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车载着图尔古特先生和卡迪菲去亚细亚旅馆了。马车临走时，扎黑黛递进去的原来是一双旧的毛线手套。尽管站在窗口等伊珂，可因为天太黑，卡也没看清楚。为了挑一套行头，图尔古特先生把他教书时穿的两件夹克（一件黑色的，一件灰色的）、参加国庆典礼和视察工作时戴的毡帽、多年来只有扎黑黛的儿子为了好玩才系过的格子领带都摊到床上，看了好长时间。见父亲像个不知道在舞会上穿什么的女人似的犹豫不决，卡迪菲便一样一样替他选定了，还亲手给他系上了衬衣扣子，帮他穿上了夹克和大衣，最后艰难地给他的小手戴上了白色的狗皮手套。这时，图尔古特先生突然想起了自己的那双毛线手套，非得让她们找出来。伊珂和卡迪菲翻箱倒柜满屋子找了一遍，可找到之后却发现手套已经被虫蛀了，便又把它们扔到了一边。图尔古特先生就连坐上了马车也还在一个劲地说，不戴那双手套他就不去了。他说，这双手套是他多年以前因为从事左翼活动而被捕入狱时，他那已经过世的老婆给他织好送到监狱去的。见自己的父亲如此沉迷于往日的回忆，卡迪菲比他自己都要更清楚地明白，他的内心其实充满了恐惧。手套拿来以后马车顶着大雪出发了。卡迪菲睁大眼睛，听着父亲讲述他的牢狱生活（被妻子的来信感动得热泪盈眶、自学法语、冬天夜里戴着这双手套睡觉）。她就像是第一次听到这些似的对父亲说道：“亲爱的父亲，您太勇敢了！”每次听到女儿说这句话时（这几年他很少听到了），图尔古特先生的眼眶都禁不住湿润起来。他激动地抱住女儿亲了一下。马车刚刚经过的街道没有停电。

        下了车之后，图尔古特先生说道：“这儿开了这么多这么好的商店！我们先瞧瞧这些橱窗吧。”卡迪菲看到父亲的脚步在一步步地往回走，但并没有强行予以阻止。图尔古特先生又说想去茶馆喝杯菩提树花茶，他还说，如果身后有密探的话，这样一来就可以给他制造点困难。于是他们进了一家茶馆，静静地坐下来看着电视上的追逐镜头。出门的时候，图尔古特先生碰到了以前给他理发的师傅，便又一同进去坐了下来。“难道我们迟到了？要是不去的话，会不会很丢人？”图尔古特先生装作在听胖理发师说话似的朝女儿嘀咕了几句。可是卡迪菲把他搀起来之后，他并没有去后院，而是进了一家文具店，选了一支蓝色的圆珠笔。他们穿过“埃尔辛电力器材商店”的后门，进到了内院，然后朝亚细亚旅馆黑不隆冬的后门走去，这时卡迪菲发现父亲的脸色变得十分苍白。

        旅馆后门口很安静，父女俩紧紧挨在一起等了一会儿。身后一个人也没有。他们往里走了几步，里面漆黑一片，卡迪菲摸了半天才摸到了通往大厅的楼梯。“别松开我，”图尔古特先生说。大厅里高高的窗户上拉着厚厚的窗帘，光线不是很好。前台处有一盏脏兮兮的灯，昏暗的灯光勉强照亮了衣冠不整、蓬头垢面的侍应生的脸。他们只能勉强看清有人在大厅里逛荡，还有一两个人正在下楼梯。这些人大部分可能是便衣警察，也可能是走私动物和木材的走私犯，或是在边境上非法输送劳工的掮客。八十年前这儿住的都是富有的俄罗斯商人，再往后是从伊斯坦布尔来卡尔斯和俄罗斯做生意的土耳其人和那些有贵族血统的英国双料间谍（他们通常会派遣间谍从亚美尼亚混入苏联），而现在住在这儿的都是来自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皮包商和妓女。有些男人从乡下来这儿开房，和这些妓女同居。晚上男人们会搭最后一班中巴车回乡下，而这些妓女就会从房间里出来，在旅馆昏暗的酒吧里喝茶，喝白兰地。旅馆的木楼梯还铺过红地毯呢！父女俩上楼的时候碰到了一个面容疲惫的金发女郎，图尔古特先生对他的女儿轻声说道：“伊斯梅特帕夏在洛桑住的格兰德宾馆也是这样鱼龙混杂，”他从口袋里掏出笔接着说道，“就像他在洛桑签订协议时一样，我也将用这支崭新的笔在声明上签上我的名字。”他在楼梯上停了很久，卡迪菲也不明白他究竟是为了休息还是为了拖延时间。在307房间门口，图尔古特先生说：“我们签完字之后马上就走。”

