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现代小说，随便进行一点不严格的考察，很难不理所当然地认为：这种艺术在现代的实践比起往昔总算有所进步。使用它们那简单的工具、原始的素材，菲尔丁可以说写得不坏，奥斯汀写得更好些。可是，把他们的机会和我们的机会比比看吧！他们的杰作确实具有一种奇妙的质朴气息。然而，要拿文学与（举例来说）汽车制造方法相比，就经不起细细推敲了。两个世纪以来，关于机器制造，我们学会了不少东西，但是，关于文学创作我们究竟学会了什么，就大可怀疑。我们并没有学会写得好一些，值得一提的仅仅是我们有时向这个方向、有时向那个方向挪动一下，可是，若从一个高峰顶上看下去，那整个行程的轨迹却具有一种循环的趋势。不用说，我们还无权要求哪怕暂时地占据那样优越的地位。我们只能站在平地上，夹在人群之中，眼睛为尘土迷离，以羡慕的心情回顾那些幸运的勇士——他们已在战斗中获胜，带着功成业就之后的安详神气，因此，我们不禁窃窃私语：战斗，对于他们来说，并不像我们这样激烈。

        这事还要让文学史家来定夺，只有他们才能说出我们现在究竟是在开创，或是结束，或是正处于一个散文体小说的伟大时代——因为，下面原野里的情景是难以分辨的。我们只知道：激动着我们的既有感念之心，也有敌对之意；某些道路似乎通向肥沃的土地，另一些道路又似乎通向尘沙弥漫的荒野。对此，也许值得尝试着去阐述一番。

        对于古典作家，我们并无怨言。如果说我们跟威尔斯先生、本涅特先生和高尔斯华绥先生有什么争执的话，那在一定程度上不过是因为他们三位都还健在，他们作品中那种每日每时仍然活生生存在的缺陷，迫使我们只好不客气地说出自己要说的话。同时要说的是：对于他们的千百种才能，尽管我们也要感谢，但是，我们无条件的感激只能留给哈代先生，留给康拉德先生，并且在小得多的程度上留给《紫红色的土地》《绿色大厦》和《远方与往昔》的作者赫德森先生。威尔斯先生、本涅特先生和高尔斯华绥先生在我们心中唤起了许许多多的希望，然后又不断地使得它们一一落空，所以，我们对他们采取的感激方式主要地只能是感谢他们向我们显示了他们所可能做到而并未做到的一切，以及我们自己实在做不到也实在不想做的事情。面对着一大堆卷帙浩繁、品类众多、既有可赞美之处又有毫不值得赞美之处的著作，我们很难找出一种说法表达出自己想要对它提出的指责和不满。如果我们尝试着拿一个字眼儿把我们的意思概括出来，那就只好说这三位作家都是物质主义者。他们正是因为只关心肉体而不关心灵魂才使得我们失望，并且使得我们感到：英国小说要是早一点（尽可能有礼貌地）摆脱他们而前进，哪怕一下子走入了沙漠，那对它的灵魂倒是要好一些。自然，一个字眼儿很难打中三个不同的目标。对于威尔斯先生来说，它明显地离目标太远。然而，即使说到了他，他也可以向我们暗示在他那天才之中所混入的杂质，以及跟他那纯净的灵感掺合在一起的那一大团泥块。但是，本涅特先生恐怕要算是难辞其咎的被告了，因为他是他们三位当中最能干的艺匠。他能把一本书弄得结构严密、技巧上无懈可击，就连那些最严格的批评家也看不出哪一个漏洞、哪一个缝隙能引起朽坏。因为，在窗框间不透一丝风，在板壁上也没有一条裂口。然而——倘若生命无法在那里面存在，又有什么办法呢？也许，对于《老妇人的故事》、乔治·肯南、艾德文·克雷亨格等许多人物的创造者来说，这种危险大概已经排除了吧？因为，他笔下的那些人物都过着富裕的，甚至出人意料的生活。但是，仍然还得问一下：他们到底是怎样生活的，又是为了什么而生活的？在我们眼里只看到他们频频抛弃了在五镇的精巧别墅，进入某个设有软垫子的头等车厢里，在数不清的电铃和按钮当中消磨时光，而他们这种豪华旅行的最后归宿毫无疑问的是要在布莱顿的高级旅馆里长享清福。对于威尔斯先生，不能说他是这么一种意义上的物质主义者，即：他过分讲究自己作品结构的完整性。他那宽厚的心里装满了种种的、过多的同情，不容许他拿出时间把作品弄得井井有条、内容充实。他之所以成为一个物质主义者，完全是因为他好心好意地把本该由政府官员履行的职务也揽到自己的肩膀上，因此陷在一大堆概念和论据里，简直没有余暇去过问——或者忘记了需要重视——他书里的那些人物写得多么生硬粗糙。然而，对于他写的人间和天堂，还能有什么比这个更厉害的批评吗——就是说：不管今生、来世，只有他笔下的琼恩、彼得那些人物才能在那里居住！他们这位慷慨大方的创造者无论为他们设计出什么样的制度和理想，难道不都是被他们那种低劣的天性弄得一片晦暗吗？此外，对于高尔斯华绥先生那正直、慈祥的性格，我们虽然深深怀着敬意，从他的书里我们同样找不到我们想要寻找的东西。

