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朋友：

        对了，一封信。你一定在想她已经被美洲大陆吞噬了。这封信我在脑海里构思了好些天，一路上所见所闻太多了，我没法一一回忆起来。我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是在华沙的最后一段时光。是在火车站上你那闷闷不乐的脸。我看不见熙熙攘攘的人群，听不见那些学生向我唱起的爱国歌曲。我看见的只是朋友的悲伤。亲爱的朋友。我保证过我们不会失去联系。在我的心目中你是那样亲切，而且永远如此。不过，我是不是想念你呢？我要坦诚相待，讲心里话，如果对你都不能讲心里话，我还能对谁讲心里话呢？不，现在还不。看见你垂头丧气，在火车开动前离开站台，我心里轻松了许多。又少了一个心理负担：你的悲伤。你想让我也像你一样，郁郁寡欢，相信生活不可能从头开始，相信我们都无法摆脱现实生活的桎梏。但是，亨利克，我不接受这种观点。我能够改变，我知道我能够改变。我现在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你会说，这不过是演员的幻觉：经常变换角色，穿上其他角色的服装。好吧，我会让你明白，即使在舞台之外，人也可以变化！

        我离开以后你是不是又去喝得烂醉？你肯定去喝酒了。你是不是对自己说我的玛琳娜永远抛弃了我？你肯定说过。不过，虽然谁也不知道我们何时才能见面，但我并没有永远抛弃你。我离开波兰你感到沮丧，觉得更加离不开我。在记忆中你会夸大我的魅力，忘记我的存在给你带来的痛苦，忘记可怜的爱慕带给你的痛苦。你的思念一直跟着我：她上了火车，她上了轮船，现在到了美国，她已经在无法想像的景致中开始新的生活，她把我给忘了。不久，你会感到气愤。也许你现在就很生气。你会感到衰老，然后想到，她也要衰老。要不了多久，她就会人老珠黄。这样想你会高兴一些。

        如果可以让你好受一些，那你就想像：火车驶出车站，我关上包厢的门，脱下手套，摘下帽子，从水罐里倒出一些水，用湿毛巾捂住脸。这会把脸上化的妆全毁了，显露出眼睛下面粗黑的环形线条，显露出从鼻子延伸到嘴角的线条。我颓然倒在椅子上，不住地颤抖，不知是该哭还是该笑。那么多的告别场面！你是否意识到，那些告别的场面险些让我放弃了计划？在帝国剧院告别的当天下午，年轻的演员含着眼泪挤在光秃秃的舞台上；傍晚时分我离开剧院，一大群戏剧爱好者围在舞台门口，脸上带着责备的神情；最后几天他们云集在我寓所下面的人行道上。报上公布了出发的时间，我们没法保密，大学生排着长长的队伍，一边喊着口号，一边唱着歌，一直将我们的马车送到火车站。在上火车的时候，一个大学生送给我一个扎着红白丝带的花环，上面写着：“献给玛琳娜·扎温佐夫斯卡——波兰青年敬献”。“他们想让我感到内疚。”我对波格丹说。“不对，”他回答说，你知道他是多么温文尔雅，“他们想让你感到他们的爱。”但是我想，这难道不是一回事吗？

        我不明白，我干吗应该为离开波兰而感到内疚！

        到达不来梅，我们旅途才开始，我已经感到苍老了一岁。离“唐诺号”起航还有两天时间，这两天里我无所事事，只想好好休息休息。不要以为我生病了。没有头疼，一点也没有。我感到虚弱，似乎我内心流失了某些东西。要不，我就是在准备进行最后的决战。“你是在自我判决。”在扎科帕内你曾对我说过，“如今你感觉到有责任进行到底。”不是这样，亨利克。如果说受到驱使，我承认。如果说是责任，我从来没有这种感觉。不过我的确不知道到最后我会不会动摇。也许我还在想某个人会阻止我。也许我一直都认为某个人会来阻止我。很多人都极力阻止过我。很多人，其中包括你，都提醒我要考虑自己的身份，玛琳娜夫人对他们太重要了，他们不能没有她。要不，玛琳娜夫人对戏剧舞台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甚至对波兰这个国家都至关重要。而她想要的只是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在不来梅我还得承受最后一次告别的场面。想阻止我前往美国的最后一次尝试。他在科迪莉亚旅馆等候我，我只同你一个人谈他的事。而且还捧着鲜花！他不是什么崇拜者，不是一般的年轻人，戴着学生帽，在大厅徘徊，将鲜花塞给我。他是一个板着面孔的老人，头戴一顶古怪的毡帽。我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些。波格丹不知道他长得什么样，抢先接过鲜花。直到他开口说话我才认出他来。“欢迎到不来梅来。”他就讲了这么一句话。这怎么可能，亨利克？他怎么会有如此大的变化。

        等我回过头，他已经消失了。皮奥特在我身后，跟旺达在一起。我浑身哆嗦，脸色肯定很苍白。我回到柜台跟前，跟波格丹在一起，我感觉到声音已经沙哑。在柜台我们发现有些信件：朱利安写给旺达的信，朱利安和里夏德写给我们的信，最后一封信寄自纽约；波格丹姐姐写给他的信，他姐姐当天下午到（她执意要来送行）；不来梅莎士比亚协会写给我的信，希望我光临某些前途无量的年轻演员的朗诵会，朗诵《裘力斯·恺撒》；还有戴毡帽的老人留的口信。他从德国报纸上得知我要去美国，打老远从柏林赶来，说要看看皮奥特。当然，我没法剥夺他向儿子告别的权利。

        你想像得出这次会面给我带来的恐惧吗？但是我更害怕做个懦夫；这一点你也了解。我按门房的要求，留下便条，约定第二天下午在附近的威悉河散步时见面。波格丹竭尽全力安慰他的姐姐，可怜的伊莎贝拉。我告诉波格丹，说要带儿子出去散步，又对皮奥特说要去见外婆的一个老朋友。（别指责我又重提旧事，亨利克！）当然，他又迟到了，随后一言不发，扑向孩子，把皮奥特拥抱在他那件旧外衣里。皮奥特自然要大嚷大叫。我让女仆把皮奥特带回旅馆。海因里希没有反对。他连句再见也没说，也没有充满父爱的眼神。他仍然那么残忍，亨利克，这个呆板、悲哀的老人。随后我们继续散步，但我们无法肩并肩地交谈。“什么？”他老是问，“什么？”“你是不是聋子？”我说。“什么？”我们到阿尔特曼肖霍一家咖啡馆，在临河的窗边坐下。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不允许他指责我。“指责你！”他大声嚷道，“我干吗要指责你？”我说也不允许冲着我嚷嚷。“但是，我连自己的声音都听不见。”他哀诉道，“你看得出来，我的耳朵不好。”接着他描述了他这些年在柏林的生活，谈到跟他生活在一起的女人，如今患了胃癌的女人。“不久我就会完全无依无靠，孑然一身。眼看就要孤苦伶仃了，老扎温佐夫斯基。”他也在指责我抛弃了他？我问他是否需要钱，他做出一副义愤填膺的模样，最后还是接受了我的钱。是的，他的确想动摇我的决心。起初他说海上旅行有多么危险，好像我一点也不知道似的，甚至提醒我“唐诺号”的姊妹船“莫瑟尔号”去年遭到袭击的情况。你还记得当时的报道吗？就在轮船即将驶出不来梅港的时候，炸弹提前爆炸，炸死八十九人，炸伤五十个乘客和船员。然后他郑重其事地预言，说我不会喜欢美国的。美国不尊重文化，谁都知道，戏剧对美国无足轻重，美国人喜欢的是粗俗的娱乐，等等。我向他保证，我到美国不是去寻求我留在欧洲的东西，完全不是。最后他声称，我无权剥夺他和儿子见面的权利，听他的口气，好像他真关心过这个孩子！他喋喋不休的谈话显得虚弱无力，完全没有了原来讲话的气势。他一阵阵地干咳，不断用手指梳理稀疏灰白的头发。我不认为他真相信能阻止我。他只是要表现一番。他想得到我的怜悯。他真够可怜。我没有怜悯他。我总算摆脱了他。

