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我就从事外贸工作。我1978年离开外贸部，前后总共28年。外贸部是周总理过问最多、抓得最多的政府工作部门之一，因此我同周总理经常有工作接触。他对我国对外贸易工作的指导思想，给我们很深的教育。

        （一）

        建国后，周总理对我国外贸工作一直非常关心、非常重视。凡是外贸部同外国谈判签订贸易协定或议定书，无论是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谈判，还是同亚非拉美民族独立国家或者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谈判，周总理无不亲自过问，对协定草案及其有关文件总是在深入调查了解的基础上最后修改定稿。周总理重视这项工作，是因为卓有成效地开展对外贸易，既是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支援国家建设的迫切需要，又是我国发展对外关系，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手段。

        周总理经常对我们说：对外贸易很重要。为了促进和发展我国国民经济建设事业，我们要多想办法，采取积极措施，努力发展对外贸易，争取多出口农产品和矿产品，尽可能多地换回国家建设所需要的机器设备和先进技术。并且强调：对外贸易的政策性很强，很现实，是我们开展和平外交的工作基础，必须严肃对待，要认真做好。我们要分清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对象，加以区别对待。同经济比较落后的民族独立国家进行贸易，我们应该参照国际市场价格，酌量惰况，购进时价格可以适当高一点，出口时价格可以适当低一点。对于敌视我国的帝国主义国家，我们的政策是：要使经济斗争服从于政治斗争。当政治斗争需要配合时，贸易可以发展也可以停止。因此，贸易谈判中涉及到的买什么卖什么、买卖商品的品种与数量等问题，都决不是一个单纯的贸易做大做小的金额问题。

        在这一基本思想的指导下，对外贸易谈判工作，首先是要求我们摸清我国出口产品的底细，比如可供出口的农副产品（大豆、猪鬃、食用油）和战略物资（稀有金属和有色金属）的数量有多少。然后再根据国家间的双边关系或我们所能获得外汇和急需购买哪些物资的情况，作出我们向对方出口什么，进口什么，进出口多大数量的决定。

        周总理不仅听取我们对外谈判的汇报，而且还同我们一起修改有关谈判情况的报告和协定的条款。他看得很认真，对用错了的标点符号都亲自把它改了过来。1950年周总理在审查外贸部关于中波贸易谈判问题的报告时，对我说，你们的报告不是给我看的，是给毛主席和中央其他不管外贸工作的领导同志看的，因此既要使报告全面反映谈判的内容，还要让他们能够看得懂，这样，他们才能清楚地了解我们对外贸易工作的惰况。

        在我国国民经济最困难时期，周总理仍然坚定不移地把对外贸易作为推行国家和平外交政策的重要手段。1960年因自然灾害和人为的因素，我国决定从国外进口小麦。当时，美国粮食很便宜，我们买不买？从经济利益角度着，买美国粮食当然好，但是从政治上考虑，我们不能买。因为，这时美国仍然对我国实行“孤立”和“遏制”的敌视政策，支持台湾国民党政权，制造“两个中国”，阻止我国进入联合国。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苏联政府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中苏关系恶化，贸易大大缩减。但是，在周总理指导下，我国对一些东欧国家的贸易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政策，例如，我们对民主德国给予照顾，把我们国内供应也很困难的大豆卖给它。对亚洲国家朝鲜、越南更是如此，我们节衣缩食，挤出物资支援它们。

        中苏两国关系恶化以后，我国对外贸易的重心开始转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外贸易的方式也不得不以记账贸易改为现汇贸易。

        为缓解当时国内粮食供应的困难，进口粮食成为外贸部的一项主要任务。同时，我们还承担着对亚非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的重担。当时，我国对外援助的方式主要有：（一）向受援国家提供成套机器设备。（二）向受援国派出工程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三）向受援国提供所需的建设物资，对有的受援国还须提供现汇援助。由于有些精密机器设备我国还不能制造，有的原料如特殊钢材，我国还不能生产，只好用外汇购买后提供给受援国。

