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过年回家的事，我揪了很长时间的心。

        既遇良人，我万里来归。在异乡一遇到不快乐的事，就自怨自艾，觉得人家生女儿真没意思，养到二三十岁白白拱手送人。春节一年一度，我当然要回家，那是血的呼唤，DNA在说话。

        我给妈打电话，妈问：“你回来吗？”我答：“回呀。”忽然有一抹沉默。我知道是我妈时时处处不愿让我为难，所以自己千难万难出不了口。一念及此，我觉得自己简直不可恕，赶紧加上：“他也回。”妈顿时放了心，笑说：“你大姐还说你们可能……还是回吧，他一年也就

        过来一次两次。”

        我自此悬了心。早此时，我跟他半真半假讨论回家的事，他微做苦相：“来去一趟太辛苦了，让我休息吧。”我佯怒曰：“在我家有人虐待你、不让你休息吗？”他答：“在我家有人虐待你吗？你为什么不愿意回我家呢？”我顿时没词，我不是白金好媳妇，凭什么要求人家是黄金好女婿？

        我希望他跟我一起回家呀，又不是刘兰芝无故被遣归，当然小夫妻齐齐整整同时露面，一人一声“妈”来得体面。但去年就回的是我家，论情论理，今年应该回他家。我该怎么说服他？春节是中国传统节日——难道对他家就不是?我想回家——难道他不想？他难得来一次我家——惭愧，我又去过他家几次？

        这拒绝还没有发生，已经够让我暴怒了。正在拖地，不拖了，拖把咣一声扔到地上。晚上他到家，我蓄着一腔怒气准备给他下最后通牒：“我过节回家！你回不回两可，如果你不回，以后就永远不用回了！”

        我眼睁睁看着他弯腰脱鞋，文件包也赌气不帮他接，他就随手搁在墙边，手势非常疲惫。他是真累，这段日子周周出差天天加班。屋里空气是潜藏的高压，到处埋伏着死亡红外线，他一无所知坐到沙发上，开了腔：“我实在走不开……”去死！“……我们年三十上午飞回去可以吗？再早我真没办法了。”

        我就这样愣在他的对面，忽然意识到不知几时，我正摆了一个双手叉腰气势汹汹的姿势。此刻我一低头，莫名地，觉得感激。太荒唐的感受，不是你侬我侬，不是良人属我我属良人，居然是——非常廉价的谢意。

        这样说来，或许我们并不相爱吧？爱是“你给我的理所应当，我给你的都心甘情愿”，恰如我们拜观音，而观音绝不用理会我们。爱是天人之情，是不说对不起，当然也不说谢的。而我和他，却像小兵向元帅敬礼，元帅必得回礼，无论他们之间隔了几千几万级。这是温和的、有回馈的、人与人之间的情与礼。

        我过去，把脸偎在他胸口，我想说谢谢，开口却是：“明年，咱们回你家吧。”他一手揽我，一手还抓着遥控器，在不停地换台，答：“嗯。”

        这一刻，我们互相了解。父母亲人才是我的第一顺位，他是第二位，我们还不曾亲密无间，也就因此没有陷入爱的无间道。我和他，不过是柴米夫妻，但我宁愿如此，宁愿，因为爱要么燃烧，要么长久，但不能两者并存。

        你曾经以为你没有故乡。

        你生在东北小城，冬来积雪盈你孩童的膝。有一年水管冻裂，父亲带你去打井水，井是白茫茫雪地上一只孤单的黑眼睛，冒着热气。

        你又跟父亲上山打山楂，秋色浓烈。依稀听见，广场上有大喇叭在说一个伟人的死，你们打了好几麻袋殷红的果子，像一辈子都吃不完。

        可是上小学填表，你在籍贯上填“湖北黄陂”——父亲是黄陂人。

        你甚至没回过父亲的老家，只去过一次黄陂县城。是大四快毕业，班上组织去郊游，县城主街也破破烂烂，录像厅挂着黑板，斗大的字写着“欲火焚身”。晚上，男生们语焉不详地一个个失踪，再过一会儿，他们哗一下同时出现，吃吃怪笑兼垂头丧气。终于有男生告诉你，“欲火焚身”是写消防员生活的。

        而黄陂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县，它沦为大武汉的一个区，如通县之于北京，或者番禺之于广州。她们都曾是清清白白的黄花姑娘，此刻是豪门里的承欢姬妾。

