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栋楼房，准是一九五六年以前盖的，四层楼，像新建的五层楼那么高。对一个年轻而健康的人来说，爬四层楼梯，算不了什么。叶知秋虽然还算健康，但是，头发的脱落、皱纹的加深、牙齿的松动、心脏机能的衰退，都足以说明四十多个年头里，有多少事情曾经发生、过去。雨水就是这样一滴滴地穿透石头，花岗岩就是这样地风化，生命就是这样地更替，这一个瞬间便这样被下一个瞬间所淘汰。她也会被淘汰，悄悄地，不知不觉地，就像头发不知何时开始脱落，皱纹不知何时在眼角、额头聚集，牙齿何时变长，心脏从哪一个节拍上开始出了故障。然而，已经稀疏的头发还在装饰着头颅，皱纹也不再会使她那不美的面孔更丑，牙齿也还在嚼着维系生命的食物，心脏也还在拼却全力地把血液挤压到躯体的各部分……生命的天职，蕴含着怎样不屈不挠而又自我牺牲的精神！

        爬到二楼，呼哧呼哧，胸口像个破风箱在呱嗒、呱嗒地响着。叶知秋靠在栏杆扶手上休息一下，揣测着这样冒昧地拜访一个大人物，会遭到一个什么样的对待？

        楼道里传来的一切音响全是不顾一切的、理直气壮的，仿佛都在宣告着自己存在的合理：剁饺子馅的声音，婴儿啼哭的声音，弹钢琴的声音……热闹的星期天。那是一首简单的钢琴曲。弹琴的人总也不能流畅而连贯地弹下去，让叶知秋心里起急。仿佛要帮弹琴的人加把劲儿，她按着记忆里的旋律，手指在栏杆的扶手上习惯地掠过，好像那是一排琴键。她喜欢这个曲子，念中学的时候，她常常在那架弃在礼堂角落深处的钢琴上弹它。那架钢琴又老又破，下过十八层地狱似的，遍体鳞伤，磕磕疤疤。好几个音已经不准，调都没法调了。好像一个漂泊了一生，到了风烛残年，又聋又瞎的孤老头子。阳光透过高大的白杨树枝，透过宽敞的玻璃窗，洒在礼堂的地板上。那和声里充满着幻想的力量。念大学以后，她就很少弹琴了。那是没有工夫幻想的年月，而且，幻想是什么？是虚无缥缈、是游手好闲、是有闲阶级的情调……工作以后，她克勤克俭，还是买了一架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琴在一张旧毯子底下睡了十年。现在倒是可以弹了，但她早已没有那个心情：幻想、和声……仿佛是另一个世界，另一个星球上的事。

        这熟悉的，因为不熟练而显得遥远了的、模糊了的旋律，使她想要流泪——使她的心稍稍有点发紧的眼泪。

        像有意和这琴声作对，有谁在狠狠地、挑战似的用锤子敲击着什么：乒！乒！乓！乓！

        叶知秋有点奇怪，一位重工业部的副部长，居然能和凡人一样，住在这公寓式的房子里？别是贺家彬记错了地址？不会，他说过他曾经来这里坐过、聊过。

        当然，也不能算什么凡人，这里至少是司、局级干部的宿舍。

        就是响着钢琴和敲击声的这个单元。

        她用力地敲了好几次门，里面的琴声才戛然而止。

        门开了。

        好像有一道柔和的、色彩交错的光环闪过，这就是郑圆圆留给叶知秋的最初感觉。她有一头柔软的、自然鬈曲的头发，照中国人的欣赏习惯，过于黄了一点。头发剪得很短，比莫征的头发长不了多少。叶知秋总爱拿别的孩子和莫征比较，仿佛莫征是她的亲儿子。眼睛长得有点特别，也许一只稍稍有点斜视，不过，奇怪，那一点也不影响她的美丽，反倒给她增添了一种特别的风韵。有点调皮？还是有点任性？弹性很好的、高领子的白毛衣，紧裹着她纤巧的身子。身子是那么的窈窕，叶知秋几乎没有见过。裤子有点不伦不类，太过肥大，就是偷了一只老母鸡放在裤腿里，人家也看不出来。没有裤线，或许原来有过，早被她不经心地穿皱巴了。

        像往常和陌生人第一次接触时所感觉的一样，叶知秋立刻在她的眼睛里，看到了这样的意思：“天哪，这个女人可真丑。”然而，在郑圆圆那双眼睛里，叶知秋还看到了更多的一些东西：同情和怜悯。这善良的小姑娘。那不流畅不连贯的琴声当然是她弹奏的。

        “您找谁？”那样轻轻的、温柔的声音。

        “郑子云部长在家吗？”

        “您是哪个单位的？”

        叶知秋拿出了自己的记者证和介绍信。郑圆圆对记者证很注意，同一的职业引起了她的兴趣。她热情地请叶知秋进去，然后走进另一个房间里去了。那“乒乒乓乓”的敲打声也骤然停息下来。

        房间打扫得很干净。但却有一种谁也不打算在这里住一辈子的感觉。墙壁上没有任何装饰，比如风景画、照片、条幅之类的东西。家具，全是从机关里借来的，既谈不上色彩的协调，也谈不上款式的新颖。就连浅蓝色细布的窗帘，大概也是从公家借来的。从这房子里的陈设，绝对猜不到主人的爱好、兴趣。叶知秋暗暗惊奇：为什么在这陌生的房间里，竟隐约地感到她对生活的那种疏忽、凌乱、大意？