        然而，在这个时候我意识到我曾经真正爱过他。也许我对其他人从来也没爱得那么深切。我爱他，是因为想出人头地，想在世界上成就一番伟业。

        即使是这个可怜的家伙也没能破坏我上船时兴高采烈的心情。

        海上航行确实有危险，但不是海因里希所说的那种危险。海面平静，船上居住的条件舒适，虽说轮船显得有些小。我认为船的确很小，而且已经营运了十年。不过，德国人对旅客曲意逢迎，似乎想让你忘记他们发号施令的嗜好。船长得知我是名演员，波格丹又是伯爵，便百般呵护，关怀备至；好像让你觉得，北德意志劳埃德公司整个船队风雨飘摇的声誉全都仰仗我们的感觉。远洋轮上的生活单调枯燥，既组织严密，又闲散无聊；起初，我对这种生活感到恼怒。懒散不是我的优点。但是，长时间的海上旅行却有着一种特殊的魔力，最终使我屈从。我变得很不合群，特别是在正餐时间，甚至不愿跟自己的同伴交往。此时人们很有必要谈论一些轻松的话题，听听比才和瓦格纳乐三重奏。而我宁可与大海交流，大海让我想起空旷无垠的宇宙。

        我一次又一次被吸引到高层甲板上，靠着栏杆俯瞰汹涌起伏的海水。靠近船体的海水浑浊发绿，远处的水色像失去光泽的白蜡。偶尔也能看见其他船只，但离我们很远很远。即使长时间注目远眺，这些船似乎也没有移动，像是被锁定在地平线上。而这艘吱嘎作响的小“唐诺号”，却如同一颗用蒸汽和钢铁造就的炮弹，乘风破浪，一往无前。随着轮船劈波斩浪，不屈不挠地向前驶进，到美国冒险的蓝图在我脑海里逐渐臻于完善，我朦朦胧胧地意识到是我把大家调动起来：现在已没有办法停止！有个念头我只能告诉你，亨利克。我很可能会纵身跳入大海，这个可怕的念头一直困扰着我。我也许已经葬身鱼腹，谁知道呢？但是，另一个人的愚蠢行为使我清醒过来。

        那是出发后的第四天傍晚，约莫八点钟。我们提前了半个钟头吃完晚饭，饭后我陪皮奥特到他和旺达同住的船舱，安排他上床睡觉，盖好被子，然后回到自己的特等客舱，波格丹正坐着等我，手里拿着一支烟，还没点燃。记得我们俩从舷窗眺望一轮冉冉升起的月亮，笑着回想起在餐桌上船长有关月亮和忧郁的一席愚蠢的谈话。我已经挂好披肩，收拾好戒指、手镯和耳环，取出睡衣。这时，轮船似乎摇晃起来，就像一匹老马突然摔倒。随即脚下一片沉寂，显然是一种不祥之兆。我们听见过道上有人在喊叫，波格丹说他到甲板上去看看，看到底出了什么事，我也紧跟其后。轮船停了下来。船员一片忙乱，一些人松开栏杆，一些人顺着船舷将救生艇放到海里。波格丹找到我，讲明事情缘由。船上的二副发现水里有人。船舱服务员发现右舷的栏杆旁有一双硕大的缚带的靴子。首先跑上甲板的乘客中有个英国人，吃饭时跟我们同坐一桌，他记得他见过这双靴子：有身份的人用餐时不穿靴子，也许美国人除外。失踪的人是谁不言而喻了。人们拥挤在我们周围，询问最近是否与他有过交谈，看看能否找出悲剧的原因。几乎没人跟他讲过话！他坐在邻桌；出发的第一天晚上介绍情况，而我们都没说话。这个年轻人单独旅行，高高的个子，浅蓝色的眼睛，斜视眼，戴着钢框眼镜，表情严肃。第一天晚上他坐下的时候，我发现他的燕尾服太小。我肯定忽略了这个可怜的小伙子脚上的鞋不合时宜。大家默默地站在栏杆旁，望着救生艇围着轮船一圈一圈地搜寻，范围越来越宽。天空还有些亮光，但海面已是一片漆黑。船长在驾驶台用扩音器向救生艇上的水手高声发布指令。水手挥动火把对着海面喊话。随后我们也跟着喊，天色越来越暗，已很难分清天空和海水的颜色，暗黑的海面马上就要将天空吞噬。美国小伙子再也没有露出水面。又过了半个钟头，船长下令搜寻的水手回到船上，船开始启动，继续航行。

        当然，这可能是一次意外事故：在沉闷的晚餐之后，他靠着栏杆，渴望享受片刻甲板上的安宁；他是美国人，又很年轻，比男孩大不了多少，满不在乎地脱下靴子，舒展舒展脚趾，感觉袜子下面湿冷的地板。（皮奥特就爱这样；如果没人观看，我也可能这样！）就在这个时候，他瞥见水中有巨大闪亮的东西。可能是条鲸，他激动地想。一俯身，海浪涌起，轮船摇晃——

