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丝，你真是美极了。”

        “才不美呢，丑死了。我哭那么久，脸都浮肿了。我自己都能看到，脸上鼓起了大包。”

        “我才不管，你还是很美。”

        我们躺在床上紧紧相拥。我回到房间的时候两人都说不出话来，而她一看到我的样子就明白我已经知道了事实的真相，就又哭了起来。我走过去，心里充满羞愧，觉得自己没脸再触碰她。我猛然走到她身边，拉过她的手贴在我的脸上，我亲吻她的手，然后亲吻她的脸颊。她靠在我身上，边亲吻边哭泣。巨大的喜悦掠过我们的心头，因为两个不完整的部分再次合为一个整体，我们没有说话，也没有思考，便开始做爱。如同我们第一次做爱一般美好，苏丝像上次一样猛烈地啜泣，身体止不住地颤抖；她的啜泣如此猛烈，把我拉回到现实，我吓坏了，因为我刚才完全陶醉其中，忘了她正在生病。

        我吻了吻她的鼻子和她眼睛下方的红肿。她闭上眼睛，我亲吻她柔软的眼睑。

        “苏丝，我们这样不好，我们不该做爱。”

        “我很高兴，我觉得很美好。”

        “时间来得及的话我去找个医生给你看看，不过你要是感觉还可以，我们最好先回香港。”

        “没问题，我都说了，我现在感觉美极了。”

        “那好，你不要动，就安静地躺在那里，我来整理东西。”

        我们坐脚踏三轮车去乘船。苏丝似乎已经恢复得很好，虽然她强烈反对铺张浪费，但我还是给她买了个铺位，让她躺下。舱内另一位乘客是个从香港过来的英国女教师，她说自己每次都要“奢侈地”乘坐房舱，因为她很容易晕船，又不愿在大庭广众下呕吐。船还没开她就忧惧得脸色苍白，问乘务员船这次航行会不会很颠簸，乘务员答道：“不会，今天会很平稳。”他刚走女教师就说：“你们相信他说的是实话吗？你们没听到什么吗？”

        “我觉得今天应该会风平浪静的。”我说。

        那天热浪一如既往笼罩在澳门上空，炎热而沉闷，港口没有一丝风。然而轮船穿越珠江口的时候，迎面扑来一股强风，海水在船下汹涌，“佛山”号嘎吱作响，左右摇晃。我来到房舱，苏丝并未在意轮船颠簸，几乎睡着了，而女教师捧着陶瓷痰盂不断干呕，我就退了出来，到酒吧喝了杯白兰地。过了一个小时我还待在酒吧里，轮船突然改变航向，扬声器里传来广播说一艘舢板翻了船，幸存者都趴在小船残骸上等待救援。我走到甲板上，“佛山”号的引擎低低地震动，一艘救生艇放了下去，乘客们都趴在船舷上观看救援。我旁边是个身强体壮的男人，浑身充满力量，留着姜黄色的小胡子，看到中国船员笨拙地操纵救生艇，他大喊“蠢货”，他还大骂小舢板上的人是一群蠢货，这么恶劣的天气还出海这么远，轮船上的人也好不到哪里去，这是他澳门旅行中遇到的第三起事故了。这时扬声器噼啪响起，急切地询问乘客中有没有医生，赶紧到下层甲板去。“蠢货，他们不明白我的意思，”留着姜黄色小胡子的大个子说，显然他是个医生，“都是这些蠢货自找的，淹死他们算了。”不过他也只是嘴上抱怨一下而已，我再转身的时候他已经不见了。一个女人被拖上船，全身湿透了，黑色的丝质衣服湿湿地贴在身上，如同一只失去羽毛的小鸟，是那么纤小而脆弱。接着拖上来一个年轻人，虽然快淹死了，却还神经质地不住窃笑着。这时有人碰了碰我的手臂，我回过头，是那个女教师，她的脸色鬼一样青绿，说：“你赶紧过来看看。”

        “怎么了？”

        她干枯苍白的嘴唇翕动着，却没有发出声音，不知是因为她晕船太厉害，还是答案太悲惨，她难以启齿。我飞快转身，穿过甲板上的人群，走进房舱，不禁打了个踉跄，几乎跌倒。地板上到处是呕吐物，空气中弥漫着呕吐的味道，痰盂在地板上来回滚动，发出细微的咔嗒声。我过去看看苏丝，她的眼睛紧闭着，脸色纸一样白，嘴角冒着红色泡沫，滴在枕头上。