        “您找我？”

        叶知秋回过头来。她完全没想到他是这样的。衣着是那样的随意，可他一举一动，都会招人猜想：他是牛津，还是剑桥出身？根据贺家彬的介绍，当然都不是。人很瘦，握起手来却很有力。

        “为什么不通过部值班室呢？”他似乎很不客气，“请坐吧。”没等叶知秋坐下，自己已经先坐下了。

        “找过值班室，他们答应过，给我安排个时间。但您似乎总也没有时间，我有点等不及了。”

        “啊！”郑子云抬起眼睛，注意地看了看叶知秋。这女人有一种男人才有的死硬派头。是做什么工作的？圆圆告诉他是位记者。

        他的眼睛很大，在瘦削的脸上，大得似乎有点不成比例。叶知秋想，他小的时候，一定是个非常漂亮的男孩儿，剪着短短的头发，穿着翻领的白衬衣，还有一双眼白发蓝、像星星一样闪烁的眼睛。

        唉，怎么搞的？她常犯思想不集中的毛病，思绪常会从眼前的事物上飘移开去，发出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联想。比如现在，为什么会想到这老头子的少年时代呢？她用力摇了摇脑袋，驱散着这些莫名其妙的联想，惹得郑子云又发出一声：“啊？”

        她接着很快地说下去：“我想采访一下您……”

        郑子云的脸上立刻显出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神气。好像生怕叶知秋会把他和什么吹牛、浮夸的事情牵扯在一起。他对新闻报道，有着显而易见的警觉，是对十年动乱期间，某些新闻报道失真的成见？抑或是他不愿成为新闻人物的防范？“对不起，我没有什么情况可以提供给您。”

        “您误会了，我并没有打算写您，我是来向您请教，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工业经济部门应该怎么办？”

        “噢？”郑子云来了兴趣，“是报社交给您的任务？”

        “不，是我自己。”接着，她谈到了前不久和莫征的那场争论，以及莫征那些切中时弊的话。这是她绝不肯向莫征当面承认的。

        “您为什么会对这个问题发生兴趣呢？”

        “这个问题，是影响全国十亿人民生活的根本问题。物质是第一性的，没有这个，什么发展科学、文化、军事……全是空谈。三中全会以后，当全国人民即将把重点力量放到经济建设上去的时候，我们想多报道一些这方面的情况。而我现在只是凭感觉，觉得前十几年经济建设花的力量不小，大干苦干，实际效益却远不及我们付出的代价。为什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又怎样才能搞好？我却说不出道理。您知道老百姓是如何盼望着、期待着工作在经济战线上的人们，尤其是那些决策人。我们是不是真就这么穷呢？我是经济部的记者，免不了天天同数字打交道。解放三十多年，平均每年产值增长百分之七，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了不起的数字，可我们为什么老富不起来呢？我想，要是我们像日本人那么会花钱，一分钱掰成两半儿花，我们不会这么穷。我们为什么老是瞎折腾呢？再有多少钱，也经不起这么瞎折腾。大的不说，就说我上班每天都要经过的那条马路，从去年到今年，路面翻了三次。先是下水管道换成粗的一次；供热管道的铺设又是一次；冷水管道换成粗的再来一次。路旁的树呢？原来是槐树，锯了，改种成白杨树；还没长两年，又换成松树……能不能有个全面的、长远的规划，一次把它解决了呢？好像人们不知道，这么来回折腾，工人的开支、汽油、沥青、砂石……是需要重复消耗的。能不能不这么干呢？这些问题说起来，似乎人人都知道，可为什么还是这样干下去呢？”

        这女人，外表是那么一副死硬的样子，其实呢，像未醒世的儿童一样的执着、认真。郑子云不由得问道：“您记得《共产党宣言》里的第一句话吗？”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党人和德国的警察，都为驱除这个幽灵而结成了神圣同盟。”

        “好极了。记得最后一句吗？”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简直像中学生在课堂上回答教师的提问。他在想什么？纯粹的“意识流”。

        郑子云从沙发上站起来，倒背着双手，脚步很轻地，但又是很快地在房间里来回走动着。隔了好长一段时间，他才说话：“您怎么会找到了我？”

        “我有个同学，在您那个部工作。他告诉我，在您这一层干部里，您是一个肯干、敢干、思想解放的领导干部。”这话说得真糟糕，好像成心在拍他的马屁，叶知秋浑身不自在起来。

        郑子云果然锁紧了眉头。

        “您那位同学叫什么名字？在哪个部门工作？”

        “他叫贺家彬，在……”

        “哦，我熟悉他。他很久没来看我了。”

        “他这人有点古怪。”

        “他有一种病态的自尊心，这也许是知识分子的通病。不过人是很好的。”

        叶知秋笑笑：“未必吧？”

        “怎么这样说呢？”

        “他们那个管政工的局长，似乎并不这么认为。”

        “为什么？”

        “也许他的思想有些偏激和异端吧。”

