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岁的莱拉和往常一样，从床上爬起来，渴望见到她的朋友塔里克。然而，她知道，今天早上将看不到塔里克。

        塔里克跟她说过，他的父母将要带他去南方，到加兹尼去看望他的叔叔，当时莱拉问：“你要去多久呢？”

        “十三天。”

        “十三天这么久啊？”

        “不算很久啦。你撇什么嘴啊，莱拉？”

        “我没有啊。”

        “你不会哭起来吧？”

        “我才不会哭呢！不会为你哭。再过一千年也不会。”

        她踢了他的小腿，不是踢了假的那条，她踢的是真的那条，他淘气地打了一下她的后脑勺。

        十三天，将近两个星期。时间才过去五天，莱拉就已经学到有关时间的一条重要原理：时间就像塔里克的父亲有时候用来给古老的普什图歌谣伴奏的手风琴，能够拉伸和收缩，取决于塔里克在不在她身边。

        楼下，她的父母正在吵架。又在吵。莱拉知道他们吵架的模式：妈妈盛气凌人，不依不饶，走来走去，不断咆哮；爸爸一直坐着，一副温顺迷茫的样子，乖乖地点点头，等待这阵风暴过去。莱拉关上门，换上衣服。但她还是能听到他们的声音。她还能听到她的声音。终于，一扇门砰地关上。跟着传来一阵脚步声。妈妈的床吱嘎、吱嘎响。看来爸爸今天又逃过了一劫。

        “莱拉！”这时他大声喊，“我上班要迟到啦！”

        “一分钟！”

        莱拉穿上鞋，对着镜子，匆匆梳了梳她那头齐肩的金色卷发。妈妈总是说莱拉的头发颜色——包括睫毛弯弯、眼珠碧绿的双眸，带着两个酒窝的脸颊，高高的颧骨，外加妈妈也有的翘翘的下唇——像极了她的曾祖母，也就是妈妈的祖母。她是一个美女，风华绝代，妈妈说。整个峡谷的人都在谈论她有多么倾城倾国。我们家族已经有两代的女人没有她的风姿啦，但是，你绝对遗传了她的美丽，莱拉。妈妈所说的峡谷就是潘杰希尔大峡谷，那个地方在喀布尔东北一百公里，住的都是些说法尔西语的塔吉克人。妈妈和爸爸是表兄妹，他们都在潘杰希尔峡谷出生成长。20世纪60年代，爸爸被喀布尔大学录取，新婚不久的他们满怀希望，对未来充满信心，搬到了喀布尔。

        莱拉慌慌张张地跑下楼梯，希望妈妈别从她的房间出来挑起新一轮骂战。她发现爸爸跪在纱门旁边。

        “你见过这个吗，莱拉？”

        纱门上的裂缝已经存在好几个星期了。莱拉在他身旁蹲下去。“没有啊，肯定是刚裂开的。”

        “我跟法丽芭也是这么说的，”他看上去畏首畏尾的，每当妈妈拿他出气之后，他总是这副模样。“她说这道裂缝一直让蜜蜂飞进来。”

        莱拉偏袒他。爸爸是个矮小的男人，肩膀很窄，双手又嫩又细长，简直跟女人的手差不多。夜里，每当莱拉走进爸爸的房间，总能看到他的脸庞向下的轮廓，埋在一本书中，眼镜架在他的鼻尖上。有时候他甚至没有发现莱拉走进了房间。他若发现了，便会给看到的那一页书做上记号，嘴唇紧闭，露出一个和蔼的微笑。爸爸能够背诵鲁米和哈菲兹的多数诗篇。他能详细地说起阿富汗抗击英国和沙皇俄国的战争。他能分辨钟乳石和石笋的差别，能告诉人们地球和太阳的距离喀布尔和加兹尼之间距离的150万倍。但如果莱拉需要打开一个盖得很紧的糖果罐，她便只能去找妈妈了，这让她觉得跟背叛了爸爸一样。爸爸连日常的工具都不会用。他从来不会给吱嘎响的房门铰链上润滑油。他修补的天花板照样漏水。霉菌在橱柜里疯狂地生长。妈妈说在艾哈迈德和努尔参加抗击苏联的圣战组织之前，艾哈迈德总是把这些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

        “但如果你有一本书，想尽快知道它的内容，”她说，“那你去找哈基姆就对了。”

        尽管她这么说，但莱拉还是能察觉出来，在艾哈迈德和努尔参加抗击苏联的战斗之前——在爸爸放他们去战场之前——妈妈也曾觉得爸爸的书呆子习气很可爱，也曾为他的健忘和笨拙着迷。

        “今天是第几天啦？”这时他说，露出戏谑的微笑，“第五天？还是第六天？”

        “我关心这个干吗？我都没有数。”莱拉耸耸肩，撒了谎。她喜欢他还记得这件事。妈妈根本就不知道塔里克已经走了。

        “好吧，他的手电筒将会在你不知不觉的情况下熄灭。”爸爸说。他说的是莱拉和塔里克每天晚上玩的信号游戏。他们玩这个游戏很久了，它已经变成了一个睡觉前的仪式，就像刷牙一样。