        里面人很多，卡迪菲起初还以为进错了房间。不过她看到“神蓝”和两个年轻的伊斯兰斗士绷着脸坐在窗户跟前，便把父亲拽到那个方向坐了下来。房间的天花板上吊着一个光秃秃的灯泡，茶几上还有一盏鱼形的灯，可房间里并不是很亮堂。这盏鱼形灯是用树脂做成的，鱼直立着身子，张开的嘴里叼着一个灯泡，眼睛里藏着政府装的窃听器。

        法泽尔也在房间里。一看到卡迪菲，他便站了起来，不过他并没有和那些起身向图尔古特先生致意的人一同坐下，而像是着了魔似的，用爱慕的眼神盯着她看了一会儿。房间里有几个人还以为他要说些什么呢，不过卡迪菲甚至都没有注意到他。从一开始，她便把注意力集中到了“神蓝”和父亲之间显现出来的紧张关系上。

        如果以库尔德民族主义者的身份在声明上签名的人是一个无神论者的话对西方人来讲会更有说服力，这一点“神蓝”早已同意了。那个脸色苍白，身材瘦弱的年轻人好不容易才被说服，却又和同伴们在如何表述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现在他们三个剑拔弩张地坐在那儿，等着发言。失业的库尔德青年们十分钦佩山上的游击队员，他们组成了一些社团，总部就设在其中一名成员的家中，可这些社团经常被关闭，领导人也不断地被抓，遭受严刑拷打，所以在军事政变之后很难找到这些年轻人了。另一个问题就是，山上的斗士们指责这些年轻人在城里暖和的房间里享受、和土耳其政府妥协、不能给山上提供足够的后备游击队员，这些指责彻底地摧垮了社团里一些还没有被捕的成员们的斗志。

        年纪更长一些、三十岁左右的两个“社会主义者”也参加了会议。他们是从社团里的几个库尔德青年处得知有这么个要交给德国新闻界的声明的，这些年轻人既是为了炫耀，也是为了向他们咨询才说起这回事的。社会主义者们手里头有枪，但他们在卡尔斯已不像过去那样有势力了，现在他们只有在库尔德游击队的许可和帮助下才能干那些劫道、杀警察和放炸弹的事情。因此这些早衰的社会主义者们很郁闷，他们说在欧洲还有很多马克思主义者，所以尽管没有接到邀请，但他们也还是来了。墙根处，在这些郁闷的社会主义者身边有一个小白脸，他看上去倒很轻松和兴奋，因为他要把会议的细节报告给政府。他之所以要这样做并不是出于坏心，而是为了换取警察以后不再平白无故地收拾他们的组织。尽管大家在会上说的这些东西他根本就瞧不上，而且在他看来一点儿用处也没有，但他还是会战战兢兢地向政府汇报的。同时，对于参与这次会议他也感到很骄傲，将来他可以很自豪地把这些枪杀、绑架、爆炸等事情告诉其他人。

        谁都清楚，警察会监听这个房间，至少他们也会安插进几个奸细，所以一开始的时候谁也不说话，就算有人开口，也都是望着窗外说还在下雪，或是互相警告“不要把你们的烟头扔到地上”。房间里一直很安静。后来，一个库尔德大妈（大家都没怎么注意到她）站起身来，诉说她孙子失踪的经过（一天晚上，他们敲门进来把他给带走了）。图尔古特先生听到这件事情之后立刻不安了起来。对于库尔德青年在深更半夜被抓走杀掉这样的事情，他很是气愤，但要说这个青年是“无辜的”，他也很不以为然。卡迪菲一边握着父亲的手，一边解读着“神蓝”那张冷漠而又透出几分嘲讽的脸。“神蓝”极不情愿地坐在那儿，他觉得自己掉进了陷阱，可要是出去的话又怕大家议论。之后：1坐在法泽尔身边的伊斯兰青年（几个月后他被证实参与了谋杀教育学院院长）试图要把这起谋杀案嫁祸到政府特工的头上；2革命派人士详细介绍了他们被捕入狱的朋友们的绝食行动；3来自社团的三名库尔德年轻人则威胁说如果声明不能在《法兰克福评论报》上发表的话，他们就拒绝签名，他们还十分认真、激动地朗读了关于库尔德文化和库尔德文学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的一篇文章。

