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静穆是陶渊明“心远”俗情尤其是超越死生后的一种生命境界，诗风的静穆则是这一生命境界在语言中的对象化表现。如他在《杂诗十二首》之七中说：

        清邱嘉穗在《东山草堂陶诗笺》卷四中评此诗说：“此与《神释》篇所谓‘老少同一死，正宜委运去’数语同意。恐亦破东林净土之说。此言亦甚达，以家为逆旅，以南山墓冢为旧宅，公盖视死如归耳。公《自祭文》亦云：‘陶子将辞逆旅之馆，永归于本宅。’是此诗确证。”陶渊明将自然视为生命的最终归宿，死亡不过是辞人世“逆旅之馆”而“归于本宅”罢了，所以眼见死神缓缓降临时还是这般泰然自在，“素标插人头，前涂渐就窄”——没有半点惶恐与悲戚，“家如逆旅舍，我如当去客”——话说得那样从容镇定，“去去欲何之，南山有旧宅”——语调是如此纡徐舒缓。《挽歌诗三首》是陶渊明的绝笔诗，临终前诗人还是“说得自自在在，不落哀境”。宋祁宽说：“宽考次靖节诗文，乃绝笔于祭挽三篇，盖出于属纩之际者，辞情俱达，尤为精丽，其于昼夜之道，了然如此。古之圣贤，唯孔子、曾子能之，见于曳杖之歌，易箦之言。嗟哉！斯人没七百年，未闻有称赞及此者。”这三首诗中“末篇尤调高响绝”：“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告别人世前的情感反应竟是如此自在平静，人类真正的大智大勇便是这种面临死亡时“不喜亦不惧”的静穆。

        后世常把陶渊明与阮籍并称阮公陶公，二公从不同的侧面展露了魏晋风度的魅力。不妨再来比较一下他们对死亡的情感体验。阮籍《咏怀》之三十三说：

        起笔就连用四个“一”字，节奏急促跳荡，显示了他内在情绪的紧张烦躁。“知谋苦不饶”流露了他无力救衰年的绝望，“胸中怀汤火”直言不讳地抒写了自己在面临死亡深渊时所承受的灵魂煎熬。诗人最惊恐的就是须臾之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写出了他意识到死亡将至的惶惶不安。这是对死亡两种完全相反的情感反应：一个平宁静穆，一个焦灼哀怨。阮陶二公都对生活和生命有浓厚的兴致和强烈的留恋，但一个情浓，一个高旷；情浓者便多痛苦缠绵，高旷者则易超脱冲淡。就审美价值而言，阮、陶各有至处，没有必要在二人之间强分高下；但就其各自的生命境界而言，我们倒是更愿意左袒渊明，因为他面对死亡时的平宁静穆是对生之眷恋与对死之超脱的完美统一。

        连生与死都不值得住心，更何况世俗的富贵利禄呢？所以，陶渊明能超越个人生与死的铁门槛，就能超越世俗的蝇头小利和蜗角虚名。《杂诗十二首》之四说：“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保，觞弦肆朝日，樽中酒不燥。缓带尽欢娱，起晚眠常早。孰若当世士，冰炭满怀抱。百年归丘垄，用此空名道！”正因为人有一死才看穿了虚名微利，鄙夷虚名微利就能超脱世俗的利害与计较，不会像那些扰攘不休的名利之徒，成年累月地“冰炭满怀抱”，为世俗的功名利禄所驱使，为贪婪的情欲所左右，为世俗百情所操纵，沉溺于人际的争斗、机巧和险诈之中，心灵永远得不到平静。与此相反，陶渊明则不受世俗声名利禄的诱惑和摆布，“觞弦肆朝日，樽中酒不燥。缓带尽欢娱，起晚眠常早”，这种在日用人伦中的闲适自在，这种不可动摇的怡然之乐，正是他那恬淡静穆心境的外现。心静了酒也不燥，缓带、早眠、晚起，极尽人生清闲恬退之乐。