        爸爸抚摸着那道裂缝。“一有机会，我就来修补这道裂缝。我们该走啦。”他提高嗓门，回过头说，“我们要走啦，法丽芭！我送莱拉去上学。你别忘了去接她回家！”

        外面，莱拉正要爬上爸爸的自行车的车后架，这时她看到街道上停着一辆轿车，就停在鞋匠拉希德和他那个深居简出的妻子所住的房子对面。那是一辆奔驰，他们这个街区很少见到的轿车，蓝色的，一道白色的粗线条从中间将引擎盖、车顶和行李厢分成两边。莱拉能看出车中坐着两个男人，一个坐在司机的座位上，一个坐在后座。

        “他们是谁？”她说。

        “跟我们没关系，”爸爸说，“快爬上去，你上课要迟到了。”

        莱拉想起了他们的另一次争吵。当时妈妈泰山压顶地俯视着爸爸，威胁着他说：这就是你的本事了，对吗，表哥？对所有事情都不闻不问。连你自己的儿子上战场你也不管。当时我哀求你。可是你只顾把头埋在那些该死的书里面，让我们的儿子像两个哈拉米一样走掉。

        爸爸蹬着自行车，莱拉坐在后面，双手抱着他的腰。他们经过蓝色奔驰旁边的时候，莱拉匆匆看了后座那个男人一眼：很瘦，头发灰白，穿着一套暗棕色的西装，胸前的口袋插着一条折成三角形的白色手帕。她惟一还来得及注意到的是，这辆轿车的号码牌是赫拉特的。

        他们一路无言，骑过剩下的路程，只有每当转弯的时候，爸爸会小心翼翼地刹车，并说：“抱稳了，莱拉。慢一点。慢一点。好了。”

        那天上课的时候，莱拉发现很难集中精力，既是因为塔里克的离开，也是由于她父母的争吵。所以当老师叫她说出罗马尼亚和古巴的首都的名字时，莱拉一时回不过神来。

        老师的名字叫单莎伊，但学生背地里都叫她画家阿姨，形容她喜欢打学生耳光的方式——先是手掌，接着是手背，来回地甩，就像画家用笔的方式一样。画家阿姨尖嘴猴腮，眉毛很浓。上课的第一天，她骄傲地告诉学生，说她是霍斯特一个穷苦农民的女儿。她站立的姿势很笔挺，乌黑的头发紧紧地在脑后扎成一个发髻，所以每当画家阿姨转过身，莱拉能看见她脖子上粗黑的鬃毛。画家阿姨不化妆，也不佩戴珠宝首饰。她从不戴头巾，也禁止女生这么做。她说女人和男人从任何方面来讲都是平等的，如果男人不用戴头巾，那么没有理由要求女人戴。

        她说除了阿富汗之外，苏联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它对它的工人很好，它的人民全都是平等的。苏联的每个人都很幸福，而且友好，美国就不同了，那儿有很多罪案，人们都不敢离开家门。她还说，只要那些反对进步的人、那些落后的强盗被打倒，阿富汗人民也会幸福起来的。

        “所以我们的苏联同志在1979年来到这儿。来给他们的邻居伸出援手。来帮助我们打败那些希望我们的祖国退化成原始国家的畜生。孩子们，你们也必须伸出自己的手。如果有人认识这些叛乱分子，不管他是什么人，你们都必须举报他。这是你们的责任。你们必须听清楚了，然后去告发。就算那个人是你的父母、叔伯或者姨妈。因为他们对你们的爱比不上祖国对你们的爱。你们的祖国是第一位的，要记得！我将会以你们为荣，你们的祖国也会的。”

        画家阿姨的办公桌后面的墙上挂着一幅苏联地图，一幅阿富汗地图，还有一个相框，照片中人是新上任的总统纳吉布拉。爸爸说这个人原来是恐怖的阿富汗秘密警察的头头。还有一些别的照片，在多数照片中，年轻的苏联士兵和农民握手，种植苹果树苗，盖房子，总是友好地微笑着。

        “喂，”这时画家阿姨说，“我打断你的白日梦了吗，革命姑娘？”

        这是莱拉的绰号，革命姑娘，因为她正是在1978年的4月暴乱那晚出生的——只不过如果有人在她的课堂上使用“暴乱”这个词，画家阿姨会很生气。她坚决认为那件事是一场革命，工人阶级反抗不平等的起义。圣战也是一个遭到禁止的词。在她看来，阿富汗各个省份可没有发生什么战争，她说有些人受外国敌对势力的挑拨，制造了一些麻烦，那些所谓战争只是解决这些麻烦的小冲突而已。越来越多的小道消息说，经过八年的战争之后，苏联正在走向溃败；但是没有人敢在她面前提起这些传闻，尤其是在当前这样的时刻。现在，美国总统里根开始给圣战组织输送“毒刺”防空导弹，用来击落苏联的直升飞机；而且全世界的穆斯林都投身到这份事业中来：埃及人，巴基斯坦人，甚至还有抛下百万家财的沙特阿拉伯人，纷纷到阿富汗来参加圣战。

