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问：你的上一本小说可说协助世界改变了对于阿富汗的观感，让数以百万计的读者初步认识阿富汗的人民与他们每天实际的生活。你新的小说可说涵盖了阿富汗过去三十年间重要的历史事件，从苏联入侵乃至于美国所领导的推翻塔利班政权的战争。尤其是目前你已拥有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你是否觉得身负使命要让世人了解你的国家？

        胡赛尼：身为一名作家，故事本身总是优于其他一切考虑。我写作时并不会怀有什么伟大神圣的想法，更不会有特殊的意图。对于作家而言，自觉有责任要代表自己的文化或向读者介绍自己的文化，算是相当沉重的负担。我的写作故事总是从非常个人的、私密的角落，从人性的连结开始扩展。对我来说这本新书吸引人的部分是，当两个女性主角周遭的世界陷入混乱时，她们所怀抱的希望、梦想与所有的失落，她们的内在生命，让她们相聚的特殊情境，她们决意想要求生的本能，以及她们之间的关系所唤起的意义与力量。当我写作的时候，我见证这个故事自己扩展起来，随着书页进展而变得越来越有企图心。我明了想要只述说这两个女人的故事而不触及阿富汗自1970年代至后9·11时代之间的故事，基本上是不可能的。私密的个人故事常会与重大的历史性事件纠缠在一起。也因此阿富汗的乱局与近年来的国家 伤痕慢慢地就不仅只是故事的背景。渐渐地，在这本新的小说里，阿富汗本身——更精确地说，喀布尔——所占的份量，就某种程度而言比起在里所占的更多。但这纯粹仅是基于故事的需要，而不是出于要把祖国的事情向读者全盘托出的责任感。因此，如果读者在看完这本新书之后，能够喜欢这个故事而且对于过去三十多年间，在阿富汗发生的事有多一点的认知与感受的话，我将会非常地高兴。

        2.问：你希望读者看完你的新作后，会有何种回应吗？

        胡赛尼：单纯就一个作家而言，我希望读者在阅读时可以发现和我在阅读小说时的同样乐趣，不管是故事本身、角色的吸引与否、感受到的光明面与故事主角所经验的生活。尽管有巨大的文化差距，我希望读者可以对于这个故事中的情感作出响应，以及对故事主角的梦想、希望、日复一日的生活奋斗感同身受。身为阿富汗人，我希望读者可以试着对于阿富汗有更多的理解，特别是可以更了解饱受战争与极端主义摧残的阿富汗妇女。我希望这本小说能为那些世人所熟悉的、穿着蒙面服装、走在尘土飞扬街上的阿富汗传统妇女身影，增添更多的深度、细致与情感的意涵。

        3.问：请说明一下，你新书的书名灵感是来自哪里？

        胡赛尼：这本新书的书名是来自一首有关喀布尔的诗作，这首诗是十七世纪阿富汗诗人Saib-e-tabrizi在参观喀布尔之后的印象之作。当我发现了这一首诗的 时候，我正试图寻找有关描写喀布尔的诗词英文译本，想要在书中人物即将离开他深爱城市的悲伤场景中使用。我了解到我不只找到了切合书中想要表达的情绪诗句，同时在诗末所出现的词句“一千个灿烂的太阳a thousand splendid suns”也相当适合这本小说想要表达的主题。这首诗是由Josephine Davis教授从波斯文翻译过来的。

        4.问：你最近获颁联合国难民署的人道主义奖，也被任命为该机构的亲善大使。可以大概的描述一下，你与这个机构合作了哪些部分的事？ 身为亲善使节，你负责的工作是什么？

        胡赛尼：对我来说，能获邀担任亲善大使并与联合国难民署合作，实在是相当大的荣耀。身为拥有世界上最多难民的国家之一的一份子，我时时谨记难民这个议题。我将被要求代表难民事务出席公开场合并在世界各地为难民发声。 对我来说，试图吸引大众的目光并利用我的知名度与对于媒体的力量为人道危机受难者发声，让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可以更重视难民相关的事务，既是我的荣幸也是义务。

