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促突围，无权的总司令一天签发电报15份
狼烟四起，尘土飞扬。仓促突围的红军疾速穿越敌人的封锁线，行进在通往湘江的道路上。有“红军之父”之称的朱德总司令走在军委纵队的前头。
他面色黝黑，前额宽大，身材虽然不高，但很结实，脚穿草鞋，手牵一匹驮满行李、文件的骡子，乍一看像一位普通的农民老大爷。可是，那双与众不同的深邃的眼睛，分明闪烁着智者的光芒；举手投足之间，又无不显示出地道的军人风度和大丈夫气魄。
“总司令，请您签发电报。”一位参谋急匆匆地跑到朱德面前，递上了装有电文的报夹。
记不清这一天签发了多少电报，朱总司令习惯地扫瞄了一下电文，皱起了眉头，但还是拿起笔，在电文的右下角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名字下方的日期是：1934年10月23日。据保存至今的档案记载，单是这一天，由朱德个人署名发给各军团负责人的军事电报就有15份。
“仗不该那样打，路也不能这样走啊！”当那位参谋转身离去时，朱老总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道。名义上他是中革军委主席，可是红军的指挥大权却掌握在“洋顾问”李德和博古等人手里。
逼得红军被迫长征的敌第五次“围剿”，本来是有很多机会打破它的。
在一线指挥作战的朱德，曾多次向李德讲述红军前几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指出不能打阵地战死守，但这位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洋顾问”对“游击战”不屑一顾，命令红军就地构筑工事，“坚决守住”。不久，驻福建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动了“福建事变”，宣布反蒋独立，朱德抓住这一时机，会见前来谈判的第十九路军代表，指示红军策应配合，同时致电博古、项英、李德，建议调集兵力东进入闽。然而，得到的回电是：“福建所组织的‘人民政府’也是反动统治的一种新的欺骗”，“它不会同任何国民党的反革命政府有区别”，命令红军主力由东线调到西线，让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单独同蒋介石的“讨伐”军作战。结果“福建事变”很快失败，红军错失了一次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极好机会。
明明不同意李德的错误指挥，可是不少实施这种指挥的命令还要署上自己的名字，朱德的心情可想而知。“他是受党中央的委托，还得照办啊！”忍辱负重、任劳任怨的朱德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只能尽力减少错误指挥带来的损失。
长征出发前夕，朱德亲自致函国民党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运用党的统一战线思想，抓住陈济棠与蒋介石的矛盾，通过联络和谈判，秘密达成就地停战、解除封锁和必要时互相借道等5项协议，使红军得以顺利通过由陈济棠部设防的第一、二道封锁线。
在冲破敌人沿湘江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时，战斗异常激烈，红军渡江遭到敌飞机和地面部队的猛烈攻击。一向刚愎自用的李德一筹莫展，作为红军总司令的朱德于危难之中显出英雄本色，与红军总政委周恩来一起，指挥红军顽强拼搏，激战4天4夜，终于渡过湘江。
转折关头，一向稳重的总司令发言声色俱厉
“这样走下去，何处是尽头？”湘江血战后，许多人在思考着，忧虑着，部队士气一度低落。“打起精神来！革命嘛，哪有不受挫折的？”朱总司令不时地鼓动大家，还召集部分领导干部边行军边开会，要求他们给部队做出好样子，并做好思想工作。这些领导干部敬佩地望着总司令，其中有的眼前浮现出12年前朱德历经千辛万苦，远涉重洋找中国共产党的情景：