        一抹讥讽的微笑，浮上了郑子云的嘴角。

        “念大学的时候，我们都是B大学最早的校刊编委，当时，为了给校刊命名，争得面红耳赤。他说我那些提议，只能让人想起女人用的化妆品商店，而新闻绝不应该是一种装饰。新闻报纸的灵魂，是真实。他建议用‘X光室’，编委们一致反对，说那个名字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以为我们办的是一张有关医学方面的报纸。他大嚷大叫，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报纸就应该像医生一样，至少是个会照X光的医生，即使治不了病，也应该能够作出诊断，告诉这个社会，你有病了，你的病在哪儿；或是说，你别疑神疑鬼，你没病，你的内脏是健康的，它在正常地工作。挺幼稚，还有点偏激，是不是？想起来很可笑。可是这里面总有些让人感动的东西。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保留住那些让人感动的稚气，保护着自己不受世俗生活的污染。二十多年过去了，他还是那个劲头。这个连花岗岩也能锉碎的生活，似乎并没有将他改变多少。您说，究竟什么力量是强大的呢？生活？岁月？精神？我倒真是干了新闻这一行。我才明白，他那套议论，完全行不通。按理，应该说真话，怕什么呢？不是说吗，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也许我们还不够彻底。我们常说报纸的党性，但党性就是只说好话吗？我们吃这个亏吃得不少了。我不是政治家，我大概也不是个合格的记者——我只是从思想深处说。事实上我还是按着整个机器的转速运转着。您知道我们那一代人最基本的特征是什么？是不识时务。”

        叶知秋端起茶杯，呷了一口：“哦，这茶叶的味道很好。”

        郑子云停住脚步。为什么她也喜欢龙井？他看不出她和自己的老婆有什么共通之处，几乎没有。她总在想着什么，问着什么。要是十亿部头脑都像这样开动起来，会产生多大的能量呢？喜欢龙井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他为什么要去考虑这个问题呢？在他心底深处，总是纠缠着一种淡淡的忧虑，他害怕所有的人会变得和他老婆一样。

        “喜欢吗？”

        “不错。”叶知秋一向分辨不清茶叶的品种。喝茶是一桩讲究的事，她和莫征连开水都不能保证供应。

        郑子云重又开始踱步。应该从哪儿说起，又应该怎样才能让一个和工业、和经济毫无关系的人明白，工业发展、改革所面临着的重重困难，又怎样在困难中前进呢？她有热情，愿意了解、研究，然而这是多么复杂的一套程序啊。也许应该先让她看些经济研究之类的材料？有关目前工业生产、企业管理、体制改革以及国外的经验？对，让秘书或调查研究室的同志找些材料给她看看，但她叫什么名字，住在什么地方？

        “对不起，请问您的名字？”

        他早已忘记了那张介绍信上的名字，尽管他很认真地看过介绍信上的印章和日期。

        “叶知秋。”

        “这名字很美。”他站住沉思起来，想着这女人有个很适合她的，能表现她精神、性格的名字。

        “对了，可惜给了我这样一个人。”

        她为什么这样敏感？也许还有一点神经质。郑子云觉得这句随意的话好像伤害了她。他很想向这个值得尊敬的女人挽回这一点，于是玩笑地加了一句：“哦，不，比方苦瓜很苦，可有人就爱吃它的苦味儿……”这句话更是不伦不类，郑子云觉得这次是真正地失言了。除了自己的老婆，他从未在办公室以外和女人打过交道，他根本不懂得女人的心理，不知道如何同女人周旋。况且，这女人和他妻子不同，不能用那种“好男不和女斗”的迁就态度，她是完全独立于男人之外的。也不能用虚伪的奉承，虽然好些女人都喜欢那一套假话。她的头脑相当清楚。

        叶知秋却豁达地笑了：“这比喻挺准确，我还从没有想到过这么合适的一个字眼儿：苦瓜，好。”

        她是真没有生气，还是有意地做作？不，这样的女人是不会做作的。这萍水相逢的女人，给人一种信赖感，她是那种第一次见面就可以无话不谈的人。

        第六感觉究竟是唯心的，还是科学的？

        时间过得真有那么快吗？

        他们谈社会，谈经济，谈体制改革，谈三中全会以后正在展开的远景，也谈哲学，谈政治……她，一副职业妇女的派头，像男人一样把手叉在腰上讲话。谈到激动的时候，也不管是不是第一次在一个副部长家里做客，背着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郑子云从这头走到那头，叶知秋从那头走到这头，或是他们就干脆站在地当间儿讲话。

        真怪，他老婆是和他差不多党龄的老党员了。可是，为什么他们早已不在一起谈政治，谈社会，谈经济，谈哲学了呢？也许这应该怪他自己。他大部分的生活，除了睡觉（而且他们也早已不在一个房间里睡了），都是在部里、在各种会议上、在小汽车上度过的，就连星期天也很少休息。即使回到家里，那些公事，也像他热恋着的情人，不肯从他的脑海里退去。更何况每每回到家里，便已累得精疲力竭，没有精力说东道西。有时，即使想要聊聊，夏竹筠也似听非听地没有反应，郑子云很快地就没有了兴味。他常想，有什么能撼醒她那任什么也不思索，已经变得麻木的头脑呢？

        难道她的精神，已经随着肉体变得老朽？让一个人的情感保持经久不变的吸引力究竟是什么呢？难道仅仅是物质上、形式上的美？但再美的肉体也会老化、起皱。他不明白为什么好些女人，偏偏把全副精力，放在监视自己的丈夫和防范别的女人这种完全不可挽回的后果上，而不注重于保持自己的进取精神，永远把一个崭新的、可爱的、美好的、因而也是富有魅力的精神世界展现在丈夫的眼前？

