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往直前。所向披靡。
现在，何婷正准备打第八个电话。
所有的渠道都已打通，只欠孔祥副部长一个批示，二女儿就可以留在北京工作了。
何婷看着办公桌上的电话机，胸有成竹地一笑。这一局也是胜利在握。
可惜现在军队里不委任女人做将领，不然，何婷照样可以当一个不亚于任何男人的常胜将军。
其实女人在征服什么、占有什么、得到什么的欲望上，比男人有韧性得多。
在别人看来，何婷的一生够顺利了。一九四五年参加革命的一个满洲国的“电台之花”，很快地入了党。她是一个有头脑的、进攻型的女人，断然不肯留在文工团里，早就看准了“政治”这碗饭。于是她沿着政工部门的阶梯：文书、干事、办事员、科员、科长……直至六二年孔祥把她提为处长。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她现在应该是局长。每每在电视上的国际新闻里，看到马科斯夫人或撒切尔夫人周旋于外交场合的时候，她的嘴角上总是撇着冷笑。如果不是机缘不对，谁能断定她不能成为马科斯夫人或撒切尔夫人那样显赫一时的人物呢？于是她便悻悻然地从电视机前走开，自怨自艾地坐在自己的房间里生闷气。从不气馁的她，这时便会感到黄金时代已经杳然而去，她这一生亏得厉害。什么都让她想发脾气：挂历上那个电影明星笑得太媚——她也同一般女人一样，特别容易发现别的女人的缺点；老太太的红烧肉烧得不烂；或是大女婿的吉他，拨楞拨楞地响得她心烦；因为中风十几年不上班，也不能升官儿的老头子，口齿都不清了，还呜噜呜噜地要求她上这儿、上那儿，给他买这种或那种吃食，到了这种份儿上，七情六欲哪样都不见减退。别看他走路磕磕绊绊净摔跤，只要她照顾得稍不周到，就会到部里去告她虐待他。
凭什么她得摊上这么一个丈夫？一吃东西，那些嚼碎了的食物便顺着嘴角往下流，让她看了恶心、想吐。随时往裤子上拉屎拉尿，一走近他，就有一股臭烘烘的味道。但她还是希望他活着，拉屎拉尿也好，流哈喇子也好，只要他还在喘气，每月一百几十块的工资就一个也不能少。
虐待？换个别人试试，谁能守这十几年的活寡？谁能这样一把屎一把尿地伺候他？他偏瘫的时候，何婷不过才四十多一点，因为生得白嫩，看上去还只有三十六七的样子。如今虽已到了五十多岁的年龄，竟还有一个甜得让人发腻，比十七八的姑娘还嫩的嗓子。她图的什么？荣华富贵？恩爱夫妻？同舟共济？到了如今，事事竟还要她亲自出头露面疏通关系。像她这种资格、这种条件的女人，谁不靠在自己老头子的身上享清福？中学时的同学夏竹筠不就是当着这样的官太太吗？
要是老头子不病呢？也该是个副部长了。谁能料得到今天？当初何婷嫁给他的时候，三十刚出头的处级干部，一米八○的魁梧汉子，英俊、漂亮。要地位有地位，要貌有貌，要才有才。唉，嫁男人真有点像押宝。
可是，只要她一走出家门儿，她就会像一头觅食的母狮子，抖擞起全部的精气神儿。
这会儿她便如一头母狮那样，伏身地上，慢慢地朝她的捕攫目标爬去，准备纵身一扑……
却偏偏有人敲门。何婷不耐烦地招呼：“进来。”
房门小心翼翼地打开了，又是那个申请二米五立车的、某个水电站设备科的技术员。进门之后，就站在门口，不敢再往前多走一步，天生一个让人坑蒙拐骗的角色，这种人跑设备，真不是材料。
上次他来的时候，何婷好像无意之中问了一句：“你们那山沟沟里出木耳吧？”何婷最近对木耳极为关心，听说它具有减缓血小板凝结趋势的作用，因而可以减缓动脉血管的粥样硬化，抑制心脏病的发作，还可以延年益寿。
“木耳？”听他那口气，好像一辈子也没听见过这个词儿，更不要说见过木耳了。
真是没见过的死脑筋，六十年代以前毕业的大学生多半都是这种派头。现在是什么时候了，经过一个“文化大革命”，连这点做人的经验都没学会。像上次，给冯局长老家那个小电站解决配套的机电设备，人家县里就知道拉些土特产来。又不是不给钱。这个人要不又是冯局长介绍来的，何婷早给他回了，拿到哪儿去也是堂而皇之的理由，早在多年前建成投产的项目，谁还包你一辈子。
那人说：“何处长，申请二米五立车应该附上的加工工件最大尺寸、加工量和加工件图纸您看了之后，还有什么需要我们补充的情况吗？”
糟！忘了，忘了，她早忘了。而且那几个表格扔到哪儿去了，她也记不起来了，应该及时交给处里的人去办就好了。这一段时间，她全副精力都投入二女儿留京工作的事情上去了。
唉，真是老了，记性也不好了。要在过去，一天要办哪些事情，就是不用备忘录，她也一条条地记得清清楚楚。
怎么办呢？她沉吟了一会儿说：“你是不是再补两份，我们还要和物资部门、部机床局等单位进行交涉，一份是很不方便的。至于还需要补充什么情况嘛——看看那些单位还有什么要求，我们这里倒没什么意见了。”
那人连连点头：“那好，那好，明天我再送两份来。”一点也想不到这里头有什么蹊跷。
