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论者往往将魏晋士人描写成潇洒出尘宅心世外的神仙，因而掩盖了当日士风滑巧浮伪的一面，早在陶渊明发出“大伪斯兴”之叹以前，西晋的潘尼在《安身论》中就已痛斥道：“弃本要末之徒，知进忘退之士，莫不饰才锐智，抽锋擢颖，倾侧乎势利之交，驰骋乎当涂之务。朝有弹冠之朋，野有结绶之友，党与炽于前，荣名扇其后。握权则赴者鳞集，失宠则散者瓦解，求利则托交颈之欢，争路则构刻骨之隙。于是浮伪波腾，曲辨云沸。”士人们一方面为了利禄而圆滑机巧，另一方面又极力回避“巧宦”恶名。连“拜路尘”的潘岳也以“拙者”自诩，大言不惭地说什么“言拙信而有征”，而且声称要“身齐逸民，名缀下士”，“优游以养拙”。但是，这些名士所谓“养拙”不过是身心的“优游”加上口腹的享乐，“陆摘紫房，水挂赪鲤。或宴于林，或禊于汜”，相反，陶渊明的“守拙”则要坚持终身的辛苦耕作，要忍受“弊襟不掩肘”的贫贱生涯，“夏日抱长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是“守拙”不得不付出的生活代价（《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孔子所说的“耕也，馁在其中矣”虽出于对务农的蔑视与偏见，但在中国古代倒是一句实话，躬耕“守拙”就只能与贫穷做伴，不能甘于贫穷就不可能“守拙”，真正的“拙者”不可能有“陆摘紫房，水挂赪鲤”这样奢华的享乐，陶渊明老来还常叹“躬耕仍不救穷”

        “代耕”一词来于《孟子·万章章句下》篇：“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陶渊明辞官归隐以后一直辛勤地“业田桑”，虽然“躬亲未曾替”，可是连饱肚的“粳粮”与御冬的粗布也“不能得”，其饥寒穷困之状的确“哀哉亦可伤”！落到“寒馁常糟糠”惨况的原因是他否定“代耕”而选择“躬耕”，拒绝机巧而谨守“拙生”。

        既然穷与“拙”是相伴相随的孪生兄弟，那么要“守拙”就得守穷。陶渊明在《有会而作》序文中说：“旧谷既没，新谷未登，颇为老农，而值年灾，日月尚悠，为患未已，登岁之功，既不可希，朝夕所资，烟火裁通，旬日以来，始念饥乏，岁云夕矣，慨然永怀，今我不述，后生何闻哉！”下面的诗歌就是诗人在“饥乏”中所“述”之志：

        王瑶和逯钦立先生将此诗和《乞食》诗系于宋元嘉三年（公元426年），时陶渊明已是六十二岁的老翁。萧统《陶渊明传》载：陶渊明“躬耕自资，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偃卧瘠馁有日矣”。檀任江州刺史的时间在宋元嘉三年五月，由此得知诗人晚年是在贫病交加中熬过的。连果腹的“菽麦”也成了他“所羡”的希罕之物，更不敢指望潘岳所夸耀的“紫房”“赪鲤”那样的“甘肥”了。当饿到“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扣门拙言辞”（《乞食》）的地步，他似乎也怀疑起不吃“嗟来之食”是否有点过分。到诗的结尾突然笔锋一转：“斯滥岂攸志，固穷夙所归”，完全否定了自己方才“深念蒙袂非”之说，强调越是在饥寒贫病之中越应坚持气节，越应有骨气。这首诗为了突出自己毕生信守的“固穷”之节，诗人使用欲扬先抑的手法，先从反面“嗟来何足吝，徒没空自遗”说来，再以“斯滥岂攸志”一语遏断，使诗中的情感波澜迭起。吴瞻泰对此诗的评注深得诗心：“‘常善粥者心’二句，提笔作翻案，谓不食嗟来似亦太过。‘斯滥’二句，又归正意，谓固穷之志不容假借，则昔人不食嗟来，真余师也。一开一阖，抑扬顿挫，如闻愁叹之声。”陶渊明在其他诗中多次抒写过“固穷”的气节：“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饮酒二十首》之二）；“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饮酒二十首》之十六）；“谁谓固穷难，邈哉此前修”（《咏贫士七首》之七）。“固穷”是儒家所推崇的道德节操：“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孔子这句名言也间接地道出了“守拙”“养真”何以必须坚守“固穷”之节的原因。一个人如果没有“固穷”的操守，一遇到贫穷就会无所不为：因受不了“寒馁”之苦而栖栖遑遑，因苟求富贵而钻营媚世，而一投机钻营就必定弃拙取巧，所以诗人在《感士不遇赋》中说：“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既轩冕之非荣，岂袍之为耻。”所谓“济意”就是听从自己“本心自然之运”，而“委曲累己”就是心为形役以致违背自己的本性。

        由此可见，陶渊明宁固穷而鄙富贵，弃轩冕而归园田，是由于求富贵就将“委曲而累己”，守“固穷”则可“守拙”和“养真”。清温汝能在《陶诗汇评》卷三中说：“渊明一生，得力全在‘固穷’二字。固则为君子，滥则为小人。”把陶渊明一生的价值与意义归结为“固穷”二字，使人误以为他有某种自虐的变态心理，好像他是为了“固穷”而“固穷”似的。其实，他并不认为富贵本身有什么不好——“岂忘袭轻裘”，只是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取得富贵要以舍去生命的真性为代价，所以他才斩绝地说“苟得非所钦”（《咏贫士七首》之三）。“固穷济意”或“固穷夙所归”对于陶渊明而言既是一种人格修养，也是一种为了守护生命之“真”和为人之“拙”而做出的存在论抉择，他生命的终极取向是存在的本真性，《饮酒二十首》之十五说：