        爱情，绝不是少男少女才享有的专利权。即使在多年的老夫老妻之间，也应该注意保持着初婚时那种诗意和美丽。对待它，应该像对待花朵一样，经常浇水、施肥、松土、去虫……绝不能像对待买回家的扫帚一样，往厨房的门后一扔，就万无一失了。不了解这一点的女人，真是个傻女人。

        夏竹筠衣着入时，注意修饰，从不哈哈大笑，生怕脸上不断堆出的笑纹会加深皮肤的皱褶。真的，近六十岁的人了，看上去也就是四十七八的样子。脸上的皮肤仍然白皙光洁，没有一块花斑。只有凑得很近，又十分注意观察的时候，才能发现她眼角上那些很细很细的皱纹。可郑子云还是觉得结婚之后的夏竹筠，像个开完化装舞会的仕女，一走进那个外人看不见的家门，立刻就丢掉了顶温柔的微笑、顶文雅的风度、顶上流的教养。擦去涂过的红唇、描过的长眉，撕下粘在眼皮上的假睫毛，摘掉了假胸，脱掉了勒住松弛肌肉的紧身马甲，只穿件睡袍，披头散发，趿着一双踩歪了后跟的鞋子，摔摔打打，无缘无故地竖起眉毛，恶声恶气地对待家里的人……是不是所有的女人都会发生这种变化呢？

        天色暗下来了，他们忘了开灯。沙发啦，电视机啦，小柜子啦，钢琴啦，以及人的面孔，全都变得含混起来，溶在浓浓的暮色里。叶知秋觉得，这景象分明在哪里见过。在哪儿呢？也许是在梦里，也许在她那数不尽的幻想里。好像她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便曾在这硬邦邦的、又窄又长的沙发上翻过筋斗，读过童话，听过祖母讲故事……她好像已经在这沙发上面坐了一生一世……她突然意识到她应该告辞了。

        但是，女主人回家了。

        夏竹筠把大提包往沙发上一丢，顺手打开了天花板上的吊灯。注意到房间里有个女客人，便怪声怪气地说：“哟，怎么不开灯啊。”然后又高声地叫道：“圆圆！”

        楼下没有停着“丰田”或是“奔驰”，家里的客人肯定是个平头百姓。

        郑子云皱了皱眉头，向夏竹筠介绍着：“这是报社的叶知秋同志。”

        夏竹筠这才慢慢地转过身来，点点头：“请坐。”没等叶知秋回答，又叫了一声：“圆圆！”

        叶知秋发现，当夏竹筠把目光从一件东西移到另一件东西上去的时候，总是闭着眼睛来完成这一目光的转移。再加上她一切动作都慢得过分，就给人一个十分傲慢的印象。

        郑圆圆从自己的房间里走出来，从她蓬乱的头发可以猜出，她大概刚从床上爬起来。

        “你又躺在床上看书了吧，我跟你说过多少次，这样会变成近视眼。一个女人戴眼镜，要多难看有多难看。”夏竹筠完全不顾叶知秋是戴眼镜的。

        郑圆圆和郑子云立刻感到极大的难堪。仿佛这没有教养的话是他们说的。两个人都僵在那里，一时不知说些什么来打破这令人尴尬的场面。倒是叶知秋没事儿人似的接着说下去：“是的，躺着看书对眼睛不好。”

        夏竹筠并未感到有什么不妥，也根本想不到丈夫和女儿有什么必要因她的行为而害臊。她打开一个大纸包，自管自地说着：“我给你买了一件浅蓝色的登山服，鸭绒的，又暖又轻，现在很多女孩子都穿这种衣服。”

        郑子云似乎没听见：“吃晚饭吧，好不好？”然后对圆圆说：“请吴阿姨开饭吧。”

        精明的吴阿姨，显然知道圆圆的吩咐是不作数的，系着围裙从厨房里跑过来：“夏同志，要开晚饭吗？”

        夏竹筠看看手表：“好吧。”然后想起，“今天有客人，添点什么菜了？”

        叶知秋看见，她腕上的皮肤是细腻的，雪白的。细细的金表链勒在手腕上显得紧了，她已经开始发胖。

        吴阿姨在围裙上揩着她那双并不需要揩的胖手。永远是一副刚刚放下又累又脏的苦差事的样子：“今天是星期天，我多买了些菜，准备着有客人来的。一只母鸡，自由市场上买的，七块多钱……”

        “七块多？！”夏竹筠插嘴了。

        吴阿姨赶紧补充情况：“因为是活的，贵一些。还买了几斤黄鱼……”

        大家全站在那里听吴阿姨报账。

        叶知秋把眼睛冷冷地扫向郑子云。他脸上，那种讥讽的微笑更浓了。眼睛里，闪烁着一种狡黠的光。而当他的目光和叶知秋的目光相遇时，她又在他的眼睛里看到一种近乎于冷酷和陌生的情绪。叶知秋立即告辞。他生硬地问：“您不留这儿吃晚饭吗？”然后说不上是嘲讽自己还是嘲讽别人，“您没听见，这儿有一只七块多钱的活母鸡。”

