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时间是最公正最权威的评判者，它总是无情地淘尽那些污泥而留下金砂。
张洁同志的长篇小说发表已有十六七年了。作品荣获了我国文学最高奖——茅盾文学奖，并先后被德、英、法、俄、美、巴西、西班牙和北欧的荷兰等十多个国家翻译出版，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关于这本书的评价，早已有了定论，可是今天的读者大概很难体会光年同志《序言》开头的喟叹“改革难，写改革也难”的真正含意了，更不了解他所说的，小说“发表后立即引起争论，成为首都文坛上（还不只是文坛上）一个惹人注目的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了。
一时胜负在于力，千古胜负在于理。当年责难、批判小说的某些人，有的已经引退，有的已经作古，似乎旧案可以不必再提。考虑到这毕竟涉及当年某些领导，好像有点犯忌，恐怕现在也未必就是公开谈论的恰当时候。但即使现在仍然不说，日后也会引起一些读者的猜测和考证，总会有再提起的时候。这里就算为当代文学史提供一点资料，而且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人们应该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我不是当事人，不能说清这“惹人注目的事件”的全部。张洁有一次曾感叹说，要详细说它，恐怕又能写出一部那样的小说来。我只能就自己接触到的事，提供一些当年文坛的旧事。
先说点创作的背景资料。张洁是一九七八年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从森林里来的孩子》的。小说一发表，就受到大家一致的好评，她也从此开始了专业创作的道路。这篇小说与随后发表的《谁生活得更美好》和《条件尚未成熟》，接连三次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开创了“三连冠”的纪录。她那时的短篇《爱，是不能忘记的》和散文《挖荠菜》《捡麦穗》等，都是被传诵一时的作品。有位评论家说：“她具有真正艺术家的气质，仿佛一出世就成熟了”，我很赞成这个说法。张洁早期创作的基本主题，是对感情世界和伦理道德的探索。那种对纯情的渴望和执着，对美好遭到毁灭的愤慨以及在表达时所伴随的温馨中的悲凉和明丽下的忧郁，构成了她作品特有的细腻委婉、典雅精致和出颖脱俗的艺术风采。另外，当时评论界也有对她创作提出更高要求的意见，如“深刻细致，但也要宽阔”，希望她的作品更多反映社会矛盾和时代呼声。似乎作为回应，张洁一九八○年创作了揭露党内不正之风的短篇小说《场》，显示了她创作新的开拓和转折。接着张洁以丰富的社会经济知识，并调动了自己长期的生活积累，满怀激情，用四个月时间，于一九八一年春写出了这部挟风带火反映改革的力作。
大家知道，一九七八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时候，国民经济积重难返，仍然存在着严重比例失调的情况。中央决定用三年时间执行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直到一九八一年起形势才有根本好转，改革开放也才迈开步伐。
当时文学创作基本上还停留在“伤痕”和“反思”的阶段，反映改革题材的作品刚刚开始出现，多半只是短篇小说。例如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短篇，1979）和《开拓者》（中篇，1980），柯云路的《三千万》（短篇，1980），何士光的《乡场上》（短篇，1980）等。文气浩荡、全面反映改革的长篇的出现，给文坛以极大的欣喜。它不仅是张洁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我国文学反映经济改革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而且我认为，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部改革文学在思想深度和艺术成就上明显地超过了它。在它以后陆续有一些改革题材的长篇小说问世，如一九八二年有张锲的《改革者》和程树臻的《春天的呼唤》，一九八三年有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张贤亮的《男人的风格》，焦祖尧的《跋涉者》和鲁彦周的《彩虹坪》等，形成了我国改革文学的第一个高潮。