        失去了孙子的奶奶突然问那要接受声明的“德国记者”在哪儿，卡迪菲站起身来，以一种安慰的语气告诉她说，卡现在就在卡尔斯，不过为了不影响声明的公正性，他没来参加会议。一个女人敢在政治会议上站出来如此自信地发言，房间里的众人都不太习惯，一时间不禁对她肃然起敬了起来。这位大妈扑到卡迪菲的怀里哭了起来。卡迪菲表示将会尽其所能，让这份声明能在德国的报纸上发表出来，她还从这位大妈那里拿到了一张写有她孙子名字的纸。

        这时，出于好心才做了奸细的左派分子拿出声明的初稿（他把它写在了一张笔记本的纸上），摆出一个奇怪的造型，读了起来。

        草稿的题目是“关于卡尔斯发生的事情致欧洲公众的声明”。大家对这个题目都很满意。后来法泽尔微笑着对卡讲述了他当时的感受：“我第一次有这样一种感觉，自己所在的小城市有朝一日也会被写进世界历史。”而这句话后来也被卡写进了“全人类和星辰”一诗。但“神蓝”立刻就反对道：“我们不是在对欧洲发出呼吁，而是对全人类。我们的这份声明不是在卡尔斯或是伊斯坦布尔，而是要在法兰克福发表的，希望这不会吓到大家。欧洲公众不是我们的朋友，而是我们的敌人。不是因为我们敌视他们，而是因为他们本能地歧视我们。”

        起草这份草稿的左派分子说道：“不是全人类，而是欧洲的资产阶级在歧视我们。”他说穷人和工人是他们的兄弟。不过这一点没人相信，就连他那经验丰富的朋友也不相信。

        “在欧洲，没有人像我们这样穷。”一名库尔德青年说道。

        “孩子，您去过欧洲吗？”图尔古特先生问道。

        “我还没找到这样的机会，可我的姑父在德国，他是个工人。”

        大家轻声笑了起来。图尔古特先生在椅子上挺直了腰板，说道：“尽管欧洲对我而言意味深长，可我也从没去过。这并不可笑，我们当中有谁去过欧洲，请举起手来。”包括在欧洲呆过多年的“神蓝”在内，没有一个人举手。

        “可我们都知道欧洲意味着什么，”图尔古塔先生继续说道，“欧洲是我们人类的未来。因此如果先生，”他指向“神蓝”，“想用全人类来替换欧洲的话，我们可以修改标题。”

        “欧洲不是我的未来，”神蓝微笑着说道，“我这辈子到现在为止，我从没想过要模仿他们，也没有因为自己不像他们而感到自卑。”

        “在这个国家里，不只是伊斯兰分子，共和主义者也有民族自豪感，”图尔古特先生说，“不用欧洲而用全人类这个词，会是个什么样子呢？”

        “关于卡尔斯发生的事情致全人类的声明！”草稿的作者读道，“这样显得太绝对了点。”

        根据图尔古特先生的提议，大家准备用“西方”这个词来代替“全人类”。可“神蓝”身边的一个脸上长满粉刺的年轻人却不同意。最后，根据一个声音很尖的库尔德年轻人的建议，大家决定只用“一份声明”来作标题。

        声明的草稿和以往的不同，很简短。“伊斯兰教徒和库尔德候选人很显然就要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取得胜利时上演了一场军事政变”，对于开头的这句话，大家都没有不同意见，可图尔古特先生却表示了反对，他说卡尔斯压根儿就没有欧洲人所说的民意测评，选民在选举的前一夜，甚至在投票的时候也会因为一个鸡毛蒜皮的原因而改变主意，改投其他党的票；在这儿，这样的事很常见，因此，谁也不能说哪个候选人一定会赢得选举。

        起草声明的左派奸细回答他道：“大家都知道，军事政变是在选举之前，是针对选举结果发动的。”

        “他们说到底也不过是个剧团，”图尔古特先生说道，“因为大雪把路都封了，所以他们才会那么成功，几天后，一切都会恢复正常的。”