        你妄想怀乡，如怀一块昂贵的璧，那块璧却碎成一地玉屑。

        而表格也不再填籍贯，改为出生地，你便写“辽宁丹东”。只七岁，你就离开了，经沈阳、北京、武汉，一程一程漫长的火车。你与行李一起，车窗里进车窗里出，泥鳅一样在人头下滑过，躺下小小的身子占座位，而且不哭。年年报纸上都写春运的恐怖，仿佛意外得不得了，小鹿斑比那么天真。谁人不知道呢？哪怕你只有七岁。

        丹东是你父母的异乡。他们像所有“文革”初年的大学毕业生一样，被看不见的政治大手拨弄，去这僻远、苦寒的流放之地，生儿育女，艰难地活下来。一有指望，就想离开。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你后来才知道，这不是一个滥俗的名词，这是许多人命运的转捩之点——冰山有微微裂缝。母亲遂一周一周，去当时的电子局长家里 ，不带礼物——那时不兴这个，也带不起，只带孩子们——有你吗？你不记得了。陈述、周旋、乞求，说到动情处，母亲落下泪来。

        他们走得那么高兴，而丹东也很快将他们和你统统忘记。旧同事的小孩出外上大学，才又忽然发生了联系，仅限于此。丹东其实与你不相干，即使你回去，到哪里寻找缅怀之地？当儿童笑问你从何处来，你会否惊慌地问：“啊，你说什么？”东北话，不是你的乡音或母语。

        现在你在北京，你很自然地对人说：“我是武汉人。”你当然是。你在武汉定居，二十多年。你渐渐不再觉得武汉话鄙俗不文，甚至爱上它的红尘颜色，可是仍然不会说。在汉口你老东张西望，连香格里拉都找不到；火车站你总被人当外码子；外地来的朋友请你带路去起义门，你没好气地说：“等我上Google查一下。”内心深处，你一直是那个刚下火车的小姑娘，被四十度热浪袭昏，周围大声嘈杂如开骂。你和武汉，老隔了一层，不能一把抱在怀里。

        但北京更加与你无关。隆冬，窗外阳光好得几乎猖狂，而风声如哨声凄厉。大风这件事，超出你的经验值，你对温度的评估系统没包含过这个因素。你遂穿了薄薄黑裙、薄薄红羊毛大衣出门：一步，两步，三步……第四步就冲回去，换高统靴和把你从头蒙到脚的哈利波特大棉袍——这不是你的城，你无法知冷知热，如一个温柔的妻。

        虽然你并不烟视媚行，你又何尝不是这世上的吉卜赛女子？都一样地，没有原乡。

        那一天，一个男孩儿陪你穿王府井后面的小巷。真破败，你走了几步就迷路，不是说北京是一座东南西北明确的城吗？男孩儿笑咪咪说：“不包括胡同。”你看见小院里放了一大堆乌乌的垃圾，烂菜叶，破菜帮，鸟都不会落在上面啄食。你心里嘀咕，过年了也不清出去？蓦地一惊，这分明是人家的冬贮大白菜。

        “这是胡同游不会来的地方。”男孩儿说。他妈妈是北京人，他生在宜昌，对同学来说，他是说北京话的外地孩子；回北京姥姥家过寒暑假，他又成了不会说北京话的外地孩子。他笑起来：“所以，我是没有故乡的人。就好像你，你会把武汉当做故乡吗？”

        你猝不及防地愣住，很久很久，北京那么冷，眼泪还在眶里就凝成冰，割着你的视野。你只努力睁大眼睛，让微笑滑过，如小孩在北海的冰面上溜冰，轻轻地说：“不……武汉，是我的故乡。”

        不仅因为那里有你的同学、朋友、你努力绽放过的青春、你曾深深爱恋过的少年——六渡桥的老房子里，他带你见过他庞大的全家。还因为，父亲在那里。

        武汉有多少条大街小巷，父亲骑自行车经过；不远处的小菜场，原来父母经常一起去买菜；东湖，是父亲教你游泳的东湖；水果湖的大小馆子，父亲都去吃过，老是嫌太贵太油腻；你也曾在武汉最大的商场，不顾父亲的反对，给他买极昂贵的羊毛衫——他到最后都不舍得穿。