        但是，情况不是这样，对不对？也许他并非有意为之。也许他只是出去，在安宁的夜空下换一换环境，心里也没什么特别的事，虽说生活中多少有些遗憾，有一种不祥之兆，但那都是常有的事，可以承受。随即，就像我一样，在大海的魅力面前昏昏欲睡。突然，似乎很容易就会倒下。他站在甲板上，胸口靠着栏杆，和风湿润，徐徐抚慰着他的脸颊和额头；但是，什么原因使他离开安全的轮船，扑通一声，令人心悸地跳进迎面袭来的冰冷海水？他挣扎着大口大口地吸气，排山倒海的浪涛向他涌来，打在他的脸上，灌进他的喉咙，吞没了他的全身，把他卷走，远远地离开轮船。他为什么对生活失去希望，竟愿意葬身大海？他为什么这样年轻就如此绝望？然而，我们一直都不由自主，被冷漠地左右驱使。船在纽约靠岸的时候，会有谁，会有什么在等待他呢？他不愿参与的家庭事务？他不想娶的未婚妻？或者是溺爱他的母亲，担心又会沦为她的奴隶？我多么希望能向他解释，用不着像这样了此一生。难道那不是一个人想结束自己生命的理由？

        我们几个人仍留在甲板上，想多呆一会，仍希望在水里发现些什么，似乎下楼回到船舱就意味着默认他已经死亡。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人们很少谈论其他事情；大家都认为他穿着寒碜，行动古怪，因而断定他肯定是精神失常。波格丹似乎受到了极大的刺激。皮奥特一直在倾听人们的议论，神情忧郁，他轻轻地问我：“他干吗要脱掉靴子？”我没有回答，心想孩子不可能清楚地理解自杀的含义。见我没有回答，他断言美国人既然脱掉靴子，那就是要去游泳。如果想到海里游泳，他肯定是个游泳高手，所以，他很可能仍在游泳。以后路过的另一艘船会把他救上来。我对他说是有这种可能。那天下午，船长在大厅举行悼念仪式，请我在仪式上朗诵点什么。我们既然乘坐德国轮船，就应该朗诵一首德语诗，于是我便不由自主地念道：

        你记得，这是席勒的中的诗句。但是，这样的悲苦却难以名说，心中的悲哀无法名状，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我要求身边帮忙料理家务的农村小姑娘阿涅拉唱一首圣母赞美诗；她唱得挺美。我和美国小伙子素昧平生，但一想起他我就难受——

        就写到这里了。

        我可以继续写信。没有吓坏你吧，亲爱的朋友？别为我担心。我很坚强。你知道我就爱想入非非。生性喜欢幻想，逼真地想像别人的感受。

        乘坐“唐诺号”旅行，我还可以告诉你些什么呢？我吃得很好，可以尽情地呼吸海上的空气，等待航行的结束。我们小团体中，好些人对旅行抱有极其浪漫的想法，我可不一样。为了不让自己懒懒散散，老是想像一些可怕的东西，我学完了另一本英语语法，还看了些书。埋头看书是最大的安慰。波格丹随身带着有关农业的书籍，但他非常喜欢这次旅行，以至于无法静下心来，为即将开始的工作做些准备。一天傍晚他甚至对我说希望永远也到不了目的地，希望轮船就这样永无休止地在海上航行。皮奥特对旅行似乎也同样着迷，他心爱的费尼莫尔·库珀的小说连环画，他连翻都没翻，他几乎无暇去看那些熟悉的故事：高贵的印第安人在现代文明面前节节败退，只得让位于蒸汽船在满天繁星下漂洋过海的奇异现实。他见人就问，船的发动机是怎么工作的呀，那些星座叫什么名字呀。船上的机械师把他当成心肝宝贝，还带他到锅炉房去。波格丹像个慈爱的父亲，从船长的私人图书室借来星座图，一连几个小时和皮奥特一块钻研。我带着临别时你送给我的《人和动物情感的表达》，我欣慰地发现我的英语大有长进，能凑合着看懂这本书了。达尔文认为，动物表现恐惧、仇恨、喜悦、羞耻等等的方式，与人非常类似。你肯定知道，我对此很感兴趣。我明白了达尔文对这个课题情有独钟的原因，如果我们和动物非常相像，这就进一步证明了他的观点：人从动物进化而来。看来，我们确实是从动物演化而来！如果我在陆地上阅读这本书，我会对他的想法感到极不自在；一旦到了海上，人显得无足轻重，毫无意义，再来读他的书，我觉得达尔文亵渎神灵的思想多少可以接受。亨利克，我并不排斥你送给我的书！

        是的，我承认动物和人的确非常相似，相似得过了头。动物就像守旧的演员，它们表现感受的方式一目了然。达尔文的著作实际上是一本指导夸张表演的手册。如果演员把这本书当做金科玉律那就太可悲了，他们会发现演员所有的坏毛病都能从这本书中找到。优秀的演员应该谨慎地运用明显的面部表情和夸张的手势和动作，即使这些表情和动作十分自然也不例外。对观众而言，最感人的是一定程度的含蓄，危难之中体现出的尊严。我得赶快补充一句，这和声名狼藉的英国人不愿表现自己的情感毫无共同之处。达尔文先生一心一意要证明感情语言是普遍相通的，但他必须承认，他的同胞耸肩的频率远不如法国人和意大利人高，力度也相差很多；英国男子很少哭，而在波兰，在欧洲大陆绝大多数地方男子很容易掉眼泪，而且哭泣也很自在。

        我想，人与动物之间有着不可弥合的差异。达尔文先生认为，情感都有自然的表现形式；这种观点假定，每一种情感都是出自本能。这对我们的近亲猴子，以及跟我们有相似之处的狗也许是正确的。除了在紧急关头，我们人类不是可以同时感受至少两种情感吗？亲爱的朋友，在我离开波兰的时候你不是怀有矛盾的情感吗？你不是紧咬嘴唇，扬起眉头，收缩眼部表现悲痛的肌肉吗？不，也许你的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我是不是在说你是个杰出的演员，亨利克？也许是吧。除了在你喝酒的时候，你的身体没有任何表情，你只是放慢节奏。原谅我在吓唬你。但是，你还是和往常一样酗酒吗？是不是喝得更加厉害了？

        哎，不过你会说，我对亲爱的玛琳娜的感觉和对她抛弃我的感觉不是一种情感。这可是一种激情！完全正确。完全正确，亲爱的朋友。而达尔文先生描述的不是激情，只是反应。这位英国人似乎是说，情感是我们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被逮住时大吃一惊的感受。这就好像出乎意料地在国外某个旅馆大厅中遇见的某个人，某个我起初不认识，但确有理由担心就潜伏在拥挤的人群中的某个人。或者是某个我知道对我感到狂怒的人，在独自一人的时候突然闯进我自以为绝对安全的地方，如我的化妆室——我从来没有给你提起过这件事。我大吃一惊，当然吓得不得了。我嘴唇张开，瞳孔放大，眉毛上扬，心脏猛烈跳动，脸色发青，毫毛竖立，肌肤颤抖，口舌发干，声音沙哑，含混不清——所有这些反应都不由自主。当刺激消失以后，我又恢复平静。但是，那些长期积郁在心头、似乎可以控制的痛苦感情，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突然涌上心头，那又怎么样呢？男女之间毫无回报的情爱和渴盼又在哪儿？妒忌又是怎么回事？遗憾又是怎么回事？哦，对了，还有遗憾！还有焦虑，为每一件事焦虑，无缘无故的焦虑又是怎么回事？达尔文先生对情感的概括似乎过于英国化了！