“你请坐。”何婷推过去一把弹簧软椅。
“哦，不，不，谢谢，我这就回去准备资料。”
“还有什么事你尽管说。”毕竟何婷觉得心里有些歉然。
“没什么啦，能解决二米五的立车已经够照顾我们啦。”那人点头躬腰，感谢不尽。
何婷送他到走廊。
“您请留步，请留步。”他一面点头，一面退着走远了。
在走廊里何婷迎头碰上了贺家彬，她想起分配给处里的那张电视机购买证，罗海涛多次表示想要，他是她那个核心的中坚。这个人情还不该送？！别人不会说什么，贺家彬也许会说怪话，先摸摸他的态度，其他人那里好说。
“哎，老贺，处里分到一张日本‘三洋’牌电视机的购货票，你买不买？”态度极其亲密，好像他们之间从来没有过什么口角，好像他们打认识那天起，就是步调一致，利益一致，观点一致的老战友。
“我才不花那个冤钱买电视机呢，就冲那些电视节目。哼！”
正中下怀。何婷知道他不会要。真蠢，不要也不说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那就给老罗，你看怎么样？”好像贺家彬是支部里的副书记，何婷没有一件事不尊重他的意见。
“凭什么？因为他是党员，是支委，就该先给他是不是？人家辛工程师都快退休了，再不给他，退休之后让他上哪儿分票去？”
真不识抬举，不论她干什么事，贺家彬都要唱反调。
“这不是和你商量嘛。”
给辛工？他对她有什么用？一个就要退休的老书呆子。不行，她还得想个什么借口，把这票证给罗海涛。
何婷的脸上依旧堆着亲密无间的笑，心里却想：下午党委会就要讨论你的入党问题，等着瞧吧。
何婷安下心来，再去打她的话。
“喂，谁呀？”
“曹秘书，我是何婷啊。”何婷笑着，笑声里透着无比的谦和。她和每个部长的秘书都很熟。秘书，可真是个关键性的人物，别看他们的官衔都比她低，顶多不过是个副处级，可和他们接触的时候，何婷反倒显得低声下气。要想在部里站住脚，或是通个天，往哪个部长的耳朵里吹点什么，或是探听点消息，这是关键的一环。花多少功夫，赔多少心力，都是上算的。
“啊，是何处长呀，有什么事吗？”曹秘书热情得很，没打一点官腔。
“我想跟孔副部长通个电话，也不知他这会儿忙不忙？你看现在请他接电话合适不合适，啊？”好像接不接电话的决定权在曹秘书那里，其实她很有把握，孔祥一定会接她的电话。
“你等等，我给你看看去。”
“那太感谢你了。”
“自己人，客气什么。”
何婷听见那边放下了听筒。接着她听见电话拨到另一个机子上去的声音。
“哪一位呀？”孔祥拖着长长的四川腔问道。
“哎呀，老首长，您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啦，您早把我们这些兵给忘喽，您可真是官僚，我是何婷呀。”
这样的埋怨，谁听了也会觉得心里痒酥酥的，只会呵呵地乐。
“啊哈哈——小何呀，这张嘴还是那么厉害嘛，你好久也不来看我了嘛。”
“还小何哪，白头发一脑袋了。哪次去部里没去看您，”何婷说的是实话，这尊佛，能不拜到吗。“您是个大忙人，要么在开党组会，要么就外出了。我呀，主要是找您检讨去，您不知道，那个写报告文学的贺家彬，就在我这个处。给部里捅了那么大的娄子，都怪我平时思想政治工作没有抓好，情况掌握得也不及时，文章发表我才知道。孔部长，您就狠狠地批评我吧。”
嗬，那个痛心疾首。
“小何，不要有顾虑哟，这件事和你无关嘛，有人借着这件事给自己树碑立传嘛，这个背景你哪里晓得嘛，对贺家彬这种人以后注意加强教育就是喽。”
“啊呀呀，还有这样的事情，一篇文章，有这么大的背景。”好像她真不知道，其实心里比谁都清楚。
“还是不能忘记毛主席的话哟，不能忘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现在有些人就是反对四个坚持嘛，打着三中全会的旗号，实际上搞的是资产阶级那一套，冲击党的领导、冲击党的路线嘛，对这些人，就是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一提起“专政”这个字眼儿，孔祥顿时觉得像是喝了一碗参汤，嗓门儿也洪亮起来，说话也流畅起来，气儿也粗了，腰也硬了。像一辆安了十个炮眼的新式坦克，嘎嘎嘎嘎，突突突突，管它前面有没有目标，先他妈的放上一通。那声音让他心里痛快，痛快得嗓子眼儿直痒痒，痒痒得直想让他大声喝彩。
他老觉得，凭他的条件，他该当个公安部长那才过瘾。
纵的，往上数，别说是查三代，就是查六代，他家也是祖传的老贫农。往下数，儿子、女儿全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横的，七大姑、八大姨，九大叔、五大舅全是老区里出来的。再说政治立场，哪次运动他不是左派？除了“文化大革命”中当了个走资派，不过那个不算，十一大上已经否定了。
一九五二年“打老虎”，经他的手就处决了几个不法资本家和贪污犯嘛，别看汪方亮、郑子云比他级别高，那时候他们都被关了几个月呢。
