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发的确烫得不错，很合夏竹筠的心意。波浪似的推向一个方向，很有一种雍容华贵的气派。她上了年纪，不能再像年轻的妇女那样弄得满头小卷。再说那也很俗气，她又不是那些小市民阶层的妇女，好不容易烫次头发，不弄得满头是死死的小花，顶好一年不用再烫，就像亏了本似的。

        她对着前后的镜子，从从容容地打量了额前、脑后、两侧的头发，满意地微笑着，向站在她身后、举着另一面镜子的刘玉英点点头。

        她想：这理发员的手艺不错，难怪人家向自己推荐。只是她的眼神为什么显得那么愁苦？年纪不大嘛，怎么这么一副消沉的样子。让人看了心里挺沉闷的。

        夏竹筠轻轻地舒了一口气，等着理发员去拿她存放的提包和大衣。

        银嵌的、深灰色的大衣很厚，但分量很轻，是用上好的毛料缝制的。提包的式样也很少见，扁扁的，很宽，面上有压制出来的花纹。那是郑子云去年到英国考察给她带回来的礼物。

        这是老规矩，不管老头子上哪儿出差，总得带些礼物给她。逢到这时，她的脸上就会浮起皇后接受藩邦进贡时的那种微笑。可是，要是她知道老头子在杭州给她买龙井茶叶的时候，带着怎样一种揶揄的口气，学得保定府的口音对人说：“送给我‘耐’（爱）人的。”她一定不会这么笑了。

        刘玉英站在一旁，看着夏竹筠慢慢地穿上大衣，轻轻地蒙上头巾——小心不要压坏了刚才做好的发式——又慢慢地打开包。这种缓慢，绝不是有意做出来的。这是那种有个有地位的丈夫，又长年地过着优裕的生活，受惯了人们的逢迎的女人才有的缓慢。她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哪怕是掉了一张化妆品的使用说明，也会让人把急着要办的事情扔在一边，耐着性儿，毕恭毕敬地守候在她的身边，随时听候着她的派遣。

        夏竹筠从提包里拿出一个精致的羊皮钱夹，浅黄的皮革上，烫着咖啡色的花纹，配着两个金黄色的金属按钮。

        皮夹里至少有五六张十元钱一张的钞票，那几乎是刘玉英一个月的工资，也许还要多。刘玉英只有发工资的那一天，身上才会带着这么多钱。平时，能拿出来的，不会超过一元。

        夏竹筠从钱夹里抽出一张钞票，食指和拇指用力地捻了一下，好像这么一捻，还能捻出来一张，然后递给了刘玉英。

        在柜台前交账的时候，小古觉得刘玉英的面容，因为愁苦显得更加疲倦了。她一面数着零钱，一面匆匆地看了看墙上的挂钟，对刘玉英说：“五点半，你该下班了。”

        刘玉英朝小古笑了笑，没有说话，心里想，下班又怎样呢？还不是一大堆烦心的事在等着她。

        钱很脏，揉得皱皱巴巴，特别是那些角票。夏竹筠嫌恶地用手指头尖儿轻轻地捏着，不过在装进钱夹之前，并没有忘记清点一下应当找回的数目，然后合上钱夹。钱夹上，那两个金属按钮，清脆地“咔嗒”一响。

        夏竹筠再次向镜子里瞥了一眼，然后向理发店门口走去。刘玉英在她身后，轻声地说了句：“再见！”夏竹筠赶紧回过头去补了一句：“再见！”想不到一个理发员，还挺懂得规矩，倒显得她好没教养。她心里有些不快。这理发员，服务态度是不是有些好得过了劲儿？

        走出理发店大门，夏竹筠朝手腕上的小金表看了一眼。嗯，四个多小时又打发过去了。夏竹筠并不在乎时间，她愁的是如何打发时间。洗衣服、收拾房间、做饭有阿姨管着。跟前剩下的这个女儿也大了，已经参加了工作。工作很理想，是个摄影记者。唯一操心的是，得给她找一个称心如意、门当户对的丈夫。

        心里高兴的时候，夏竹筠也上上班。不想上班的时候，就在家休息一段日子。她也不能老是躺着睡觉哇。织毛衣吧，几年也织不好一件。老头子笑着说：“等你这件毛衣织好了，我的胡子都该绿了。”