        谈到英国人的国民性，我必须告诉你我带在船上看的另一本英语书，这是一本小说，一点都不新，叫《维莱特》。小说描写一位年轻妇女，她有崇高的道德原则，但对生活的期望不高。你知道我始终非常同情这种人。我喜欢女英雄，等待某个剧作家来描写现代生活中妇女的英雄事迹，描写相貌并不漂亮，出身并不高贵，但是努力奋斗、争取独立的女性。我甚至在想如何将这部小说改编成戏剧上演；这个角色可能很有挑战性，我倒愿意试一试，省得老是扮演女演员和王后之类的角色！这就是临别前帝国剧院的一个同事送给我这本书的原因，她曾在英格兰度过了她的童年。她认为我会对女主角在伦敦观看拉歇尔演出感兴趣。我在顽强地啃这本小说（勃朗蒂小姐的词汇比达尔文先生丰富！），完全被露西·斯诺这个角色迷住了。她是个相貌平平的姑娘，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内心充满激情。我最后看到她被带到剧院的那一章。你想一想，当发现我同情的女主人公根本不欣赏拉歇尔的时候，我是多么沮丧。虽然她受到拉歇尔力量的诱惑和迷惑——谁能幸免呢？但是，她又讨厌台上热情洋溢的女人。实际上她并不喜欢拉歇尔！她认为戏剧界这位女皇的表演过分夸张，没有女人味，叛逆性太强——简直是个魔鬼！

        观看女明星的演出竟会引起如此的憎恨和恐惧，你不觉得这有些奇怪吗？波兰和法国的情况一样，女演员会因男女关系太不检点而受到指责，但不会因为感情炽热受到非议。也许，戏剧在波兰生活中的意义与其他地方不同，甚至在圣哲莎士比亚的故乡，戏剧也不可能具有它在波兰的特殊含义。露西·斯诺为什么就不能好好地欣赏演出呢？她为什么不希望激动万分呢？她为什么会因拉歇尔的激情而感到威胁呢？勃朗蒂小姐的小说就充满激情。也许作者是在跟自己过不去。她担心激情会毁了自己的生活。她不希望变化，也不希望别人改变自己。

        不过你明白，我每时每刻都在琢磨自己该做些什么，即从内心到外表进行反抗。天命难违，女人更难改变自己的命运。你们男人要容易得多。你们会因行为鲁莽、勇敢无畏、独树一帜、敢于冒险而受到褒奖。而一个女人内心的顾虑就多得多，她必须行动谨慎、和蔼可亲、胆小怯弱。而且有许多事需要担心，这一点我很清楚。亲爱的朋友，别以为我一点都不现实。每次我表现出勇敢无畏，那不过是在做戏。要勇敢你只能这样，你同意吗？勇敢的外表。勇敢的表演。既然我知道自己并不勇敢，一点都不勇敢，这就促使我要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勇敢。

        在我们国家，如果女演员扮演魔鬼，对了，扮演魔鬼时炫耀自己的感情，赞扬叛逆的角色，谁也不会对她进行指责，我对这种道德准则不太熟悉。在波兰，我们珍视反抗的理念，推崇起义的精神，难道不是吗？我非常清楚我很容易屈服，很容易被他人左右，亦步亦趋，因此十分珍视自己反抗的性格。我有强烈的失败感，渴望服从，由于我是女人，从小养成奴颜婢膝的性格，这种失败感和渴求服从的倾向就更加强烈，我是多么顽强地在进行斗争。这是我选择舞台生涯的一个原因。我所扮演的角色培养了我的自信心，使我敢于挑战。表演能够克服我身上的奴性。

        在舞台上我可以随心所欲地表演。你可以想像放弃戏剧生涯对我意味着什么。不要以为这算不了牺牲。我献身于戏剧已接近二十年。说不定在加利福尼亚，某一天在我们茅屋后面的小溪旁边我还要表演我最喜欢的戏剧呢。即使在到达美国的今天，我一写到加利福尼亚这个词就心动。是的，我承认身边还带着一些舞台服装，带着扮演朱丽叶、罗莎琳德、鲍西亚、阿德里安娜的服装。在蓝蓝的天空下，在田地里辛勤劳动了一天以后，或者骑着马，扛着枪，在山里奔波了一天以后，穿上这些舞台服装肯定显得有些可笑。到那个时候，这一切将显得多么肤浅！然而，如果将来我想重返舞台，但愿我会想起盎格鲁撒克逊人对红极一时的女演员的非议。谢天谢地，到美国来我可不是为了演戏！

        不过，你肯定在想，她根本没有谈论美国的情况。好吧，我可以跟你谈谈纽约，人人都说我们应该去看看纽约。纽约现在是移民为患，简直成了欧洲大陆的延伸，根本就不像美国！这封信已经写得很长，在信的开头你已经看出，我们没有住在曼哈顿。波格丹觉得，如果我们都住在曼哈顿体面的旅馆里，太浪费，所以就请船长帮忙，给我们介绍了一家价廉物美的旅店，就在北德意志劳埃德轮船公司码头附近，哈得孙河的对面。这个临河的小镇有个动人的印第安名字，意思是烟斗。从这里眺望，曼哈顿尽收眼底。小镇不属于纽约，属于美国三十八个州当中的另外一个州。

        每天早晨，我们当中比较勇敢的人就登上渡船，到纽约去探险，将整整一天的时光消磨在城中。我说比较勇敢是因为乘船渡河的人不多。对大多数温文尔雅的同伴来说，曼哈顿太危险，他们盼望着赶快动身，盼望着等待已久的田园风光。离开了朱利安，旺达完全不知所措。亚历山大虽然精力充沛，但英语太差，不能出门。达努塔和西普里安必须照看两个女儿。只有雅各布自由自在，成天带着写生本到处走。我们不久就要离开纽约，我担心他会因此而难过；不过我已经向他保证，对一个艺术家而言，他会在加利福尼亚发现同样丰富的创作素材。我也会感到有些遗憾。一般说来，演员都是热心的观察者，而最迷人的莫过于在纽约这个原始的大舞台上，可以观看用各种语言上演的戏剧。世界上每个民族，每个国家，每个部落都能得到展现，至少贫民阶层如此；只要一走出豪华的大街，绝大多数人都显得非常贫困。纽约如此丑陋我并不惊奇。但我没有想到会看见那么多的乞丐和游民。我们得知穷人的数量比几年前多了许多。一个原因是移民源源不断拥来，而绝大多数移民到达时都一无所有。另一个原因是经济还没有从三年前的大危机（这里称为“恐慌”）中复苏，对此，波格丹的哥哥就曾严厉警告过他。就业机会少得可怜，做用人的工作更是如此，工资也一降再降。但是，有一点很明显，这些并不能阻止移民拥到这里来，不能阻止人们盼望更好的生活！