        而父亲，永远睡在了武汉的石门峰公墓。

        武汉怎么可以不是你的故乡？当你想念，当你铭记，当你在深夜，无声哭泣。

        他们说夏娃在哪里，哪里就是天堂。而你终于知道，当一座城市，有你最深爱之人的坟茔，那里就是你的故乡。

        一夜之间，这城市面目全非，路上无数戴着口罩的面孔，像散乱的、惨白将萎的纸花。忽然接到二姐电话，说：“这段日子，我就不回家了。”而她，是医生。

        她说他们医院紧急开会，全体医护人员24小时待命，随传随到，任何人拒绝征召，当即开除……非典原来与我，如此之近。

        我脱口而出：“开除就开除，我养你。要不然你现在就辞职。”急切得喘不过气来。

        她斥我：“说什么呢，都怕死，都辞职，没人看病，到最后全地球所有人都传染上了，那时躲家里就安全了？再说，医院什么病没见过呀。”

        很多很多话，在我喉里纠缠如斗蛇，我说不出一个字。

        二姐一贯口气沉静：“这段日子我就不回家了。万一……老公是没办法了，总不能传染爸妈吧。我也叫小彭（二姐夫）最近别回他自己家了。就这样吧。”

        疾病那么严厉，注定让人六亲不认。至爱却必须闪开的，是我们，她的父母及姐妹。我知道二姐，已经决定独自背负。

        我每晚打电话给二姐，有时两三天联系不上，一颗心就吊到颈子口。接通了，原来不过是她夜班，她叫我“别穷紧张”。又说，其实医院里也人心惶惶，负责消毒的后勤人员，不敢进传染科，远远地，站在大门外高声问：“你们还好吧？”有的医生较活泼俏皮，笑道：“健在中。”引发一阵笑声。

        瘟疫阴影下的城市，惨淡苦闷，这笑声，珍贵如一城的碎钻。

        报纸铺天盖地都是非典消息：“从北京回来的某工程师，感觉不适，发烧至38.5度，120送入医院后，经诊治，证实是大叶肺炎……”这不是二姐所在的医院吗？

        电话里我说得慌乱，语音七零八落，她嗤一声笑起来。“你也看到了。今早一上班，一个住院病人，直冲进办公室大叫：‘我要出院。’报纸举得高高的，像举面战旗似的，直伸到我脸上来……”

        她是医生而我不是；危险她触手可及，离我十万八千里；紧张到几乎神经兮兮的是我，而浑若无事的，是她。

        有段日子，报上尽是医护人员争写申请的光荣事迹，看得我替二姐十分担心，又惭愧于自己的一己之私。

        她只笑：“我是不写申请的。医生多了，妇产科、儿科、皮肤科……八杆子打不着的人，一窝蜂都上第一线，有用吗？再说了，非典期间其他病就自动不发了？那些病人，就不需要 医生吗？”

        这几天她上武黄公路收费站，为入城人员量体温。电话里她仍是轻描淡写，我絮叨半晌，她略微不耐烦：“反正我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如果他们让我上第一线，我还是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我是医生，在哪里我都是。”

        电视上总在说：向所有战斗在第一线的医务工作者致敬，然而第一线之外，并非没有沙场。刀刃之利，因其刀背的厚重；金字塔入云的塔尖，是立在宽广坚实的塔基上。这一场天人大役中，有无数沉默的战士。

        我二姐，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医生。而绝大多数医生，都如她一样普通，却在各自位置上，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并且，保持“随时准备着”的姿态。

        我相信他们在大疫面前，也心怀恐惧，却知道畏惧无济于事，故而，他们必须无畏，必须温柔而坚定，必须在人群中，高高地扬起头。

        难以言说，这是生活，还是职责。

        我想，像我二姐这样的人，也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的脊梁”。

        而我的二姐，并不是一个美丽的女子，她娇小，微胖，雪白的小圆脸总是笑眯眯的，据她以前的病人说，像观音。

        时近圣诞，邮局里到处花团锦簇，缎饰、彩球、贺年卡的清脆音乐。这时，身侧一直与保安絮絮聊天的老人，却突然拭了一把泪。

        是忘了存折密码吗？正填汇款单的我，稍一惊，却见保安坐着，椅子前后摇晃，十分地心不在焉。不过是半熟的人，在闲话家常吧。

        “到十号，我徒弟就跟我说：‘师傅去领工资了。’我就说：‘没那个领钱的命。’他不明白，说：‘工资人人都有的呀。我帮你签字。’过一会儿回来，手里抓一把，都是我跟会计预支工资时写的借条，还有一张五毛钱，两张一毛钱——就剩这些了。”