        叶知秋忽然从心底升起对他的一片同情。唉，这受着许多人的尊重，掌管着上万个企业、上百万职工的副部长，也像常人一样，有着他的烦恼和被生活捉弄、奚落的时候。

        情绪转换得似乎毫无缘由。郑子云一下子觉得眼前的一切都显得是无聊透顶。他有点琢磨不透地看着叶知秋，难道他刚才真和她进行过那么有趣的谈话吗？

        来了一位有身份的客人。他一进门就喊：“我是来赶饭吃的，有什么好吃的吗？”

        “汪部长，欢迎，欢迎。”即使对这样一位客人，夏竹筠也不过是稍稍提高了一点声调，稍稍加快了一点节奏。

        汪方亮直盯盯地瞅着叶知秋：“这位同志好像没有见过嘛。”

        郑子云介绍着：“报社的记者。”

        “噢，记者。老郑，我们应该拍记者的马屁，不然，他们要是写起文章来骂我们，我们可受不了。”他说话的声音很响，好像有一屋子人在听他讲话，而且这屋子还很大，生怕坐在角落里的人听不到似的。叶知秋想，他平时一定是作惯了报告。

        不等任何人插话，汪方亮又接着说：“你来采访他？那你算倒了楣啦。他是个异教徒，前不久还挨了批。不怕你生气，我说句不客气的话，就凭你选的这个采访对象，当记者，你还太嫩哪。哈哈——我说老郑，你没有跟她讲讲你那套理论？‘买一个现代化，还是自力更生创造一个现代化，这个事搞不好，中国老百姓会没裤子穿。’”

        郑子云笑笑：“你不要吓唬人家。”

        圆圆送叶知秋下楼的时候说：“叶阿姨，您住哪儿？有机会的话，我一定去看您。”

        善良的好姑娘。她正在努力地填补她妈妈留下来的缺陷。

        像她妈妈这样的女人，似乎不缺乏使男人爱她的那些条件。可是，这个家庭，幸福吗？

        人在冥冥之中被创造着的时候，是不是显得太匆忙了一点？不是忘记了最必要的这一方面，就是忘记了最必要的那一方面，而留给人们无穷无尽的不可弥补的遗憾。

        汪方亮随随便便地在沙发上坐下，把右腿搭在左腿上，卡普隆袜套已经褪落到脚心，露出了脚踝和脚背。他脱了鞋子，一把把袜子从脚上抓下来，一面抖落着手里的袜子，一面埋怨：“你看看，这就是咱们的产品质量。”

        夏竹筠竟也难得地蹙起了眉头。但她立刻想起两条竖纹会出现在眉心之间，又很快地舒展开双眉：“可不是，我买了个洗衣机，没用几次就坏了。”

        汪方亮嚷嚷着：“难得，难得，连我们的小夏也关心起产品质量来了，可见这个问题的重要。”

        “跟咱们的机械产品一样，彼此彼此。”很难说郑子云不是借题发挥。

        “可不是。”汪方亮喟然叹息，“就拿机电产品漏水、漏油、漏气这个最简单的问题来说，工艺上究竟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难题？没有嘛，它就是长期得不到解决。”

        夏竹筠在沙发上移动了一下。她对这些可不如对袜子、洗衣机那么感兴趣。汪方亮还注意到她完全没有必要地拉扯着身上那件很平整的上衣，还把右腿向斜斜地向前伸着的左腿上靠去。

        汪方亮是个绝顶聪明的，又能够洞悉别人心理状态的人，虽然这剖析有时未免过于刻薄。他不难看出，凡有外人在场的时候，不论其中有没有画家或是摄影记者之类的人物，夏竹筠总是选择和尽力保持一个顶美、顶适于拍照或是素描的角度。和她在一个屋子里哪怕只呆十分钟，也会感到疲倦的。

        他不知道这种生活郑子云怎么受得了？但他又有点可怜夏竹筠。女人嘛，总是有些让人觉得短浅的地方，也许正是这短浅使她们显得可爱了？

        “最近身体怎么样？”汪方亮不全是敷衍地问着。

        “还可以吧。”

        郑子云却不管他们，继续谈下去：“因素是多方面的。正像你所说的，只要严格地按照操作规程办事，质量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何况现在质量管理，已经有了一套比较成熟的科学方法。我们不是在进行全面质量管理的试点吗？但这个问题，为什么长期解决不了？难道我们花费的力气还少？也抓思想政治工作，也搞物质奖励，但为什么不那么灵了。难道思想政治工作和物质奖励都不对了？还是我们这套办法不够科学，有改进的余地？如果我们还按老一套的办法去搞思想政治工作，大多数工人大概是不吃那一套了。怪他们吗？不，怪我们自己。前些年，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停留在说大话，说空话，唱高调，喊口号，扣帽子，批这个，批那个，抓阶级斗争新动向上。书本上虽然写着：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事实上我们对工人群众切身的困苦了解了、解决了多少？我们又尊重了多少他们的独创精神？让他们行使了多少他们理应行使的权力？如果说国家暂时还很困难，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全部解决，那么，在感情上我们又给了他们多少温暖？过去在战争时期，政工干部和群众多么亲哪。到了干部部门，真像回到自己的家一样。现在呢，他们像是掌握着人家生死簿子的阎王老爷，闹得人家的心都冷了。我们不真正地把工人当成国家的主人，他们也就不把企业当成是自己的企业。重要的是把这些冷了的心温暖过来，重新激发起他们的热情。要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主动地、积极地去干。否则，再科学的方法也实现不了。实际上，发挥人的积极性也是一门科学，在这方面虽然我们有过长期的、丰富的实践经验，但它仍旧是一门值得我们努力去研究的科学。必须使每个车间主任，每个工段长、班组长都懂得思想政治工作的各项原则和方法，并在实际工作中同时做好它。使它渗透到生产和管理中去，成为现代化管理的一部分。不能只把它当成一种教育工作，也不能只依靠专职的政工干部，这也是当前思想政治工作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对于丈夫的高谈阔论，夏竹筠每每持着一种宽容和迁就的态度。如同一个理智的、绝不喝酒的妻子，对待软弱的、爱喝酒的、又喝不了多少便会酩酊大醉，满嘴胡言乱语撒酒疯的丈夫。