那是1922年炎夏，曾担任滇军旅长和云南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的朱德，千里迢来到上海，向当时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郑重提出入党要求。没想到陈独秀迎头泼了一盆冷水：“你也想入党？”那诧异的目光，略带轻蔑的语调，深深地刺伤了朱德的心。遇挫志愈坚的朱德，决定到国外共产党的发源地去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他乘上一艘法国邮轮，离开上海吴淞口，经过香港、西贡、新加坡，又横穿印度洋，经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40多天后到达法国南部港口马赛，再乘火车赶到巴黎。听说当地已建立中共旅法组织，主要组织者周恩来已到德国去，朱德又马不停蹄赶到德国。周恩来的热情鼓励使朱德兴奋不已。当年11月，经张申府、周恩来介绍，朱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愈是困难，愈要坚定革命理想。”朱总司令不仅用话语，更用他的实际行动感染、教育了红军指战员。与此同时，要求改变错误指挥的呼声逐渐高涨。红军长征乃至整个中国革命，即将进入重要的转折关头。
1935年1月7日，突破乌江天险的红军先头部队占领了遵义。第二天，朱德率军委纵队进驻遵义，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12日下午，上万群众聚集在遵义省立第三中学操场，举行欢迎红军大会。身着缀有好几块补丁的灰白色戎装的朱德，面带微笑，健步走到台前，向群众挥手致意，引来一阵热烈的掌声。他在会上首先讲话，阐明红军是工农大众自己的队伍，宣传红军愿意联合国内一切力量共同抗日的主张。会后，年近半百的朱总司令还作为红军篮球队一员，参加了同遵义三中篮球队进行的友谊比赛。他兴致勃勃，一扫错误军事路线的阴影压在心头的郁闷，仿佛预感到历史性的转折将在这里开始，阴影必定被阳光所驱散。
3天后，中共中央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一向谦逊稳重的朱德，由于对博古、李德的瞎指挥有切肤之痛，对他们听不进别人的正确意见，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更有愤懑之情，因此在发言中声色俱厉：“好端端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丢失了，多少英勇的红军战士牺牲了，这不是指挥错误是什么？这样的错误还小吗？简直是犯罪啊！”说到这里，朱德激动地敲了几下桌子。会场静极了，只听见记录员的笔头在沙沙作响。与会代表都被他的发言所感染，进入了痛苦的回忆与思考之中。
“这样的错误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朱德的这句话如一声惊雷，又把与会者的思绪拉回到现实的抉择中来。只听他斩钉截铁地接着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了！”在这历史性的抉择中，朱德坚决地站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一边。尽管在以后成立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成员（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中并没有他，但从不计较个人名利的朱德对此仍给以真心实意的拥护和支持。
事隔26年后的1961年，朱德缅怀这一历史性的伟大转折时仍心潮澎湃，激动万分，挥笔作诗道：
激战上城，亲临前线的总司令镇静自若
一份新的敌情通报摆在朱总司令的案头，如同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了他的心上。
原来，在土城前线红军面临的对手川军刘湘的模范师不是4个团约六七千人，而是6个团万余人，并且敌增援部队还在向这里逼近。红军久攻不下，敌人反守为攻，有些阵地已经被具有优势兵力和火力的川军突破。土城后面是赤水河，红军处于背水一战的危险境地。
“我立即到一线去指挥反击。”红军总部里，朱德眉毛一扬，对毛泽东说。毛泽东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头一抬，望着房顶的横梁，沉思了一会，说：“这太危险。”朱德有点急了，摘下帽子走到毛泽东跟前：“我说老伙计，不要光考虑我一个人的安全，真正危险的是土城这仗打败了，我们都不安全啰！”