        管他，反正那是一种消遣。

        当然，她还可以看书、看报。郑子云给她订了许多杂志、报纸，每天几乎有一大半时间在看书，看杂志，看报纸。她和有些高干夫人可不一样，她上过大学，受过高等教育。但是，她并不能理解或是记住书上、杂志上、报纸上的文字。

        到了晚上，老头子在部里开会，女儿在外面有活动，会客室几张大沙发上就她一个人，守着一台二十英寸的彩色电视机。说她在看，又分明眯着眼睛，似睡非睡；说她没看，又明明对着电视机坐着。真到了床上她又睡不着了。于是，便会找点事情来想。她用不着吝惜晚上的睡眠，反正第二天早上愿意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不必急着起床。她常想的是二女儿的婚事：王副司令员的老二还没有对象，不过那孩子吊儿郎当，没什么正经的本事；又想起俞大使的儿子，可那孩子身体不好，别中途夭折害了自己的女儿；又想起田守诚的老三，长相不错，人也聪明，是个翻译，不知有没有对象了……

        郑子云坚决反对，说：“这叫什么？你想搞政治联姻？我看不惯这一套。假如一个部，或一个单位的党、政领导，都照你这种办法搭上亲家，还怎么工作呢？能分得清公事或私事吗？要是大家坐在一起开会，谁能说清那是研究工作，还是在走亲家。别忘了，咱们还是共产党员。搞什么名堂！”

        夏竹筠撇嘴。共产党员怎么啦，党章上也没写着干部子女不能通婚。现在和外国人还能通婚呢，中国人和中国人结婚倒成了问题。真是岂有此理。

        当然，在她这样的年龄，花这样多的时间去装扮自己，已不是为了讨什么人的欢喜，而是她这个身份的习惯使然。她那位忙着上班、忙着开会、忙着深入基层、忙着打电话的郑子云，从来没有时间欣赏她的衣着和发式。他的电话那么多，惹得她经常埋怨：“整天给你接电话。”他却说：“谁让你那么爱接呢。”不让她接电话，那可不行。那是显示女主人的权力以及监督丈夫的重要一环。

        一九五六年，她死命拉着郑子云去北京饭店参加了一次舞会，第二天，她问：“你觉得昨天晚上我穿的那件衣服合适吗？”

        郑子云认真地想了想，说：“不错，浅黄色很配你的皮肤。”

        听了他那经过认真思索的回答，夏竹筠目瞪口呆了好一阵。然后，她气得大叫：“天哪，我想你该不会突然患了色盲症吧？我昨天穿的是一件紫红色的绉绸旗袍啊。”

        他听了之后，却哈哈大笑：“那么，你再做一件浅黄色的就是。”

        等到她真做了一件浅黄色的绸衬衣穿给他看的时候，他早已忘记了自己说过浅黄色很配她肤色的这件事，却说：“浅黄色？你穿起来好像不怎么合适。”

        除此之外，他没有什么可挑剔的。年轻的时候，他人很漂亮，也很有风度，和他一起走在街上，许多女人羡慕得眼红。而且他很忠实，对任何女人都没有兴趣，就连她，也好像是他房间里一件可有可无的摆设。他们早就不住在一个房间里了。她曾暗自揣度，他是不是懊悔当初不该弄个老婆来麻烦自己？或许他们结婚的时候，他错把青年人的冲动当成了爱情？他是不是从来没有爱过她，以致他把自己没有实现的热情全部献给了工作？有时她埋怨他：总是工作，工作，工作，好像这个家不是他的。要不是她出面张罗，小女儿能到那么一个理想的单位去工作？摄影记者，这工作又体面又轻松，接近的是上层人物，见识的是大场面。当然，还得张罗一套好房子，老头子恢复工作的时候，部里的房子一时紧张——怪事，部里年年盖房子，偏偏想不到给部长级的干部盖一些——只好在这套房子里住下了，这哪里像个副部长的房子？五个房间，还是四层楼。瞧瞧别的副部长，有谁住这样的房子？又不是让部里专门给盖一套，换一套合适的，还是合情合理的吧？这事靠郑子云算是白靠，还得由她出面。

        顾客一走，好像把刘玉英撑着的那点劲儿也带走了，她觉得全身像散了架。昨天晚上，整整一夜没有合眼，早上连饭也没吃就出来了，中饭也没咽下去几口，一口气堵在嗓子眼里，使她难以下咽。想起来她就伤心，可是她不愿意坐下来歇着。她必须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不然眼泪立刻会流出来。她拿起扫帚，打扫散落在地上的头发。