        昨天，波格丹和我单独呆了一个晚上，到德尔莫尼科吃晚饭，这是纽约最好的饭店。我可以告诉你，这里的富豪与维也纳、巴黎的富豪一样，养尊处优，举止稳重。外面是车水马龙，一片喧嚣。货车、客车、公共马车、轨道马车、有轨电车和摩肩接踵的行人，每到一个街口穿过马路都像一次冒险。每栋楼房上都挂满了招牌，有些人胸前背后，甚至头上都挂满了广告，被当做活动广告亭。还有一些人将广告单塞进行人的手中，或者将一把一把的广告塞进电车。擦皮鞋的儿童在椅子旁招揽顾客，小贩在推车旁叫卖，一群群的街头音乐家冲着路人猛吹喇叭、大号，他们绝大多数都来自德国。德国人甚至比爱尔兰人和意大利人还多，看见那么多的德国人真让人吃惊，而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居住区。亨利克，这里到处是悲惨和穷困。再有就是犯罪：人们老是提醒我们，不要莽撞行事，不要到贫民窟去，因为团伙袭击和抢劫事件经常发生。我们当中雅各布胆子最大，竟然冒险闯入纽约市罪恶的渊薮；他完成的写生画已经塞满五本。昨天他整个下午都呆在附近的犹太区，当然是贫苦的犹太人居住区；他们看起来跟克拉科夫的犹太人没多大区别，在这样的酷暑天气，黑胡子的男人戴着无边便帽，仍然穿着黑色的长衫。

        说到酷热，我就会想到这是我惟一感到不满意的地方。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炎热的天气。大家都热得难受。皮奥特长了湿疹，达努塔的小女儿哭个不停。一热我就觉得穿得太多，我想我确实穿得太多。但我们比当地妇女穿得少，她们还穿着裙撑。达努塔、旺达、巴巴拉和我都注意到，她们妒忌地（我是这样想）盯着我们纤细的裙子看。当然，下了渡船以后我们得走好长一段路程。昨天我们漫步于百老汇，这是纽约主要的大街，一个大个子的妇女穿着又黑又重的裙子，里面还有巨大的裙撑，突然晕倒在前面的人行道上。我以为她病得不轻，其实不然。旁边的人说，这样的事在八月份会经常遇到。一个马车夫从马车上取下一桶水，漫不经心地洒了些水在她脸上，人们把她扶起来，她又若无其事地继续走她的路。我知道长时间呆在太阳底下是不明智的，但是我们又没法回旅馆去。如果有皮奥特在，我们就可以每隔一个钟头到冰淇淋商店去避一避。意大利人做的冰淇淋味道很好。皮奥特还喜欢街上卖的印第安人的食品，用爆开的白玉米仁做成的玉米花，以及裹在淡白色松软荚果里面的棕色花生仁，但这些东西不容易消化。这里的人吃饭时喝的水比酒还多，不论是夏天还是冬天，他们都喝凉水，杯子里还放满冰块，你肯定会认为这不利于健康。今天，我们原想找一块阴凉的地方，结果找不到，只好到城市北面新建的一个公园去看了看，这个地方叫中央公园。但是，这里既没有中央的感觉，也不像公园。说实话，不要把它想像成克拉科夫的新公园，更不要说我们富丽堂皇、绿树成荫的公园了。公园里的树还很小，没法遮阳。

        纽约的波兰居住区很小，很多同胞都在西部或者芝加哥定居。波格丹拜访了他们的几位领袖，他们说希望举办一次招待会来欢迎我。我觉得必须谢绝，当然，让他们失望我感到很遗憾。我已经不再是他们想欢迎的舞台皇后。然而，既然我曾经是演员，就不可能克制自己对舞台戏剧的兴趣。八月是最热的季节，同时也是戏剧节的开始。正如海因里希率直地告诫我的一样，戏剧在这里确实和在我们国家、在维也纳和巴黎不一样，有着不同的意义。观众希望得到的是娱乐，而不是升华，他们最喜欢看的是堂而皇之、稀奇古怪的东西。我们原打算去此地最大的剧院，观看奥芬巴赫的《大公夫人》，后来得知演出的是墨西哥青年歌剧团，主要演员莫伦才八岁。你想像得出大公夫人用小姑娘尖利的声音吱吱地唱道“告诉他我们注意到啦”的情景！难道还有什么比这首情歌更令人陶醉的吗？说不定这适合皮奥特，不过我觉得他更喜欢另一家剧院上演的节目，其中包括乔治·弗朗斯和他的狗、堂·恺撒和布鲁诺、汉塞尔阿尔卑斯山歌唱团、高空王后詹尼·图诺，以及克莱因先生，他能够在高空钢丝上和他奶奶一起跳双人舞。竟没有一家剧院上演莎士比亚的戏剧；哎，我一直以为在美国演得最多的是莎士比亚的戏剧。除了似乎不值得上演的闹剧和情节剧以外，出于好奇，只有一部轻喜剧值得一看，当然是英国剧，名字叫《我们的美国堂兄》。过去十一年中，这出戏在美国长演不衰，原因你还会记得，林肯总统在与夫人、政府要员等在包厢里观看这出戏的时候，被一个精神失常的演员枪杀。像样一点的几乎全是英国或法国戏剧。纽约的观众虽然崇拜瓦格纳，但对德国伟大的剧作家却不感兴趣。如果你想看席勒的戏，你必须到用德语演出的剧院去，席勒的戏剧都是由慕尼黑或柏林来的二流剧团演出。要用英语上演克拉辛斯基、斯沃瓦茨基或弗雷德罗的戏剧，简直是不可想像。纽约的波兰人太少，用波兰语演出的剧团难以为继，所以杰出的波兰剧作家在这里一直默默无闻。

        我很想目睹享誉欧洲的美国明星的风采，但没有一个优秀演员在演出。我们也到一家富丽堂皇的剧院去过，主人就是美国著名演员埃德温·布斯（暗杀林肯总统的演员就是他的弟弟）。首场演出是拜伦的悲剧《沙达那帕拉斯》。这出戏场面宏大，具有独创的舞台效果，但是表演却没有留下多少想像的余地。不过你的达尔文先生也许会十分赞赏！音乐震耳欲聋，舞台装饰美妙绝伦，一百个演员在巨大的舞台上转来转去，这就是此地观众最欣赏的东西。除了十几个演员扮演主要角色，第二幕“意大利芭蕾”有“四个一流的舞蹈演员、八个首席舞手、六个芭蕾女演员、九十九个跑龙套的演员、二十四个黑人男孩、十二个女合唱歌手、八个男歌手，还有四十八个其他女演员”！想一想，所有这些演员在台上翻腾跳跃，舞台布景装置创造出最令人惊叹的效果：整个场景从地板上升起，转眼即逝。最后一幕以满台绚丽的焰火结束，观众为之倾倒，我们也不例外。