        “苏丝！”

        她睁开眼睛，又无声地闭上。

        “我去找医生，”我对她说，“马上就回来。”

        我顺着舷梯爬到下层甲板，中国船员正往船舱抬一个幸存者，其他人躺在甲板上，先前大喊“让他们淹死算了”的大个子医生正跨跪在一个女人身体的两侧，两只大手放在她的背上，用力挤压她的肋骨，累得直喘气。那个女人已经不省人事，不过医生移开手掌，空气就进入她镶满金牙的嘴巴，咕噜噜顺着她的喉咙流到肺中去了。

        “医生，我妻子病了。”我说。

        他没有抬头，回答说：“让你该死的妻子见鬼去吧，你没看到这个女人快死了吗？”

        “可是我妻子也快死了。”

        他没再言语，继续救治手中的病人，不断用大手按压女人的肋部，空气哀怨地从她的喉咙冒出来，直到里面再无空气，喉咙停止哭泣，而他继续按压，然后移开手掌，空气又咕噜噜进去，他还在按压。过了一分钟，他眼睛始终盯着女人问：“谁过来替我？有人过来替我吗？”

        “先生，我来，我接受过救生训练，”一个中国船员机敏地说，“我还有证书和奖章呢。”

        “过来。”

        医生继续按压，抽回一条腿，跪在女人身体的一侧，船员在另一侧跪下，把手平覆在医生手上，两人一起用力按压了几下，医生很满意船员很快找到节奏，就抽回手，船员把一条腿跨过女人的身体，一个人继续按压。医生看了一会儿，确定他的做法正确，就起身问：“刚才谁叫我？谁跟我说他的妻子病了？”

        “是我，”我回答说，“很抱歉，可是我妻子病得很严重。”

        他毫不相信地瞪着我，似乎在怀疑我的妻子只是晕船，而我却认为她的小小不舒服远比广东渔妇的生命更重要。他喃喃自语道：“她最好病得很严重。”就跟着我来到上层甲板，走进房舱。女教师无能为力地站在苏丝的铺位前，毫无血色的嘴角下垂着。到处是刺鼻腥甜的呕吐气息，医生走到苏丝身边，看了一眼不断冒出的红色泡沫，又抬头用鼻子嗅了嗅，说：“天啊，给点儿空气好不好，你们两个出去。”

        我跟在女教师身后来到甲板，倚靠在船舷上，潮湿闷热的风吹过，在皮肤上留下一层油脂般的薄膜。小舢板上的最后一个人也被救上来了，人群一阵高呼，救生艇也被拖上船。引擎重新发动了。

        “很抱歉害你不能在里面休息。”我对女教师说。

        “哦，没关系，”她回答说，“你别放在心上，只是我也没帮多少忙。放在平时，遇到这种情况我还能帮上忙，可是今天我晕船，一点儿忙也帮不上。”

        医生从房舱走出来，这时轮船晃了一下，把他从甲板上摔到船舷，他的膝盖撞在木垃圾箱，把垃圾箱都撞歪了。我还等着他的咒骂，结果他却只抽搐了几下面部肌肉，用手抚了抚膝盖。

        我知道情况肯定很糟糕。如果苏丝没什么问题，他肯定会破口大骂，说我是个蠢货，浪费他的时间。

        “哦，船重新启动了，我们很快就到港了，”他说，“目前我们能做的也有限，只能帮她降温了。去找乘务员要点儿冰块，帮她冷敷一下，敷在这里，肺部。”

        女教师急切地说：“这个我来，我去找冰块。我可以用枕头套做冷敷，我以前做过。”

        “另外让她吸点儿冰水。”医生嘱咐道。

        我问：“她情况有多严重？”

        “如果能马上住院就没什么问题，”医生回答说，“她有些失血过多，不过一旦住院医生会帮她输血。他们会叫救护车把这些救上来的人送到国王医院，她正好可以一起去。”

        “她在圣玛格丽特医院有个床位，”我说，“他们有专门的肺结核病房。”