        “您要是不反对军事政变的话，您来这儿干吗？”另一个年轻人说道。

        坐在“神蓝”身边的这个家伙，脸像甜菜一样红红的，一点儿礼貌也没有。他说的这番话也不知道图尔古特先生听到没有，但卡迪菲立刻就站了起来（只有她一个人站起来发言，包括她自己在内，没人觉得这有什么奇怪的），说自己的父亲因为政见不同，蹲了多年的监狱，任何时候他都反对政府的压迫。发言的时候，她的眼睛里冒着愤怒的火焰。

        她父亲马上拽着她的大衣让她坐了下来。“对于您的问题，我的回答是这样的，”他说，“我之所以来参加这次会议，是为了向欧洲人证明在土耳其也有民主和理智的人。”

        “要是有家德国报纸给我两行地方的话，我才不会去证明这个呢。”脸红红的家伙嘲讽道。他本来还想说点别的，可“神蓝”拽了拽他的胳膊，让他别再说了。

        这些已经足以让图尔古特先生后悔到这儿来了。他告诉自己，自己不过是顺道来这儿看看的。他像是一个在想着完全与此不相干的事的人似的，站起身来，先朝门口走了一两步，随后他望着黑山大街上飞舞的雪花，朝窗边走去。卡迪菲走过去搀着他，就好像她要是不扶的话，她父亲就走不动路似的。父女俩就像两个想要忘却烦恼的孩子一样，看着一辆马车从楼下白雪皑皑的大街上驶过。

        库尔德社团的三名年轻人当中声音尖尖的那个家伙没能战胜好奇心也挤到了窗边，和父女俩一起望着楼下的大街。房间里的众人既尊敬，又不安地看着他们，大家都紧张了起来，害怕警察会从天而降。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中，大家很快就声明当中剩下的部分达成了一致。

        声明中有这样一段话，说军事政变是由一小撮冒险者们发动的。“神蓝”不同意这一点，他建议要把范围扩大，可大家觉得这会让西方人认为土耳其到处都有军事政变。最后，大家达成一致，称这是“安卡拉政府支持的地方军事政变”。声明中还简要地提到了政变当晚被打死的人、被一个一个从家里抓走杀死的库尔德人以及宗教学校学生们所受到的酷刑。原来“针对人民的一次总攻”的说法，也变成了“针对人民以及他们的精神和宗教的一次进攻”。最后一句话也做了改动，不再是号召西方，而是号召全世界共同抗议土耳其政府。大家读这句话的时候，图尔古特先生看了“神蓝”一眼。可以看得出，“神蓝”很得意。这让图尔古特先生很是懊悔。早知如此，他就不来了。

        “要是没有异议的话，我们就赶快签名吧！”“神蓝”说道，“因为警察随时可能会来。”为了尽快在这份被涂抹得乱七八糟的声明上签完名离开，大家在房间中央挤成了一团。有几个人签完名正准备离开，就在这时，卡迪菲喊道：

        “站住，我父亲有话要讲。”

        这让局面变得愈加混乱了。“神蓝”派那个红脸年轻人把住了门口。“谁也不要走，”他说道，“让我们听听图尔古特先生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我没有不同的意见，”图尔古特先生说道，“但在签名之前，我希望这个年轻人能回答我的问题。”他想了片刻，继续说道：“不光是他，我希望大家都回答我的问题。”他指了指先前和他争论、现在把住门口的红脸年轻人，说道：“这个年轻人先回答，然后你们回答。如果你们不回答我的问题，我就不签字。”图尔古特先生转向“神蓝”，像是在问他知不知道自己的态度有多么坚决。

        “您请问吧，”“神蓝”说，“要是能回答的话，我们会乐于回答的。”

        “刚才你们笑话我，现在你们都说说看：要是一家著名的德国报纸给你们两行字的地方，你们会对西方人说些什么？让他先说。”

        红脸年轻人身强力壮，平时总是振振有词，可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他一点准备也没有。他抓着门环看着“神蓝”，想得到他的帮助。

        “你是怎么想的，赶快说出来，说完我们就走。”“神蓝”勉强笑了笑，说道，“要不然警察马上就会来的。”

        红脸年轻人一会儿极目远眺，一会儿又俯首沉思，就像是在重要的考试中努力回忆着自己知道的答案一样。

        “那么就让我先说吧，”“神蓝”说道，“我可不在乎欧洲的先生们……比如说，我会告诉他们说不要再妨碍我了，这就足够了……但是，事实上我们正生活在他们的阴影之下。”