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上头让他打十个右派，他能打上二十个，现在全他妈的一风吹啦，不算数啦。多会儿看见了那些摘了帽的右派，他多会儿心里不是滋味。那些人本该是对他点头哈腰的奴才，这会儿却跟他平起平坐了，他觉得他像是吃了败仗，这叫人以后还怎么工作。唵？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他恨不得把机关里的干部编成连队，搞成军队建制，那一套他熟得很。别看部党组那些成员，开起办公会，说起生产、业务，哇啦、哇啦地没完，他简直就插不上一句话，干这个他是行家。
一九七六年反击右倾翻案风，部里开了几十次批判会。后来地震，礼堂里开不成了，是他给田守诚出了个主意，把会场搬到部大院门口开去。他特意让办公厅行政处新买了标语布，太阳一照，耀眼的红，几个大白字“誓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显得格外醒目。沿着会场拉上了有线喇叭，那稀落的口号声也显得红火多了，路上的行人不知他们在闹腾什么，来来往往围观的不少。那几次批判会开得好不热闹，每次批判会，都由他亲自作总结发言，一口一个“老右派”“老卖国贼”。“我早就知道不是个好东西”这句话一时成了部里广为流传的名言，因为大家恰好拿了这句话来回敬他。报社还来了个特派记者，他跟人家神吹一通：由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生产上取得了伟大成果，比一九七五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十云云。是不是百分之十，他心里也没谱，不过按照过去的经验，凡事往好里说准出不了娄子，没人真会去查。
就是到了现在，孔祥心里也不服气：反击右倾翻案风哪一点错了？看吧，现在的政策，一桩桩，一件件，哪一条不偏右？晚上下班之后，他常去老战友家里转悠。围着一瓶子酒，几碟子小菜，一边儿吭吭地往桌子上蹾着酒杯，震得酒瓶子直晃荡，一边儿发着心里的牢骚：姓邓的，认准了，跑不了你。你就是右倾翻案风的风源，咱们走着瞧。
可是到了白天，一进办公室，他又泄了劲。老邓什么时候才能出点娄子？他到越干越自信了。这两年老百姓的日子好像过得风平浪静，不开批判会了，不游行了，不喊口号，不抓反革命了，那让他干什么？孔祥感到了闲散的难受。
去年好容易让他逮住一个茬儿，研究所里的一个技术员政治学习的时候说了一句：“党内民主生活，我觉得还不够健全，有的人上台也没经过选举，只凭一个人的一句话，这和封建社会的皇帝传位有什么两样？”
孔祥立即让政工部门把这个情况编入政工简报，火速上报，就差没在信封后面插上三根鸡毛。简报中还指出，这种言论是新形势下阶级斗争的新动向，那种认为阶级斗争不再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不再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角落的观点，是一种极右思潮的反映。云云。
他还几次三番地给公安局打电话，要求公安局把那个技术员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逮捕起来，那些天他可着实地忙了一阵。闹得政治部跟着他团团转，闹得公安局左右为难，到了最后人家一听是重工业部的电话都没人愿意接了，谁都怕和他沾包儿。电话里，又是帽子、又是威胁、上纲上线，听那意思，要是不按他的意志把那个技术员抓起来，他真敢告发公安局包庇现行反革命。
公安局的一位小伙子说：“我算服了这位部长了，比公安局还公安局，没准儿将来咱们这个公安局全得让他专了政。”
孔祥那一套话里卖的什么药何婷全清楚，她的嘴角撇得像个瓢。
反正不是传真电话，只能听，不能看。何婷没有工夫听他过这个瘾，也说不定一会儿就有什么要紧事把他扯走，那她这个电话就算白打了。
“孔部长，我个人还有一件事要请您照顾一下呀。”
照理这事不便在电话里说，去办公室找他也不合适，让秘书听了去，谁能担保他是拆台还是补台，有时一件事的成败全在一句话。别看这个老头，懵懵懂懂，糊糊涂涂，离了秘书话都说不清楚，“乌纱帽”的观念可是一清二楚。只要有一句话让他听起来不那么清楚，不那么顺当，琢磨三天也没琢磨透，他这里就得风吹草动，一推六二五。
何况这种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后门可以走，但万万不可招摇，否则这叫什么后门。