        今年一月，我有幸与联合国难民署去乍得访视当地难民营，这个难民营收容了二十五万来自苏丹西部的达佛地区（Darfur）的难民。在那里我有机会与当地的 难民、地方官员与人道志工对谈，并有机会了解到当地摇摇欲坠的制度。那是一场令我无法抹灭和难以忘怀的经验。目前我正与联合国难民署合作一个“援救达佛 (Aid Darfur)”的计划。希望未来有机会可以到位在巴基斯坦的阿富汗难民营去看看。

        5.问：你所呈现在塔利班政权下的阿富汗的现况可能让很多读者感到相当惊讶。例如，众所周知的塔利班禁止电影与音乐。但是很多读者也不知道，即使《铁达尼号》这部电影无法在阿富汗上映，透过了在黑市偷偷放映的电视与录像带仍造成了铁达尼号的热潮。阿富汗地区如今被塔利班政权掌控的程度有多少？在传统之下流行文化是 如何生存的？

        胡赛尼：塔利班破坏艺术文化的行为，最恶名昭张的就是轰炸损毁了世界遗产巴米扬大佛，对于阿富汗的文化与传统艺术有了毁灭性的影响，塔利班也烧毁了无数的电影、影 带、音乐、书与字画，他们监禁电影制作人、音乐家、画家和雕刻师。这样的限制迫使一些艺术家放弃创作，其他只能暗地里进行。有些建造了地窖，让艺术家可以 作画或让音乐家演奏，有些假装聚会缝纫其实在成立读书会撰写小说，如女诗人a Lamb所组成的读书团体 t。有些则是以其他聪明的方式来隐瞒塔利班，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就是一个画家在塔利班的命令下，被迫将他的油画作品上的人面涂掉，只是他用的是水 彩，当塔利班被逐出之后，他便将作品上的水彩洗掉以还原作品。这些只是艺术家们铤而走险、用以逃避塔利班严密掌控压迫各种艺术形式的例子中的一部份。

        6.问：你在创作的时候，与创作上一本小说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胡赛尼：当我在创作的时候，并没有读者在引颈企盼，不过在成功之后，写第二本小说相对来说就困难许多。开始创作的阶段， 对于我是否有能力再创作出一本成功的小说，我会有些许疑虑与缺乏自信，尤其是我知道有相当多的书店、我的出版商当然还有众多喜欢我的读者迫不及待想要看到我的新作品。这是非常棒的，毕竟你希望有人会期待你的作品，但是有人对你的作品有所期待也是令人焦虑的。

        我的妻子可以证明我确实经历过这些恐惧，但我逐渐学习以平常心看待。当我提起笔创作，故事情节开始进行时，我发现我融入了主角玛丽雅姆与莱拉的世界，而这些忧虑自己逐渐消失。故事的发展让我可以忽略周遭的噪音，我可以专注在我自己创造的世界。

        比起第一本小说，我觉得第二本更具野心。这个故事是跨世代的，横亘了将近四十五年的时间，故事经常性的转变场景与时代背景。相较于，这本书融入了更丰富的人 物以及多元视角的方式，并将阿富汗曾发生的战争与政治动乱，依其年代带出更多的细节。这表示我要花更多的精神在表现人物的内在性格，以及对各角色人物施予压力并形塑其命运的外在世界等层面加以平衡。

        7.问：这两本书中有相同的主题吗？

        胡赛尼：这两本小说中，主角同样面临困境，同样被外力压得喘不过气。他们的生活不断地被残酷而无法原谅的外在事件所影响，而他们所做关于自身生活的一切决定也都被他们所无法控制的事件所影响，例如革命、战争、极端主义与压迫等。对我而言，这些事在中更是如此。例如：的阿米尔有许多年的时间是离开阿富汗移居美国的，阿米尔所逃过那些令人恐惧的事件与艰难困苦的生活，这本小 说的两位主角玛丽雅姆与莱拉却是亲身经历。就此而言，比起阿米尔的生活，那些在阿富汗发生的事件让玛丽雅姆与莱拉的人生更为困窘。

        两本小说都是两个世代的家庭，因此父母和孩子之间复杂且矛盾的关系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主题。我本来不打算如此，但是我对于这个主题相当感兴趣，因此书中显露 了父母与子女的爱与失望，以及最后带给彼此的荣耀。就某方面来说，这两本小说是可相模拟的:主要是父子之间的故事，而则可被视为是母亲与女儿之间的故事。