        长这么大，不论爹，不论娘，别说碰自己一手指头，就连一声申斥也没有过。昨天，她却挨了一个嘴巴子。打她的，就是她恨不得连命都舍给他的丈夫。为什么？不过是因为小壮打碎了一个暖水瓶。吴国栋也不问问孩子是不是烫着了，伸手就是一巴掌，她只是说了一句：“不就是一个瓶胆嘛，一元来钱的事儿，干吗打孩子。”

        听听吴国栋说的是什么哟：“听你说这话，好像你是个部长太太！一元来钱，你有几个一元来钱？”

        一元来钱倒是有的，可要是到了月底，就是花一元来钱，也要颠过来、倒过去地盘算好几遍呢。谁要是没过过那种日子，谁就体会不到一元来钱是怎样牵动着一个家庭主妇的心。

        自从吴国栋得了肝炎，病休半年以后，每个月只拿百分之六十的工资，也就是五十几元，她自己，加上辅助工资顶多五十多元钱。四口人，每个月还要给吴国栋老家里的父母寄十五元钱。吴国栋有病，需要加强营养，再有，能让两个孩子眼巴巴地看着吗？吴国栋也咽不下去啊。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日子还能过得去。只不过刘玉英要使出浑身的劲儿才行。

        为了省几分钱，她从来不买切面或挂面，哪怕在理发店里站一天，脚背肿得多高，回到家里，也要自己擀。

        为了省几分钱，她从来没有买过新鲜的时菜，总是到地摊上去买一角钱一堆的“处理菜”。大姐从新疆来信说，那里的青菜很贵。这么一比，北京还是不错，什么都有处理的卖：菜啦，鱼啦，布啦，鞋啦……刘玉英很熟悉在哪几个商场可以买到这样的便宜货。

        为了省点洗衣粉，她充分地显示了她在计划方面的才能：先洗浅色的衣服，后洗深色的，然后再刷两个儿子的鞋，最后还用这不起沫的黑汤洗拖把。

        她把一个女人的全部天才和智慧都用来打发这令人操心的日子了。在家当姑娘的时候，她哪过过这种日子，受过这种罪。不过，那时候情况不同呀。她怀念一九五八年以前的日子，那时候，家家的日子过得多富裕呀。一九六五年以后，这日子一天天地就难起来了。

        难，可是她还怕爹妈知道。一是怕他们惦记，二是他们自己的日子也不宽裕。爹从厂子里退了休，弟弟也添了个小闺女。何必让他们揪心呢！每次回娘家看看，刘玉英总是尽力把大人孩子收拾得整齐一点，还带上一盒子点心，不过都是七角多一斤的蛋糕，六角多一斤的桃酥。但这一切苦心都逃不过慈母的一双眼睛。做娘的也是千方百计地找个借口，总要添补添补闺女。老大、老二过生日啦，逢年过节啦，还琢磨着怎么才能不让女婿看出来，免得伤了女婿的自尊心。

        这还不算，刘玉英放弃了女人天性里对于美的一切追求。前些日子，添了一件冬天的罩衣。本来，她很喜欢一块驼色的，上面有绿色和蓝色小麻点儿的棉的确良。一算，一件上衣得十来块钱。她下不了决心，在柜台前头转了几个来回，最后，还是买了块布的。想来想去，还不如用那些钱给吴国栋买些营养品，再说，两个儿子也该添棉鞋了……

        这一切劳苦，全像她一个人应该受的。没有一句体贴的、知情的话，却遭到这样的抢白，这样的奚落。这也罢了，凭什么还要拿孩子撒气呢？不是一次、两次了。孩子有什么罪！要是你没能耐撑住一个家，你就别结婚。既是有了家，你就得咬牙撑住它，那才叫个男人。要是你只会怨天怨地，打孩子骂老婆，拿他们撒气，你还叫男人吗，那叫窝囊废！她越想越冤，越想越气，就说了一句更让吴国栋火上浇油的话：“谁让你不是部长。”

        “你当初怎么不找个部长嫁去。”