何婷也不便到孔祥家里去。一九六二年那时候她还在干部司工作，正在孔副部长的麾下，常去探望一下也是人之常情。但她提处长的前前后后，去得勤了一些，最后一次几乎是让孔祥的夫人撵出来的，当时那个尴尬劲儿，直到今天仍是记忆犹新。
何婷和孔祥确实没有那一手，但何婷相信这一条：女人在男人那里，比男人在男人那里好办事。在不丧失原则的情况下，利用一下这个有利的因素又有什么不可。
她接着说：“我那个小女儿，就是妞妞嘛，小时候还叫您干爹呢，大学快毕业了。咱们部里的研究所正好有个名额，现在研究所的人事部门已经同意要了，他们打了一个报告送到部里，只要您批个同意这事就算妥了。”
“研究所？好像有这么回事——”孔祥在回忆着。
“您已经看见呈文了？”何婷没想到这么快。
“不，不是。有人向我提过，说前不久研究所有个处长和他的老伴先后去世了，留下三个孩子。老二、老三还小，需要照顾，老大是即将毕业的一个大学生，希望把他安排在研究所……”
是这样！
不管怎么说，孔祥不应该把这个情况当面捅给她，让她怎么往下说？又怎么表态才合适呢？
孔祥是不是有意拿捏她呢？
何婷那白白净净的脸上，一霎间飞起了一块块不均匀的红斑，像是得了荨麻疹，她真恨不得把手里的电话筒“叭”的一声砸下去才好。
然而她不能那么干。她只是用力地拉扯着拧成了麻花一样的电话软线，“哗啦”一下碰翻了茶杯，茶水浸湿了摊在桌子上的公文、保密手册和玻璃板下的那块绒垫，她一个巴掌把那些公文、保密手册全都胡噜到地上。
心里骂道：装什么假正经。
当初孔祥的女婿，那个只学了一门阶级斗争课的大学生，还不是靠着她的力量才安排到她这个单位来的吗。这些人都是过河拆桥、不讲良心。
一九七四年机关编制正逐渐恢复到“文化大革命”前的水平，有多少人趁这个机会把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塞了进来，而干校里却有好些等分配、懂业务的同志盼着回来。那些人，哪个人的家里没有大大小小的困难需要照顾？到头来还不是被那些什么都不懂，可是有门子的人挤到外地去了？这年头，谁老实谁吃亏。
然而愤怒并未使她忘记对眼前这个局面进行冷静的计算和剖析。
虽然在入党申请书上，她填写的是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终生，然而在身体力行上，她信奉的却是自己的私利。退坡是不予考虑的方案。没有那么容易。
那三个孩子将会活上几十年，有足够的时间去为自己奋争，而她的时间已经不多，不论她或她所能利用的关系，随时都可能失去，到那时还能不能有人为她办什么事呢？她不敢保证。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日益为物质形式所代替，真是世风日衰，每况愈下。
事在人为！孔祥这段话，算得了什么打击？她怎么能在一句话前头败下阵来。
别管他话里究竟包含的是什么意思，她现在只有装傻，相机还得巧妙地提醒他：别忘了自己是怎么回事儿。
“是啊，那三个孩子也真是应该照顾。现在安排个人，不像前两年那么困难。很多新的研究单位成立起来了，只要有真本事，还是有地方安排的。唉，要不是家里实有困难，我真张不开这个嘴，工作这么多年，我还从来没为自己的事情张罗过。越是自己的事，越不好办，不像给别人办事豁得出去，什么顾虑也没有。我的情况您也知道，家里那个病号，光带他上医院，背他上下楼就够难为人了，还不要说其他方面的困难。我又是个处长，现在正是大干‘四化’的时候，哪一点做得比群众差都不好交代。背着这么个大包袱真影响我的工作，没个帮手怎么行呢？反正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又没学会走后门，只有依靠老领导了，不用我多说，您也了解我的困难。这样吧，您要不好办，也别为难，以后再有什么机会，想着您那干女儿就行了。”
那边的口气立刻变了，准是想起了没有还上的那份人情。“妞妞啊，把她这干爹也忘了，让她来耍嘛。”
行！
有门了。何婷的情绪渐渐地安定下来。
放下电话之后，她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弯腰拾起刚才盛怒之下胡噜到地上的文件、笔记本，拿块抹布，揩干桌面和玻璃板。玻璃板下，几个孩子站在八达岭上对她开怀大笑，一个个高大，健壮，漂亮，像他们爸爸年轻的时候一样。什么时候，他们的羽毛才能丰满起来，不让她这个老娘劳心了呢？
排队买饭的时候，何婷正好排在石全清的后面，她挺神秘地对他说：“吃过午饭，到我的办公室来。”
什么事呢？
石全清心里翻腾起来，一餐午饭也没吃好，四两米饭匆匆地、勉强地扒拉到肚子里去。
是不是贺家彬在哪儿又逮了个茬儿，告了他一状？或是他在申请福利补助时，把已经工作的儿子算在了供养人口之内，群众有意见把给他的补助拉了下来？或是那日他在老钱家里吃醉了酒，大骂何婷提工资的时候心里只有罗海涛，而没给他长一级，老钱把话传给了她？