        谈什么都可以，只要丈夫不做出让头上的纱帽翅颤悠的事，她都可以听之任之。不论谈什么，她是一百个没听着。别看她在跟前坐着，做出津津有味的样子。这无非表示，她并不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家庭妇女，当然，多少也是出于对比较显贵的客人的礼貌。

        “老郑过两天不是要去拜访那位心理学教授嘛，准备研究研究他提出的那些理论。”她不大清楚什么是心理学，但是谈谈“科学”这个眼下红得发烫的字眼儿，似乎自己也就显得“科学”起来。语气里，免不了有些小小的卖弄。

        “哪里，如何搞好思想政治工作，这是我和老汪都感兴趣的一个题目。因为实际工作中的困难，逼得我们不得不去探索、思考解决这些难题的办法。”

        郑子云这番实实在在的话，反倒让夏竹筠感到一些教训人的味道。她站了起来：“好啦，好啦，还是先吃饭吧，吃过再聊。”

        菜肴不很丰盛，但味道精美。

        夏竹筠细细地品味，从从容容地、耐心地用细细尖尖的牙齿，把每块鸡骨头剔得干干净净。

        郑子云吃得很有节制，连吃饭也像他的为人处世。

        圆圆匆匆忙忙、心不在焉地往嘴里扒拉着饭粒，仿佛是在对付一件不得不对付的事。夏竹筠不满意地拿眼睛扫着她掉在饭碗周围的米粒和菜屑。

        汪方亮则是大刀阔斧，如同在自己家里一样的随便。他劝说着郑子云：“你再喝点汤嘛。”

        “喝不下了。”

        “那你就把啤酒放下。喝汤，喝汤。吃饭也同打仗、干工作一样，你得有个主攻方向。”

        圆圆说：“汪叔叔，我看什么都是您的主攻方向。”说完她伏在手臂上吃吃地笑着。

        “圆圆，你怎么跟大人开玩笑。”夏竹筠制止她。

        “怎么就不能和大人开玩笑？平等嘛。”汪方亮嬉笑地看着圆圆，“今天早上，起得晚了一些，又赶着要到东方红公社去，匆匆忙忙的，不是在走廊里一脚踢上个篮球，就是在厕所里被谁的球鞋绊了一脚。我对儿子们说：‘把你们的鞋子、篮球放好行不行？放在地当间儿多碍事。’老二对我说：‘爸爸，刚才我在书房里就让您放在地当间儿的皮鞋绊了一脚，这叫上行下效。’我没词儿了。小孩子有小孩子的道理。”

        “你今天去东方红公社的结果如何？”郑子云极有兴趣地问。

        “我可是给田守诚来了个突然袭击。”汪方亮只说了这么一句，便停住不说了，好像有意在卖关子。

        前不久，东方红公社给田守诚部长写了一封人民来信，反映他们公社买了一台拖拉机，质量极差，不能使用，钱等于白扔了。这个部直属厂的产品，很多用户反映质量不行。可是这个问题，成年成年地拖着，总也解决不了。向国务院汇报生产情况的时候，田守诚又总是可以找到充分的理由。比方，“文化大革命”初期是什么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后来又是林彪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干扰；再后是什么右倾翻案风的干扰；最后是“四人帮”的干扰……

        这一次，田守诚却出乎意料地作出了强烈、迅速的反应，决定派一个部级干部，带着制造厂的厂长，到东方红公社背回这台质量不合格的拖拉机，并向公社赔礼道歉，保证负责到底，为他们提供一台优质拖拉机。

        这是怎么回事？也许因为“四人帮”垮台已经三年多，再也找不出什么堂而皇之的托辞了。

        当前经济界要求体制改革的这股风，预示着经济结构上必然到来的彻底变革。近两年来，很多有远见卓识、有实践经验的领导同志和经济理论家在许多文章里、讲话里，已经涉及了这个问题。

        田守诚清楚，经济界不是这股风的风源。

        “风源”这两个字，让他想起一九七六年批判右倾翻案风的那段往事。那时，他看错了、分析错了形势，以为大局已定。在人心所背的情况下，只有他，煞费苦心、冥思苦想地打出了《批判一个大政策——最大走资派的进口风》的炮弹。在那些违心的、按照两报一刊的调子写出的抄书抄报的批判稿中，尤其在他这一层高级领导干部中，是一发很有分量的、有价值的炮弹。假如不是很快地打倒了“四人帮”，他将会怎样呢？