缺乏优秀作品的文坛是寂寞的，有了优秀作品却不知呵护更令人惋惜。像，连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都以《中国第一部政治小说——支持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路线，批判极左分子和保守派》为标题肯定和评介该书，可是在我们国内，它反而受到当时某些领导的批评，叫人难以理解。
当然，广大读者群众还是热情欢迎这部优秀作品的诞生。当年在北京为这部书召开的研讨会就有好几次。这大概是新时期最早的一批作品讨论会了，而且全没有后来那种新闻发布或商业气息。这些研讨会我全都参加了，就我印象，绝大多数意见都是赞扬这部小说的，例如光年同志在《序言》中提到的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文艺报》的讨论会上，许多评论家都十分赞赏和肯定它呼唤改革的激情。
随后，北京市文联和《十月》杂志也召开了读者面相当广泛的座谈会，除文学工作者外，还有中央音乐学院和国际关系学院的几位师生以及一些解放军战士参加。大家也从许多方面肯定了小说的成就，气氛十分热烈。可是大约一周以后，北京市文联又通知说还要开第二次会，记得那几天正好下雪，我们单位参加上次会的人都不再去了，我因在第一次会上发了言，就想再去听听。不料情况发生了变化，会议气氛和上次完全不同，个个正襟危坐，庄严肃穆，发言者手拿发言稿，一边倒的批判言词，显然是经过布置的，显然与当时已经传开的领导批评有关。上次会上有位音乐学院教师在我之后发言赞同我对小说的肯定，他自己并没有更多发挥，这次会也未再来，可是会上还有人发言点名批评那位教师。这虽然给我留了面子，却有点冤枉别人。会议结束时主持人完全肯定这次批判会，还说我们一些党员评论家不从党的原则高度帮助小说作者，这对于张洁这个预备党员没有什么好处。我觉得这话已超出一般的作品评论，所以印象深刻。我也是那时才知道张洁当时是预备党员，内心反而更钦佩她的政治热情和社会责任感。这是我在新时期所参加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大批判性质的会议。
到了一九八四年年中小说修改本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召开座谈会，我仍然认为初版本犀利而感伤，震撼力强，修改本则有磨平了的感觉。那时风波渐平，小说得奖似乎已不成问题（顺便说说，我曾参加一九八二年三月到四月举办的首届茅盾文学奖读书班，初评推荐书目中就名列前茅，最终未能通过；第二届读书班于一九八五年四月初评时又被一致推荐，后经评委投票获奖）。上面说到北京市那次批判会的主持人，也参加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座谈会，他的发言与北京市第二次座谈会的结束语完全不同。他还讲了市里有关部门如何帮张洁“过五关”（入党、出国、住房……另两关记不清了）。我相信这是真实的，所以虽然不满意他前后态度不一致，但内心还是体谅他的。
本来对一部作品有不同意见和争论是正常的，奇怪的是对有争议的作品却很少见到公开批评的文字。至今未见一篇批评文章，知道的只是当时个别负责人的严厉的口头批评，说作品有“明显的政治性错误”，是“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后的一个重要情况”，作者“太放肆了”等等。其实他们所根据的，只是一些从小说中摘录出来的被认为“有些比较片面和偏激，有些是很错误的，会造成坏影响”的文字。从要求作者修改的意见中我们知道，必须修改的有七条意见。现在就来具体看看这些文字：
小说第十五章主人公郑子云有一段内心独白：“三十年来经济建设的经验，说句官话，叫有成功，也有失败。说句真话：基本上是失败的教训。”这句话是不妥当。但我们紧接着看到的话是：“干了三十年，才敢于正视和承认这一点。正是三中全会以后，才开始着手解决，但是，困难重重，阻力很大。”把前后两句话联起来看，这里的重点是对三中全会的肯定，是对经济建设艰巨性的强调，本意还是积极的，并不就是为了否定三十年成就。而且作为文艺小说人物内心活动的思维语言，怎能要求它和政治文件公布的结论一样呢？