石全清不知等待他的是吉是凶。何婷这个人，待人处事反复无常，很难揣度。贺家彬的话倒挺中肯：“更年期的心理变态。”
好不容易挨到何婷大概吃完饭的时候，石全清走去敲门了。
一开门，就看见何婷拿着一杆秤在称白木耳。石全清好伤心啊，就像一条忠心巴巴的狗，无缘无故让主人踹了一脚那么伤心。那白木耳是石全清托一个电站采购员给何婷买的，早上人家刚送来。
何婷头也不抬，两只眼睛盯着秤杆，把个秤砣前挪挪、后移移，打得老高老高的。说：“哼，刨去包木耳的报纸，每斤差不多少一两，一共差了二两。”
石全清真想说：“你秤砣不打那么高，没准儿就够了。”
少二两！少四两也合算。一斤白木耳才八元五角钱，上哪儿买去。说是内部价格，说不定那个电站知道是何婷买的，往里搭了钱吧。
难道她就是为了差这二两木耳，才把他找来吗？这女人，什么邪事都想得出来，没准儿她以为差的这二两木耳，是他匿下来了。真不该经手给她办这种事。
何婷从提包里拿出一个大塑料口袋，石全清赶紧走过去帮她把塑料口袋撑开，耐心地等着她把那两斤白木耳装进去。
她拍拍手，掸了掸掉在身上的碎渣和尘土，这才走过去把门缝关严，然后小声地对他说：“你知道老罗昨天上哪儿出差去了吗？”
“不知道。”
“青岛，为了你的外调。”
提起青岛，石全清顿时觉得魂飞魄散。
他父亲那一辈弟兄们，解放前在北平合伙开过布店，以他们家的股份最大。解放前夕他父亲把他们家的股份抽走了，以石全清的名义在青岛开了个纱厂。
不用说，谁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资本家赖是赖不掉的，实行赎买政策的时候，他还吃过定息。
参加工作以后，他从未向组织上交代过这个问题，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他提出入党申请的时候才被组织发现，他的组织问题十几年没有得到解决，卡就卡在这个问题上。
何婷曾多次在支部大会上为他开脱：“我们不要唯成分论嘛。”
郭宏才丝毫不肯妥协，那个工农干部真是狭隘到家了。“这根本不是什么唯成分论，而是隐瞒自己的历史，对组织不忠诚老实，这是个原则问题。我认为他条件不够，不能马上发展。”
支部大多数同志都是这个意见，最后的决议是：“条件尚未成熟，不能马上发展。”
等到郭宏才出差的时候，何婷竟背着支部把那条决议改为“基本符合条件”。郭宏才出差回来后知道了这个情况，就去质问何婷：“改成‘基本符合条件’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决议？上次支部会后我就出差了，是不是支部又重新讨论过？”
这个，何婷不能瞎扯。“没有。”
“没有，为什么这样改？”郭宏才立刻跑到党委大闹天宫，何婷栽了个大跟头。
这次罗海涛又是为了这个问题外调去了。派罗海涛，显然是何婷刻意的安排，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才能把石全清的资本家成分含混过去。
“青岛的问题你得好好想想，应当怎么办。怎么不去问问你姑父，到底怎么回事？”
“唉，姑父有病，迷迷糊糊了。”
“问你妈呀。”何婷真是做到耐心启发了。
“我娘记不得了。”
“嗨，你帮她回忆回忆嘛。”
何婷提出的“权威发言人”，既和石全清有最密切的血缘和社会关系，却又不是直接参与剥削的石家兄弟。真高哇！石全清那么机灵的人怎么就没想到这点呢，他是当局者迷吗？不，不是，他没有往那儿想的胆子。他几乎被何婷那瞒天过海的本事吓住了，竟敢如此胡作非为。仅从这点来说，石全清觉得他比何婷还够个党员。
光凭何婷这几句话，刚才为白木耳所受的侮辱和委屈，也算值了。石全清脸上堆满了讨好的笑，心里却说：“娘们儿，我知道你心里想的是什么，你可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给自己再添一条狗腿。我现在是卧薪尝胆，等我入了党，转了正，这些年低声下气受过的屈辱，全得找回来，你等着吧。”
这个马拉松的会，已经整整开了三个小时，老头们全累了、腻味了。一个个斜躺在沙发上，就跟躺在床上差不离，上厕所、接电话的次数也多了起来。
难怪郑子云在部里作报告的时候总是站着讲，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也不肯坐下。有人递条子让他坐下，他总是说：“咱们搞工业的应该有点朝气，我看见有些厂子里开会，简直是躺着开，这不好。谢谢大家，我还是站着讲好一些。”
何婷带着明显的倾向性，介绍了党小组会和支部大会讨论贺家彬入党的情况，她想利用党委会的决议，推翻支部通过的决议。
何婷惯于耍弄小权术、政治上不大正派的毛病，方文煊早有所闻，可是从没有像今天这样面对面地领教过。尽管自始至终，她从未和冯效先交换只言片语，却可以感到他们之间的默契。