        “那我就没法保证了。”他竖起耳朵仔细听扩音器的广播，说正在为舢板幸存者捐款，因为那条小船不仅是他们的生计所在，也是他们生活的家，而今他们失去了一切。医生很蔑视地说：“他妈的，他们别想从我身上得到一分钱。”然后伸手掏出钱包，准备捐五十港币。“我得下去了，恐怕你得屈就到国王医院了。”

        轮船停靠在香港码头，苏丝被担架抬上岸，推进一辆等待的救护车里，那个医生走过来，对我眨眨眼说：“我已经把舢板上的人都安排到另外两辆救护车上了，也跟司机说好了，把你们送到圣玛格丽特医院。”

        “您真是个大好人，”我说，“我欠您多少钱？”

        “那他妈的可数不清了。”说完他就走了。

        我爬进救护车后车厢，护理员准备把门关上，他小心翼翼地说：“国王医院是吧？”

        “不是，圣玛格丽特医院。”我回答道。

        他摇摇头说：“这辆救护车是去国王医院的。”

        “可是医生说你已经答应把我们送到圣玛格丽特医院的。”

        司机站在护理员身后，两人沉默地看着我，似乎在等待什么。我摸摸口袋，掏出一张五元的港币，递给护理员说：“好吧，去圣玛格丽特医院。”

        护理员若有所思地接了钞票，折成小方块，放进上衣口袋里。他关上救护车后门，我听到他们爬进前面的驾驶舱，关上车门，引擎却一直没有动静。其他两辆救护车都开走了，苏丝闭着眼睛无声地躺在那里，敷过冰后她的肺部不再出血，不过她依然很虚弱，一个小时都没有睁开眼睛，我估计她都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抬上岸了。我透过玻璃往前面的驾驶舱看了看，护理员和司机正在激烈地讨论，我拍拍玻璃，示意他们赶紧出发。过了一分钟护理员下了车，绕过车身走到后面，打开车门对我说：“对不起，先生，圣玛格丽特医院太远了。”

        “可是还不到一英里呢，”我说，“比国王医院还近。”

        “太远了。”

        “你的意思是让我再塞点儿钱给你，”我问，“你想要多少？”

        “再给我十港币的油钱。”

        我给了他一张十港币的钞票，说：“足够你到北京的油钱了。”

        “北京现在可没什么好的，”他咧嘴笑着说，“没乐趣，没舞女，没寻欢作乐的地方。”

        “也没有敲诈，”我说，“现在可以走了吧。”

        他们拿到十五港币一定开心死了，救护车立马箭一般地飞出去，铃铛叮当作响，提醒道路上的其他车辆避让。我握着苏丝的手，她的手跟她的脸庞一样苍白无生气，似乎流干了最后一滴血。我努力回忆人的身体里有多少毫升血，而她又失了多少。救护车停在圣玛格丽特医院门口，我看着苏丝被抬上担架，就走到大厅前台，可伊留言说她今天不当班，不过她已经托付给肺结核病房的邓恩护士。“她是个乖孩子，我相信她会尽全力帮你们的。”我走上楼来到肺结核病房，向门口的护士询问邓恩在不在。

        “她马上出来，”护士回答说，“你不能进去，里面有几个女人正在洗浴。”

        我在走廊等了片刻，邓恩护士出来了，脸上带着轻快而毫无人情味的微笑，说：“别担心，我们会照顾她的。把她交给我们，你回去吧。明天下午再来看她，她肯定会高兴的。”

        “明天下午？”

        “我们只有下午才允许探病，三点到四点。”她微笑着，她的微笑经过手术刀消毒灭菌，又用消过毒的镊子夹起来，从未被人手触碰过。好吧，她可能是可伊眼中的乖孩子，在我眼中却不是。

        我说：“我想等医生帮她看过后再走。”

        “恐怕你不能在这里等，你得去大厅等着。”

        “有消息了能麻烦你告诉我一声吗？”

        “当然可以，去大厅等着吧。”