“这是遵义会议后的第一个大仗，我陪总司令一块去前线。”未等毛泽东表态，总参谋长刘伯承也主动请缨。毛泽东以赞许的目光望着他俩，点了点头：“好吧，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朱总司令来了！”在土城一线苦战的红三、五军团指战员受到极大的鼓舞，顶住了川军的一次次进攻。忽然，西北方向敌人的侧翼响起了枪声。
原来，毛泽东急令奔袭赤水县的红一军团返回增援，并调军委纵队干部团急赴前线听从朱总司令指挥。朱德抓住有利战机，亲率干部团发起了反冲锋，夺回了被川军占领的几个阵地。
“看来敌人对我红军沿赤水北上渡过长江的计划防备甚严，必须改变计划甩开敌人。”当晚，毛泽东、朱德等当机立断，决定迅速撤离土城战场，渡赤水河西进。朱德挑起了在土城一线掩护全军渡河的重担。
当时，天下着雨。川军似乎知道红军将要撤离，气势汹汹地向红军阵地扑来。朱总司令亲临前线指挥，许多同志担心他的安全，劝他先撤下去，都被他拒绝了。长征中的著名战将、红四团政委杨成武，在回忆录中生动地描述了朱总司令战斗在前，撤退在后的情景：
朱总司令在我们阵地的前沿，细细观察战斗情况后，当初，立断，下令后撤。我们从前沿撤下来了，突然，又传来命令，说，朱总司令还没有回来。为了掩护朱总司令后撤，团长和我又带了20多个同志冲上山坡，堵住敌人。敌人像着了魔似的一个劲儿往我们阵地压来，我们遥见身穿灰布军装的朱总司令，他还在赤水河边用望远镜看着什么。……我急得手掌都沁出汗来，但是看看朱总司令，他还是稳稳地站在那里，仿佛近在用尺的土城仅仅是一座寂然无声的空城，周围的战斗全然没有发生似的。我们在阵地上顶了整整一个钟头，朱总司令终于收拾起地图、望远镜，离开赤水河的北岸，不慌不忙地回到阵地后边来了。我说：“总司令，我们在掩护你，你怎么走得这么慢啊？”王开湘和朱水秋（分别为四团和六团团长——作者注）也说：“我们急得心都快从嘴里跳出来了！”总司令亲切地笑笑，用从容、风趣的语调说：“急什么？诸葛亮还摆过空城计呢！”激战土城，拉开了红军四渡赤水的序幕。毛泽东以他的“神来之笔”，导演了一出灵活机动作战，变被动为主动的好戏。朱德无疑是演出这一好戏的主角之一，他先后发出9份电报，部署四渡赤水战役，并多次身临前线指挥，显示了卓越的指挥才能和大将风度。
南渡乌江，爱兵如子的总司令大发脾气
“岂有此理，为什么下这样的命令！你们不知道还有部队没有过江吗？”朱总司令对拆了乌江浮桥的军委纵队干部团领导大发雷霆。
四渡赤水之后，红军立刻南渡乌江。军委纵队渡江后，留下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委的干部团守护乌江浮桥。这时，殿后的红五军团和积极佯动、执行掩护任务的红九军团尚在乌江北岸。
“我们得知红五军团已从另一个渡口过江的消息，又得到军委一位参谋的命令，所以把浮桥拆了。”宋任穷政委轻轻地解释道。
不解释还好，一解释朱总司令更加恼火。“五军团过江了，可罗炳辉同志率领的九军团还在后面，还没有过江呀！”爱兵如子的朱德接着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命令道：“马上返回江边、重新架桥！”“是！”宋任穷政委即刻转身去执行命令，又听见朱总司令认真地交代道：“浮桥架好后等候九军团的同志，如果明天上午还等不到，你们再拆桥。”初春的夜晚，江水宁静地流淌着，微风徐徐，飘来阵阵清香。一座浮桥横卧在乌江南北两端，站在浮桥上的工兵们汗水淋漓，他们是急行军40余里返回江边，未顾上休息片刻，又把才拆了不长时间的浮桥架了起来。天空下起了雨丝，添了些许凉意，但宋任穷和他的战士们似乎没有感觉到，一心祈盼红九军团的战友们的到来。
罗炳辉率红九军团完成了伪装主力诱敌北进的任务后，正急速向约定的乌江渡口开来。然而，由于敌人的堵截和山路崎岖夜雨难行，未能按时赶到。
后来继续留在乌江北岸牵制敌人，独立行动，直至渡过金沙江才同大部队会合。
许多年过去了，宋任穷却对这件事记忆犹新。他感慨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总司令发脾气，这次发怒是我见到的唯一的一次。在当时的情况下，一支负有特殊任务的部队离开大部队单独行动，突然中断了联系，在没有得到这支部队已经过江的确切消息时，听说我们拆了过江的浮桥，爱兵如子的总司令忧心如焚，指示我们重新架桥后务必坚持到形势允许的最后时刻。此时此地，此事此举，可见胸怀全局的总司令虑事之精细，爱护官兵之心切。”
