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的本命年，是该有些奇奇怪怪的事发生了，譬如经常把自己感动得想流眼泪，譬如小希以及方草地的相继出现，都令我隐隐的感到异常。

        我已经很久没有遇到小希和方草地这样跟社会氛围完全不相配的人了。当然，中国这么大，什么样的人都有，事实上从八十年代中我初来大陆，直到前几年，我还没少认识这样的人，但这几年却少了，尤其是全球经济进入冰火期、中国盛世正式开始后，我的生活圈子再没有这样不合时宜的人了。

        先说三类我常交往的人：

        一类是我家的清洁阿姨，我只请户籍北京、家人都在北京的下岗女工，因为我老不在家，用北京人，安心。现在那位阿姨的女儿都大学毕业在外企工作，生活不成问题，只是喜欢动、喜欢干活。她边干活，边说她女儿和女儿男朋友的琐事，例如女儿烫个头发花了多少钱，或女儿男朋友可能要被调到上海去。她还会把她从福建东南卫视上看到的台湾新闻告诉我。我就坐在书桌旁边看电脑边听。有时候她让我烦，有时候我感谢她让我知道老百姓的事。

        二类是流行媒体的记者，大多年轻，却个个生猛，全中国值得他们知道的事情他们都知道，谁火谁不火、哪个夜店in哪个out、哪部贺岁片棒哪部烂、今年去哪旅行才酷，都知道。他们要做各种专题，凡想要找一个境外人士发表些意见的时候，很有可能会想到我这位在京的台湾文化名人，方便嘛。北京媒体多，每个月总会有几个记者来找我，我也很乐意跟他或她们聊，知道年轻人流行些什么、有什么时尚玩意儿，让自己不落伍。

        三类是出版社的编辑。我有几本书的简体版都卖得不错，故常有出版社的编辑来找我，想替我出书，只是这几年我一本都写不出来，只能推销自己一些尚未在大陆出版的台湾旧作，有一两本还真给我重新包装一下快要出简体版了。有时候，他们会带我去见出版社老总，有些我早认识，以前他们什么都不是，现在则是什么出版集团的总经理，牛哄哄的，一般对我的书没什么兴趣，只跟我谈集团上市。偶然，作为台湾文化界在大陆的一个人物，我更有机会碰到一些新闻总署、文化部、对台办、统战部的官员。现在，在中国当官当然是最了不起的事，个个都很有风范，不管什么级别说起话来都气宇轩昂的。他们把台湾人当小老弟，只要求你当他们是老大哥。

        我说我是台湾文化界的一个人物，各位不会太有意见吧？我虽然香港出生，在调景岭念完小学，才追随父母迁居台湾，但我还真觉得自己是个台湾人。我从小爱看书，高中就立志当作家，升大学的第一志愿是台大英文系，白先勇的系，退而求其次是台大中文系，林文月的系。结果都进不了，去了文化大学新闻系。我大二那年写了一篇短篇小说“调景岭的春天”，还得到《中央日报》大学生组短篇小说奖第二名，我知道那是因为我念的是文大而不是台大，才不让我拿第一。

        我生气之余，学陈映真的风格，写了一篇讽刺时政的短篇小说《我要出国》，未敢公开发表，在同学间传阅，颇获好评，女生特别喜欢，想不到竟有些党外人士来找我，想拉拢我，我既兴奋又有点害怕，我是个学生，父母辛辛苦苦供我读大学，我得考虑自己的前途。这篇小说报禁解除后才在《新生晚报》发表，已没有时效，年轻人都不理解我在讽刺什么。

        毕业后，原想到美国的密苏里、哥伦比亚等新闻学名校念学位，但都没报上，就算报上，没有奖学金也去不起。幸好，当年在调景岭，我母亲曾替当地的一家天主教堂做过几年饭，那个白乃迪神父到台湾访问时，找到我家。白乃迪时任美国中西部一家叫圣约翰的天主教大学的主任，管学生事务，就把我收到圣约翰的文学硕士班，还给了奖学金。我每天就对着麦田和乳牛，练英文，看小说，最爱看雷蒙德?钱德勒和达许尔?哈米特的硬汉侦探小说，论文则写陈查礼与东西方的侦探逻辑，熬了一年半，暑假不休，什么地方都没去，拿了个学位。