        老人两鬓泛白，却穿了件非常抢眼的宝石蓝外套，更衬得他满面皱纹，如梯田。

        “那时我工资二十九元，奖金三块二毛钱。”呀，明细到角。我经年都不去拿工资条的。“一家五口，三十多块钱一碗水一样泼出去就没了……”叹息声，轻得听不见，“我屋里小女儿，有一次病了，想吃一分五一颗的水果糖，我狠狠心，捏三分钱去了，结果路上掉了一分钱。买一颗蛮划不来，买两颗硬是不够钱，站了好久好久，又不甘心走……”

        有人来问事，早有几分不耐烦的保安趁机起身。老人刹住话头，暗里也觉出自己的不招待见，讪讪地笑，擤一把鼻涕。

        那些艰苦、惨痛的日子，都过去了吧？当他还年轻，一只手是整个时代、整个中国的一片赤贫；另一只手，是最小偏怜女儿的病痛、她小小的渴望，他却差一分钱。

        突然留意到，他外套胸口上咧嘴而笑的米老鼠头，米奇不便宜呢。是孙儿们淘汰下来的，爷爷不舍得扔，就捡来穿吧？袖管短了一大截，露出里面的毛衣，袖口破了，又粗针大线地补过，说不出是黑是黄。

        他所有清水渍过、碱水煮过、血水泡过的日子，孩子们知不知道呢？知道，又有没有能力或者孝心，让他乐享天年呢？

        一位台湾朋友，曾经半笑半窘，说他的父母，就是人所诟骂的巴子旅客：一大堆欧巴桑欧吉桑，穿得很热带，几乎可算是艳光四射，任何场合都大声喧哗，乱糟糟拍照，流水似的买东买西，处处被宰，却被宰得兴高采烈。他们又镶着金牙，笑起来金光流灿。

        然而他说，他完全原谅与接受。

        因为正是他父母那一代，成就了台湾经济的起飞，他们老土、落伍、不合时宜，但他们有绝对的资格，理直气壮，享受他们亲手创造的财富。

        也同样打拼了几十年的，我的父母，以及眼前的老人，他们亦曾倾尽全力，给出关怀、抚育与爱，是每一个儿女的圣诞老人，却都是曾被一分钱难倒过的英雄汉吧？几时，他们才能够，如此嚣张安乐？

        走出邮局，脸颊上冰凉的，是武汉十一月的冷雨。

        是好些年前的事了。我在等Call机，突然过来一个男人，匆匆，一边揩汗，劈手抓话筒。瞥眼看见我，手在半空里顿一下，我示意他先打。

        显然是打给家里，他用很重的乡音问：“哪个？”背忽然挺直，脚下不由自主立正，叫一声：“爸爸!”吭吭哧哧一会儿，挤出一句：“您身体么样？”

        再找不出话，在寸金寸光阴的长途电话里沉默半晌，他问：“爸爸，您叫妈妈来听电话吧？”小心翼翼地征求。

        连我都替他松一口气。

        叫一声“妈”，他随即一泄千里，“家里么样？钱够不够用？小弟写信回来没有……”又“啊啊唔唔”“好好好”“是是是”个不休。许是母亲千叮万嘱，他些微不耐烦：“晓得了晓得了，不消说的，我这么大的人了……”——中年男人的撒娇。我把头一偏，偷笑。

        又问：“老头子么样？身体好不好？”发起急来，“要去医院哪……米贵不贵？还不吃饭了？再贵也要看病呀……妈，你要带爸去看病，钱无所谓，我多赚点儿就是了，他养儿子白养的？……”频频，“妈，你一定要跟爸讲……”——他自己怎么不跟他说呢？

