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贾在人事处已经有十多年，自己过去做的事情总想维持，用起来不顺手。

        我不想让他难堪，可人在江湖，没有办法。我与其它几位副厅长通了气，准备把他调到红十字会去。我说：“贾亦飞在一个地方呆久了，形成了习惯性的思维方式，跟不上改革形势的要求。”他们就同意了。贾亦飞知道这个消息，如丧考妣找到我说：“池厅长我犯错误了？”我说：“组织上正常的平级调动嘛！”

        他在人事处这么多年，知道“组织上”是怎么回事，说：“其实池厅指向哪里我就打向哪里，其它的想法我都没有。”我又解释了一番，他还不肯放弃，我索性说：“厅里这样安排，是为了保护干部，有人想跟你打官司你知道吗？你换一个位子，就不在火山口上了。”他痛心疾首说：“我从来都是执行厅里的指示，我能不执行？我只是一个小小的锣丝钉，组织上把我拧在那里，我就得在那里使劲啊！”

        我说：“现在放在红十字会，那里正是要使劲的地方，好好干吧。”说着把右手掌一挥，五个指头依次倒下去，捏成了一个拳，停在空中不动。这是我为自己设计的一个表示“无须多谈”动作。他马上就领会了，不再说什么。当了厅长以后我越发觉得形体语言是有着神秘的力量的，在厅里大小会议上，只有我一个人能够打着手势说话，别人说话手都得规规矩矩放着，这是游戏规则，绝对不能逾越。

        只有当我不在场的时候，其它副厅长才可打着手势说话。我偷偷观察过，丘立原的手势很自然潇洒，但只要我一出现，哪怕他话说到中间，手势就中止了。

        也不知台下的人是否注意到了这些细节。

        马厅长将从美国回来，这是我早就料到的，他在美国，没人请示汇报，没人敬之如神，他怎么呆得住？知道他回来我有点不快，如果能再呆半年八个月就好了。我派了小蔡去上海接他，小蔡为难地说：“厅里派我去我没有话说，可是我怎么跟马厅长讲？我心里还是怵着他的。”我说：“你照顾他们夫妻一路平安回来就可以了，别的事他不问你不提，他问了你就实说。特别是官司被平息下去的事，你实话实说。”马厅长到达的那天，我亲自带了两辆小车去机场迎接。事情我得办，那没有办法，可马厅长从心里说我还是想对他好。他们一过出站口，我就从马厅长手中把提包夺下来提了，丁小槐又从我手中把提包接过去，我把沈姨的包接过来，又有大徐接过去了。我看马厅长脸沉着，知道小蔡已经把审计和评职称的事说了。我问马厅长一路的情况，他爱理不理。要是早一年他这样对我，我真会有利剑悬首的恐惧，可现在心中却很轻松，甚至觉得他把脸色做给我看有些可笑。好汉不提当年勇，古人这话真是说到骨头去去了。时过境迁，当年的英勇，能提吗？要耐得住今日的寂寞忍得下今日的气，那才是好汉。当个好汉，可不容易！

        第二天我就指示计财处的人到马厅长家去为他报帐，我所能做的也就是如此而已。跟马厅长见了这一面，看过了他的脸色，我的包袱反而放下来了。人在这个位子上，就想做点事，背着人情包袱能做什么？我是人在江湖，别无选择。毕竟自己是从山村走出来的，毕竟自己在下面苦了那么多年，毕竟，我是池永昶的儿子。我还是想当个好官，做点好事。人到这个份上不容易，上来了就要干点事，给自己一个证明。当然这点可怜的证明对世界并没有多少意义，但毕竟是我在干，这是问题的核心。我觉得自己跟别的官最大的不同，就是还有一点平民意识，愿意从小人物的角度去想一想问题。把郭振华他们那一批人解放了，了却了一种心愿，也赢得了厅里上上下下的口碑。下面要做的事，就是要把华源那几个县的血吸虫发病率调查清楚。一方面我不能背这个包袱，将来认真查起来，发病率不是从我手中上去的，另一方面也想为那些无助的乡民争取更多的救助，这也是我多年来的一桩心愿。这件事做起来，无疑又是在马厅长胸口戳一刀。