另一条是小说第九章书中人物陈咏明的内心思考，被指责是“涉及到对马列主义态度”的，其实是掐头去尾、断章取义的摘录：“如果马克思还活着，他将有责任，对忠实信仰他的学说的人们，就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制度，重新作出回答和解释。原有的理论，已经不够用来解释和回答社会主义国家当前所共同面临的新问题了。”猛一看似乎成了笼统指责马克思，好像是说马克思列宁主义过时了。原来小说是具体有所指的，在这段话的前面，作品援引了一大段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中的原话（为节省篇幅，这里就不引了），大意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贫困是因为他们所得到的，仅仅是“维持工人生存和延续工人后代”的“最低工资”。小说描写陈咏明面对工人住房和生活的困难时想到，今天工人阶级当了主人，为什么还不能生活得更好？这是马克思不曾说过的，所以才有了前面那段文字。这完全没有什么错误。
小说人物的语言需要符合人物的身份和个性，人物的语言不等于作者的宣言，这是起码的文学常识。小说中的汪方亮，是一个聪明人，他通达圆滑，还有点玩世不恭。他的语言幽默俏皮，有时有点出格，但却显得深刻。小说第十一章部党组会为那篇写陈咏明的报告文学争论时，汪方亮说：“中国真是人口太多，人浮于事。一部影片可不可以上映，有时也要拿到政治局去通过；一篇文章闹得重工业部人仰马翻，还要我们这些党组成员在这里讨论，我们就那么不值钱？女人可不可以烫头发某个市委讨论了三次……难怪我们大事抓不好，力气全消耗在拔鸭子毛这样的事情上了。”《十月》1981年第5期45页。这段话的主旨是说党委要抓大事，不应陷入影片审查或烫发之类的是非。这意见并不错。具有悲剧意味的是小说本身的遭遇，竟和它所描写的这个情节一样，也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而且就凭这段话，对小说竟上纲到“牵涉到对政治局有意见，发牢骚”的吓人高度。
还有几段文字被摘出来批判，然而问题在哪里，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例如小说第十二章贺家彬对他的老同学叶知秋说，他争取入党不是挣名誉，而是信仰马克思主义，他要研究和实践它，用来“改善我们这个在相当程度上它的一些成员仍然被小农意识控制，而不是被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武装的党”《十月》1981年第5期52页。。被他们摘出加了引号的话，据说是“涉及对党的评价”的。这里说的是“一些成员”，是在“相当程度上”被小农意识控制，难道说错了吗？难道非得像王明那样要求党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吗？
还有一段文字是小说第十章说到女青年“郑圆圆倒也不像他们这一代人的大多数那样偏激。一提起入党，他们会带着轻蔑和惊诧：‘入那玩意儿？！’她不过认为，尽管很多人都想入党，但这并不是判断一个人好或坏的唯一标志。”《十月》1981年第4期89页。这里说到有的年轻人对党看法偏激，这是事实（当然还不是“大多数”），对他们需要加强教育提高认识。但是郑圆圆与他们不同，作者与他们更不同，怎么可以一锅煮，认为是“涉及对党的评价”呢！
小说还有两段关于文学的议论受到指责。一段是第十一章郑子云的话：“社会效果好坏的标准，由谁说了算？是领导说了算，还是广大读者说了算？是只看近期效果，还是也要看远期效果？”《十月》1981年第5期45页。本来这是针对田守诚的话而说的，就是孤立来看，这话也并没有错。难道应是“领导说了算”和“只看近期效果”吗？