        有一次在图书馆看到香港《明报》，说纽约有个华侨，要在美国办一份华文日报叫《华报》，替他主事者是那次我拿第二名的小说奖的一名评委，我找到他，他电话上就叫我立即到纽约上班，才终于到了纽约，之前我只是去了美国。

        《华报》规模很小，出了纽约唐人街就买不到，我一待多年，心情甚为郁闷，无聊到再写小说，写了《曼哈顿最后一班灰狗》，没想到有了这本留学生小说，我可以终身受用的跻身在华文作家之列。小说用的是意识流的现代主义手法，真不知道自己当年是怎么写出来的。台湾也够了不起，竟然有这么多人看过这本小说。很多人不知道，这小说在台湾历年累积卖了十万本，可惜没人编台湾小说销量总排行榜。

        也是在纽约期间，武侠小说大家金庸访美，我替报社采访他。适逢金庸在台湾解禁，名字可以见报了，访问被台湾《联合报》转载，阅读率奇高，连带我也成了名记者。

        金庸也喜欢那篇访问。他知道我是在香港出生的，会说广东话，就叫我去香港替《明报》做事。我辞掉美国的工作，去了香港，替《明报月刊》做编辑，兼替《明报》日报中国版写大陆报导。从八十年代中到九十年代初我访问了许多大陆老一辈文化名人，建立了我在大陆的人脉基础，也经历了一些大场面，丰富了我对大陆的认识。九二年金庸退休，正好《联合报》招手，想找我编大陆版。也刚好北京的女友决定出国，变相跟我分手，我决定回台湾。

        在《联合报》的时候，我着手整理手上的稿子，打算出一本大陆文化名人访谈集，当时我认为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本传世之作，因为这些堪称国宝级的文人都很老了，有的甚至已经过世，我的访谈成了绝响，价值不在话下。可能我动作太慢，修来修去误了时机，待这本《薪传?心存：大陆艺文百人沉钩录》出版，台湾气氛已变，书连当时的金石堂畅销书排行榜都没上，只有在《联合报》的读书人版做了介绍，也就再没人谈论了。李登辉当了总统后，省籍族群之争越演越烈，台湾人关心的是台海会不会发生战争，而不是大陆文化。

        书出版后，圈里倒是把我认定为中国通、知中派、大陆问题专家，就是说，大家对我都不感兴趣。

        我心有不忿，决定要让别人对我另眼相看，写不出文艺巨著也要写出畅销书。当时，关于台海战争的书大卖，我也研究了一番国军与共军，看看有什么角度可写，后来发觉跟风的书太多，只得放弃，但学到了一招：想跟风，手脚要快。

        我那时候有点慌，乱石投林。

        我写了本侦探推理小说《十三个月亮》，没火。

        有人写人生哲理，暴得大名，我也写了一本人生哲理，没火。

        管理学大热，我写了几本办公室攻略、秘笈，没火。

        什么人生哲理、管理学，确是我投机之作，卖得不好，我认。但是我认为《十三个月亮》不该受湮没。《十三个月亮》绝对是台湾原创侦探小说中的佳作，可惜当时台湾读者习惯了日本推理小说和克里斯蒂的英式谁是凶手小说那调调，不懂欣赏美式硬汉侦探小说的酷幽默和世故，评论界也不知道我花多大力气钻研这类型。我或许不是一流的作家，但我常记住英国作家毛姆自嘲的话：在二流作家中我是最好的。