        如果我们给他们这些作品贴上一个“物质主义者”的标签，那意思是说：他们所写的只是些无足轻重的东西，他们拿出了巨大的技巧、巨大的勤奋，只是为了把那些琐屑平凡、转瞬即逝的东西写得仿佛是真实而有长远意义似的。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是在苛求，而且还得承认我们很难说清我们所苛求的到底是什么，以证明我们的不满有理。因为我们在不同的时候想到的问题也不同。但是，当我们叹一口气，放下读完的小说，一个念头老是不断出现——这个值得写吗？它究竟有什么意义呢？难道只是因为人类精神时时会犯的一次小小失误，本涅特先生用他这种规模宏伟的装备来捕捉生活，才发生了一点偏差吗？结果，生活逃掉了，而失去了生活，其他一切也就失去了价值。采用这种说法，等于自认观念模糊；但是，即使像批评家那样，使用“现实”这个字眼儿，也无济于事。现在，姑且承认观念模糊（这是一切小说评论都会遇到的难题），让我们还是把自己的看法大胆提出来吧：对于我们来说，目前大为流行的小说形式往往是漏掉了而不是抓住了我们所要寻求的东西。对于这个基本要素，不管我们把它叫作生命或者精神、真理或者现实，反正它离开了，走掉了，它不愿再被我们塞进这么一套挺不合身的外衣里。然而，我们还是坚持一个劲儿地按照那种距离自己内心的物像愈来愈远地设计方案，去构思自己的小说。费去如此大量的工夫来证明小说情节真实、酷似生活，不仅仅是浪费了工夫，而且是把工夫用错了地方，倒把意象的光辉弄模糊了、掩盖了。作家仿佛不是出自本愿，而是受制于某个威力强大、蛮不讲理的暴君——这个暴君把他置于自己的奴役之下，为他提供了情节，提供了喜剧性、悲剧性、爱情事件，还提供了一种貌似真实的气氛，把全部小说润色得无懈可击，结果，假如他笔下那些人物真能一下子活了，他们也会发现自己全身穿戴整齐，就连外套上的扣子都是合乎时髦的。暴君的意旨实现了，小说写得恰如其分。但是，随着时间流逝，我们看着这些按照习惯的方式填写得满满的书页，常常感到一阵阵怀疑，一阵阵反感：难道生活真是这个样子吗？

        难道小说一定要像这样写吗？

        向深处看去，生活绝不是“这个样子”。细察一个平常人的头脑在平常日子里一瞬间的状况吧。在那一瞬间，头脑接受着数不清的印象——有的琐细，有的离奇，有的飘逸，有的则像利刃刻下似的那样明晰。它们像是由成千上万颗微粒所构成的不断的骤雨，从四面八方袭来；落下时，它们便形成礼拜一或者礼拜二那天的生活，着重点与往日不同，紧要的关键在此而不在彼。因此，如果作家是一个自由人而不是一个奴隶，如果他能够以自己的亲身感受而不是以传统章法作为自己作品的基础，那么，就不必非有什么情节、喜剧性、悲剧性、爱情事件以及符合公认格式的灾难性结局不可，而一个扣子也不必非要按照邦德大街上裁缝所习惯的方式钉在衣服上。生活并不是一连串对称排列的马车灯，生活是一轮光圈，一只半透明的外壳，我们的意识自始至终被它包围着。对于这种多变的、陌生的、难以界说的内在精神，无论它表现得多么脱离常规、错综复杂，总要尽可能不夹杂任何外来异物，将它表现出来——这岂不正是一位小说家的任务吗？我们不仅要为文学中的勇气和真诚而申辩，我们也要明白提出：小说的恰当素材是跟习惯要求我们相信的那种东西稍有不同的。