        以上诸方面都要国家支出大量外汇，但国家缺少外汇，怎么办呢？周总理把外贸部负责同志找去，共同商议解决办法。他对我们说：日本是小国，除有一点煤炭资源外，其他重要资源都很少，工业生产原料靠进口，是世界最大的资源进口国；英国资源也很少，很多原料靠进口；东欧的一些国家也是资源缺乏。但是，这些国家的对外贸易却很发达，为什么呢？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进口原料，生产出口商品。我国生产出口商品的原料都有，但有一些还有待于开采，解不了燃眉之急。发展对外贸易，完全靠我们开采出原料后再生产要慢一些，我们也可以进口一些急需原料，然后加工产品出口。周总理说，如果采取这个办法，我们既能发展对外贸易，获得外汇收入，还能够提高国内工业生产水平。

        根据周总理的意见，外贸部从国外进口部分原料，加工出口产品，“以进养出”。为了多创汇，我们还源源不断地向香港大量供应生猪。为保证生猪的货源，提高农民养猪的积极性，我们对出售生猪的农民实行奖售粮食和化肥的政策。

        除上面我所讲到的创汇办法外，在周总理直接关心、领导下，外贸部同有关部门还采取过其他一些有效措施，如研究自由兑换货币汇率，在贸易中以对我有利的货币计价，就是其中的一种高明办法。

        50年代，我国对外贸易是向苏联、东欧国家“一边倒”的，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百分之七十至八十，比重很大。这种局面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禁运政策造成的。在对苏联、东欧国家贸易中，商品价格除进行个别调整外，保持长期不变政策。人民币与外汇的比价，也长期保持稳定。由于人民币没规定含金量，所以不作为自由兑换货币在国际市场上流通。在国际流通货币中，英镑、法郎、马克等都常发生贬值。这些汇率的变动情况，对我国对外贸易的经济效益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为着在对外贸易中多创汇和用好外汇，周总理请红军时代就做经济工作的外贸部部长叶季壮同志掌管外汇，并组织一批人专门进行研究，预测并掌握各种自由货币汇率变动情况。由于我们重视各种外汇汇率变动情况，在签订合同时，是以美元、英镑还是以马克、瑞士法郎等计价，都是以对我最有利的货币计价的。所以，在几次大的货币变动中，我们不仅没有吃亏，而且还从中赚了一笔外汇。

        （三）

        我国外汇储备很少，为使出口货物尽可能多的换取外汇并获得最大的购买力，周总理要求我们时时刻刻盘算如何争取最有利的进出口商品价格。这是周总理指导对外贸易工作的又一个重要思想。

        事前要进行严密周到的价格计算。1960年我国开始进口粮食时，周总理把我们找去，同我们一道对大米和小麦的国际市场价格进行对比计算。当时，一吨小麦价格是60多美元，大米价格是100多美元。就是说出口一吨大米至少可以换回一吨半小麦，虽然我国进口小麦量大于出口大米量，但加上出口大豆等粮油类产品，一进一出，在金额上出与进是相差不多的。

        国民经济经过几年调整，粮食生产形势已明显好转。在这种情况下，我国还需不需要大量进口粮食？他认为，继续进口粮食对我们国家有利。因为进口小麦供应北京、天津、上海、大连、广州等大城市，除有利于农民休养生息外，还可以减少从内地粮区运粮食到大城市的运输量，缓解运输紧张状况，节省大量人力、财力；而且，小麦便于储存，以备急需。当时国际市场麦价比较低，海运费也便宜，相反，靠陆路从我内地运到沿海大城市，运费就比较高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周总理想问题是相当周到和深远的。他是用战略眼光来分析、处理这个问题的。

        贸易谈判，要知己知彼。当时，日本商品一般说来卖得是比较贵的。如果我们买西欧国家的同类商品，离岸价虽然低一些，可是加上长途的运费，并不合算。这里存在一个运输费用的差价问题。他指示我们，既要让日本赚差价，又要在日本与西欧的相互竞争中，使我们买到较低价格的商品。