对面座位上，冯效先已经换过两次茶叶，提神的浓茶使他显得精神抖擞。
人人心里明白：冯效先在这儿等着哪。
他们又都装着不知内情的样子，陪着他在这儿没完没了地讨论贺家彬的入党条件。
冯效先最大的本事就是“泡”。开这个会，竟然换了两次茶叶，就是一种打持久战的架势。
他能白花一元二角钱买那本杂志？
脚上这双黑色马裤呢的千层底布鞋，一双才七元多钱。穿到现在还不褪色，新买的一样。鞋面依然墨黑、墨黑，鞋底儿依然漂白、漂白。那一摞纸就值一元二角钱？看完之后，当大便纸都不好使，又硬又滑，还不如报纸。
要不是儿子说得那么邪乎他才不买呢：“爹，这下你可全国出名了，有篇文章骂你‘急流勇退’，你还不赶快看看。”
到底是自己的儿子。
因为花了一元二角钱，他从杂志的第一个字，看到最后一个字。又是什么《爱的生活》，又是什么《恋》，说的全是那些堕落的女人、反共卖国的知识分子……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和党唱对台戏又是什么？贺家彬在局里、部里折腾得还嫌不够，竟然折腾到社会上去，和这些人纠缠到了一起。
宋克在部党组会上的发言，冯效先早已听说了，自己赤裸裸地跳出来，很不策略，这个账就是算，也不能算在明处。着什么急？机会总是有的，眼前不就是个时机吗？
何婷提出的异议对冯效先很有利，完全为他撇开了对那篇报告文学怀恨在心的嫌疑，别管人们心里怎么想，大面上谁也挑不了理去。而对方文煊却是一个火中取栗的难题。
刨去其他两条不算，算一条就行了：群众反映贺家彬作风不正派，多年来和万群关系不正常。
谈到前面的问题，老头们还能各抒己见，说到这里，全都低眉垂目装聋作哑起来。
现在，这出戏就看方文煊怎么唱了。
万群……
方文煊想起早上在机关门口看见她的时候，她连招呼都没向他打，只是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他知道她正在办理调动工作的手续。
方文煊翻来覆去地想着这件事。这能怪他吗？他出差的时候，冯效先擅自决定把她调到郊区的一个工厂，借口是专业归队。办得这么快，一定早就谋划好了，方文煊出差回来才知道。就算他在局里，如果主管政工、人事的冯效先作出这个决定，他又有什么勇气表示反对呢？方文煊不敢细想下去。除非万群自己提出异议，而万群又是万万不肯求人的。唉，他真是害了她。
现在何婷提出的这个问题，分明是冯效先对他的再一次进攻。
这真是欺人太甚了。这个问题，还想拿捏他多少年？他究竟犯了什么法？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他是和万群睡觉了，还是接吻了？
他简直想拍案而起，把他多年来憋在心里的矛盾、痛苦、犹豫、自私、歉疚……一古脑地倒出来，放在光天化日之下，让大家看个明白。让人们知道，他应该受到谴责的地方不在这里，而在于他并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没有勇气和旧世界彻底地决裂。而他们其实和他一样，应该受到同样的谴责。
方文煊脸色苍白，浑身颤栗。他强迫自己镇定。他不是贺家彬而是方文煊，感情用事是政治上脆弱的表现。
他下了决心，非干到底不可，一定要把这个问题弄清楚。这样一想，他倒平静下来了。也许这是他能为万群做的最后一件事，为她说清这不白之冤。
为什么是最后？难道他们永远不再见面了吗？应该不再见面了。假如他没有权力给，也就没有权力拿。
“群众反映？哪些群众？讨论接受新党员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每一条意见都要有根有据才能服人。何婷同志，你是不是可以谈得具体一点？”
何婷没有想到，方文煊竟没有设法回避这个问题，这有点反常，不像他平时的行为。她心里有些忐忑起来。“听郭宏才说过。”
“还有别人吗？”
“还有石全清同志。”
方文煊立刻走到电话机旁，拨了电话。“电力处吗？请郭宏才同志和石全清同志到党委会议室来一下。”
躺在沙发上的老头们好像来了精神，一个个全都欠起了身子。
气氛显得有些紧张。墙上那个电表的大红秒针，嗖、嗖、嗖、嗖转得飞快，仿佛在驱赶着不愿意往前走的时间。有谁喝了一口水，茶杯盖磕在茶杯上，竟像响了个雷那么惊人。
郭宏才一进门，脸上立刻浮起只有轻易不露声色的庄稼人才有的狡黠微笑。
石全清看到这种场面，立刻低下了头，慌乱的眼睛不知往哪里看才好，像个被提审的犯人。
方文煊还想给何婷留点面子。女同志嘛，等着她自己证实。
何婷愣是稳住劲儿，不吱声。
方文煊只有发问：“郭宏才、石全清同志，何婷同志说，你们反映贺家彬同志生活作风不正派，和万群同志的关系不正常，现在请你们把具体情况谈一谈。”