        此诗的前四句写躬耕守拙而带来的贫居景象：因没有仆役修剪枝叶，四周布满了丛生的灌木和狂长的杂草，贫宅看上去一片破败荒凉；因解去印绶弃官归隐，白屋门前只有成群的鸟儿飞来飞去，再也见不到趋炎附势的车马来来往往。“宇宙”四句转而放笔抒写其“人生几何”的生命意识：宇宙是那样浩渺无穷，人生却如此急促短暂，更何况匆匆岁月的“催逼”，自己鬓边额上早已白发皤然。这样就逗出了全诗的本旨：若不将富贵贫贱“委”之度外，见此贫寒惨象岂不忧伤惶惑，岂不又要为显达利禄而追逐奔竞，自己的“自然”质性岂不因此又要遭“矫厉”，自己的“素抱”岂不要易为鄙怀，自己的“真想”岂不要变为俗念？可见，他“委穷达”或守“固穷”为的是不坏其“素抱”，不改其“拙生”，不失其真性。

        所谓“固穷”也就是固守其穷，在贫贱穷困之中不移其志，不坠其节，不动其心，不失其正。所谓“委穷达”是指不论处境是穷困还是显达，是贫贱还是富贵，都不改自己的操守，固守自己的本性。“委穷达”常被人误解为“安时委顺”，但“安时委顺”包含混世或游世的负面意义，而“委穷达”对陶渊明而言具有积极和肯定的价值：正是“委穷达”使他得以完成独立不迁的人格，得以实现对世俗的否定和超越，得以保持他自己生命的真性，因而，“委穷达”由顺世转为超世，“固穷”也由一种道德伦理的范畴转为一种存在方式和人生境界。如果说“固穷”侧重于对气节操守的执着，那么“委穷达”则偏重于对现实处境的超然。

        有的学者把陶渊明的“委穷达”视为他不得不接受的解脱之道：“一生社会地位低下和历经生活困苦的陶渊明，的确无法同提倡‘养生’的嵇康和极言成仙的葛洪相比，这两者对他来说都不是现实可行的解脱之道。那么剩下来的还有什么呢？说起来很简单，那就是陶渊明所说的‘若不委穷达，素抱深可惜’（《饮酒二十首》）。‘委穷达’就是解脱之道，此外再无其他。”这段文字对陶渊明“委穷达”性质与原因的解释是不能令人接受的。首先，陶渊明“社会地位低下和历经生活困苦”并不是他“委穷达”的原因，毋宁是他决意“委穷达”的结果。他作为本朝元勋之后在政坛上仍有比较深的社会关系，能几次出入桓玄、刘裕这些左右政局的要人幕府就是证明。正是由于他的地位有可上可下的选择余地，他才长期有是富还是贫的矛盾斗争，诗人是经过长久“贫富常交战”以后才选择了贫穷的（《咏贫士七首》之五）。假如陶渊明不惜扭曲自己的本性去拍马投机，他不愁没有挤进上流社会的机会，甚至只要赖在彭泽令的位子上时间稍长一些，为人学“巧”一些，做官变贪一些，他毫无疑问也腰缠万贯，不至于在生活上忍受“困苦”，“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在封建社会不是什么新闻。其次，即使他无力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低下和历经生活困苦”的现实，“地位低下”和“生活困苦”也并不必然导致他将采取“委穷达”的人生态度，贫贱的处境并不必然使人安于贫贱或甘于贫贱，相反，身处贫贱甚至更容易使人害怕贫贱和厌恶贫贱，“民贫则偷，官贫则贪”的情形古已有之，为了改变自己低下的社会地位而卖身求荣的情形至今还未绝迹。“若不委穷达，素抱深可惜”这个假设条件复句已经将他“委穷达”的原因与目的说得明明白白，他不同于困在泥涂草野的陇亩民除了安贫守贱以外“再无其他”出路，他的“固穷”和“委穷达”是处膏辞润的结果。最后，“委穷达”从本质上讲不是他个人的什么“解脱之道”，诗人在不少诗歌中抒写过自己“委穷达”和守“固穷”的本质目的：

        这两首诗显然是夫子自道，因今世无知音才引古人为同调。由此可知诗人的“真品骨”，他之所以“爱穷居”而鄙富贵，之所以在穷到不得不“采莒”充饥时仍不惧饥寒，之所以明知自己“人事固以拙”仍不愿投机学巧，完全不是为了解脱个人生活和精神上的困境，是为了“养真”“守拙”他才“绝交游”“委穷达”和守“固穷”的。

        相对于陶渊明那阔大的胸怀与高尚的旨趣而言，将他的归隐园田说成是对晋朝尽忠是一种歪曲，将他的“委穷达”、守“固穷”说成是为了个人的“解脱”是一种误解，将他的躬耕陇亩说成是明哲保身那简直是一种污辱。他在深知“一朝辞吏归，清贫略难俦”（《咏贫士七首》之七）的情况下，仍然“好爵吾不萦，厚馈吾不酬”（同上之四），顶着“众议”的压力毅然辞官归隐，饱受“寒馁”之苦照样下田躬耕，他所求的不就是在“淳风日尽”的时代谨守自己的“拙生”，在“大伪”弥天的人世守护人的真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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