        在这里，最宏大就意味着最杰出。这是一种偏见，但是，这种偏见并不见得比最古老就最优秀的想法更没有道理。布斯的剧院大概有两千个座位，还有一个站立间可容纳数百人，但这还不是最大的剧院。斯坦韦礼堂还要大，人们严肃地告诉我们，安东·鲁宾斯坦在这里开始他在美国的首场演出。为了让波格丹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没有告诉他这位伟大的钢琴家就是华沙周二聚会上的常客，甚至连暗示也没有。我不禁想到，尽管美国人吹嘘他们不仅拥有最宏大的东西，而且拥有的东西也最多；但令人吃惊的是，谈到艺术，他们都缺少爱国主义的自信心。如果说观众只期望粗俗的娱乐，这不完全正确。但是，高质量的演出确实都来自国外。外国演员在纽约非常引人注目，如果法国或意大利演员要用自己的语言演出，那谁也听不懂。二十多年前，拉歇尔在这个城市最大的剧院，都市剧院以一出《阿德里安娜·勒库弗勒》而走红；十多年前，里斯托里在全美的巡回演出中名利双收。如今回想起来，我承认我都有些妒忌。不过，不要因此断定我梦想在美国重操旧业。我用什么语言来演出？谁也不愿意看波兰语演出，我学习表演的另一种语言是德语，德语也只适合少数移民观众。

        我不想抱怨我们在沃莱克剧院观看的《美元的力量》，这是我们在上演的戏剧中挑选观看的最后一出戏。在吉尔摩园的音乐会上我们听了一场女高音歌唱家巴本海姆夫人，埃米莉·巴本海姆的演出；波格丹和我都觉得，她的观众比她的演唱更有意思。观众热情万分，一听见颤音就鼓掌。在一家法国美术馆，米歇尔·克内德勒美术馆，我们看见整个房间都是些呆板无趣的绘画。在纽约历史协会（这里没有一个博物馆值得一提），我们看见一些来自沙达那帕拉斯宫的大理石浅浮雕作品，这算得上是一个惊喜，尤其是在观看拜伦悲剧的那天晚上，我们曾看见过用纸制作的漂亮的复制品。无论走到哪里，我们都带着皮奥特，通过他的目光来观察这座城市就不会过于挑剔：孩子对一切都非常着迷。但是，我们照看的另一个孩子就不一样，我指的是阿涅拉，新的女仆，在她看来一切都不可理喻。我们告诉她要到美国去，但她以为华沙就是美国（她从来没离开过她出生的村庄）。在那之后，她发现自己坐上了火车（她从没见过火车），住进外国城市的一家旅馆，有时还住进水上旅馆，她就是这样称呼轮船，然后到了这里。我们边走边听她不停地唠叨，“啊，夫人！啊，夫人！”你想一想，左边是小儿子，右边是这个矮胖的姑娘，脸拉得老长。他们俩都紧紧地拽住我的手，充满恐惧和惊讶。在火车站你见过她。我欣赏各种形式的美，这一点你很了解，因此你会感到奇怪我为什么会雇用她。在西马诺夫的孤儿院，我面试了六个姑娘，最后选中了她，这让所有的人都感到惊奇。一个修女把我叫到一旁，警告说我选错了人，不论是缝纫还是做饭，阿涅拉都远不如其他姑娘。我干吗要选她呢？你一定觉得好笑，我看中她的声音。我问她会不会唱歌，她两眼盯住我，张口发呆，随后连嘴也没合（但是紧闭双眼），一口气唱了两首拉丁语的赞美诗和“上帝拯救波兰”。我知道这听起来挺古怪，但她的歌声让我感动，让我掉泪。我断定她性情温柔，她才十六岁，达努塔和旺达会教她做饭和缝纫。说实话，我自己也需要学一学！凡是女人都能学会操持家务，但谁会想去教这个孩子如何唱歌呢？

        当然，我明白，我得一样一样地教她。首先，不要惧怕这个世界。第二，不要怕我。我们离开华沙以前，我曾问她，新的生活就要开始了，必要的东西是不是都有了。我试着向她描述未来生活的含义，但是没有成功。她觉得这似乎是一次考试，不能失败，就大声回答道：“是的，夫人，全都有了！”出发后我才发现，属于她的东西只有一件衣服、一条围巾、一件破罩衫和一件麻纱布夹衣。霍博肯旅店的老板建议，动身去加利福尼亚以前在纽约买一些衣物。我在前面已经提到，因为经济“恐慌”，大商店的商品都打折。所以你能想像，你的苔丝狄蒙娜昨天从一家商店进，另一家商店出，为了一件外衣、一条裙子、一件女衬衫以及一些实用的内衣与店员讨价还价，锱铢必较。这里最好的一家商店是A.t.斯图尔特，就像一座铸铁的宫殿，占据了整整一个街区，据说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商店。但我更喜欢一家叫梅西的小百货商店，里面新开了一个男童服装区，服装陈列实用合理，但皮奥特觉得非常失望。他一直指望我能给他买一顶阿帕切印第安人带羽毛的头饰和一根腰带。没有买到他想要的东西，皮奥特整天闷闷不乐。

        我让皮奥特失望了；不过他原谅了我：昨天我们去参观百年庆典博览会。

        乘坐火车旅行，不论是在车厢里面，还是眺望车外，你都能看到难得的奇观。美国火车的车厢，即使是所谓的头等车厢，都没有分隔成小间。在两个半小时的旅途中，我们老是望着就那么几个汗流浃背的陌生人，他们也望着我们。为了维持旧世界残存的毫无意义的尊严，我们也热得大汗淋漓。大多数乘客是全家外出旅行，带着装满食品和饮料的篮子，亲切地邀请大家分享，不论你接受与否，他们都觉得可以和你友好一番，在美国所谓友好就意味着向你提出一些问题。如果回答说到百年庆典博览会去，他们就会问我们从哪个国家来，想看些什么。“太大了，不可能什么都看。”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对我们说。我们一行只有七个人，因为巴巴拉和亚历山大一听说费城在纽约的南方，天气可能更热，就宁肯呆在霍博肯；无论怎么劝说，他们就是不参加这次殷切盼望的远足。达努塔和西普里安之所以能够来，是因为他们把小姑娘留给了阿涅拉，但是达努塔已经得到保证，只要到了加利福尼亚就不会受那么多的苦。受苦！我告诉他们说，加利福尼亚的气候温和宜人举世闻名，但我担心，他们并不理解在那儿生活的许多方面仍会十分艰苦，至少在头几个月会十分艰苦。