        我在大厅等了一个小时，也没人过来通知我。我又等了一刻钟，就上楼去病房看看。病房的门敞开着一条缝，我顺着门缝看到长长的房间里电风扇不停旋转，打蜡的地板如同保龄球道一般闪亮光洁，两排病床上躺着茫然沉默的中国人。我看到苏丝的病床头挂着瓶子，瓶口的红色管子连着她的手臂。我转身回到走廊寻找邓恩护士，她正好敏捷地从一扇门后走出来。看到我她停下脚步，说：“哦，真是对不起，我把你给忘了。”她的态度少了些消毒水的气息，似乎有些温暖，“我真忘了。”

        “她怎么样了？”

        “她还很虚弱，”不期然遇到我，她有些不安，“不过我们正在给她输血，现在还不能失去希望。”

        “我会满怀希望的。”我说。

        然而接下来的三周，我真的以为她要死了。时至今日，那段日子在我记忆中已成为一段模糊的漫长痛苦，每一个琐碎的瞬间都如同一帧快照抑或是一段梦的碎片。我依然记得那天走过湾仔码头，瞥见一家店铺的神龛下放着一台硕大的现代白色电冰箱，我心里想“真是太不协调了”，然而转念想到苏丝都将死了，而我却还注意这些东西，真是太奇怪了。我依然记得，那次站在拥挤不堪的电车里，想象着上帝对我说：“要我拯救苏丝也可以，代价就是你下车后整辆电车发生事故，车上所有的人都将丧生，全凭你的选择。”那么我会怎么做呢？我又想到，疾病和死亡是那么轻易就能脱去我们文明的外衣，暴露出最原始的一面——就如同我所想象的残忍行为，上帝要牺牲其他人的生命来成全我。我依然记得，当我第三次向吉薇妮和珍妮讲起我和苏丝在澳门结婚的情景，她们还是哭了，而喜剧演员菲菲却故意严厉地板着脸，说希望大婚那天苏丝能按中国风俗要求的依然是处子之身，我回答说：“可惜我们结婚前一天没能抵挡住诱惑。”菲菲做出一副很惊讶的表情，吉薇妮和珍妮不禁破涕为笑。我依然记得，那天我去探望苏丝，病房里有个女人行将死去，喉咙里传出我从未听闻过的咯咯声，响亮而空洞，她的嘴巴大张，死去的眼睛圆瞪着。病房里一阵窃笑，仿佛死亡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而苏丝说：“那个女人完了，每个人都有这么一天。”我依然记得，当酒吧的点唱机响起《寂寞七日情》，我不忍卒听，黯然离去，走到门外的码头，恰好遇到美国水手乘着黄包车而来，其中一人还说：“呀，真希望她还在这里。”我依稀听到他在说苏丝，就对他充满憎恨，我尾随他来到酒吧，与他一起饮酒，他说“我告诉你，伙计，孩子般的苏丝就是能勾起人的欲望”，然后我就不再憎恨他了，反而有点儿喜欢他，因为生命无法分割，我们都是彼此生命的一部分，我突然希望自己真的不再憎恨他，而我坚信自己做到了，并非喝了白兰地的缘故。

        而我依然还记得最糟糕的那天，是那三周的最后一天，苏丝病得很严重，我走到她的床前，她都没有睁开眼睛，只是把我的手拉到床单下面，放在她的胸口，对我说：“罗伯特，我很害怕，我不想死，我真的很害怕。”说完就哭了。她一直抓着我的手，足足有一个小时，我以为那天晚上将是她生命的终点，就去可伊的宿舍找她。她正在打网球，从球场下来跟我说话，网球短裙下露出晒成棕色的大腿。她看上去容光焕发，非常愉快，因为她刚开始一段恋情，进展很顺利。我将苏丝的情况告诉她，她依然容光焕发，无法抑制自己的幸福。

        “我今天晚上当值，”她说，“我会过去看她的。”

        “希望你能去看看她，可伊，除了你再也没有其他人会通知我了。”

        “别担心，我会留意的。”

        我在房间里等电话一直等到九点，每次外面街道上自行车铃响起我都会跳起来。后来我实在无法忍受独自等待，就告诉接线员我去楼下的酒吧。我喝了几杯白兰地，吉薇妮过来询问苏丝的情况，还告诉我她的妹妹刚刚订婚了。

        “吉薇妮，真是太好了，”我说，“那个人很有钱吗？”

        “不是很有钱，只有两辆汽车而已。”

        “我觉得挺好的，”我一边说一边竖起耳朵留意电话铃声，“那你以后就不用在这里工作了？”

