人物，除非他真的活够了。

        不知道厅里和县里是怎么谈的，但抽查点还是定在了五华乡。我在招待所等了两天，江主任不时地去打电话，定下来以后就下乡了。我们一行五人，每天主要就是作粪检，又请了几个老乡在划定的范围内找钉螺，测评钉螺的密度。我心里很不好受，这里的村民实在是太穷了。吡喹胴不算贵，可很多病人就是买不起。

        这种药对肝脏有损害，可几乎没有服药者按规定同时服用护肝的肝泰乐。我对他们说：“省钱不能省药钱，不服肝泰乐，那是拿命赌啊。”一个老头说：

        “池医师，你是国家的人，你知道我们的苦？我们吧杀虫的药是没办法才买的，还吃得起护肝的药？我慢血都好几年了，好了又发作了，我不是家在这里，我就流浪去了。”旁边一个中年人说：“从前都是政府给治，这几年要自己掏钱了。

        血吸虫又不是我们养的，是湖里上来的，这个湖是政府的。”老头说：“政府又没叫你得病，病是你自己得的。”我说：“你们写信到上面反映反映，写到北京。”

        他们纷纷说：“不会写，写了也没有用。”中年人说：“你是政府，跟你说是一样的。”看着那些患者四肢发软，头昏无力，又吃不下饭，我也只能叹一口气。

        调查了一个星期，江主任家里来电话，说他女儿病了，就匆匆回去了。他一走苏主任说：“想不想跟我到长港乡去看看？”就跟他去了。长港乡被芦苇荡包围着，现在是枯水季节，芦苇也已经收了，地里钉螺随处可见，我走着脚跟都发软。碰见一个大肚子病人，带着他十三四岁的女儿从湖里回来。我说：“你恐怕有血吸虫病，应该去检查一下。”他苦笑说：“还检查什么，都十多年了。她也有，我也没办法，哪里有那么多钱看病？县里几年发一次药，不管用的。”又说：“我们村里像我这样的有十来个，他们都出去打工了。老百姓就是条牛命，大肚子就不干活，谁给饭吃？嘿！”说着去了。苏主任说：“这样的人不少，省里要考虑实际情况，多拨点钱才好。”我说：“多拨多少也没有多少落到他们身上。”

        他说：“是倒也是，总有这样那样非用钱不可的事。你回去跟厅里反映一下，你都看到了。”我说：“有人喝茅台我也看到了。”苏主任叹口气，把头垂下去摇一摇。我说：“你们写封信给上面汇报一下。”他说：“你就是上面，跟你汇报了。”我说：“还有北京。”他又叹口气，垂下头摇一摇说：“那我就犯错误了，犯了错误我以后怎么办？现在是数字出官，官出数字，数字就是他们的命。

        上面的人往下看，看人也看不清，就看数字。你要改他的数字，就是要他的命。

        你要他的命不一定要得了，他要你的命那是吹口气的事情，不整你把你晾着总可以吧。”

        我说：“所以人人都懂得明哲保身。”他不愿在这里过夜，连夜搭车回去了。

        几天后江主任回来了，我把去长港乡的情况对他说了，他说：“那里我去过，傍着大湖，年年涨大水，能好吗？人靠芦苇荡吃饭，也被芦苇荡害了。”我建议在那里设一个观察点，他说：“看厅里的意思。”厅里的意思我知道，他也知道，就是没有意思。

        在华源县呆了十多天，搞完了调查，结论是发病率为百分之三点六二。但是据我的估计，苏主任说的百分之六是一个比较可靠的数字。我说：“如果是要这个数字，其实我们不下来也可以，辛苦了这么久，又花这么多钱。”江主任说：

        “部里布置的工作总要完成的。”我说：“这里老百姓太穷了。”他说：“天下这么多事，纷纷多如牛毛，上帝也只能管一条腿，何况我们也不是上帝。我们搞调查就是搞调查。”他这么一说，我安心了点，说：“有办法的人就是有办法，办法送到他跟前来，没办法就是没办法，碰得头碰血流还是没办法。”离开的那天卫局长又设宴为我们送行，我吃了一碗饭，推说头疼，就回招待所了。我把那两条烟交给服务员，说自己不抽烟的，浪费了，请她转交苏主任。我所能做的，就是这么一点点。这是我对世界的所有意义，也是我的角色被预设好了之后，上帝留给我的全部的选择空间。这就是我。我认识到了自己的渺小和无能为力，我感到了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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