        总体而言，我认为这两本小说都是讲述有关于爱的故事。故事的主角都因为爱与人与人之间的连结而得到了救赎。讲述的是男人之间的坚贞友情， 而里的爱则表现出更多丰富的层面，例如男女间的浪漫爱情、父母亲与子女的爱、对于家人、家庭、国家与上帝的爱。在这两部小说中，爱是让故事人物摆脱孤立的力量、让他们可以超越自身的局限，使他们暴露出脆弱的那一面，同时爱也是自我牺牲奉献的动力。

        8.问：在你小说中有一个角色希望能来到美国，就像你现在一样，他认为美国是个遍地黄金、慷慨的国度。这仍是许多阿富汗人对于美国的想望吗？

        胡赛尼：我想，美国与美国人对于阿富汗人而言是复杂的。一方面美国对于阿富汗而言是一座希望的堡垒。我相信美国军队将收拾行李离去的说法使很多阿富汗人心生恐惧， 因为他们畏惧那些混乱、无政府状态与极端主义将可能随之而来。另一方面，还有失望和醒悟的复杂情绪。当苏联离开后，诸多派系间斗争摧毁大部分喀布尔的时 期，阿富汗的同胞感觉他们被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所抛弃的样子，我想，是会令人感到些许的心酸。除此之外，不论对或错，在阿富汗有一种美国人并不会遵守诺言的情绪正在酝酿中。当9·11之后，美军来阿富汗，一般的阿富汗人民希望能够大幅地改善生活的质量、治安的状况与经济的条件。而许多阿富汗人民认为他们的期 待并没有实现。他们认为在其后紧接着发生的伊拉克战争带走了注意力、军队以及资源，阿富汗完全被忽略。然而，我想一些阿富汗人对于与美国的同盟仍抱持着希 望，而且许多人和中的主人公一样，仍视美国为值得向往的国家，一个充满机会与希望之地。

        9.问：你故事中的女性，在她们的家乡或是社会，因为本身的性别而遭受到压迫，是否这样的压迫在穆斯林的社会特别严重？针对这样的状况，你认为有什么事是应该做且可以做的？

        胡赛尼：这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回答的复杂问题。无可否认的，在某些伊斯兰教国家中，也包括我的国家，对待女性的态度总让人觉得沮丧。而证据随处可见。在阿富汗被塔利班统治的时候，女性是无法受教育、不能工作、不能自由的行动、也无法接受适当的医疗等等。然而我想要将我自身抽离那些在某些圈子里广受欢迎，认为西方世界能够且应该对这些回教国家施压以争取两性平权的想法。虽然我认为这是非常良善甚至可称是高贵的想法，我却将之视为太过于简化与不切实际。这种方法直接或者间接地忽视了其所针对的社会源于各自传统、风俗、政治体制、社会架构和基本信仰的复杂性以及细微差别。

        我相信改变必须从内部开始，也就是从穆斯林社会本身的组织开始。在阿富汗，我想需要更多的温和派支持女性权力，除此之外，期盼成功的机会可说是微乎其微。当阿富汗或其他地区的伊斯兰教领袖否认女性遭受压迫的事实存在，并藉由指出西方女性受虐的例子来规避自己的问题，或更糟地以伊斯兰教法（Sharia law）的基本教义证明压迫女性是正确时，我总觉得反感。我希望二十一世纪的伊斯兰教领袖能够改变他们对于性别议题过时的观点，让自己开放心胸采用更温和 且革新的方法。我了解这些想法听起来可能有点天真，特别是对阿富汗这种被伊斯兰基本教义派把持、并迫使温和派噤声的国家而言。然而我认为从伊斯兰教的社会本身改变才是唯一的出路。

        10.问：一书是以两个男人之间的友谊为中心，并且故事是由男性的观点叙述。在你的新书里，故事聚焦在两名女性角色之间的关系，并且交替地从她们各自的观点诠释故事。你为什么决定这次由女性观点书写？在这些独特的女性角色和她们之间的关系中，是什么吸引了你？