        “你别帮他，他会把他想的给说出来的，”图尔古特先生说道，“您可以最后一个说。”他朝犹豫不决的红脸青年笑了笑，说：“作决定不容易吧，因为这是个让人为难的问题，并不是一个让人杵在门口就能解决的问题。”

        “借口，借口，”身后一个人说道，“他不想在声明上签名。”

        大家都陷入了沉思。有几个人走到窗边，全神贯注地看着一辆马车从白雪皑皑的黑山大街上驶过。法泽尔后来对卡提到了此刻的寂静，他告诉卡“那一刻我们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这时一架飞机从夜空中飞过，率先打破了寂静。大家都仔细聆听着飞机的轰鸣声，“神蓝”嘀咕道：“这是今天飞过的第二架飞机了。”

        “我要离开这儿。”有人喊道。

        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个人，他三十岁左右，穿着一件有些褪色的夹克，脸色苍白。他在保险医院当厨师，房间里只有三个人有工作，他是其中之一。他时不时地看着表。他是和有失踪人口的家庭一起进来的。事后听人讲，这个人的哥哥对政治很感兴趣，一天夜里被带到警局录口供，便再也没有回来。据说这个家伙为了能和漂亮的嫂子结婚，向政府申请过哥哥的死亡证明。在哥哥被抓走一年之后，他向警察、秘密情报人员、检察官和宪兵提出了申请，却被他们给轰出来了。最近两个月，他加入了有失踪人口家庭的行列，他之所以这么做，不仅仅是想报复，更重要的是这件事他只能对他们说。

        “你们会背着我说我是个胆小鬼。胆小的是你们，是你们的欧洲人，你们就把我说的写给他们看吧。”说完他便推开门走了。

        这时，有人问起了汉斯·汉森。与卡迪菲的担忧相反，这回“神蓝”非常客气地说他是一个真正关心土耳其问题的好心的德国记者。

        “你会害怕那些德国的好心人的。”身后一个人说道。

        站在窗边，身穿黑色夹克的一个人问，除了声明之外，可不可以发表个人讲话。卡迪菲告诉他说也许可以吧。

        “朋友们，我们不要像胆小的小学生一样等着别人发言了。”其中一个人说道。

        “我是个高中生，”库尔德社团的另一个青年这样开始说道，“我要说的话，我以前就考虑过了。”

        “您想过有朝一日要在德国报纸上发表声明吗？”

        “是的，正是如此。”年轻人非常冷静，不过他的样子看上去充满了激情，“和你们大家一样，我也偷偷地想过有朝一日会有这样的机会出现在我的面前，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公诸于世了。”

        “我从没这样想过。”

        “我要说的很简单，”激情昂扬的年轻人说道，“让法兰克福的报纸这样写：我们并不笨，我们只是穷！我们有权要求他们分清这一点。”

        “说得好！”

        “您所说的我们是指谁，先生，”身后一个人问道，“土耳其人？库尔德人？原住民？泰雷凯梅人？阿塞拜疆人？切尔卡西亚人？土库曼人？卡尔斯人？……到底指的是谁？”

        “因为人类最大的错误，”激动的库尔德年轻人继续说道，“几千年来人类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把贫穷和愚蠢混为一谈。”

        “什么是愚蠢，让他解释解释。”

        “有些宗教界人士和品德高尚的人早就注意到了人类光荣历史中这个令人汗颜的问题，他们认为穷人也有文化，也有人性，也有智慧，也有颗善良的心。汉斯·汉森先生要是看到一个穷人，他会同情他。他也许不会马上就认为这个穷人是一个白白浪费机会的傻子，是一个没有意志力的醉鬼。”

        “我不知道汉斯·汉森先生如何，但大家看到穷人时都是这么想的。”

        “请听我说，”激情昂扬的库尔德青年说道，“我不会占用太多的时间。一个一个的穷人可能会被人们同情，可要是整个国家都贫穷的话，那么世界上其他国家首先就会认为这个国家愚蠢、没有头脑，会认为它懒惰、肮脏和无能。这个国家不会被同情，而会受到嘲笑。它的文化、传统、习俗也会受到嘲笑。其他国家的人们有时也会为自己的这种想法感到难为情，不再嘲笑这个国家。要是这个国家的移民成了工人的主体，包揽了最差的活的话，为了安抚这些移民，不让他们造反，他们会假装对他们的文化感兴趣，甚至还会装出一副平等的样子。”