        陡然大喝一句：“你野到哪里去了？！”神色凌厉，口气几乎是凶神恶煞，“鬼话，我白天打电话你就不在家！期末成绩出来没？”是换了通话对象。

        那端一一报分，他不自觉地点头，态度和缓下来：“还行，莫骄傲啊。要什么东西，爸爸给你带……儿子呀，要这些有什么用？……”恫吓着结束：“听大人话。回头我问你妈你的表

        现，不好，老子打人的。”——他可不就是他老子。

        卜劳恩的幽默温情，中国家庭里的父子，却常常让人想起“一山容不得二虎”，只因为都是男人吧，难以有母子的天然融合，到八十岁还可以是妈妈的小心肝。

        短短几句话，简单鲁直，看似无情，却句句扣人心弦，包容了：爱、尊敬、挂念、殷切的希望，却都需要一座桥梁来联结——叫妈妈来听电话吧。

        因而，隔着最冰冷的脸容、最严酷的态度、最遥远的距离，以声音，拥抱。

        大姐的女儿小满，过几天就满两岁了，正是最黏妈妈的时候。每晚闹瞌睡闹得一塌糊涂，一定要她妈哄着才能睡。

        大姐不胜其烦，躲到我房里，只听见小满一个人在小床上的黑暗里，一迭连声：“妈妈妈妈妈妈……妈妈过来，妈妈过来……”大姐狠着心，只装作没听见，不理不睬。

        忽然，小满凄凄惨惨喊出一声：“妈妈呀，你在哪里啊？”已经带出哭腔了——当时我便想起：“周总理，你在哪里啊？”顿时，所有育儿书上的指点都不管用了，她妈立时冲过去，俯身千哄万哄。

        小满疼她妈，疼得扎扎实实。傍晚，大姐在厨房正煎炒烹炸，忽然绊着什么，原来是小满悄声地溜进厨房，小手热情洋溢地抱住她的腿。

        锅里正沸沸扬扬，大姐无暇料理她，只喝道：“小满快走，有火，危险。”她更不依了，拖着她妈的腿学舌：“有火，危险，妈妈也走，妈妈也走。”我惊奇于她小小的痴心，是谁教给她的呢：爱的本能，也无非就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危险，赶快一起走？

        饭后，我和大姐边清理饭桌边聊天，聊得上了劲儿，两人端着油腻腻的脏碗站在桌边忘了走。这时，一直全神贯注在看《大风车》的小满忽然直起身来，小手一一指点着周围，念念有词：“姥姥坐着，外公坐着，爸爸坐着，妈妈站着。”从沙发上滚爬下来，赤着脚，咚咚咚跑到墙边，吃力地搬起小板凳，又一路咚咚咚地跑过来，把小板凳搁在大姐脚边，频频拉她的裤脚：“妈妈坐，妈妈坐。”

        大姐大吃一惊，然后喜孜孜地坐下来。我简直气结：我还不是站着，怎么小满想都没想到我？

        晚上，大家七横八竖靠在沙发上看《还珠格格》，我有点累了，顺势躺下去，恰好枕在大姐腿上。才靠了一会儿，小满已经急急过来，双手按在她妈身上，表情严肃，大声道：“小满的妈妈。”——啊，是吃醋了。我跟她讲理：“只枕一会儿，不要紧。”她只管气滚滚地瞪着我，执拗地重复：“是小满的妈妈。”很委屈的样子。我试图说服她：“也是小姨的姐姐呀，都做了小姨二十几年的姐姐啦，小姨靠一下也不行吗？”

        她爬，爬，爬，好不容易爬上来，迅速整个人扑在她妈身上，小手箍紧她妈的肚子——那产后发胖的浑圆身段，岂是她那一双小胳膊小手围得满的——大声宣告：“是小满一个人的妈妈。”尽她的力气能发出的最大声音了。

        我忽然放弃了，一切的理论与逻辑。

        大姐不仅是我的姐姐，还是丈夫的妻子、父母的女儿、上级的下级。就好像小满终究也会长大，渐渐地，她是谁的心上人、谁的妻、谁的母亲。

        生命如此广大，我们只是密如沙砾的凡人中那最不起眼的一个。却当人生如一幅绵缎刚刚打开的时候，母亲与孩子，互相完全彻底地拥有。

        她是妈妈的小满，而她，是小满的妈妈，除此，再没有别的了。

        三十几年前，他们在武汉一所大学相遇，一个湖北一个河南，却同姓。同学们起哄，说：“你们认个兄妹吧。”

        他说：“行。”

        她没做声。可是下学年开学的时候，她对他说：“俺跟俺娘说了，俺认了个哥！”

        他大吃一惊：“啊——”

        应该毕业那一年，恰巧是“文革”的开始，天下大乱，没人管事，他们就凭空多读个大六。那年没有功课，同学中多的是激进分子，一把把的“司令”、“总指挥”，你方唱罢我登场。他们只跟着老师，勤勤恳恳地，在校园里的道路两侧，种下了许多棵小树。

        分配前便已宣布，所有的去向都是边疆艰苦之处，都是乡下孩子，都没什么阅历，面对一堆的名字：丰满、六盘水、玉溪、资水……像在抽签，抽取一生的命运，而琦丽的名字背后，到底有没有丰饶的身世？