        飘在中国上空的政治风云是无常的，至少前几十年的历史是这样的。

        他丢了很重要的一分。

        这股风的风源在上头。那么，这股改革的风，就绝不只限于经济结构，它将波及政治结构、干部结构……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一个丧失了党性原则而又身居要职的人，往往会变成一个混迹于官场的投机家。

        田守诚必然会想：在这场变革里，他得到的将是什么？失去的又是什么呢？

        从东方红公社背回不合格的拖拉机，这样的事还没有一个部门做过。根据目前的气候，很可能会登报、广播。这可以算是一个小筹码，或者，至少是一粒探路的石子。

        郑子云闹不清在党组会上，汪方亮为什么固执地非要去东方红公社处理这件事情不可。看着汪方亮那双诡谲的眼睛，他想汪方亮准又在这里面做了什么文章。

        “昨天，我让秘书打电话给县委，同他们商议，是不是请各公社的书记、干部，以及附近的社员尽量参加？县里的同志同意了。今天一看，会场安排在县委机关礼堂，只能容下几百个人。社员呢？说是来了不少，但是场地有限。我说：‘咱们还是找个广场好不好？’县委书记为难地说：‘恐怕天气太冷。’我说：‘再冷我也受得了。咱们是共产党，不能吹牛皮的时候人越多、场面越大越好；等到做检讨的时候，人越少、场面越小越好。那成什么啦？’好，重新到广场上去，临时搭了几个桌子，拉上了有线喇叭，然后，我就说了：‘社员同志们，作为一个副部长，我为我们把质量这样差的拖拉机卖给你们感到害臊。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这等于坑了你们，骗了你们。你们的钱，辛辛苦苦，挣得不容易，我们再也不能这么欺骗你们了。现在，我要给你们交个底，你们暂时不要买这个厂生产的拖拉机，如果他们不改变这个现状，你们就永远不要买他们的拖拉机，他们生产的拖拉机，从全国来说，质量是顶糟糕的。

        “‘告诉你们这么一件事，你们就明白了。这个工厂附近的一个公社，买了他们一台拖拉机。有些零部件，老得拉回厂子去修理。他们还算不错，占了离厂子近的便宜。一开始，社里还派个社员赶着小驴车，送到厂子里去。后来社里也烦了，不再用人押送，只要把返修的零部件往小驴车上一放，再给小毛驴一鞭子，小毛驴自己颠巴颠巴就能拉到厂子里去。往大门口一站，传达室就放它进去。工人把那零部件拿下来，三捣鼓两捣鼓之后，再往驴车上一放，小毛驴又颠巴颠巴地拉回来。社员同志们，连小毛驴都跑得识了路，你就说说这拖拉机的质量怎么样吧。’

        “台下的人鼎沸了，生气了，着急了。直嚷嚷：‘那怎么办呢？我们都订货了。’我当场回答他们：‘退货——退货——’把那位厂长气得面孔煞白。他当时心里准想：‘文化大革命’期间这老家伙坐牢真是活该，怎么不多坐几年？！可他不敢说什么，我是部长，他是厂长。等级观念也还有它一定的好处，是不是？我真纳闷儿，为什么这样的厂长，就不敢碰碰他。还了得啦？难道背回拖拉机就算完事了？以后怎么办？照样生产这样的拖拉机？为什么我们的干部、厂长，别管他赚钱、赔钱，能干、不能干，一当就是一辈子？这种厂长、干部，在哪儿工作哪儿垮台。不治治他还行？

        “底下又嚷嚷起来了：‘退了货上哪儿买去呀？我们的生产上急等着用。’

        “我说：‘找黎明拖拉机厂，他们生产的拖拉机质量又好，价钱又便宜，服务态度也好。’这就叫竞争的好处。谁也别想象过去那样躺在包销的办法上吃大锅饭，不行就没人要。卖不出去就发不了工资，工人就不答应你，你这个厂长就没好日子过，你得千方百计地行动起来找出路。那种厂长才像个厂长的样子。

        “有个会计问我：‘没有分配指标能买着拖拉机吗？’

        “‘那是老皇历啦，现在扩大了企业自主权，厂里也有点权啦。’

        “我一下子被包围起来，他们不大相信这是真的。我把你六月份批准黎明拖拉机厂登广告的事情讲给他们听，还告诉他们那条广告登在几号的报纸上。有个书记问我：‘生产资料进入流通领域合适吗？马克思老祖宗可没说过。’

        “我说，‘马克思没讲的事多了，难道我们就不知道怎么活了？只要对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对发展国民经济有利，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利，那就符合马克思老祖宗的原则。’”

        说完，还不等别人有什么反应，汪方亮自己便开心地大笑起来，眉宇之间流露出十分的得意。

        “汪叔叔，您太可爱了。您这才像个部长的样子，要是都像田伯伯那样当部长，我也能当，不就是划划圈嘛。再不就是什么‘按上面的精神办’，‘我同意大家的意见’，他自己究竟准备怎么办？谁也不知道。”

        “圆圆。”郑子云严厉地喝住她。

        圆圆噘起嘴巴，把眼睛一翻：“本来嘛。”

        汪方亮说：“圆圆，你怎么可以批评你未来的公公。”

        “谁要他这个公公。”

        “咦，不是你和他家老三在搞对象吗，这有什么好保密的。”

        夏竹筠脸上很不是颜色。汪方亮说话一向不照顾别人的隐私和面子。

        “哼，我才不和这种人交朋友呢。”