        这件事我决定了马上就做，可做起来又颇费思量。部里省里没有布置，我凭空做起来，把真实数据弄出来了，省里不见得高兴，屎不臭，挑着臭！还会留下我过于追求政绩，贬低前任抬高自己的印象。我仔细考虑了，事情得从下面做起。

        我的打算是叫华源县长港乡的乡民以群众来信的形式把情况反映上来，叫厅里的《群众卫生报》登了，再想办法让北京的《中国健康报》转载，这样就有了气氛，再以此为依据向部里打报告，请许小曼帮助推动，申请一个特别项目下来。

        这样省里没有话说，马厅长也不能怨我了。这样我得用一个可靠的人，派他到华源去，帮助乡民把信写出来。我想了一下，对小蔡还是不太放心，就把厅里的名单翻了一遍，觉得办公室的小龚还可以用。他比小蔡晚来两年，人倒还很朴实的。

        前几天我看见他抱着两个西瓜从外面进了大院，抱不起了，我过去接了一个放在地上，让他休息。问他怎么不向卖瓜的要两个塑料袋兜起来提着，他说：

        “塑料袋能少用一个就少用一个，大家都在讲环保呢。”现在还真有这么认真的人，我倒觉得奇怪。环保我天天挂在嘴边讲，可从来没往这些小地方去想过。

        我打电话把小龚叫到办公室来，他进来叫一声“池厅长”，就在对面椅子上坐了。我心中有一丝不快，可还是觉得他的人格比较正常。圈子里的等级把人的界线划得清清楚楚，在每一个小地方都得把层次体现出来。我觉得那样很无聊，但也明白无聊有无聊的道理。回头一想有道理也还是无聊，再一想无聊还是有道理。天下的事大多如此，生活的辩证法早就为人们设置了他不得不去做那些自己不愿做的事情的理由，一个人跳不出辩证法就像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我对小龚从七年前去华源搞血防调查说起，最后才说了我的计划。他不明白我为什么要绕这么大一个弯，我把右手掌一挥，五个指头依次一晃，捏成一个拳。他竟没有领会这个信号，还建议我直接行动。我说：“也是为了照顾一下老领导的情绪吧。”他就没说了，带着我的短信去华源找血防办苏主任。

        一个月以后群众来信登出来了。小龚向我汇报说，信是他起草的，但说的都是事实，没有半点夸大，上湾村一百多人，就是有四十多个患病的，其中有九个是大肚子。这是苏主任替我找到的一个典型。我把血防办江主任叫来，他进来畏缩地站在那里。我说：“老江，这期的报纸看了？”他说：“看了。”我说：

        “看了这封信我心里很难过，老百姓过的什么日子！”他手足无措说：“池厅长，你是知道的，……”我说：“我去过长港乡我怎么会不知道？实际情况比这还惨！

        我想给部里打个报告，争取一笔特别经费，你去起草。”他连连点头去了。

        编辑收到这封信首先给他看了，他还想扣下来，怕自己面子上不好看。我说华源的苏主任给我打了电话，有这么一封信，他才退给编辑。上面的人都像他这样冷漠，老百姓的苦吃起来就没个边了。想一想要世界凭良心，那靠得住吗？又过了半个月，信在北京的报纸上转载了。我把江主任写的报告和两张报纸一起用特快专递寄到部里去了。

        两个月后抽样调查的结果出来了，华源东源几个县里的发病率不是百分之三点几，而是百分之六点一三。我把调查报告送到省里和部里，部里很快就拨了两百万，省里又配套两百万，划到了这几个县，专款专用。可谁来保证钱都用在病人身上？我组织了八个医疗队下到这几个县，自己亲自带队在下面跑了半个月，走了四个县。又再次去长港乡看了，在那里呆了三天，给几十个人看了病。没有办法完全解决问题，可总好一点吧，也了却了自己多少年来的一件心愿。

        从这以后马厅长就不再到厅里来。我知道他心中会怎么想我，他看人看走眼了。可换了谁也不会有别的选择，人在江湖！这时我明白了马厅长为什么不住在大院里，他想得深远，其实他早就有了世态炎凉的心理准备，像施厅长那样让自己的软弱无力天天暴露在以前的下属面前，那不是他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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