        他到底灵活些，到图书馆借了地图册来研究，又挨个儿到老师家咨询。然后跑来跟她说：“我问了好些人，他们都建议说丹东最好。我们一起去吧？我给你也报了名。”

        她说：“好。”

        ——这就算求婚了。

        走之前，照例在蛇山上留个影。远远，浩瀚大江，一桥飞架南北，他依当时流行，做个指点江山状，而她只拘谨地抱膝而坐，黑白照片，也看得出她红彤彤的苹果脸，两根粗粗的麻花辫垂在肩上。两个人看上去，都淳朴、健康而傻气，像他们头顶明净无渣滓的天空。

        第二年夏天，生了大女儿，再隔一年，二女儿也来了。而那时，鸭绿江边的安静小城，天正寒，地正冻，积雪盈膝。

        仿佛一头撞在冰墙上，撞碎两砣冰块：没有。没有肉，没有鱼，没有新鲜蔬菜，凭了出生证领到五斤鸡蛋，其余，是空白。东北的冬天可以酷寒到什么程度，他终生不能忘。

        而在南方鱼米之乡长大的男人，在他的故里，女人坐月子要喝清甜的蛋酒和煮得奶白的喜头鱼汤。他心疼女儿的哭，心疼她的瘦——那样迅猛，像一脚踏空，从十几级台阶上一跤跌下去——却无能为力。

        愁在心里，也不改他爱说爱笑、喜交朋友的天性。一次去附近驻军办事，见一个小解放军在修收音机，工具摊了一桌子，却只会拆开来又装好，拼命地拍，又使劲儿地摇。

        他实在看不过眼，一句“我看看”，三下两下完工，喇叭里悠扬传出“我失骄杨君失柳……”小解放军喜得小心翼翼捧住，像捧了一盆易碎的珊瑚花，连连道谢。他也就走了。

        几天后正在车间里，忽然厂办紧急找他，他刚一进门，便有人跳起来指着他大叫：“就是他。”原来是前几天那个小解放军。旁边一个络腮胡子，说是营长。桌上，摊了起码十几个各式各样的小收音机。

        实在太多了，营长也有点儿不好意思，问：“你方不方便？不方便就算了。”他却一口应下。捧回家，开始加班加点儿、没日没夜地修，还自掏腰包购置零件配上。

        一个星期后，营长看着那些漂漂亮亮、嗓门一个比一个大的收音机，简直乐得连胡子都飞起来，重重地拍他肩：“咱们往后就是朋友了，你有困难，尽管发话。别的不说，我们部队上，起码物资比你们地方上要丰富得多。”

        他心咚的一下，想起她逐渐消瘦的容颜。下班路上，便走了神，一跤跌滚，雪团轰然飞起，像他心里的起落：怎么能向人要东西呢，这成什么了？但是是营长主动说的呀，而且他的妻子在坐月子。

        到家时他已下定决心，明天就跟营长讲。可是凌晨醒来，缠绕终夜的犹豫重又袭上——好吗？营长跟他要好，常常到厂里找他聊天，豪爽的络腮胡子笑起来大幅地颤动，每次都说：“有困难尽管说。”他心里翻肠搅肚，却一次也说不出口。

        雪越发下得紧了，一个陡然放晴的早晨，他起来，她早已坐在窗边，回头看见他：“嘿，你看那太阳，黄黄的，像个荷包蛋呢。”他整个人僵在已经冰冷的坑上。

        他不是不想学雷锋，但是雷锋没结婚，也没有一个丑丑的二女儿，小脸红红，睡着了嘴还在吧唧吧唧，不知何时便惊醒，大哭起来。

        他简直不知自己是怎么说出口的，每个字都像害怕打仗的逃兵，在他嘴里你推我搡，谁也不肯先出去，出了口，也是那么轻，像是随时可以化在空气里。

        营长答应得痛快：“要什么都行，明天拿袋子来装。”

        他却愣半天，仿佛听不懂，忽然中学生似的一个大鞠躬。第二天，天还没亮就出了门，半路上，只觉得脚下越来越冰冷刺痛，他一低头才发现，他居然忘了换一双出门穿的厚鞋。

        南方人本来就不十分适应北国天气，那零下几十度的严寒，又绝不是一双家里穿的轻便鞋可以抵御的，然而他心里念念的是，万一去晚了呢？

        寒气沿着他的腿攀爬向上，仿佛树林里的杀人藤在捕猎它的猎物。他的脚底剧痛，漫漫长路，好似用利刃铺成，让他每一步都踉跄流血。茫茫雪野里，远远看见军营的轮廓，却好像是海市蜃楼的幻景，永远都走不到。