        谁也不饶谁，谁都觉得自己有一肚子的委屈，一肚子的苦水，谁都觉得对方不怜惜自己。于是，你一刀、我一枪，话赶着话，越吵越厉害。自然，小壮又成了借题发挥的对象，吴国栋往死里打，刘玉英就坚决不让。本来是在孩子身上做文章，打着打着，吴国栋往刘玉英脸上来了一巴掌。他自己也被自己的行为吓蒙了。他这是怎么啦。

        刘玉英突然不吵了，也不哭了，只是定定地瞅着他，像傻了一样。

        这几年，他们经常吵架，却从来没发生过动手的事情。这究竟是怎么搞的，又应该怪谁啊？

        这一巴掌倒好像把吴国栋自己打清醒了，他这才感到，刘玉英是家里的功臣，要是没有她，这个家怎么撑得下去呢？他问过她凭着那点收入，怎么把日子过下来的吗？没有。他想过她有什么小小的需要吗？没有。她，毫无怨尤地献出了自己的一切。用她那柔弱的肩膀，默默无言地、坚忍地担着这副力不胜任的担子。

        女人，也许比男人更为坚忍，更为顽强，更富于自我牺牲的精神。

        然而，不知他中了什么邪，却不能立即说出一句赎罪的话。

        而在那一瞬间，刘玉英想了很多、很多。她想过，不如立刻死掉，让吴国栋后悔一生一世。但是，撇下的孩子谁来管呢？也许他们会摊上一个苛刻的后娘。她想起小时候听过的，那许多后娘虐待前房孩子的凄惨故事，眼泪止不住地淌了下来，好像她真的死了似的。不行，死不得。她想过，和吴国栋离婚。可离婚像什么话，那会让人觉得她不正经，好像她干了什么丢脸的事儿。不是吗？人们不就是用那种鄙夷和猜疑的目光看待那些离过婚的妇女吗？不行，她决不能让人家指自己的脊梁背。她想过，一卷铺盖卷回娘家去。不行，家里哪有地方让她住。再说，两位老人又该多么的着急……想来想去，从早上到现在，也没有想出什么好办法来惩罚吴国栋。

        天哪，她想：为什么她的命是这样的苦啊。比起刚才那位顾客，她们的生活该有多么不同啊。她一定幸福、知足、快乐。她的男人，别说不会打她，就连一句重话也不会说啊。

        想到这里，眼泪又涌了上来，她生怕别人瞅见，赶紧用手背抹去了。

        下雪了，一片片茸茸的、洁白的、轻飘飘的雪花，在寒风里欢快地飞舞着，这是今年的第一场雪。这让她想起了自己做姑娘时的生活，也是这么轻盈、这么新鲜、这么清凉凉的。多好啊！

        从外面又进来一男一女两个青年。姑娘的脸蛋被冷风吹得绯红，越发显得眼睛亮晶晶、活泼泼的。

        小伙子手里拎着两个很大的提包，里面满塞着印有各个商场名称的纸包。一进门就站在那里，傻傻地笑着，并非有什么可笑的事情，只是因为他觉得幸福，他不能不笑。

        刘玉英接待过各式各样的顾客，她知道，眼前这两人，是准备办喜事的一对儿。

        姑娘对刘玉英说：“同志，我想找这里的刘师傅……”

        “你找她有什么事呢？”

        小伙子清清嗓子，大约是为了使人注意，他将要谈到的事情，是多么重要：“我们想请她给烫个头，听说她的手艺顶好！”

        开票的小古插嘴说：“找谁烫不行，我们这里的师傅，手艺都不错。”她觉得刘玉英今天的脸色尤其不好，她是不是病了？病了也不休息一下。这人太要强，心也太好，只要顾客指名要她做活，她没有不答应的。

        小伙子窘了。打这样的交道，在他的一生中，当然还是第一次。他不知道怎样才能让人们明白，这件事对他，对他未来的妻子有多么重要：“是这样……”他找不到恰当的语言了。

        刘玉英明白，现在，对他来说，一切与他未来的妻子有关的，哪怕是顶微不足道的小事，都成了天底下顶重要的事了。她很累，她心烦，她一肚子的委屈，然而小伙子那傻里傻气的劲头里，有一种动人的东西。她不由得说：“我姓刘。”

        小古说：“好吧，好吧，那就开票吧。”然后小声地埋怨刘玉英：“瞧瞧你的脸都肿了。”

        姑娘把钱递给小古：“冷烫。”

        小古立刻把钱塞了回去，看看墙上的挂钟说：“哟，冷烫可来不及了。”