另一段是第十一章开头的议论：“当文学作为文学的时候，有人很可能会把它当成擦屁股纸，也有人一辈子不会读上一本文学书籍。当文学作为政治奉献给人们的羔羊时，却成为老幼咸宜的食品，人人都会争着咬它一口。男盗女娼、物价上涨、倒卖黄金、小孩尿床、火车误点、交通拥挤、住房困难、不长工资……无一不是文学的罪恶。文明古国里一种不可思议的怪诞！”《十月》1981年第5期39页。这段文字是以杂文的笔法和夸张的言词，来说明文学的社会功能这个严肃的问题。文学自古以来就被当做“雕虫小技”而倍受轻视，但有时却又作为“经国大业”承担着许多非文学的职能。有时甚至把某些社会问题也归罪于文学，如有的小流氓交代犯罪原因，就说是看的缘故等等。如此说来，上面被摘录的话并没有什么错误。
评论作品要看它总的倾向，如果想从几十万字的小说中挑出一句半句有毛病的话来，那还不容易吗！退而言之，就算当真有几句错话，又有什么意义呢！这里首先应该明确文艺的特征，它不是政策条文，不是政府文件，而“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鲁迅：《文艺与革命》，1928年。。对小说创作不应苛求，应该有宽容和豁达的胸怀。同时，评论作品要有一种历史的眼光，不应斤斤计较于目前一时的是非。上面那些被指责的词句，本来就没有多大错误，随着生活自由度的增加，今天再看就算不了什么问题。与现在某些有问题的作品相比较，更是无可指责。而且也应该相信一般读者的思想水平和辨别能力，他们在阅读中对于某些不精确的语言，能够分辨清楚。这也是对待文艺阅读和欣赏的一个群众观点的问题。如果担心小说中一两句话群众就会中毒，那么他们又将如何面对生活中更多的消极现象呢？
文学创作是作家具有独特个性的审美创造活动，是一个最需要发挥个人创造性的领域。新时期以来，正是从三十年代文艺发展的历史中，分析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摆脱各种条条框框的束缚，邓小平同志一九七九年在四次文代会祝词中提出：“写什么和怎么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去年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再次指出：“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是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条件。”这是非常英明正确的方针，任何背离的做法都是不对的。
对待已经出版了的文艺作品的修改应持慎重态度，一般地说修改作品应该是精益求精、越改越好。但对于有争论的作品和描写，要仔细研究不同意见，择善而从。如果听从错误批评和“左”的干涉，结果往往适得其反。有些作品出版以后，早已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再修改也未必能改变原来的影响，有时反而效果不好。《青春之歌》修改本让林道静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就不合当时的历史条件。《创业史》再版时强化了两条路线斗争，甚至错误攻击刘少奇同志，更是深刻的教训。此外如《红旗谱》对高蠡暴动与王明路线关系的修改，《山乡巨变》对农业合作化政策的强调，都多少损害了这些优秀作品的现实主义品格。这类例子在我们当代文学史上并不少见，连经典性作品如老舍的，曹禺的《雷雨》等，也都有出于政治思想方面的考虑而拔高原著的修改，后来又陆续恢复了原貌。这种没有必要、后果又不好的做法，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总结，否则今后仍会有这类现象发生。
值得高兴的是，张洁对“左”的批评始终保持了自己的看法，她对作品虽然做了许多修改，但并没有按照错误的意见在思想内容方面作伤筋动骨的修改，这在当时也是很不容易的。
光年同志在《序言》中点明，关于小说的争论“还不只是在文坛上”。细心的读者在《十月》一九八一年第五期小说末尾，还能见到“一九八一年四月十六日脱稿于百罹之中”的落款，可以想见作者当时处境的艰难困厄。十多年后，张洁在一组散文《张洁文集（二）》，第508—550页，作家出版社。中约略透露了当年她个人生活的遭遇，因为婚姻问题，“真是上刀山、下火海、波澜壮阔、九死一生”，有人说她是为了“嫁个特权”，有人骂她是“伤风败俗的坏女人”等等，各种流言蜚语沸沸扬扬。小说也在某单位引起种种议论，有人对号入座，有人指认作品主人公即生活中某某人。作者在一篇散文中说到，她创作这部作品是因为她支持、热爱积极改革的人：