        “什么这种人那种人的，他有什么不好？”夏竹筠抢白圆圆。

        “谁觉着他好，谁和他过去。”

        “圆圆，你怎么越说越不像话了。”

        圆圆把筷子一摔，踢开椅子，一拧身，回自己房间去了。

        “何必提登广告的事呢！”郑子云全然不理会她们的争吵，继续方才的谈话。

        汪方亮严肃起来：“老郑，我佩服你的勇气。”他停住，觉得没有必要再深说下去。彼此是深有了解的老同志，什么风浪没经历过，什么惊心动魄的场面没见过？但郑子云挺身而出，为黎明拖拉机厂登广告承担责任的做法，还是让他感动。那还是夏天，刚刚开始谈市场，谈利润，谈竞争。

        像拖拉机这种生产资料，按现行管理体制，工厂按计划数字生产。然后按行政层次，由省呀、地区呀、县呀一级级切块分下去。现在是计划任务不足，工厂的能力还没发挥一半，而下面急着买拖拉机的单位又没有分配指标。工厂宁可闲着赔钱，也不能多生产一些，卖给急需的单位。谁要是卖了，就是私分。根据把经济搞活的精神，郑子云和黎明拖拉机厂的同志，一同详细地研究了厂里的计划任务、能力和材料情况，认为在满足计划外，还可以生产一批供应市场。并把这一情况报给上级主管部门，取得了他们的同意。又建议工厂在报上登个广告，欢迎国内外用户直接订货。生产资料登广告，当时还是头一回。他对广告稿一个字、一个字地进行过斟酌，认真地做过修改，最后由他签字批准。他想，就是有一天翻腾起来，厂子里也有案可查，有头可寻。谁能担保哪一天不会翻个个儿呢？以前遇到的这种事还少吗？郑子云怕厂子里到时候吃不消。

        这在过去的年月，也许算不了什么。然而这十多年来，不正常的政治生活，压弯了多少人的脊背啊，这不能不让人感到痛心，也更加让他感到郑子云不为世俗利禄、切身利害而盘算的可贵。

        这一下子，工厂的任务饱满了，亏损扭转了，职工的劲头也上来了。这么一件合情合理的事情——农民有需要，工厂有能力、有料、又不影响国家计划——却引起了很多的议论。

        也许几年以后，人们会奇怪，当时为什么那么死心眼，一件合情合理的事，却是那么不好办呢？

        人，可能就是这个样儿。钻进哪个模式里去，再钻出来还真不容易。像鲁迅先生说过的，现在我们吃螃蟹，是件很平常的事。但世界上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当时可得有好大的勇气，一定还有很多人认为他是胡闹——过去多少辈子都没人敢碰的东西，书上也没有写过，你干吗去碰呢。

        汪方亮沉思着，顺手从口袋里掏出一盒香烟，抽出一支递给郑子云。

        郑子云摆摆手。

        汪方亮那矍铄的目光，不无讥讽地一闪：“老婆下命令了？”

        “这么大年纪了，谁还管谁呢，下午吸得太多了。”

        “管归管，干归干，皆大欢喜。我一向就是这么对待不能苟同的意见。”他笑眯眯地从另一个口袋里掏出一个上面印有精致图案的硬壳小纸盒，看了郑子云一眼，然后摇头晃脑，阴阳怪气地念着：“本品系由砂糖、液体葡萄糖、胶姆基体等添加部分生物制剂及天然药物制成，经试用，戒烟效果良好，兼有润肺、止咳、提神、健胃等功能。使用方法：每用一片，咀嚼三十分钟左右，按烟瘾不同，可有二至四小时之效果。戒烟胶姆糖，要不要试用一下？”

        郑子云并不答腔，知道他有时好弄点玄虚。

        汪方亮打着哈哈：“老婆的命令，不可不从。烟瘾太大，不可不吸。我就又吸烟又吃糖，既照顾了老婆的情绪，又体贴了自己，两全其美。”

        这就是汪方亮。他就这样周旋于各种矛盾之中。

        但对即将到来的，可能会动摇某些根本观念的冲突，这套办法够不够呢？

        过去，人们爱用什么阶级斗争、你死我活这一类的字眼，好像只有在敌对的营垒之间，才会发生如此激烈的冲突。难道在同一营垒之内，新的、进步的观念和旧的、陈腐的观念的冲突会比这和缓一些吗？纵使不提你死我活，也找不到恰能说明其激烈程度的词汇了。

        那些旧观念，根深蒂固地渗透在许多人的意识里，并且被视为天条而不可犯。

        这些旧观念有时真像一张罗网，把所有的人都紧紧地罩住、捆住。要活一块活，要死一块死。要是这里面有一个人死去了，腐烂了，谁也别想松动一下手脚把这腐烂的尸体处理掉，谁也别想把鼻子伸到罩子外面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大家就这么臭着、熏着。

        历史必然淘汰这许多人会拼死命去维护的天条。困难就困难在这些人，偏偏又是自己的同志，甚至是好同志。

        然而，共产党人是什么呢？是推动历史车轮前进的人。

        现在被视为大逆不道的，在不远的将来会成为天经地义。

        当一八四七年，马克思向全世界发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号召时，响应者很是寥寥，而四十二年后，一八九〇年五月一日，恩格斯在伦敦为《共产党宣言》再次重写序言的时候，全世界无产者已真正联合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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