        彻悟生死不仅使他的精神免于名利的扰攘，也使他能处于穷困却安于穷困。他为什么处穷但不怨穷呢？《饮酒二十首》之十五抒写了诗人对这一人生问题的体认：“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岁月相催逼，鬓边早已白。若不委穷达，素抱深可惜。”方东树评此诗说：“从空旷中得悟本趣，言若不委穷达，则多忧惧，是扰其素抱为无益鄙怀，岂不可惜？”人生在世如白驹过隙，如果不能“委穷达”而整天忧穷怨穷，素襟雅抱便成了贪心鄙怀，那不啻枉度此生。诗人的“委穷达”是他在“人生少至百”的死亡面前的价值选择。“委穷达”才不会为穷通成败所动心，才能保持精神的平衡和心灵的宁静。《戊申岁六月中遇火》一诗深刻地揭示了超脱生死与看轻荣华之间的内在联系：

        绳子总是从细处断，穷得连衣食也不济的陶渊明，盛夏偏又遭火灾房屋被烧个精光。假如他人在此困境又遇上这样突然飞来的横祸，定会发出愁苦凄绝的怨叹，可他却仍处之恬然，像往常一样“且遂灌我园”。穷巷的草庐在正夏的长风大火中“顿烧燔”以后，诗人丝毫“不以祸患挠于衷”，仍能以自在从容的心态来领略自然的美丽，来品味人生的美好：“迢迢新秋夕，亭亭月将圆；果菜始复生，惊鸟尚未还”，难得“燔室后有此旷情”。清锺秀在《陶靖节纪事诗品》卷二说：“靖节此诗当与《挽歌》三首同读，才晓得靖节一生学识精力有大过人处。其于死生祸福之际，平日看得雪亮，临时方能处之泰然，与强自排解、貌为旷达者，不啻有霄壤之隔。大凡躁者处常如变，无恶而怒，无忧而戚；静者处变如常，有恶而安，有忧而解。盖以心有主宰，故不为物所牵，此无他，分定故也。较之《贺失火书》更为超脱矣。”一个人的形骸尚且可外，那么还有什么人生变故不能泰然处之呢？勘破了生死之关的人，自然不会计较世俗的穷与通、贵与贱、顺与逆；形骸皮囊尚不能永为己有，轩冕华堂就更属身外异物了。把个人的生死看成是自然的迁化，死去不过是辞人世之逆旅而“永归于本宅”（《自祭文》），人世的升降沉浮就更不会系之于心，生死犹不能搅扰心境的平静，还有什么能打破“灵府”的长闲呢？锺秀拿此诗与柳宗元《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比较，柳贺失火是站在事外旁观者的角度，当然易于把劝失火者的话说得冷静旷达，而且他的超脱是从权衡社会影响和现实得失来达到的，因而他的超脱正是源于自身的不超脱。陶渊明却是失火的当事者，他的旷达恬静是由于透悟生死的结果：早把此身的生死交付给自然大化了，区区穷巷中的草庐失火还值得戚戚于心么？自苏轼称“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以后，历代都有人将柳子厚的人生境界与陶渊明进行比较，如宋刘克庄说：“柳子厚之贬，其忧悲憔悴之叹，发于诗者，特为酸楚，卒以愤死，未为达理……渊明则不然，观其《贫士》《责子》与其他所作，当忧则忧，当喜则喜，忽然忧乐两忘，则随所遇而皆适，未尝有择于其间。”只有坦然地让自己的生命“形迹凭化往”，才能真正做到“灵府长独闲”，随其所遇都能“忧乐两忘”，而“灵府长闲”“忧乐两忘”就是“静穆”。因此，静穆是诗人超越生与死的结晶，是他洞明人生归趣后所达到的一种至高的生命境界。

        觑破了寿夭穷达就能深明生命的至理，就能找到生命存在的归趣；深明了人生至理，找到了生命的归趣，遇事就有定力、定识和定性，有了定识定性后感情就不迁不扰，不迁不扰就能“天机和畅，静气流溢”，这就是《大学》中所谓“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再大的变故、再大的矛盾和再激烈的心灵冲突，陶渊明最终都能加以化解、调和而臻于精神的和谐与平衡，所以，陶诗常给人以“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的审美感受。死生之变不可谓不大，而他终以闲暇从容对之；生活上“被服常不完……辛苦无此比”（《拟古九首》之五），可这并不影响他“常有好容颜”（《拟古九首》之五）。阮籍的《咏怀》诸作，寄愁天上，埋忧地下，这是他没有找到人生归趣时心烦意乱的表现；陶潜的静穆则来于他对人生至理的高度觉解与对生命的深度体验。