南渡乌江后，朱德率红军主力声东击西，直趋贵阳。这时，习惯于靠谣言惑众的国民党新闻机构，发出了“朱德已被击毙”的消息。一篇1935年4月9日的报道这样写道：
据悉，朱德在遵义地区猪头山一役中已被击毙。朱德当时率领部队企图攻占贵阳。……尸体尚未入棺。……现用红绸裹缠由其亲信抬运。……其红军亲信在逃命之暇，不断在红绸裹缠的尸体前用三牲祭祀……
朱德传记《伟大的道路》的作者、美国作家史沫特莱，描述了朱德看了这张剪报以后的情景：“朱将军看剪报时，轻蔑地笑着，这已经是第十次传说他死了。他把剪报推到一边说道：‘国民党经常传说我死了。……那帮人不会说真话的！’”
艰难时刻，乐观的总司令当起了“伙夫头”
爬雪山，过草地，是红军在长征中极为艰难的时刻。对于先率红一方面军长征，后同红四方面军一起长征的朱总司令来说，经历了比别人更多的艰难。50岁的他先后3次翻越夹金山，又征服了海拔5000多米的“万年雪山”党岭山。
翻越党岭山时，正值隆冬季节，山上气温极低。为了保证朱总司令的安全，担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特意让部队准备了坐骑和担架，但朱德都让给了伤病员用，坚持步行上山。上山途中，风雪交加。挑着铁锅的炊事员渐渐支持不住了，身体摇摇晃晃，朱德见了赶紧跑上前去，打了个招呼，挑起铁锅就走。炊事员噙着热泪，跟着总司令向山上攀登。
夜色降临，部队宿营在半山腰，冻得无法睡觉。这时，有个战士走到朱德跟前，说：“伙计，还不去烧点开水喝！”他错把朱德当炊事员了。
“噢，这……我马上去！”朱德愣了一下，脱口回答道。说着便把铁锅架了起来。在一旁休息的炊事员急得直摆手，冲着那个战士喊道：“他是朱总司令！”那个战士一怔，顿时脸发红心发跳，恨不得有个雪洞即刻钻进去。
“我说你这个同志，别把人家吓着了。”朱德嗔怪完炊事员，又笑着对那个战士说：“我有个绰号叫‘伙夫头’，你没看错人，别那么紧张嘛！”“那还是在1927年，工农红军才诞生不久”，朱德向战士们讲起了“伙夫头”的故事：“一次，在湖南茶陵，国民党军队晚上突然来袭击，我来不及逃出去，藏在一间小屋子里。敌人冲进来了，问：‘朱德在哪里？’我站起来随便指了一个方向说：‘朱德朝这个方向跑了。’‘你是什么人？’敌人问我。我说：‘我是他的伙夫。’敌人急忙朝我指的方向追去，我乘机脱身。就这样，有人给我起了个绰号，叫‘伙夫头’。我喜欢这个绰号，它救过我的命呢！”说到这里，朱德爽朗地笑了，周围的战士也都乐了。
后来，在过草地时，为了战胜严重缺粮的危机，朱总司令又当起了“伙夫头”。他组织并领导了一个“野菜委员会”，召集了一批红军中有经验的老农和医生，并亲自带队，冒着随时可能被沼泽地吞没的危险，四处寻找可食的野菜，找出了“人参果”、“脚鸡苔”、“车前草”等20多种野菜，编写了一本《吃野菜须知》的小册子，发到各连队。他还组织连队成立了捕鱼组、打猎组、野菜组，使因为断粮而濒临绝境的红军闯过了缺粮这一关。
更重要的是，红军战士们从总司令身上受到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强烈感染。时隔不久，朱德在延安所写的《我的自传》中，对长征中这段如此艰难困苦经历的回顾是如此乐观而生动：
长征中间，……从来就没有认为什么是没有办法，相当地有点乐观主义。
当过草地的时候——大家都认为是极困难的了，我还认为是很好玩的。有草，有花，红的花，黄的花，都很好看，几十里地都是，还有大的森林与树木。草又是青青的，河流在草地上弯弯曲曲的，斜斜的一条带子一样往极远处拐了去……牛羊群在草地里无拘束的自由上下，也是极有趣的。也许因为自己带着乐观性吧。
……一个领导者，愈是困难，愈要镇静。……所谓履险如夷，也还是平平常常就过去了。愈危险，愈需要冷静、平淡，就容易把问题处置得很恰当。
坚持北上，德高望重的总司令力挽狂澜
1935年8月，中革军委为继续贯彻党中央的北上方针，实现《夏（河）洮（河）战役计划》，将红军分成左右两路军，其中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经阿坝北进。告别了一路患难与共、并肩战斗的毛泽东、周恩来等战友，开始同张国焘共事，朱德深知会遇到不少新的矛盾和问题，但怎么也想不到会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