        至少，我们想以这种方式来说明几位青年作家的作品——在他们当中，詹姆斯·乔伊斯先生是最著名的——跟前人比较起来究竟有什么不同之处。他们尝试着更贴近生活，把那些使他们发生兴趣、受到感动的东西更真实、更确切地保存下来，即使为了做到这一点，小说家通常要遵守的那些传统章法大部分就得丢掉。让我们按照那些微粒落下的顺序，把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留下的印象记录下来；让我们把每种情景、每个事件在我们意识中留下的图像，不管表面看来多么支离破碎、互不连贯，都描绘下来。我们不可以想当然，认为生命在通常所谓的大事中比在通常所谓的小事中能够更完满地存在。任何人，读了《青年艺术家的画像》，或者读了目前正在《小评论》上发表的那部可能远远更有趣味的作品，关于乔伊斯先生的意图，大概都会大胆提出某种这一类的理论。我们根据这么一份未完稿而立论，自然有点儿冒险，没有把握；不过，无论全书的意图如何，有一点毫无疑问：作者的意图是极端真诚的，而作品呢，尽管我们可能觉得它难懂、读起来不愉快，它那重要的影响也是不可否认的。跟我们称为物质主义者的那些作家们截然不同，乔伊斯先生是偏重精神的：他不惜一切地关心着的，是要展示心灵深处的那一团火焰如何通过头脑明灭不定地闪现出它的种种信息，并且，为了使它存留下来，他以十足的勇气，撇开他所认为的一切外来因素，不管那是可能性、连贯性，或者别的什么。而世世代代中，每当读者该去想象那些既摸不着又看不见的内容时，这些因素就成为指引他想象力的路标。例如，在公墓那一个场景，鲜明的色彩、恶浊的气氛、松散的结构、电光石火倏然一闪的重大含意，使人心里悚然有所感悟，至少在第一次阅读时很难不称赞这是一部杰作。如果我们要的是生活，这就是生活的本来面目。当然，如果我们还想说点儿别的什么，说一说这样一部具有独创性的作品究竟为什么比不过或者《卡斯特桥市长》（因为，既然比较就要跟高明之作相比），这时候，我们就觉得苦于找不到合适的话。它被比下去，因为这个作家思想比较贫乏——我们可以这么简单说一句，就算完事。但是，还不妨进一步追问一下：我们之所以感到自己好像处于一所明亮而狭小的房间，只觉得狭窄而闭塞，不觉得宽敞而自由，是不是不仅因为思想，也因为方法所造成的某种限制？是不是方法约束了创造力？是不是由于方法所限，我们才既不感到愉快，也不感到开阔，只是全神贯注于自我本身，而自我本身，尽管由于感觉敏锐而战栗，却从来不去领会和表现在本身之外和远处的东西？也许，出于劝善的目的，把重点放在粗鄙下流的事情上，这才产生了棱角分明、与众不同的效果吧？也许，这不过表明：任何一部戛戛独造的作品，在当代人眼里，特别容易看出它的不足之处，而难于看出它所做出的贡献吧？无论如何，只站在圈子外边检查“方法”是不行的。假如我们是作家，任何方法都是对的，一切方法都是对的，只要它能表达出我们想要表达的东西；假如我们是读者，任何方法都是对的，一切方法都是对的，只要它能使我们更密切地了解小说家的意图。现在这种方法好就好在能使我们更密切地了解我们打算称之为“生活”的东西。难道阅读不曾向我们提示：生活中有多少东西被小说排斥在外、弃之不顾吗？难道一打开《项狄传》，甚至《潘登尼斯》，不就使我们悚然一惊，并悟出在生活中还存在着其他许许多多的方面，而且还是更为重要的方面吗？