        “布加勒斯特。哈瓦那，”莱拉费力地想起来了。

        “这些国家是我们的朋友吗？”

        “是的，尊敬的老师。它们是友邦。”

        画家阿姨微微点了点头。

        放学了，妈妈本应来接她，却没有出现。结果莱拉只好跟她两个同班同学吉提和哈西娜一起走回家。

        吉提是个敏感的瘦小女孩，用橡皮筋把头发扎成两根马尾辫。她总是愁眉苦脸，走路的时候把课本紧紧抱在胸前，像是抱着一个盾牌。哈西娜十二岁，比莱拉和吉提大三岁，但她留了一次三年级，留了两次四年级。哈西娜虽然并不聪明，却非常淘气，还有一个吉提所说的像缝纫机似的嘴巴。正是哈西娜给老师起了这个画家阿姨的绰号。

        今天，哈西娜不停地说她有个好主意，能够挡住那些自己并不心仪却前来求爱的人。“这个方法连傻瓜都懂，肯定能发挥作用。我向你们保证。”

        “说什么胡话呀。我还小，哪会有人向我求爱呢！”吉提说。

        “你没那么小啦。”

        “好吧，可是从来没有人向我示好。”

        “那是因为你长了胡子，亲爱的。”

        吉提的手赶紧向下巴摸去，忧心忡忡地看着莱拉。莱拉露出怜悯的微笑——吉提是莱拉见过的人中最没有幽默感的一个——摇头宽慰她。

        “你们到底想不想知道该怎么做，两位小姐？”

        “说吧。”莱拉说。

        “豆子。至少要四罐。在那个老掉牙的糟老头来向你提亲的夜晚。但是时机，两位小姐，时机最重要。你必须等到给他上茶的时候才能把这些豆子扔向他。”

        “到时我会想起来的。”莱拉说。

        “那他会被你挡住的。”

        莱拉本来可以说她不需要这个建议，因为爸爸一点都不打算这么快就把她许配给人。爸爸在塞罗上班，那是喀布尔一家规模庞大的面包厂，他整天在炎热和轰鸣的机器中劳作，不停地给那些巨大的烤炉鼓风，磨面粉，但尽管如此，他究竟是一个上过大学的人。他担任过一家高中的教师，后来被新政府解雇了——那是1978年的暴乱之后不久的事，距离苏联入侵还有一年六个月。从莱拉小时候起，爸爸就跟她说得很清楚，除了她的安全之外，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她的教育。

        我知道你还小，但我希望你现在就明白并且记住这个道理，他说，婚姻可以等待，教育却不行。你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女孩。真的是。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如愿以偿，莱拉。这一点我很清楚。我还知道等到这场战争结束了，阿富汗将会像需要它的男人一样需要你，甚至比需要它的男人更加需要你。因为，如果一个社会的女人没有受过教育，那么这个社会就没有进步的可能，莱拉。没有可能。

        但是，莱拉没有跟哈西娜提起爸爸讲过的这些话，没有说她为有这样的父亲而多么高兴，没有说她为他的评价而觉得非常骄傲，也没有说她已经下定决心，要以他为榜样，去接受高等教育。过去两年来，莱拉都拿到了优秀学生奖状。这种奖状每年发一次，各个年级学习成绩最好的学生才能得到。不过她没有跟哈西娜提起这些话，后者的父亲是一个脾气暴躁的出租车司机，很有可能再过两三年就把她嫁出去。有一次，难得正经的哈西娜认真地对莱拉说她的婚事已经定了，对象是她的表哥，比她大二十岁，在拉合尔开一家汽车商店。我见过他两次，哈西娜当时说，每次吃饭他的嘴巴都是张开的。

        “豆子，两位姑娘，”哈西娜说，“你们记住啊。当然，除非……”——说到这儿，她脸上闪过一丝顽皮的笑容，手肘轻轻捅了莱拉一下——“来提亲的人是你那个英俊的独腿王子。那么……”

        莱拉把她的手肘推开。如果有人说塔里克坏话，那么不管他是何方神圣，莱拉都会顶嘴的。但她知道哈西娜没有恶意。哈西娜喜欢拿别人寻开心——这是她最拿手的好戏了，而且除了她自己，谁都逃不过她的取笑。

        “你不能这样说那些人！”吉提说。

        “什么那些人？”

        “那些因为战争而受伤的人。”吉提诚恳地说，全然听不出哈西娜开玩笑的口气。

        “我想这里有个吉提毛拉对塔里克有意思噢。我知道了！哈哈！但他已经名草有主了，难道你不知道吗？你说呢，莱拉？”

        “我可没对什么人有意思！”

        她们和莱拉道别，拐入她们自己的街道，一路上仍在争执不休。

        莱拉独自一人走过三条街。她来到她家所在的那条街，发现那辆蓝色的奔驰还停在那儿，就在拉希德和玛丽雅姆家外面。穿着棕色西装的老人站在引擎盖旁边，拄着拐杖，抬头望着那座房子。

        就在这时，莱拉身后有个声音喊了起来：“喂，黄毛丫头，看这边。”

        莱拉转过身，迎接她的是一根手枪的枪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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