        我们看到，从费城火车站到百年庆典博览会会址之间，费城看起来比曼哈顿更古老、更漂亮，也更干净。我怀念曼哈顿的喧嚣和嘈杂！但是，即使对最难满足的人群鉴赏家来说，这里的人也够多了。在我们到达的时候，百年庆典博览会的门口已是人山人海。博览会五月开幕以来，至今已经接待了数百万观众。

        要在一天之内把有趣的东西都看完，这无论如何也办不到。你想像一下，亨利克，百年庆典博览会的主会场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筑，用木材、钢铁和玻璃建成，比“唐诺号”轮船还要长五倍，宽十倍！你想一想——不过你肯定已经在波兰的报纸或德国的报纸上看到了这些情况。对了，你应该看到里夏德撰写的文章；我知道他答应过《波兰报》，至少要写一篇有关百年庆典博览会的报道。但是，从寄到不来梅的信中我们了解到，这位无忧无虑的年轻记者根本就没到费城去。他说他迫不及待地要离开纽约，打算另外写一篇有关横跨美国旅行的文章，譬如，报道从五年前大火的废墟中崛起的芝加哥。到了西部，他终究会亲眼见到印第安人，只是忧伤的印第安人成群结队地在逃避战无不胜的政府军，政府军要保护拓荒者。这让我觉得好笑。里夏德在芝加哥只能呆几个小时，芝加哥城肯定已经重建完毕；亨利克，在美国，五年是相当长的时间！政府军与印第安人最近的一场战斗发生在今年夏初，结果骑兵遭到可耻的惨败，骑兵司令卡斯特将军阵亡。里夏德有丰富的想像力，如果你告诉我，说他寄回了一篇有关百年博览会的文章，我不会感到惊奇！也许与演员相比，记者更需要想像力。

        你肯定已经知道了在费城能看见的某些奇迹，我只想提一下特别有趣的发明和规模十分奇特的东西。你看，我已经变成美国人了！你想一想用棉花糖制成的教堂，有六米高，教堂周围是用糖果做成的历史人物；一只巧克力花瓶重达一百公斤；这里有乔治·华盛顿墓一半大小的复制品，华盛顿会定期从死亡中站立起来，接受玩具卫兵向他致敬，皮奥特对此特别神往。我最喜欢的是内壁绘有世界地理实境的空心大圆球：硕大无比、巧夺天工、刻画入微的巴黎和耶路撒冷的透视画，还有日本的房屋，遗憾的是里面没有家具。

        在参观较小的建筑时，我们没有时间去看圣经亭、新英格兰的圆木小屋、土耳其咖啡店、棺木建筑；（不，亨利克，我没有编造！）但我们却浏览了摄影艺术馆和妇女亭。在妇女亭，我们没有机会目睹一位重达二百九十公斤的妇女，她每天要坐坏一把椅子。但是，我们惊奇地观看了一位阿肯色州来的妇女用黄油制作巨大的约兰斯睡雕。用黄油？在这么热的天气？是的，用的是新鲜黄油，她每天雕刻一次！随后我们留出两个小时观看市政厅里的印第安人的展览。除了陶器、武器和工具之外，还有他们的棚屋，著名印第安勇士的蜡像，栩栩如生，身着华丽的服装，皮奥特看见了盼望已久的和平烟斗和印第安战斧。可怜的孩子，他老是追问，想弄清楚这些东西是不是原物，他的意思是，这些东西是不是演员的服装和道具。我对印第安人的脸部表情印象极深。残忍的小黑眼睛、粗糙蓬乱的头发、像动物一样的大嘴。这一切刻画得清清楚楚，目的是想把印第安人描绘成魔鬼，激发起人们的仇恨。在这里，你丝毫找不到我们的儿童冒险读物中对印第安人的崇敬。

        你已经听说了那些令人惊奇的新发现：一种类似豪猪的机器，能在白纸上油印文字；另一种机器能够将书写机生成的文稿复印成许多份；还有一个小匣子，能够通过电线传输人的声音，即所谓的电话。我们听说，电话能听见远方的人的声音，这种机器的发明者希望提高声音传输的清晰度：虽然传输的个别句子非常清晰，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元音复制得比较清楚，辅音几乎无法分辨。但电话肯定会完善。这将使人类受益匪浅。这个装置可以像安装煤气一样安装在家里，人人都可以欣赏意大利歌剧和莎士比亚的戏剧，聆听国会议员的辩论以及最喜欢的牧师的布道。这样一来，教化民众就有了无限的可能性。你想一想，没钱上剧院的人就可以通过电话来聆听演出。不过，我也有些担心这项发明带来的后果，人类都有惰性，到戏剧艺术的殿堂去，坐在观众中间观看伟大演员的演出，这是什么都无法取代的体验。一旦家家都安装了电话，人们还会不会到剧院去呢？

        在博览会众多里程碑似的建筑中，你会对百年喷泉特别感兴趣。百年喷泉是由美国天主教完全禁酒联合会修建的。（想一想如果波兰有那样一个联合会情况会怎样！）在巨大的水池中央，凹凸不平的红色花岗岩基座上耸立着摩西雄伟的塑像，围绕水池的是美国著名天主教徒高大的大理石雕，当然，我对这些人的生平和事迹毫不熟悉。每个雕像的下面都有一个喷泉。饮用了这里纯净的水以后，你再也不会渴望喝酒？亲爱的朋友，我怎么会想不到你呢？一位服务员告诉我，遗憾的是，这座喷泉在博览会开幕前没有竣工。我原本不会想到这里居然还缺少些什么。难道还有更多的喷泉鼓励大家戒酒？

        我急于想领会美国人对古怪成就的热爱，以至于竟没有发现另外一座丰碑，或者说只是另一座丰碑的一部分，显然也没有完成。法国政府送给博览会一支巨大的手臂，无敌的手掌中擎着火炬。空洞的手臂内部有阶梯通向火炬下的楼厅。我以为这个用铜和钢铁制造的雕塑将安放在费城市中心的基座上。结果十分失望地听说，与这个英雄的手臂相连的还有整座雕塑，即自由女神。这座现代的巨像正在巴黎制造，有朝一日会安放在纽约港（正如古代希腊罗得岛上的巨像一样），欢迎新到美国的移民。我不禁问自己，我们怎么能知道美国的哪些东西已经完成，哪些东西还正在进行呢？

        在城里赏心悦目地玩了一天，下午即将过去，在霍博肯旅店后面的一棵榆树的树阴下，我继续写信。下了渡船，我径直来到邮局，正如我们所期望的，我们又收到朱利安和里夏德的几封信。在加利福尼亚南部呆了两个星期以后，他们找到了一小块地，靠近一片葡萄种植园，房子和仓库都有。里夏德建议在我们新居的附近住一个月，希望独自去创作一些故事，并与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一道享受户外生活，在我们到达以后再回到北方去。朱利安宁可在旧金山等我们，因为旧金山有繁华的波兰人居住区。波格丹和我用上午剩下的时间为旅行做准备。明天他将带皮奥特再去一趟费城，孩子一直吵吵嚷嚷，说还要去参观百年博览会。后天我们将乘“科伦号”去巴拿马。到了那里换乘火车穿过巴拿马地峡，再乘另一条船到旧金山。到了旧金山，我不想久留（除非艾德温·布斯在旧金山演出，这很有可能），决定与大家汇合之后立刻乘火车南下。