        现实里，我连二流都没到。我的书三番四次既不叫好也不叫座，让我沮丧了好一阵子。

        终于，机会来了，外国出了一本谈EQ情商的书，台湾版大卖。我结合了多年的累积，从中国文化到人生哲理到管理学，以最快速度写成了《中国人的情商》一书。

        中途我曾想过，找一个漫画家合作，出漫画中国情商，会不会卖得更好，幸好我打消这个念头，抢时间，先出为快。果然，书连续六周上了金石堂排行榜，最高冲到第二名，翻译书排行第一的还是原装EQ的中译本。看到自己的书每天放在诚品、金石堂最耀眼的位置，确是很大的满足。

        之后几年我还编写了一系列中国人的这个智慧、那个智慧，都卖得不差，直到台湾读者不喜欢书名上有中国人三个字。

        至此我既是名记者、小说家、大陆问题专家、励志自我增值专家，也是畅销书作者，最后的一项让前面的头衔变得有意义。大部份人没看过我的书，也弄不清楚我写过什么，只知道我是畅销书作家。在九十年代的台湾，社会还比较尊重畅销书作家。

        运气是一阵一阵的，总是锦上添花。到了千禧年后，我的几本书分别在大陆出版。

        《曼哈顿最后一班灰狗》，书名改成《一个中国留学生在纽约》，书卖得可以，只是没听说有人看完过，但有大陆媒体形容我是台湾先锋作家。

        《薪传?心存》分成三册，叫《文学薪传》、《艺术薪传》、《思想薪传》，卖得一般，却获《新周刊》评为年度优秀图书设计作品之一。

        另外《中国人的EQ》和那系列的这个智慧、那个智慧也都授权大陆出版，正版版税收得不多，不过加上地摊盗版应卖得不错。

        我在大陆也薄有名气了。

        04年陈水扁又当选总统，《联合报》的大陆版再减篇幅，报社也想精简人力，鼓励员工提早退休。我识相的办了退，领了一笔退休金，搬到北京。

        初到北京，我有点紧迫感，勤于笔耕，替大陆报刊写台港文化，替台港报刊写北京上海，前者媒体多，后者北京上海热。最重要的是，我不忘赶在北京奥运前在两岸三地出版了《北京深度文化旅游指南》。有趣的是，书在台湾、香港都卖得一般，反而在大陆卖得好，媒体报导也多。新闻总署的一个司长，跟台湾文化界熟，还主动替我运作，拿了个国家级文化类图书的二等奖，并上了央视的读书节目，我也总算得到体制内的认可。

        现在，我对自己别无所求，只欠一件事：好好的写一本小说，我的、我的。在这个没有一流的年代里，我要证明自己是二流中的最好。我推掉所有书报刊写文章的邀请，专注写我的小说。

        可是，我一个字都没有写。

        生活费？这不是重点。

        好吧，坦白跟你说，我的确不愁吃不愁喝。西哲说，幸福是有点名但不要太有名，有点钱但不要太有钱。我的生活不是靠稿费版税养的，那加起来没多少。是这样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还在香港《明报》做事的时候，打算跟女友结婚，在太古城买了个九十平米的二手房，后来，女友去了德国嫁了人，房子就托经纪租掉，我回台北去了。以后每年改租约的时候，才发现房价和房租都成倍成倍的涨，到九七回归前卖掉，涨了快十倍。我一生打工都赚不到这一栋房子的钱。后来亚洲金融风暴，台币贬了，幸好我的钱还原封不动的存在香港银行。到了2004年我搬到北京，在政策说外国人包括台港人士不准买第二套房的前几个月，在幸福二村买了三套房子，一套自住两套出租，钱都换人民币存银行，

        然后，世界经济一波一波的出现危机，只有中国欣欣向荣，我这点钱可以好好过日子了。

        没错，这还解释不了为什么这两年一个字都写不出来。04年到北京时，我财务状况已经很好，但却努力写作。真的停笔，是因为我完全失去了写作的感觉，那是在官方话语所说的世界经济进入冰火期，中国盛世正式开始之后，即两年多前。从那时候开始，不论在北京或全国哪里，我都看到人民过着好生活，觉得自己心灵充实，生活愉快无比，有一种从未经历过的幸福感。是这样的幸福感让我再写不出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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