        “让他说说看，他是在说哪个国家呢？”

        “让我来补充一下，”另一个库尔德青年插嘴说道，“对于那些自相残杀、互相迫害的人，人们甚至都不屑于嘲笑了。我在德国的姑父去年夏天来到卡尔斯，从他的言谈中，我明白了这一点。世界已经不再容忍那些残暴野蛮的国家了。”

        “难道你是在以西方人的名义在威胁我们吗？”

        “这样一来，”激昂的库尔德青年继续说道，“一个西方人，当他遇到一个穷国的人，他的心里很本能地就会产生歧视。他会觉得，这个人来自愚蠢的国家，所以才会这么穷。西方人还会认为，这个人也许满脑子都是那些害得他们国家贫穷的胡思乱想。”

        “也不是没有道理……”

        “要是你也和那个自大的作家一样认为我们很愚蠢的话，你就直说吧。至少那个不信奉真主的家伙在下地狱之前，还敢出现在电视里，看着我们的眼睛勇敢地说出了他认为土耳其人都很愚蠢。”

        “对不起，电视里的人看不到观众的眼睛。”

        “那位先生并没有说‘看到’，只是说‘看着’，”卡迪菲说道。

        “朋友们，大家就不要像在公开的辩论会上似的再互相争论了，”正在做记录的左派分子说道，“另外，大家都说慢一点。”

        “他要是不说出他指的是哪个国家，我是不会住嘴的。我们都要明白，在一家德国报纸上发表歧视我们自己的声明是对祖国的背叛。”

        “我不是背叛国家，我和你们的想法是一样的，”激昂的库尔德青年站起来说道，“因此，我希望在声明上写上，就算有一天有这样的机会，他们给我发签证的话，我也不去德国。”

        “谁也不会给你这样游手好闲的人发放欧洲签证的。”

        “别说签证了，政府连护照都不会给他。”

        “是的，他们不会给，”激昂的年轻人谦虚地说道，“就算他们给我签证，我也去了，而且我在街上碰到的第一个西方人也很好，也不歧视我的话，但因为他是西方人，所以我还是会认为他歧视我。因为听说在德国的土耳其人都是这样的……所以要想不受歧视的话，惟一要做的事就是证明给他们看，我们考虑问题的方式和他们一样。这非但不可能，更伤人自尊。”

        “孩子，你开头说的不对，但后面却说的很好，”一名上了年纪的阿塞拜疆记者说道，“我们还是不要让德国的报纸写这些了，他们会讽刺我们的……”他停了片刻，然后狡黠地问道：“您说的是哪个国家？”

        库尔德青年坐回了自己的位置，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老记者身边的儿子说道：“他害怕说出来。”

        “他害怕也是有道理的”，“他不像你们是为政府干活的”大家回应道。但老记者和他的儿子并没有生气。房间里的众人七嘴八舌地说了起来，时而还开个玩笑，就好像是在娱乐、做游戏一样。后来，卡听法泽尔说了所发生的一切。他在本子上这样写道：这种政治会议可以一直开上好几个小时，惟一需要的就是一大群抽着香烟、皱着眉头、胡子拉碴的大老爷们坐在那儿嬉笑扯皮，而他们自己却意识不到。

        “我们不要当欧洲人！”另一个年轻的伊斯兰分子傲慢地说道，“那些用坦克和枪炮强迫我们按照他们的模式来生活的人最终可能会成功，但他们永远也无法改变我们的灵魂。”

        “你们可以占有我的身体，但绝对无法占有我的灵魂，”一个库尔德青年用土耳其电影里的台词嘲讽道。

        大家都被逗乐了，说这番话的年轻人也大度地笑了起来。

        “我也有话要说，”坐在“神蓝”身边的一个年轻人说道，“我们当中很多人都崇拜西方，可他们却从来不说，就好像说自己崇拜西方很可耻一样。尽管他们没有说，可这儿仍然有一股‘我们不是欧洲人，请见谅’这样的一种气氛。”他转向身着皮夹克、正在作着记录的男子，说道，“请不要把前面我所说的写下来，现在请写：我为自己不是欧洲人而感到骄傲，为欧洲人眼中天真、残暴和愚昧的我而感到自豪，要是他们美的话，我就丑，要是他们聪明的话，我就蠢，要是他们现代的话，我就原始。”