        一把拉住营长的手，他喃喃：“热水，给我热水泡脚。”人已不支地靠在门上。

        整个连队都乱起来，匆匆帮他脱鞋检视，又拿雪来搓脚——幸好没冻坏。营长急得跳脚：“你看你看，换双鞋再来嘛……”

        他说：“是我心急。孩子没满月呢。”

        营长问：“是儿子？”

        他答：“不，姑娘。”

        营长“噢——”又问：“头胎？”

        他的两只脚轮流收缩，咝咝吸气：“老二。老大也是姑娘。”

        营长一跺脚，“丫头片子，也值得？”

        他抬一抬头：“不是这么说，男孩儿女孩儿，不都是我的孩子?”

        那粗豪的汉子意外地愣住了，半天，习惯性地揩一把胡子。

        那天他走的时候，带了一大块腌肉、一个毛扎扎巨型刺猬似的猪头、一捆带鱼、十斤鸡蛋……营长拎来一双石头般厚重的军用皮靴，还有一袋袋动物冰糖：“给侄女们吃。”

        他推辞：“孩子们还小，不能吃这个。”

        营长瞪一眼：“还不兴长大了？”

        “咝啦”一声，他打了一个蛋，想想，又打了第二个，空气中充满荷包蛋的浓烈香气，他颤巍巍端到她面前，她俯下脸狠狠地闻了又闻，再抬起头，眼里全是流离星光……

        三十年后，她的小女儿问她最心爱的食物，她毫不犹豫地答：“荷包蛋。”

        而我，是他们的第三个，也是最小的女儿。那包晶莹剔透的动物冰糖甜过我们三姐妹的童年，那双军靴一直穿到我们都长大了，还没有坏。

        当年他们在校园里种下的小树，都已长大成材，那浓绿的树荫，在我整个的大学时光里，一直温柔地笼罩在我头上。

        看完电视以后，一整晚他都睡不好，第二天一上班就匆匆往深圳打电话，直到九点，那端才响起儿子的声音：“爸，什么事？”

        他连忙问：“昨晚的天气预报看了没有？冷空气南下了，厚衣服准备好了吗？要不然，叫你妈给你寄……”

        儿子只漫不经心：“不要紧的，还很暖和呢，到真冷了再说。”

        他絮絮不休，儿子不耐烦了：“知道了知道了，马上就买。唆。”撂了电话。

        他刚准备再拨过去，铃声突响，是他住在哈尔滨的老父亲，声音颤巍巍的：“天气预报说，武汉今天要变天，你加衣服了没有？”

        疾疾阵阵，从他忘了关好的窗缝里乘虚而入，他还来不及答话，已经结结实实打了个大喷嚏。

        老父亲急了：“已经感冒了不是？呀，怎么这么不听说，从小就不爱加衣服……”絮絮叨叨，从他七岁时的劣迹一直说起，他赶紧截住：“爸，你那边天气怎么样？”

        老人答：“还不是下雪。”

        他不由自主地愣住了。

        在寒潮乍起的清晨，他深深牵挂的，是北风尚未抵达的南国，却忘了匀一些给北风起处的故乡，和已经年过七旬的父亲。

        人间最温暖的亲情，为什么，有时竟是这样的残酷？

        一代又一代，我们放飞未来，爱是我们手中的长线，时时刻刻，我们记挂着长线那端的冷暖。却还有多少人记得，在我们的身后，也有一根爱的长线，也有一双持着长线的、越来越衰老的手？

        传说北风是天空最小的孩子，最后一个被放出来，天空叮嘱他一定要回家。可是贪玩儿的北风，只顾一路向前，宁肯在大地上流浪，也不愿回顾，渐渐，它找不到回家的路途。

        所以每当北风乍起时，天空都有那样忧愁的脸容，风里有些低低的呜咽，我们从来不曾听到。

        是否成年之后的我们，都是那不肯回头的北风？

        他想，在下一次寒潮来临时，他仍会赶在北风之前，向深圳投去问候和叮嘱，可是他的第一个电话，应该是往哈尔滨去的。

        其实已经走过了，和我同办公室的老王又转回去，从派送广告的男孩手上接过花花绿绿的纸张，还认认真真地说一句：“谢谢。”