郭宏才说：“没有，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我只说过，贺家彬同志不错，能够经常帮助万群同志，这样雪里送炭的同志现在不多。”
现在不多……现在不多……这几个字像回声似的，在方文煊的耳边缭绕，使他感到心头一阵酸楚。
方文煊没有回头去看冯效先和何婷。
每张沙发上都发出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
他把眼睛转向石全清。
石全清用尽全力，想把自己的一双眼睛固定在方文煊的脸上，然而不行，他只好越过方文煊的头顶，看他身后墙壁上一块淡褐色的渍痕，或墙角那个放茶具的柜橱，或那只红色的电话机。“有一次，我看见贺家彬同志很晚才从万群家里出来。”
“几点？”
“呃——十点多。”
“你确实看见他从万群同志家里出来？”
“是从他们那栋楼里。”
“那你怎么断定他是去万群家，而不是去别的同志家呢？那栋楼里，住着我们局里的好几位同志。我知道的，我去过。”方文煊这时转过脸来，磊落地看着冯效先。“冯效先同志，你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吗？可以再落实一下。”
“看看何婷同志还有什么意见？”
冯效先才不接这个球呢，谁抛出来的再抛给谁，他干吗给别人捡球去。可是，这个石全清是个多么不中用的家伙啊。
从郭宏才和石全清一进门，何婷就有了准备。现在，她既不说自己错了，也不说他们对了，只说：“有些事情不便在这里纠缠了，回头我再找机会和郭宏才和石全清同志交换意见吧。”
确实有种人，当面被人戳穿谎言也不会脸红。然而这发生在一个女人身上，未免令人毛骨悚然。
方文煊环顾四座：“这个问题看来清楚了吧？”他从那些点头的节奏里，看出一种要不是兴高采烈，便是如释重负的情绪。然后对郭宏才和石全清说：“那好吧，麻烦你们了，谢谢你们的帮助。”
郭宏才有点不舍地离去，他巴不得方文煊再问点什么，好把何婷的一切假面拆穿。
石全清夹着两条腿，好像屁股上有一条尾巴，生怕人走了尾巴还留在门里，身子很快一闪，走出了党委会议室。
“现在可以表决了吧？”方文煊的脸上，终于有了一些血色。他从烟盒里慢慢地抽出一支烟，点上火，深深地吸了一口。
“再研究、研究吧。”冯效先那拖长的声音，表示着不满和不甘。
“不是研究过了吗。”有位花白头发实在不耐烦了。
“思想不是还没有统一嘛。”冯效先又开始“泡”了。
“那还有个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集体嘛。”谁也不想再陪着冯效先“泡”下去。
方文煊这时才动了感情：“我们都是过来人了。想想当初我们加入共产党的时候是个什么心情？这是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啊。难道因为一两个放不到桌面上的原因或一两个人的反对，就非得等到统一了思想、全数通过才算数？要是他永远也不打算统一怎么办？我们就拖下去，把一些好同志关在党外？有些事情，可能是长时期统一不了的。这不像是买脸盆，你想买花的，我想买白的，大家迁就一下问题就解决了……我提议，现在举手表决。”于是，方文煊庄严地举起自己的右手……
通过！
此时电话铃却响了起来，方文煊拿起听筒，他的脸立时变得惨白。“医院里来电话，万群同志车祸，恐怕已经无救了。”
冯效先一生也不会忘记，方文煊说这话时望着他的那两道目光，像两道铐住罪犯的枷锁。难道他是个杀人犯吗？为什么这样看着他。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嘛。
他毕竟不能再心安理得地躺在沙发上，他直起身子，而后又站了起来，憋住正要喷出的一口烟。刚刚琢磨出来的、那些准备套住方文煊的连环扣，顿时全从脑子里飞走了。哦，兴许他是错了，然而错在哪儿呢？好像把一个判十年徒刑的犯人，和一个判死刑的犯人押在一个房间，临到执刑的时候，却把那个不该枪毙的犯人枪毙了。唉，这该怎么说。
冯效先决不相信阴曹地府或因果报应之类的无稽之谈，但万群的影子就像贴在他的视网膜上，怎么也抹不下去。特别是那天，通知她调动工作时的样子：坐在他的对面，抱着两个胳膊肘，瘦得像个骷髅。脸上的皮紧紧地贴在骨头上，两只眼睛深深地凹下去，半阖着眼，似笑非笑地瞧着他，就像看一个走江湖的，玩杂耍的。那笑容挑起他更加对立的情绪。他记得他当时心里还这样想过：你笑，呆会儿有你哭的。
她没哭，只是不笑了。还是那么固执地看着他，眯着一只眼睛，像在看显微镜下的一个切片。好像他连走江湖的、玩杂耍的都不是了，而是能够引起疾病的一种病原体。
能这样地对待党的领导吗？能不对她进行一定的教育和挽救吗？这样下去她会犯错误，到那个时候，可不像调动工作这么便宜了。