        没有人赞同这番话。在这儿每说一句话，都会被人取笑。有个人就插嘴说“你本来就很蠢！”可就在这时，两名左派分子当中年长的那个和身着黑色夹克的家伙剧烈地咳嗽了起来，所以也没闹清楚这句话是谁说的。

        堵在门口的红脸年轻人这时也开始念起诗来，诗是这样开头的：“欧洲啊欧洲/你就在那儿呆着吧/就算在梦里/我们也不会向恶魔屈服”。在咳嗽声和谈笑声中，法泽尔好不容易才听到后面的句子，但他后来并没有把后面的诗告诉卡，而是把大家对这首诗的异议告诉了卡。这些异议当中有三条被写到了给欧洲的声明和卡那首题为《全人类和星辰》的诗里：

        1.“我们不要害怕那个地方，那儿也没什么可怕的。”人近中年的一个左派人士喊道。

        2.不时地问“您说的是哪个国家”的阿塞拜疆裔老记者说道：“我们不要放弃我们土耳其人的属性和宗教。”之后，他便高谈阔论起十字军东征、犹太人大屠杀、在美国被杀死的印第安人以及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杀死的穆斯林。就在这时，人群之中有好事之徒悄悄地问道：“卡尔斯和整个安纳多卢地区上百万的亚美尼亚人在哪儿呢？”正在作笔录的奸细因为同情他，所以没有把他的名字记下来。

        3.其中一个人说道：“这么冗长而且无聊的诗谁也不会去翻译，而且汉斯·汉森先生也不会把它登在报纸上的。”这也给了在场的诗人们（总共有三个）一个借口，他们开始抱怨起土耳其诗人在世界上被孤立的处境。

        大家一致认为这首诗很无聊，很愚昧。当红脸的年轻人大汗淋漓地朗诵完这首诗时，几个人嘲讽地鼓起了掌。大家都说，这首诗要是在德国的报纸上发表的话，“我们”会受到更厉害地嘲笑的。那个姑父在德国的库尔德青年抱怨道：

        “他们都是以全人类的名义来写诗、唱歌的。他们代表全人类，而我们只代表穆斯林，就算我们写诗，也只能算是一个种族的诗。”

        “我要说的是这，请记下来，”穿着黑夹克的人说道，“如果欧洲人正确，并且除了模仿他们我们没有其他出路的话，那么我们沉迷于这些无稽之谈只不过是在愚蠢地浪费时间。”

        “最让欧洲人觉得我们愚蠢的就是这番话了。”

        “那就请你们大胆地说出来，是哪个国家看起来很愚蠢。”

        “先生们，我们装得好像比欧洲人更聪明，更尊贵，可要是今天德国人在卡尔斯设一个领事馆，给每个人都免费发签证的话，我敢说，卡尔斯在一个礼拜之内就空了。”

        “你在瞎说，刚刚我们这位朋友还说就算给他签证，他也不会去的。我也不会走，我要和我的尊严一起留在这儿。”

        “先生们，你们要知道还有其他人也会留下的。不走的请举起手，让大家看看。”

        几个人很严肃地举起了手。看到他们举起了手，一两个年轻人犹豫了起来。穿着黑夹克的人问道：“走的人为什么可耻，先说说看。”

        “要把这一点对理解不了的人解释清楚很难。”有人摆出一副神秘的姿态说道。

        这时，法泽尔注意到卡迪菲正在忧郁地望着窗外，他的心怦怦地跳了起来。他心里想“真主啊，请你庇佑我，让我保持纯洁，让我别犯糊涂”，他觉得卡迪菲会喜欢这句话的。他想让他们把这句话写给德国报纸，可又怕大家都在说着自己的意见，对这句话不会感兴趣。

        嗓音尖尖的那个库尔德青年最终把这一阵喧嚣给压了下去。他要让德国报纸写一写自己的梦。梦里头，他一个人坐在“民族剧院”里看电影。那是一部西方的电影，里面的演员都说着外语，可这并没有让他感到难受，因为他觉得演员的台词他都听懂了。之后他再一看，发现自己已经进到了电影里面：“国家影院”里的座椅，此时已经在电影里那个基督教家庭的饭厅里了。接着，他看到了一张餐桌，他想填饱肚子，可又害怕做错事，所以只好远远地站着。再往后，他的心跳开始加速，他看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金发女郎。他一下子想起来，这名女子是他多年来一直钟情的对象。这名女子对他异常的温柔，称赞着他的衣着，吻着他的脸，抚摸着他的头发。他很幸福。后来这名女子一把抱起了他，给他展示了餐桌上的食物。这时他不禁泪流满面。他明白了，自己还是个孩子，所以这名女子才会觉得自己可爱。