        这可不是现代的钢铁轮船，是只明轮船，旅行需要一个月。你会问，干吗不乘坐横跨大陆的火车，一个星期就能到达目的地。我是尊重亲爱的丈夫和儿子的愿望。皮奥特恳求我不要剥夺他在木船上生活的机会；再说，我告诉过你，波格丹喜欢在海上旅行。而我呢，我也喜欢这个主意，也想领略一下美洲的海岸风光。亲爱的朋友，我告诉过你，我对水有一种浪漫的情感，不要为此担忧。我告诉过你鲁莎卡是小时候我最喜欢的故事吗？你的鲁莎卡正盼望着在陆地上长久地生活下去呢。

        匆匆忙忙。旅行一开始就遇到挫折。“科伦号”很小，哪怕是住在甲板上的帐篷里也比在下面散发恶臭的狭小船舱里舒服，而且船员疏于管理到了无耻的地步。在海上航行两天以后，船上的主蒸汽管爆炸了：我们花了两倍的时间才慢慢返回霍博肯码头！你想像得出我们大家是多么沮丧，想像得出达努塔和西普里安的责备，他们盼望着尽快到达目的地。似乎其他一些人也希望坐火车，但谁也不敢反对我的主意。我应该感到内疚。也许我有一点。不，我想我并不感到内疚。你知道我多么讨厌改变主意，我讨厌已经决定的事又要放弃。我们决心仍走海路。

        我决心每天记住至少二十个英语单词。适合航海，这个词不是挺可爱吗？

        在霍博肯作短暂停留之后，我们乘坐另一条明轮船出发了。这艘船叫“新月城号”，比上一艘船大，装备也更好。航行中没有出现事故。日落的时候乘客集中在甲板上，同声唱起民歌，如《亲爱的，我老了》、《甜蜜的再见》。和大家一起唱歌可以舒缓神经。到最后几天，船掉头东进，经过古巴和海地，在这以前，我们始终能够看到美国的某个州。

        今天上午，我们在地峡靠加勒比海的一个港口下船，港口在一个小岛上，岛上覆盖着沙土，约莫有一公里长，通过筑堤与大陆相连。我原指望是个小镇，结果是只有一条街的村庄，或者说只有一长排房子，绝大多数都是店铺。老板一个个凶神恶煞，全都戴着扁平的草帽，穿着白睡衣，简直丑得不可言喻。说到热，你就别提我以前的抱怨了，我们从来没有忍受过这样炎热的天气。别提了，无可奈何，逆来顺受吧。天下了一阵雨，我们别无他法，只能到一间阴森森的酒店躲雨，一个喝得醉醺醺的黑人老妇告诉我们，这里的雨季从四月开始，一直要持续九个月！雨暂时停了，我们出了酒馆，坐在外面湿漉漉的椅子上，这就是所谓的咖啡馆吧。一切都是湿漉漉的，空气是湿漉漉的，甲壳虫是湿漉漉的，满地都是甲壳虫。我的衣服可以拧出水来，让脚底下的水坑漫起来。丰满黝黑的女人穿着紫色和红色的衣裳，显得格外漂亮；在我们羞涩的注视面前她们来来回回地散步。秃鹫扑打着翅膀，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专吃死鼠和扔在街上的垃圾。这里禁止射杀秃鹫。不知道其他乘客都到哪里去了。波格丹和西普里安去找些水和热带水果，我们还要坐两个小时的火车，穿过沼泽地和丛林，到达地峡的另一边。

        所以你想一想，我坐在锈迹斑斑的桌子旁，慢慢地喝着一杯加了朗姆酒的茶，急切而又饶有兴趣地望着我照看的孩子。旺达坐在对面，唉声叹气。巴巴拉和亚历山大伏在桌子上，疲惫不堪，懒得抱怨。达努塔带着两个小姑娘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小姑娘正在拉肚子。雅各布和皮奥特在另一张桌子上画画。雅各布说，这可是画家的天堂，如今他竟想在巴拿马逗留下去！皮奥特画的是一张地图：他刚刚宣布长大以后要修建一条运河，让轮船横穿地峡。在我眼里，他好像已经长大了，亨利克。看见这次旅行给他带来的变化，你肯定会吃惊，少了许多孩子气，真是个小伙子了。现在是他牵着阿涅拉的手，极力安慰她。可怜的姑娘给吓坏了。朋友们变得更加恬淡寡欲；但我知道，一切都那么奇特，他们感到吃惊。巴巴拉刚才用颤抖的声音问，加利福尼亚是不是有许多非洲人！我把刚才说的话都记录下来了。

        皮奥特（跳起来）说：“不，是印第安人！”

        巴巴拉：“但他们不是黑皮肤吗？”

        皮奥特：“不，是红皮肤！”

        巴巴拉：“红皮肤？”

        亚历山大：“别犯傻了，巴巴拉。”

        旺达：“我身上全是蚊子咬的疙瘩！”

        雅各布：“不要忘了还有黄种人。”

        巴巴拉：“黄种人！”

        雅各布：“不错，中国人。男人背上还拖着一条又长又黑的辫子。”

        阿涅拉（哀叫道）：“啊，夫人，我们要到中国去吗？你可没有说我们要去中国啊！”

        现在我得想尽办法来安慰她。

        我买了一把阳伞和一双凉鞋。因为我的脚上起了水疱。远远看见波格丹和西普里安提着东西朝我们走来。天又开始下雨。达努塔的小姑娘在哭。一只可怕的棕色大蟑螂慢吞吞地爬过桌子，旺达惊叫起来。咖啡店的老板讥笑旺达。蟑螂！他喊道，挥舞着毛巾扑向桌子。这是我听到的第一个西班牙单词。亨利克，蟑螂竟飞走了。会飞的蟑螂，亨利克。

        火车要开了。

        登上“宪法号”

        亨利克，我写给你的这封信，长度跟真正的美国信一样。

        现在我想不出还有什么要说。墨西哥海岸——不，你不希望我像旅行指南一样地来描述。

        不过，难道不是我，你的玛琳娜在给你写信吗？我曾经向你夸过海口，说我希望改变。但是，这次旅行本身已经改变了我，这倒是始料未及的。一有空闲我就游泳。旅行的艰苦和娱乐是我惟一的主题。我明白了为什么要建议神经衰弱的人去旅行的原因。我几乎不大想到自己。我只考虑一些实际问题。我的内心生活完全消失。波兰，舞台，似乎变得非常遥远。

        下一次我将在加利福尼亚给你写信。亨利克，你能想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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