说到底，我是一个感情重于理智的人，十五年前写不过是爱屋及乌奋力而为，并非我对体制改革、经济腾飞、国家大事、一个理想完善的政治构架有多少研究……
这段话仿佛正坐实了人们的议论。但是光凭“感情”是无论怎样“奋力而为”也难以写出这样作品来的，所以我以为这是激愤之词，是正话反说，是作者对流言的轻蔑、嘲弄和愤懑。
备受尊敬的文学前辈巴金，对张洁当时的厄运深表关切，他用三十年代鲁迅悼念电影演员阮玲玉相同的题目《人言可畏》写了文章，动情地说：
巴老在年迈之际还执笔为文，真诚地为一位作家的遭遇说话，而且把问题提到如此的高度，难道还不能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和深深的思考吗！
张洁在一篇文章中告诉我们：“在我珍藏着的那些读者来信中，有不少同志这样写道：假如有一天你遭到什么不幸就到我们这里来吧。”张洁感叹说：“对于一个作者，有什么报偿比读者对他公正的理解更可宝贵呢？”张洁：《我的船》，《文艺报》1981年第15期。
是啊，世界上宽厚、善良的好人永远是大多数，优秀的作家也总是会受到广大读者的尊敬和爱护。这也正是我们的生活的主流，是文学永远向前的根本保证。那就让生活少些沉重，愿好人一生平安！
现在我们再回到小说的文本上来。为何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出版十多年后它的魅力依旧不衰的秘密又在哪里？这是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
以重工业部和所属工厂的整顿改革为背景，描写了从正副部长、司局长到记者、工人和普通群众对经济改革的不同态度，以及他们丰富的内心世界和不同的生存状态，展开了一幅波澜壮阔的改革初期的生活画卷。小说突出的特点，是它那种高昂的激情和磅礴的气势，作品以热烈的爱憎写出了改革滥觞时新与旧、文明与愚昧、解放与僵化、改革与守旧的冲突，表现了对经济改革强烈的紧迫感和责任心，揭露了经济改革和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讴歌了振兴中华的努力奋飞和远大前程，使作品洋溢着政论和哲理的风采，艺术地表现了历史蜕变期的时代精神。
一部作品描写的具体事件可能过时，但如果它的思想是深刻的、前卫的，它就能写出时代的精神和魂魄，这样的作品就不会轻易过时。是与生活同步的作品，它完稿于一九八一年四月，所描写的生活则发生在一九八○年，这种近距离反映现实在长篇小说创作中是少见的。更可贵的是它对生活的预见性，是它在改革的起步阶段对改革中一些问题的超前见解。例如小说写郑子云派陈咏明出任曙光汽车厂厂长，陈咏明就要求真正有厂长的权力。这正是后来普遍实行的厂长负责制。小说所写曙光汽车厂许多经营管理方面的改革措施，在现实生活中都有超前性，如“五罚一元钱的暂行规定”和车间里的文明生产，在民意测验基础上任命处科室领导，工人直接选举车间主任，“自由组阁”生产班组以及实行计件工资和岗位责任制等等，都是先于当时社会实践的作品情节。小说第十章写郑子云在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上的长篇讲话，提出思想政治工作不能老一套，要科学化，要切合本单位实际，主张把心理学和社会学应用到企业管理中来，从根本上强调关心人、爱护人，把工人真正作为生产的主人，发挥人在四化中的积极作用等。这在当时是一篇石破天惊思想解放的演说，自然也被某些人视为是异端邪说，但不是也很快就被大家接受了吗？这种例子在作品中还可以举出很多。
文学创作并不一定要对社会政治经济问题提出具体解答，但是优秀的作家由于他们对生活的熟稔和洞察，总是能在作品中提出许多新鲜的见解和本质的认识。所以恩格斯称赞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马恩选集》第4卷463页。小说还获得经济界和社会科学界的重视，其原因同样也在这里。一部真正优秀的小说，本来就不仅仅是照相式地反映现实，它应该有热烈的爱憎，应该有自己的思想支点，有自己对生活独特的认识和评价。这种思想评价越接近生活的本质，它的思想价值也就越高，越不会轻易过时。这也正是文学作品高低优劣的一个标志。被称为“中国第一部政治小说”的，它的真正价值不仅在于描绘了变革初期的社会生活画卷，更重要的是它在呼唤生活前进和抨击阻遏社会变革时所表露的艺术家的睿智和勇气。