        听了这个梦，有人嘲讽，有人取笑，也有人感到忧伤，忧伤之中甚至还带着一丝丝的恐惧。

        “他不可能做这样的梦，”老记者打破了房间里的宁静，说道，“这是他编的，为了让我们在德国人的眼中显得更加卑微。不要写它。”

        为了证明自己确实做了这样的梦，库尔德青年又补充了他刚才略掉的一个细节：他每次醒来时，都还记得梦中的那个金发女郎。他第一次见到这个女的是在五年前，当时她从一辆满载着游客去参观亚美尼亚教堂的车上下来，她的身上穿着一件蓝色的吊带衣服，在后来的梦里和电影里，她穿的都是这件衣服。

        对此，大家又嘲笑了一通。一个人说道：“你呀，不知道我们都见过什么样的欧洲女人，也不知道我们做了些什么样的梦而向恶魔屈服！”一下子，大家开始谈论起欧洲女人来，言谈间既有点气愤，有点粗俗，又充满了向往。这时，一个瘦瘦高高、长的还挺帅的年轻人（先前大家都没怎么在意他）开始说起段子来：

        一天，一个西方人和一个穆斯林在火车站相遇。火车怎么也不来，在前面的站台上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法国女人也在等火车……

        每一个读过男子高中或是服过兵役的男人都能猜得出来，这个故事讲的是性能力和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故事里那些粗俗的地方用的都是暗语，并没有那些庸俗的字眼。可就像法泽尔后来说的那样，房间里的气氛很快就让他难为情了起来。

        图尔古特先生站了起来。

        “好了，孩子们，够了！把声明拿过来，我来签名。”他说。

        图尔古特先生从兜里掏出那支新笔，在声明上签了名。房间里的喧嚣声和烟雾让他感觉很疲惫，他想要站起来，可卡迪菲拽住了他。随后，卡迪菲自己站了起来。

        “现在请听我说几句，”她说道，“你们自己不觉得难为情，可听了你们说的这些，我却感到脸红。为了不让你们看到我的头发，我才戴的头巾，我这是为了你们在忍受痛苦，可是……”

        “不是为了我们！”一个声音轻声说道，“是为了真主，是为了你自己的精神追求。”

        “我也有话要对德国报纸说，请记下来，”凭着演员的直觉，她感觉到大家正在既钦佩又气愤地注视着自己，“因为信仰而把头巾看成是一面旗帜的一位卡尔斯的年轻女孩，不，你就写卡尔斯的穆斯林女孩，因为一时的反感，她就在大家的面前解开了头巾。这会成为欧洲人喜欢的一则好消息。这样一来，汉斯·汉森也就会把我们说的话都给登出来。她在解开头巾的时候这样说道：我的真主，请您宽恕我，因为我现在必须要孤独。这个世界是如此的可憎，而我又是如此的愤怒和无助……”

        “卡迪菲，”法泽尔突然站了起来，“你千万不要解开头巾。现在我们不是都在这儿吗？我和奈吉甫也在。要不然，我们，我们都会死的。”

        一时间，大家都被震惊了。有人说“你不要胡扯”，也有人说“当然别让她解开头巾了”，然而大多数人一边在翘首以待，希望能闹起来，一边则在想着究竟是谁在捣鬼。

        “我想在德国报纸上说这两句话，”法泽尔说道。房间里响起一片嘈杂声。“我说的不仅仅代表我自己，也代表政变当晚被残害的我那可怜的朋友——奈吉甫。我要说：卡迪菲，我们很爱你。要是你解开头巾的话，我就自杀，你千万不要解开。”

        在有些人看来，法泽尔对卡迪菲说的不是“我们爱你”，而是“我爱你”。当然，这也可能是大家为了解释后来“神蓝”的反应而作出的猜测。

        “神蓝”声嘶力竭地喊道：“谁也不要说自杀了！”之后，他看也没看卡迪菲就离开了房间。会议因而就此结束了，房间里的人们很快也都散去了，尽管离去时不是特别的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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