        “是啊，我妹妹一结婚我就不用工作了，我真的很开心。等苏丝身体好了，我们得好好庆祝一番。”

        吧台上的电话响了，我浑身开始颤抖。蒂芙拿起听筒，又放在吧台上，抬头环视酒吧，看到我她露出笑容。

        “喂，炒饭，你的一个女朋友找你，我估计是她刚听说你结婚，要找你麻烦。”

        我的膝盖发软，我真怕会中途摔倒。我拿起听筒，里面传来可伊的声音：“喂，罗伯特吗？好了，不要着急，我打电话就是告诉你，我已经去看过她了，医生又在给她输血。”

        “可是他们之前不是反对输血吗？”我回答说，因为第一次输血的时候她对陌生人的血液产生一种强烈而荒谬的恐惧和排斥，还想把手臂上的管子拔掉，这种心理效应的负面影响很严重，一连持续了好几天。我对可伊说：“医生说不能再冒险输血了。”

        “我知道，可能现在医生觉得这是最后的希望了，”可伊回答说，“先这样吧，再有消息我再打给你。”

        我在酒吧消磨到午夜，才回到自己的房间。我坐在阳台上，留神听着电话铃声，看着水边的霓虹灯依次熄灭，最后几艘渡轮如同发光的毛毛虫在海港中爬行，漆黑的水面上水波轻轻拍打，码头边的小舢板不停颤动，帆船的桅杆微微摇动。每次其他房间的电话声响起，我总是紧张万分，过了好一会儿我的心脏还跳得激烈，如同战鼓擂动。无边的痛苦等待让我筋疲力尽，我突然支撑不下去，就回到房间躺倒在床上。我心里想：“她死了，她死了好几个小时了，医院忘了通知我了。”我伸手想拿起电话打给医院，转念又想：“不，打了电话就没有任何希望了。”这时黎明来临，我躺在床上看着暗灰色的晨光悄悄爬进房间，世界在寒冷的灰蒙蒙的曙光中重生，没有喜悦，没有颜色。

        “她死了，”我心想，“新的一天开始了，却再也没有她了。”

        渐渐地，灰蒙蒙中出现些许暗淡的光线，太阳升起来了。我起身走到阳台上，整座城市苏醒过来，开始悸动，一道道金色阳光洒在穷街僻巷上，海港微微颤动，波光粼粼，第一班渡轮驶出港口，船身漆成耀眼的白色。水面上小船熙来攘往，突然一艘巨轮悄无声息地出现，小船纷纷汽笛乱鸣，急匆匆让出道来，巨轮上的乘客拥在船舷边，不时指指点点：“那是汇丰银行！那是太平山顶！”

        我的心中突然升起一阵喜悦：“她没事了，苏丝没事了！她一定没事了，不然医院会通知我的。”我迅速梳洗，穿上干净的长裤和最好的衬衫，往口袋里塞了买花的钱，冲到门口。这时电话铃声大作，我停下脚步。

        房门开着，我站在门口，回头盯着跳动的电话。电话又响了长长的一声，我走过去又停下来，伸着手，却全身瘫软。毫无耐心的铃声先是断断续续，接着持续响着，我拿起电话，听筒里传出接线员继续拨打电话的噼啪声。接线员喂了一声，接着是可伊的声音：“喂？喂，是罗伯特吗？”

        “喂，是我。”我回答说。

        “啊，终于找到你了，”她说，“好消息，输血有效果了，她今天早上容光焕发的……喂？喂，你还在吗？”

        “嗯，我还在。”

        等待电车的队伍排了很长，大街上也拦不到的士，我坐了一辆黄包车来到山脚下，然后徒步爬到山顶的医院。到了医院我全身汗如雨下，头发湿漉漉的，像是刚从水里出来一样。我箭步冲上楼，病房里一个女人正坐在便盆上，看到我进来她吓了一跳，差点儿从便盆上掉下来，不过我并未看清她是否真的掉下来，因为下一秒我就冲到了苏丝的床边。我笑着亲吻她，苏丝说：“早上好，我今天感觉美极了。”

        “苏丝，你今天美极了。”

        “嗯，这次我没抵触陌生人的血液，我觉得这次的血是个好人的。哦，是呢，这次医院给我输的血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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