        那两个被幸福冲击得有点昏头昏脑的小傻瓜，这才知道世界上的事物，并不都以他们那个点为中心。他们面面相觑地站着，不知道该怎么好。

        姑娘说：“明天哪儿还能抽出时间来呢？来不及了……”

        刘玉英朝小古使了个眼色。小古像发了大慈大悲：“好吧，好吧，给你们开个票就是。你们可得好好谢谢这位刘师傅。”

        姑娘站在挂着各种发型的镜框面前，看了一会儿，带着茫然的微笑，回过头去问小伙子：“烫个什么式样的好呢？”

        小伙子也带着同样的微笑，鹦鹉学舌似的重复着：“烫个什么式样的好呢？”然后，像是忽然来了做丈夫的灵感：“刘师傅，您看吧，您看哪个式样合适那就准行。”

        姑娘也好像有了主意：“对，准行。”

        刘玉英说：“好吧，既是你们相信我，我就看着办啦。”她拿起姑娘的小辫，刚要下剪子，不由得朝小伙子望了一眼。虽然他的眼睛，在直勾勾地看着她手里的剪子，但他的心思却分明不在这里，而是在尽力地分辨着、捕捉着什么不清不楚，然而又是非弄清楚不可的东西。

        他在想什么？也许他在想，辫子，辫子，剪了这辫子，她就要跨进另一个门坎。这种时候，是不是应该由他牵着她来迈过这门坎儿呢？

        刘玉英停住手，对小伙子说：“也许这一剪子由您剪才合适。”

        他们没有想到，他们心里还朦胧着的、没有剖析清楚的感情，却被这个眼神愁苦、面目浮肿、也许还没有多少文化的妇女，勾勒得那么清楚、那么贴切。她怎么会有这样的能力呢？这当然不在于人的文化水平，而在于有些人，天生地具有一颗专为体会美好事物的心。光凭这样一颗心，就应该得到人们的尊敬。

        小伙子几乎下不了剪子。大多数的人，在看到一朵美丽的花，而又不得不亲自把它摘下的时候，都会产生这种矛盾的心情吧？他拿着两条剪下来的辫子看了很久，然后小心翼翼地装进了一个塑料口袋。这一切情景，刘玉英觉得都像十几年前她和吴国栋经历过的一样。

        刘玉英拿着吹风机，最后再把那姑娘的发式修饰一下。

        镜子里映出的，是两张多么不同的面孔。在那张绯红的面孔、亮晶晶的眼睛旁边，她的面孔更显得苍老、灰暗。她也曾有过这样绯红的面孔和这样亮晶晶的眼睛。看着眼前这张年轻而美丽的面孔，刘玉英心里不由得生出了由衷的祝愿：“哦，姑娘，希望你永远这样美丽，这样新鲜啊。”

        吹风机嗡嗡地响着，刘玉英用手托着姑娘耳后的头发，于是两个发卷绕过耳后，往脸颊前面弯了过去，给那姑娘的脸上添了一种少妇的妩媚。姑娘不好意思地瞟着镜子里那个显得陌生了的面庞，羞涩地微笑着。她还不习惯自己的这个新形象。

        两个年轻人不知怎么都意识到了，婚前的这个晚上，他们在这个理发店里所经过的一切，以及遇见的这个并不奇特的理发师傅，将会在他们未来的生活中，发生一种长远的影响。

        小伙子在一阵激动和慌乱之中，从提包里掏出一个纸袋，递给刘玉英：“刘师傅，请您收下，这是——这是我们的喜糖。”

        刘玉英执意不肯接受：“哪能这样，我心领了。”

        推来推去，盛情难却。刘玉英只好打开纸袋，挑了两块包着红色箔纸、印有“囍”字的奶糖，然后又把纸袋塞进他们的提包，送他们出了理发店。

        路上行人已见稀落，地上的雪也积了薄薄的一层。刘玉英站在雪地里，久久地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再一次在心里默祝那姑娘：“愿你永远这样美丽。”

        直到他们的背影消失在夜色里，她才掉转头来，她看见，在理发店门口的一棵树干上，靠着吴国栋。他一定在那里站了很久，旧棉帽上、肩膀头上、围巾上全都积了一层薄薄的雪花。刘玉英用力攥住手里的两块喜糖，看着吴国栋一步步地向她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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