        被认为深受陶诗影响的王维，晚年许多诗歌也以创造静境为人击节赞赏，他于实处见虚，于动中显静的本领尤其令人叫绝：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不过从上诗可以看到，王维诗中的静多是空摹物态的静谧意境，而且弥漫着枯寂幽冷的意趣。尽管它描写的是自然山色，而导向的却是禅家的空寂幻化。这里的色（自然景物）也就是空（虚无的本体），动（变动不居的现实）则凝成为静（漠然不动的永恒）。因此，王维诗歌中的静令人身世两忘：“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新家孟城口，古木余衰柳。来者复为谁？空悲昔人有。”这种静是诗人极力避开人世的喧嚣、拼命超脱人间的是非获得的，因而总显得有几分吃力、勉强甚至作态。陶诗中的静穆虽然也要通过创造意境来呈现，但它主要是诗人人生态度的自然流露，是诗人对生命的深度体验后所达到的一种人生的化境。他的静不是“涧户寂无人”那种没有人间气息的寂灭，而就存在于“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移居二首》之二）的日常生活之中。陶的静穆并没有走向虚静空幻，虽然他的诗歌中出现过一次“空无”“幻化”的字样（《归园田居五首》之四），但他在本质上绝没有否定和厌弃当下的现实存在，以换取虚幻凝定的彼岸世界；陶的静穆也不是来于诗人对扰攘人世的冷眼旁观，他从来没有站在人世之外，而是身心都“结庐”在人境之中，执着并热爱人世的平凡生活：“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但愿常如此，躬耕非所叹。”（《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对人生素朴而深刻的体悟，使诗人不在意晨出晚归的耕作之苦，倒自得于“斗酒散襟颜”的恬然自适，诗歌的情感和语调都充溢着平静和满足。相比之下，耕作归来“盥濯息檐下”的陶渊明更使我们感到亲切，而觉得“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的王维似乎有点故作清态。沉空守寂所进入的静定必不如随缘自在所达到的恬静那般自然活泼，熊十力先生也曾将古德与陶渊明作过深刻的比较：“古德有云：‘月到上方诸品静。’此只形容心体寂静的方面。陶诗云：‘日暮天无云，春风扇微和。’以此形容心体，差得其实，而无偏于滞寂之病。‘日暮天无云’，是寂静也。‘春风扇微和’，生生真机也，元德流行也。”陶渊明的静穆不是人为蒲团入定的结果，而是超脱了功名富贵死生得丧后精神的宁静与安详，是成熟的人性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内在力量，因而丝毫没有身如槁木的“滞寂之病”，既恬然静穆又洋溢着“生生真机”。由于他对生活是那样热情和天真，陶诗的静穆中别具澄和充盈的融融暖意；又由于诗人身处世俗之中又迥拔于世俗之上的高标人格，陶诗的静穆中蕴含着幽远深永的意韵：“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二十首》之五）近处的草庐、东篱，远处的南山、飞鸟，诗人何尝在人境之外？但因为精神上远离了世俗的纷扰，用不着跑到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就是在人声鼎沸的闹区照样觉得心宁景静。在现实之中而又不受现实的束缚，车马喧阗又何妨精神的自由？看他东篱采菊那份悠然自得的心境，那副萧散静逸的风姿，觉得诗人好像是我辈中人，与大家是如此亲近，又好像要超然逸出宇宙之外，他分明又是如此高远。山既无心而见，菊岂有意而采，接物而不累于物，看似非常认真又似漫不经心，对世俗全无一点沾滞。解脱了人世的一切烦恼、困扰与争斗，他超越了世俗，超越了自我，也超越了死与生，其间天、地、人、物相遇而又相忘的静穆和悠远的意趣，远非语言所能辨明和言说，又何劳我们来辨明和言说呢？还是让诗人留在“真”之中并品味着生命静穆深永的“真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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