        偷眼一看，原来是些“难言之隐”、“济世良方”，我们不觉相视窃笑，老王觉得了，抬一抬头，解释：“不是我，是我儿子。”

        我们更是笑出声来，他等我们笑过了，才说：“我儿子，不是在北京读大学吗，上次写信回来，说找了个勤工俭学的工作，就是给人家发广告。”

        我们都愕了一下。老王圆圆胖胖笑起来：“信上说，可难了。好多人从身边走过去，看都不看一眼，有人勉强接了，立刻就扔，还得捡回来，重新派出去。两百张，要站十几个小时才发得完，才五块钱。

        “后来我给他回信，说，男孩子，无论怎么苦都应该坚持下来，可是我跟他妈……”老王一张脸仍是笑笑的，声音却不知不觉低落，“几个晚上都睡不好。”

        他扬一扬手中的广告：“都是人家的儿女啊。”那灰暗的薄透纸悉悉响了起来。

        我们都不由自主静了下来。

        只是这样简单、这样平实的一句话，可是那个把在路上哭泣的儿童送回家的陌生人，在生死来袭刹那将救生衣让给年轻士兵的将军，甚或那个喜欢给邻家孩子一颗糖，让他的一天都变得十分甜蜜的老伯伯，在他们心底，是不是，都有这样的一句话呢？

        前方，又是一个抱着大叠广告纸的少年，而我们一一接下他递过来的希望，并且郑重地回他：“谢谢。”

        抱紧啊，千万不能松手

        她一直觉得母亲不喜欢她，不然，为什么还会想生一个弟弟呢？

        父亲在省城打工，家里就只有她们两个人，母亲的肚子越来越大了，然而每当母亲叫她帮忙做事时，她总是装着没有听见，宁愿溜到门外小树下玩。

        那棵小树就在她家的窗下，是她出生那年种下的，今年也是七岁，却还只有杯口般粗细，树叶稀落。她看着这棵细伶伶骨瘦如柴的小树，想起弟弟出生后自己会遭到怎样的嫌弃，泪水不知不觉地就涌了出来。

        那晚，是阴历六月十六，月色明如水洗，她偶然看见，远方有一条黑线正迅速地推进前来，正转身喊母亲：“妈妈，你看那是什么？”洪水已在顷刻间席卷而来。

        哐一声，门窗尽破，巨大的洪水直泄而入，来势汹汹，她吓得大哭起来。母亲一把抱起她，奋力举出窗口，水流急劲，把她全身打得火辣辣地疼，求生的本能让她一把抓住小树。房子上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在颤抖，母亲拖着笨拙的五个月身孕的身体爬出窗口，终于也抓住小树。

        一切只发生在不可想象的瞬间。洪水迅速盖过她的双脚，母亲用一只手用力把她往上抬，一直抬过自己的头顶。而她们身后，洪水已将房屋完全吞噬。

        大水里，小树是她们唯一的依靠。然而那样纤细幼弱的生命如何承担得了两个人的重量?急流里，小树的腰肢深深弯下去，像一叶风帆般摇晃抖动，枝桠发出破碎的声音。

        母亲深深看了她一眼，然后放开了手。

        激流里，母亲浮浮沉沉的身体迅即成了一个小黑点儿，却还挣扎着回头喊道：“抱紧啊，千万不能松手……”

        她还不明白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世界就已全盘改变，她只能对着夜空徒劳地哭叫：“妈妈，妈妈呀……”水势急速上升，淹没她的腰部。突然，她觉得手臂上一阵冰凉，低头一看，不知哪来那么多的蛇正沿着她的身体游行而上，很快地，小树的每一根树枝上都爬满了蛇。

        她吓得尖叫起来。月亮渐入中天，照得四周一片汪洋，她又冷又饿又害怕，嗓子哭哑了也没人听见，却一直牢记母亲最后的嘱咐，紧紧地抱住小树，一刻也不曾松开。

        十个小时之后，从太阳升起的方向，开来了小舟。当解放军将她救上船时，这个七岁的小女孩儿，已经衣衫尽破，小手弯曲僵硬，许久许久都伸不开……

        她是灾区第一个被救者，可是她的母亲，却永永远远睡在失踪人员的名单里，连同她的从来不曾叫过一声姐姐的弟弟。

        或者，她要到很多年之后，才会真正明白母亲最后的一眼里所蕴含的全部深意。而她在漫长的一生里，耳边都会时时响起母亲的呼唤：“抱紧啊，千万不能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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