近年来由于加强了对各种文艺流派的研究，使得长篇小说的理论和实践，要比过去更为自由和宽泛，这将有利于文体的革新和繁荣，但是有些长期积淀的审美规范依旧是必须遵循的创作原则。例如典型化，就不仅是现实主义的主要方法，同时也是各种文体和流派的共同追求。长篇小说作为宏大的叙事艺术，典型人物和典型性格的塑造，无疑是其核心问题之一。
属于现实主义的艺术，但它与传统现实主义已有很大不同。它没有曲折的情节，甚至并不追求故事的完整性，但是矛盾纠葛却穿插交叠、一气呵成。它刻画人物也不注重人物的音容笑貌和外在行动，而是用日常生活中最富于典型化的细节，全力刻画人物心灵深处的微妙活动，创造了许多富有时代内容和个性特征的成功的典型。
篇幅并不很大，字数在二十五万字左右，但却刻画了好几十位人物。小说为了表现改革初期领导思想革新与守旧的斗争，着重描写了领导干部的思想交锋和心理活动，描写了一位部长、三位副部长和好几位司局级干部。如此集中描写高中级干部，在我们的创作中还不多见。副部长郑子云是作品中最积极的改革家和实干家。他精通业务，下厂调研时用指头摸一下新车的座位，就知道“密封性能还不太好”。他知识渊博，在企业管理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和新颖的见解，他作报告时有着宣传家和思想家的风貌。更可贵的是他思想解放，为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他披荆斩棘，甘冒矢石，鏖战不休，用田守诚的话来说是“改革派的一个亡命徒”。小说描写他在政治生活中的基本面貌时，还描写了他的个性特征和家庭生活，从而使这个人物性格更为丰满和复杂。作品写“他太有自己的个性，自己的脾气，常常别出心裁地干些不合乎常规的事情”，有人凭这一点就料定他的官“充其量只能当到这个份上，弄不好早晚还会跌得很惨。”小说写他在家庭生活中被捉弄、受冷落，而他“为了对舆论维持一个体面的家，他什么都忍了”。小说第九章写他和陈咏明从工厂回家的路上，仰望寒冷而寂寞的星空，他深深地体会到“人所害怕的不是受到伤害，而是受伤之后的荒凉孤寂之感”。这些描写，并不是为人物性格的复杂而复杂，而是深刻地揭示了改革先行者常有的那种孤独和悲壮的意味，加强了这个社会变革时期人物性格的历史意蕴。
小说中另一位副部长是被称为“拥郑派”的汪方亮，这是一个极富个性色彩的人物。作品写他“绝顶聪明”，“论魄力，论智谋，论根子，哪一方面都是硬邦邦的”，并不在郑子云之下。“他整天嘻嘻哈哈，什么事都不大在乎的样子，却是真厉害的人……就连田部长也怕他几分”。可他只是“周旋于各种矛盾之中”，并没有什么大的作为。这是由于他“经历过许多事情”，“什么样的朋友全有”，见过世面也看透了世事，对许多问题也就不抱乐观态度。小说第十五章写田守诚扣压上级批评他的文件，郑子云为此大发其火，汪方亮则主张冷眼旁观。他认为上级如果真有决心就会再查，否则闹也无用。有的评论说他“圆滑世故”，“玩世不恭”，“曲线改革”，其实，那是我们社会不正常的政治生活造成的结果。他有权变的一面，连和他共事多年的郑子云都觉得他“是个举措不定，不大好捉摸的人”。但他的基本方面，依旧是他的正直无私和疾恶如仇，他多次顶撞和作弄田守诚，支持郑子云的正确意见，表现了他对经济改革的竭诚拥护和对党的事业的一贯忠诚。应该说他还是值得我们信赖和尊重的领导干部的形象。
小说中反改革派的代表人物是部长田守诚，“他是个紧跟四人帮，见风使舵的风派人物”，是“一个混迹于官场的投机家”。小说拿郑子云与他作了比较，说郑子云是打猛攻球的，而他则“是打守球的，软磨硬泡”。小说并没有把他漫画化，而是写出了他工于心计，“待人处事，大多留有余地”，善于把握为官之道，能“平衡好上、下、左、右的关系”。小说写他平时每天早一刻钟上班，给人爱岗敬业的印象。“文革”中汪方亮因“恶攻”被开除党籍，他举手同意，但逢年过节他仍冒着危险偷偷看望汪方亮，当时这样做“实在是不容易”。又如“文革”中某市要批判陈咏明，他讨好地安慰陈，不料某市委的书记正站在陈的身后，他丝毫不觉尴尬和语塞又反过来感谢该市如何保护了陈咏明，刻画了他两面三刀、见风使舵的性格。小说还写了分管人事政工的副部长孔祥，他“比公安局还公安局”，盼望再来“反右”，把不老实的知识分子都弄去劳改。他的下属副局长冯效先，夏天搓身上细泥卷、冬天搓脚趾缝，也是整天琢磨整人的家伙。