        60年代初，外贸部同某国商人谈判购买小麦时，周总理及时指示我们，不要让对方摸到我们的底。这样，我们在同对方谈判时，他们也不好漫天要价了。

        （四）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平等互利原则基础上对亚非拉美国家进行贸易的同时，又帮助它们发展民族经济，是我们不可推辞的国际主义义务。那么，应该怎样援助这些国家呢？周总理不仅指导外贸部在对外贸易中贯彻独立自主原则，发展我国国民经济，同时也要求我们帮助亚非拉美国家。他说，我们在经济上对他们进行帮助，并不是使他们依赖我们，而是推动和促进他们自力更生。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了，才能发展对外贸易。经济越发展，他们的对外贸易越发展越大。本着这个思想，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总理在访问非洲国家时，他宣布了充分体现这一思想的中国政府对外经济援助的八项原则，公开申明：中国政府对外提供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当周总理看到非洲马里等国需要从中国进口茶叶，而且其他生活必需品也很缺乏时，他不是从赚钱的立场出发要外贸部向这些国家推销茶叶等商品，而是指示我们派出专家帮助马里种茶、制茶，同时帮助它建设火柴厂、纺织厂、糖厂等。在对马里的援助取得一定经验后，接着帮助几内亚、赞比亚、坦桑尼亚等国搞工业企业的建设。1962年，我率领贸易代表团前往巴基斯坦商谈双边贸易和提供援助事宜。行前，周总理告诉我，我们可以给巴贷款，并且不要利息。如果到期后还不了债，还可以延期。到达巴基斯坦后，我拜会了政府总理穆罕默德.阿里，向他说明中国政府的这一意向。阿里很惊奇，既然是提供贷款嘛，怎么会不要利息呢？在我阐明了我国对外援助的政策后，他相信了。以后，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到我国访问时，接受了我国提供的贷款，又同我国签订了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方面的协定。

        周总理在如何开展我国对外贸易问题上有很多重要思想和独到的见解。比如，在外汇短缺的情况下，我们要不要抛售黄金的问题上，周总理的指导思想给我们很深的印象。

        1960年，我国财政赤字已经高达80亿元，但为保证最低限度的国计民生的需要，还必须从国外进口大量小麦。在严重危机面前，如果我国在国际市场抛售黄金，以解决外汇紧缺问题，也不是不可以的，但周总理不赞成这样做。他说，黄金不能卖！我们要以黄金作后盾。他强调，在外汇的使用上，我们花一个美元都要认真考虑考虑！周总理这种一心一意为国家、为人民的利益着想的崇高思想品质，使我们感动不已。事隔这么多年后，每当我想起他这两句言简意赅铿锵有力的话，仍然感慨万千。在周总理直接过问下，我们不仅没有卖黄金，而且还利用金价比较便宜的机会，每年买进几十万两黄金。年年买进，一直买到1970年。这些黄金都是用专机运回国内的。

        周总理对干部要求相当严格，有时他批评人严厉得很旭他的作风却非常民主。所以，我们感到他的这个严厉，对我们是一种鞭策、督促，是对我们很大的关心和帮助。他为了弄清一个不熟悉的问题，总是要把我们做具体工作的同志找去，面对面的谈。要我们摆情况，谈问题。如果你谈的看法有道理，他认为是对的，他就支持，就肯定；谈的不对的地方，他就向你说明不对的道理，并指出应该怎么办。在周总理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的影响下，我们做工作，向他汇报工作，总是要先弄清情况，核实有关数字和事实，不敢有一点马虎。因为情况明，才能下决心呀！不然，下了决心也是错误的。这一点很重要。周总理的这些崇高品质和工作作风，对我们外贸部负责同志很影响。可以说，是留给我们外贸工作的一笔极为宝贵的思想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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