        既然如此，目前摆在小说家面前的问题，正如我们揣测往昔的情况那样，在于想出办法——能得心应手地把自己要写的东西写出来。他得拿出勇气来，说现在他感兴趣的已经不是“这个”，而是“那个”——他只有用“那个”来构思自己的作品。对于现代人来说“，那个”——兴趣的中心——很可能就存在于心里的隐蔽之处。这么一来，着重点一下子转移了，移到了一向为人忽视的某种东西上面来了；于是，不但我们的前辈莫名其妙，我们自己也难以理解的某种迥然不同的形式就应运而生了。也许，只有一个现代人，或者说只有一个俄国人，体会到了像契诃夫写进他那篇叫作《古谢夫》的小说里的情境的趣味。几个俄国兵被遣送回国、病卧在船上。我们读到了他们一些谈话片断、一些思想活动。然后，有一个兵死了，被抬走了。别的兵继续说了一阵话。最后，古谢夫也死了，样子“像一根红萝卜或者白萝卜”，给丢进海里。小说的重点放在那么一些叫人意料不到的地方，乍一看来好像根本没有什么重点。然而，当我们的眼睛习惯于幽幽的微光，把房间里件件东西的轮廓一一认清之后，这才看出来这篇小说写得多么圆满周到、多么深刻，而契诃夫又是多么忠实于自己的视觉印象，他挑选出这一点、那一点、另外一点细节，将它们排列在一起，于是就构成了崭新的内容。但是，我们无法说“这一点是喜剧性的”、“那一点是悲剧性的”；而且，由于我们一直被人教导说，短篇小说应该写得简练而带结论，但这一篇却写得含含糊糊又不带结论，所以，我们也说不清它到底算不算短篇小说。

        要对现代英国小说哪怕进行最初步的评论，也不免要提一下俄国人的影响，而只要一提俄国人，我们就不能不感觉到：写文章谈小说，要不谈他们的作品，简直是浪费时间。不从他们那里，我们又从什么地方去寻找对于心灵那样深刻的了解？当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物质主义感到腻烦的时候，他们——哪怕最不起眼的小说家——却对人的精神生来就怀有一种天然的崇敬。“要学会和人们亲近。……但是，不要让这种同情仅仅出自理智——因为出自理智的同情是容易的——而要发自内心，发自对于人们的爱。”在每一个伟大的俄国作家身上，我们都仿佛看到了圣徒的特征——如果对于他人苦难的同情，对于他人的爱，以及为了达到某种要对人的精神进行严酷考验的目标而奋斗，即构成为圣徒性格的话，那么正是他们的这种圣徒精神使我们感到惶惑，觉得我们自己由于缺乏信仰而浅薄无聊，因而使得我们的许多著名小说看起来华而不实。俄国人的心既然如此博大而充满悲悯，他们所得出的结论也就不可避免地包含着极大的悲哀。再确切一点说，我们可以把这个叫作俄国人思想的无结论性。这指的是那么一种人生无答案之感，就是说，认真考察起来，人生只是提出了一个又一个问题，小说在无法解决的疑问中结束了，我们心里充满了一种深深的——到最后又可能变成一种怨恨的——绝望；而那些问题仍然遗留下来，有待继续探索。他们大概是对的。毫无疑问，他们没有我们这样严重的视力障碍，比我们看得要远。但是，我们说不定也看出了他们没有看到的什么东西，要不然，他们抗议的声音怎么会跟我们的愁闷情绪结合在一起呢？这种抗议的声音乃是另一种古老文明的声音。看来，它在我们身上所培养出的是享乐和战斗的天性，而不是受难和理解的天性。从斯泰恩到梅瑞狄斯的英国小说证明了我们对于幽默和喜剧、对于大地的美丽、对于才智的活动、对于人体的光辉所具有的天然爱好。但是，我们从这样大大悬殊的两国小说比较之中所得出的任何推论都是于事无补的，除非这些推论能使我们充分看到小说艺术的广阔可能性，并且提醒我们它的前景无限，无论什么“方法”，什么试验，都不会受到禁止——除了虚伪和矫饰。“小说的恰当素材”是不存在的；一切事物、一切感情、一切思想都是小说的恰当素材；头脑和心灵的一切特点都值得吸取；一切知觉印象都有用处。我们可以想象：假如小说艺术重新生气勃勃地回到我们当中，她一定愿意让我们不仅尊重她、热爱她，而且训练她、驯服她。因为，只有这样，她才能恢复她的青春，保证她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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