他们不仅是个人品质恶劣，他们的危害在于使用手中的权力阻遏改革的进程。这些形象的警策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刻画人物，除了运用富有典型意义的细节，更多是通过细密的心理剖析来揭示性格，尤其是写人物心灵之间的交流和碰撞，更深层地反映了人物之间的社会关系。就拿那次讨论关于陈咏明报告文学的党委会来说，一般关于会议的描写最易枯燥乏味，但小说在这里全力刻画了郑子云、汪方亮和田守诚等人心灵深处的微妙活动，所以十分生动和精彩，成为两种思想两种力量短兵相接的一次交锋。这三个人物，也是小说所描写的干部形象中最成功最重要的收获。
还描写了在生产第一线为“四化”而忘我工作的人们，描写了工厂领导和朝气蓬勃的青年工人，大大开阔了小说描写改革生活的社会空间。
曙光汽车厂厂长陈咏明，完全不同于我们五十年代文学作品中的“老厂长”形象，这是一位现代知识型的干部。书中关于他们夫妻感情的描写，更渲染了他身上浓重的“洋气”。他刚毅果敢，“遇见那些聪明人绕着弯子走的事，他呢，不缩脖子，不眨巴眼，对准目标，照直地走过去”。他顶住各方面的压力，大刀阔斧厉行改革，在厂内推行现代化管理。他是最重视人、关心人的生产干部，所以他又为工人群众所爱戴。作品描写分房后每户出一个饺子请他吃，他又夹着送到老泪纵横的工人老吕头嘴里。他对什么事都全力以赴，身上总是显露出“孩子般的真诚、执着和饱经世事的沉稳”。小说又写：“这个人也有毛病，过于严格，不通人情，方法生硬，使人下不来台，民主作风差，别人有不同意见，他不能耐心地说服”。小说多侧面地表现了他完整的性格，给读者留下了鲜明的印象。
作品中的车工组长杨小东和他的伙伴们，是最富朝气的一群。他们表面上“贼得很”，是“刺儿头”，行动有些出格。他们骑车出去用奖金会餐，“车座拔得老高，一个个在车把上猫着腰，撅着屁股，车铃哗啦啦地响成一片”，有人问干啥去，回答说“杀人放火去”！小说真实生动地给他们拍了一张集体照。实际上他们有明确的是非感和高度的自尊心，“他们身上带着曲折的生活道路留在他们这一代人身上的明显痕迹：不以为然，冷静，有头脑，实际，能干”。他们之间的关心友爱是那么动人，小宋的婚事和住房牵动着全组的心，大家为他捡砖头盖房子，吕志民病危谵语也说着这件事，表现了他们集体的团结和温暖。为了集体的荣誉，他们相互监督，严格要求，生活和生产都搞得有声有色，连续两年被评为先进生产小组，成为建设“四化”的一支热情和活跃的力量。
一部工业题材的作品，既没有废寝忘食突击任务的渲染，更没有生产过程的乏味描写，而是以对工人生活的真正了解和对人们思想情绪的心灵感应，创造了许多感人至深的人物和情景，这在创作中是不多见的，可贵的。小说写曙光厂撤了各车间专职支部书记，充实生产第一线，原支书李瑞林极不情愿地被安排在传达室。一天，生活困难的吴国栋骑了新自行车上班，并高兴地告诉他是厂里为解决交通困难贷款买的，李瑞林也很高兴。接着书中写道：“吴国栋瞧见李瑞林那霜白的两鬓，谢了的顶，心里立刻有股酸溜溜的味儿，便一把捂住了转动着的车铃。”这个细节充分反映了阶级兄弟之间的体贴、同情和爱心。这时好与他们作对的青工吕志民进厂违反了规定，吴国栋要罚他，李瑞林则让他改正后走了。说明李瑞林在困厄中仍善意待人，不失老工人老党员的本色，说明工人的心毕竟是相通的，他们的生活中充满了许多人情、人性和美好的东西。小说成功地写出了工人的生活和感情，成为作品又一重要收获。
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更是出色动人，充分表现了女作家张洁对女性心理独特的体察和感受，有些章节简直可以说是诗中之诗。例如万群是小说中一个着墨不多的人物，但她那纯情稚气、至情至真和执着坚韧的性格，她那凄风苦雨、命途多舛的遭遇，却是最牵动读者心灵的章节。集中写她的第十二章，小说几次修改都一字未动。小说写她原来像一只整天咕咕叫的鸽子，有着“任性的、俏皮的、向上翘着的嘴角”，单纯得“让人享受到一种到了纯洁的天国的快乐”。可是，对爱情的失望、丈夫的自杀，一连串沉重的打击彻底改变了她。她和方文煊的感情故事，执着而无望，像是另一个版本的《爱，是不能忘记的》。他们前后两次在潮湿阴冷厨房里的谈话，都是那么凄凉、悲怆，压抑得叫人透不过气来。最后万群死于车祸，方文煊向遗体告别，那种悔恨和悲伤，真有回肠荡气的力量。小说中另一位女理发师刘玉英，“天生地具有一颗专为体会美好事物的心”。