        胡赛尼：在我完成了之后，我一直对于写个有关阿富汗女性故事的想法相当着迷。第一本小说是以男性为主的故事，当中所有的角色除了阿米尔的太太索拉雅之外都是男性的角色。在中，有关阿富汗社会的一大部分面向是我所没有碰触到的，而且我觉得这一整个部分是相当具有故事性的。毕竟过去三十年间，有太多的事情发生在阿富汗女性身上，特别是在苏联人撤离而派系间斗争爆发之后。由于内战的爆发，阿富汗女性的人权因性别而遭到践踏，例如被强暴或被强迫结婚。她们或被当作战利品或被推入火坑卖淫。当塔利班政权建立后，塔利班对女性强加许多不人道的限制，不仅限制她们的行动与表达意见的自由、禁止工作与受教育，同时骚扰、羞辱并殴打她们。

        在23年的春天，我前往喀布尔，我还记得当时我看到穿着传统蒙面服装的女性坐在街角，身边跟着四个、五个，甚至六个小孩，乞求着路人施舍零钱。我记得 当我看着她们成双走在街头，后面尾随着她们穿着破烂的孩子，我会想要知道生命已将她们带往何处？她们的梦想、希望与渴望的东西会是什么？她们有谈过恋爱吗？她们的丈夫是谁？在蔓延阿富汗二十年的战争岁月中，她们失去了什么？

        我与许多在喀布尔的女性谈过，她们的故事都是真实且让人心碎的。例如，一个有着六个孩子的母亲告诉我，他当交通警察的先生一个月仅收入四十美金，而且已经六个月没有拿到薪水了。为了过活她必须向朋友或亲戚借钱，不过因为她无法还债，他们已不再借给她了。因此，她只能每天带着她的孩子到喀布尔不同的街道角落里乞讨。我跟另外一个女性谈过，她说她隔壁孀居的寡妇，因为无法忍受饥荒所带来的死亡，把老鼠药塞入面包中 喂食她的小孩们，然后自己也吃了它。我也遇过一个女孩，她的父亲因为散弹枪造成下半身麻痹，她只能与她的母亲从日出开始就在喀布尔街上乞讨直到日落。

        当我开始写之际，我发现我自己不断想起这些充满韧性的阿富汗妇女。虽然她们不见得是引发我描写莱拉或者玛丽雅姆故事角色的灵感来源，不过她们的声音、面容与坚毅的生存故事却一直萦绕着我，而且关于这本小说，我有一大部分的启发是来自阿富汗女性的集体精神力量。

        11.问：被相当多的读书会采用，也被相当多的城市或社群把本书纳为公众读书计划的一部份。你觉得为什么会这样？你认为人们可以从你的故事中得到些什么？

        胡赛尼：有相当多的层次，为读者提供文化、宗教、政治、历史与文学的观点讨论。不过我猜想这本书会受到读书会的欢迎，相当大的原因是因为这本书是 贴近于人性的故事。因为友谊、背叛、犯错、救赎、以及父子之间的情感等主题，举世皆然，并不仅只存在于阿富汗，这本书已经跨越了文化、种族、宗教和性别等 鸿沟而与各种背景的读者产生共鸣。我认为读者是在响应本书中的各种情感。

        12.问：改编的电影现在已经在中国拍摄了，预计何时会完成？你如何看待你的第一本小说改编成电影？

        胡赛尼：这部电影在26年12月已经拍摄完成了。据我所知，这部电影会在今年的秋天上映，也许会在11月吧。

        拍电影这件事是一次超现实的经验。写小说是一种非常个人和孤独的事业。电影制作完全就是一个合作的过程。因此看见许多人四处奔走，试着把我非常个人的创作转化为给一般大众的视觉体验，是相当有趣且奇怪的。这是一次相当独特的经验，目睹我的想法以视觉的方式来诠释。

        除此之外，我已经认知我在书页上面所写的一切不一定完全能改编上大屏幕。不可避免的，在书与电影之间仍会有一条界限。但对我来说，重要的不是电影与我的作品有多相近，而是电影制作人如何把两者的优点透过艺术的方式，把写作的成品与电影的视觉力量结合呈现，成就另一种完全脱离原本小说的模式，以视觉为表现方式的艺术形态，同时忠实地保留最初让这本小说会吸引人的情感体验与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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