8月21日，朱德率左路军先头部队攻占阿坝。张国焘却迟迟不让部队继续北上向右路军靠拢，相反提出了南下的主张。在巴西等候左路军的党中央多次电催张国焘北上，仗着自己人众枪多的张国焘非但不听，还企图“彻底进行路线斗争”，加害毛泽东、周恩来等。处于险境的党中央不得不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脱离险境。得知这一消息的朱总司令，心情格外沉重。
随左路军行动的原红一方面军五、九军团的同志，有的找到朱德，义愤填膺他说：“总司令，您带我们单独北上，找党中央去！”还有的说：“要是张国焘拦我们，我们就跟他干！”朱德十分理解这些同志的心情，但胸怀全局、处变不乱的朱德深知，如果鲁莽从事，不仅于事无补，相反会火上浇油，使红军的裂痕更大，创伤更深。
在阿坝的一个喇嘛寺里，张国焘召集一些人开会，围攻朱德，要他表态，“同毛泽东向北逃跑的错误划清界限”。朱德反驳说：“北上决定……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我是举手赞成的，我不能出尔反尔。”碰了一鼻子灰的张国焘怂恿一些人辱骂朱德是“老糊涂”、“老右倾”，朱德以沉默表示蔑视。
康克清1983年7月在接受《朱德传》作者访谈时，回忆了当时的情景：“朱德很沉着，任你怎么斗，怎么骂，他总是一言不发，像不沉的‘航空母舰’。等对方斗完骂完，他才不慌不忙地同他们讲道理。”慑于朱德在红军中的崇高威望，张国焘不敢对坚持北上的朱总司令下毒手；同时也想利用其威望壮大声势，张国焘另立“中央”时，宣布朱德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朱德拒绝了这个任命，又利用自己的职权和威望，保护了一批反对张国焘搞分裂和南下的同志。
被调任红军总部一局（作战局）局长的五军团参谋长曹里怀（解放后曾任空军副司令员）1982年撰文回忆道：我从机要科得知红一方面军已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便悄悄透露给同样盼望北上的同志。张国焘发现后，欲以泄露军事机密罪置我于死地。朱老总挺身而出保护了我，说这小鬼我知道，井冈山时期就跟我们在一起，有什么理由乱杀人呢？这才使我免遭毒手。
在过草地时，红五军团有20多人掉了队。张国焘派人抓住他们，加了一个“有组织地准备武装叛乱”的罪名，意欲除之。军团保卫局长欧阳毅急忙赶来，说明这些都是零散的掉队人员，绝不可能是“有组织地准备武装叛乱”。不料那些张国焘的追随者竟拔出枪来对准他，要消灭所谓的“反革命”。朱德毫不客气地斥责这伙人的行为，制止了一场悲剧的发生。
朱德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坚持有理、有利、有节，为维护红军的团结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当时担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写道：
朱德总司令在党和红军中的巨大声望，人所共知。也只有他，才能同张国焘平起平坐，使之不敢为所欲为。自从张国焘另立“中央”起，朱德同志就和他唱对台戏。他同张国焘的斗争，绝不像左倾教条主义者那样，牙齿露得越长越好，而是心平气和，以理服人，一只手讲斗争，一只手讲团结。……张国焘是个老机会主义者，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方向。办起事来，忽左忽右。前脚迈出一步，后脚说不定就打哆嗦。朱总司令看透了他，一直在警告他，开导他，制约他。因而张国焘心里老是打鼓，不敢走得更远。
后来，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合，进一步壮大了坚持北上的力量。朱德在庆祝会上旗帜鲜明他说：“这里不是目的地，我们要继续北上。要北上就必须团结一致，不搞好团结是不行的。”又经历了许多磨难和曲折，1936年10月，长征了整整两年的朱总司令率领红二、四方面军在陇东会宁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毛泽东对在长征途中离别一年有余的老战友朱德表示了亲切慰问，并高度评价朱总司令在与张国焘斗争中力挽狂澜，称赞他：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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