她让即将举行婚礼的小伙来剪下新娘的辫子，再由她来理发美容，使这对新人很受感动。可她的家庭生活，却像“捧着一碗又烫又满的面汤往前走”，是那样紧张、操心和吃力。和丈夫吵架那天她很晚才下班，却见他在门外站了很久，“旧棉帽上、肩膀头上、围巾上全都积了一层薄薄的雪花……一步步地向她走来”，活画出贫贱夫妻苦涩别扭而并未完全丧失温情的生活场景。小说还描写了“一个顶干瘪、顶枯燥的职业妇女”记者叶知秋，她的“像未经世故的儿童一样执着、认真”的性格；描写了“好像一道柔和的、色彩交错的光环”般的姑娘圆圆，她敏感而执着地探索着生活的道路；描写了热情善良，有着“执着女学生式单纯见解”的女医生郁丽文等等。她们作为真善美的体现，构成了作品中一道明丽的风景。
此外，小说也入木三分地刻画了一些被锈蚀了的灵魂。小说中雍容华贵的妇人夏竹筠，是那样虚荣，即使没有摄影师她也要选择“一个顶美、顶适于拍照或素描的角度”。她给别人钱时，要“用力地捻一下，好像还能捻出一张”，她接别人的钱时，尽管很脏，却“没有忘记清点一下应找回的数目”。她是老党员，上过大学，却“任什么也不思索，在生活里变得麻木了”，成为势利庸俗、政治退化的小市民。小说还描写了心比天高、看到撒切尔夫人马科斯夫人形象就撇嘴冷笑、惯于媚上压下的女处长何婷，她肉麻地给孔祥副部长打电话，为女儿走后门安排工作，在处里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小说把人物的社会属性和心理特质融合为一，细致而深刻地揭示了这些改革生活进程中的沉滞力量，让我们看到除了击败明明白白的反改革派以外，改变和消解这种沉滞力量又是一项沉重的负担。
决非干巴巴的“政治小说”，它在艺术上有许多成功之处。反映生活的新鲜感和真实感，就是它显著的一个艺术特色。现实生活在作品中，犹如刚长出的瓜果和植物一般，给人以清新、鲜嫩和毛绒绒的感觉，显示了作家在日常生活中捕捉形象的能力。书中叶知秋给郑子云打完电话后的街景描写：时髦的铃木50，临时就业的青年还不太老练的叫卖，播送着的电子音乐，抢行后又停错地方乖乖受训的越野吉普等等，都是八十年代初期现实生活的逼真写照。还有那位画家居住的嘈杂小院，收音机里的《天鹅湖》和等同时震响，“什么声音全有，什么味道全有”，使人一下就身临其境，同时也更深切感受到“价廉物美”的优秀画家和普通人民的日常生活。这类例子在中俯拾即是，使作品充满盎然的生活情趣和鲜活的艺术生命。
是一部积极向上、满怀革命信念的乐观主义的作品。小说的结尾，主人公郑子云因身体不好、工作劳累和家庭纠纷，最后心肌梗塞进了医院，保守派田守诚幸灾乐祸。有人指责小说的结局“给人消极悲观的感觉，似乎翅膀沉重得要断了”，这其实是“大团圆结局”和“光明的尾巴”的传统艺术观念。的结尾，几次修改虽有细微差异，但它的倾向性从来是积极和鲜明的。同时由于全书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竭诚拥护和对改革开放胜利进行的坚定信念，根本不存在翅膀“要断了”的感觉。书中有一段描写郑子云在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上的雄姿：他“像一头耸起翅膀准备腾然飞起的苍鹰”，即使年迈力衰越不过高山大海也在所不惜。酷爱苍天的雄鹰即使有一副“沉重的翅膀”，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它翱翔蓝天直冲霄汉。这是书中改革家的形象，也是整部作品塑造的艺术形象，也可以说正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形象。
巴尔扎克说过：“同实在的现实毫无联系的作品，以及这类作品全属虚构的情节，多半成了世界上的死物。至于根据事实，根据观察，根据亲眼看到的生活中的图画，根据从生活中得出来的结论写的书，都享有永恒的光荣。”无疑是根据现实生活、并从中得出正确结论的优秀作品，它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在这个意义上，借用巴尔扎克的话，说它会“享有永恒的光荣”，我以为也并不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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