无论如何有一种想法他摆脱不了：假如没有调动工作这回事，出事的那个时间，她会坐在办公室里，而不是骑着车子窜来窜去买搬家、捆行李的绳子，或是给孩子办转学手续……冯效先觉得心里发闷，好像谁往他的心脏上捶了两拳。
方文煊坐在汽车里，不明白自己是去哪里，又是去干什么。车子开得飞快，赶着去干什么似的，难道有谁在这快速的后头等着他？早已没有人等他、需要他，他也不再盼着什么。
曾经有过，那等待。在干校那低矮、潮湿的小屋里。“这地方适合种植蘑菇。”——这是谁说的？想起来了，是贺家彬。难道他和她的感情只能像蘑菇一样，长在那阴暗的、潮湿的、不见阳光的地方？
他觉得汽车窗外掠过的那些楼房，行人，汽车，都在向他这辆汽车倒过来，或是往他这辆汽车的轱辘底下钻。方文煊拍拍司机的肩：“小严，慢点。”
司机放慢了车速。心里想，出了车祸老头害怕了。
想起来让人心里发疼的人已经远去。几小时以前方文煊还在想，他们不应该再见了。对，这不是再见，而是告别，最后赶去看她一眼。迈进另一个世界的那一瞬间，她在想什么？恨他，还是原谅了他？总以为从生到死是一个长极了的过程，他不是走了几十年了吗。其实生和死的距离竟是那样的贴近，一秒钟不到便已成为隔世，叫也叫不应，听也听不见了。但他为什么不在她活着的时候来？
“……我们已经将司机拘留起来了。”那穿民警制服的人，在医院的门厅里对他说。他还说了些什么？说了出事的地点和经过。这一切都已无用，她已经没有了。上哪儿找去？也许那日光灯管，那天花板，那墙壁知道。然而它们沉默地严守着秘密，带着一种惩罚的决心，不肯让他知道。山、川、日、月，风、雨、雷、电，多少年之后，还会造就那么一个小女人吗？等到他们相遇，他还会认识她吗？只要她还唱那“哈瓦那的鸽子”；穿那条绿色的花裙；歪着头，睁着一双那么愿意相信人的眼睛，问着：“是吗？”
医生向他讲述抢救的经过——实际上送到医院之前就已经死亡——那么，谁来抢救他呢？难道那医生听不见，他的心正在撕成碎片并且发出哀痛欲绝的呼号吗？没有一个人安慰他，谁也不会知道，他失去了多么珍贵的一切。这事情真显得有些滑稽。到了这个份上，他都不能显得丧失神志，或是放声恸哭。这样的滑稽戏他不是第一个演出，也不是最后一个。要是他现在突然得了心肌梗塞才好呢，那他就不必站着，不必点头，不必说话……天，有那么一大群人围着他。他们在这里干什么？好像在听福尔摩斯的侦探小说。
脚步在地下室的楼梯上空空地响着。清晰、冷漠、无情。医生领着他走向太平间。“太平间”，为什么会是这么一个古怪的名字？对了，到了这里，倒真是永久地太平了。对于死者是这样，那留下的该怎么办？未必只有他一个人落到这个境地，别人一定也经历过，他们是怎么熬过去的？
医生懂事地在门口停住。
谢谢。
假如医生不进去更好。
但医生并不知道万群对他意味着什么。
真冷！她不是在这里冬眠吧？
一块块长形的白布。每一块神秘的白布下，都是一个结束了的故事。惊涛骇浪后的歇憩。
25832。她已经变成了一个号码。这便是她最后的收入。不算少。这号码会跟着她火化吗？不，那里，火葬场，还会给她一个号码。他宁愿变成那个尾数。
清洗得很潦草。这是真正的血肉模糊。扁了的脑壳上，头发一绺绺地被凝了的血浆粘在一起，东一撮、西一撮地矗在那里。这头发，果真在春风里飘动过吗？他看见过，像飞动着的鸟的翅膀。
被血染污了的脑浆，储存过痛苦多于欢乐的记忆。他真想找到，哪一部分储藏过关于他的。是淌到耳梢的那一些吗？为什么它不会说话？方文煊不能相信，这一堆黏糊糊的、正在变成腐质的东西，产生过她的思维和情感，主宰过她的灵魂和肉体。虽然到头来人人都是一样，然而这毕竟不同，这是她。
那张脸，像被不耐心的孩子捏过的橡皮泥，不等捏出什么形状，便丢在一边了。再找不到眉毛那规整的线条。曾经那么富于表情的嘴唇，竟没有表现最后的痛苦，却像孩子一样任性而赌气地噘着。
这里为什么连一张椅子也没有？方文煊觉得站立不住。
大约从来没有人坐在她的病床旁边，悄声细语地陪伴过她，她过着多么寂寞的日子啊。这窄小的白布单子，白布单子下仿佛缩小了的身体，血肉模糊的头颅，歪扭了的五官，无一不在替从不说出半个苦字的她，倾诉着命运对她的不公正。现在，她去了，却把无言的谴责留给了他。
哦，医生，为什么你不谴责、你不轻蔑，却这样毕恭毕敬耐心地等待着？唉，人们经常看到的，只是那套虚假的面具。再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医生，愿你记住这荒诞的故事。
方文煊真想在那肿胀起来的，带着血腥味的嘴唇上吻一下，最初的，也是最后的。但他没有那样做，他觉得，那嘴唇似乎愤怒地扭动了一下。不会吧？也许是他眼睛里饱含的泪水，把眼前的一切变得恍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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