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天启二年、后金天命七年（公元1622年）正月十八日，努尔哈赤出兵进逼大明辽东总兵府所在地广宁，即今日辽宁省北镇市所在地。

        人们习惯上认为：萨尔浒之战导致了大明帝国与满清之间战略态势的完全逆转。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看法是正确的。

        战后，努尔哈赤打开了一片崭新的天地，得到了一切可能中他想要的最好结果，完全取得了战略上的主动地位。八旗铁骑如狂飙般横扫辽左，天下为之震撼。

        大明帝国从此处于艰辛的堵截防守之中。

        而帝国最高决策层的混乱，则在这场战争之后变得更加混乱。

        与前线战事比较起来，他们更看重权力争斗中的利益格局。是否对国家有利，变得不再重要，是非对错于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排除在决策者们的考虑之外。怎样做对自己更有利，是否是自己人，日益成为他们进行重大国是判断和决策时最为优先考量的指标。

        这种情形，势必使战争最前线的艰辛变得更加苦不堪言，这个民族中那些最优秀分子的数年心血，常常会在一念之间或者一夜之间毁于一旦，付诸东流，成为泡影。

        翻检中国历史，我们知道，这已经是常见的、典型的乱世征兆。

        如果说，萨尔浒大战对于辽东局势具有重大影响的话，那么，广宁失守，对于双方民心士气的影响，可能更加深远。熊廷弼便是这种情势的第一个牺牲者。

        大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三月，萨尔浒之战结束。二十三日，朝廷起复在湖北江夏老家罢职闲居的前御史熊廷弼，为大理寺左丞兼河南道御史，宣慰辽东。这个职位大体上相当于今天的最高法院院长助理兼中纪委委员，再以中央政府代表的名义，巡视辽东。熊廷弼接到任命，立即以日夜二百里的速度，星夜兼程赶赴北京。谁知，赶到北京后却没人理他，他被晾在驿馆，就是政府招待所里，一待就是两个多月。原因是，此时的皇帝又缩回深宫，不大理会外面无奈的世界了。

        六月十日，经过三个月休整的努尔哈赤，开始实施“速取开铁，进逼辽沈”方略，率四万八旗精兵，昼伏夜行，奇袭明、蒙、满物资集散地与战略要冲开原。他们五个夜晚驰驱三百里，于十六日凌晨突袭攻城，中午时分，开原城陷。总兵、副将、参将、守备等全部阵亡，八千守军中五千战死，其余三千人成为战俘，被努尔哈赤下令全部杀死。三日内，开原所属城堡尽数失陷。

        败报于六月二十一日传至北京，二十二日，万历皇帝下诏任命熊廷弼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经略一职，又称督师，始设于万历年间，其地位、权力高于总督与巡抚，是执行国家级战略任务的超级方面大员，全部由文人担任。

        七月七日，熊廷弼带着皇帝赐给的尚方宝剑，“独赴艰危”，奔向辽东。

        七月二十三日，来到山海关后，他得到的第一个消息是：努尔哈赤已率重兵移师铁岭。

        七月二十五日凌晨，夜袭而来的五万八旗兵马在努尔哈赤指挥下，猛攻铁岭，明军一员参将开城投降，其余将士大部战死。

        熊廷弼出关后，面临异常险恶的局势。他以霹雳手段斩杀临阵脱逃与克扣军饷的将领，弹劾不称职的边关大吏，招抚流移，力图重振民心士气。在几个月中，他也的确做到了这一点。

        此时，努尔哈赤趁着熊廷弼整治混乱、无暇顾及的机会，突然发兵攻打叶赫部。

        叶赫部就是曾经出过美女东哥，后来出了个叶赫那拉氏慈禧太后的那个部族。长期以来，在与努尔哈赤分庭抗礼的女真部落中，叶赫部可能是实力最为强大的一支，并得到了明军的全力支持。明军在协助叶赫部防卫时，甚至将视为秘密武器的火炮都部署在叶赫城上。此役中，努尔哈赤所部伤亡惨重。这是一次殊死战，双方加上协防的明军全部进行了拼死搏斗。最后，叶赫部落覆灭。

        此次战役中，在一位游击将军带领下协助防卫的一千名明军将士，除战死者外，其余被俘者全部被努尔哈赤下令杀死，无一生还。

        叶赫部的覆灭，促使熊廷弼加紧了辽沈防务。史书记载说，熊廷弼曾经两次派人到沈阳、抚顺一带了解敌情，这二位一个吓得没到沈阳就跑了回来，另一位则大哭着根本不敢去。于是，一个冬日的深夜，熊廷弼于雪夜奔赴抚顺关，去做近敌侦察。左右将佐怕出意外，坚决劝阻。熊廷弼笑曰，这种冰天雪地，他们不会想到辽东经略敢轻身前往，遂轻骑而去。在抚顺关口，他看到努尔哈赤以木石堵绝山口，便笑着对身边的亲兵说：看来努尔哈赤也有畏惧之处，这是怕我出兵奇袭呀。

        熊廷弼没有想到，恰在此时，努尔哈赤已经派人携带友好结盟的“誓书”，前往蒙古部落缔结同盟条约去了。此举意义重大，一举将联明反后金的蒙古喀尔喀五部转为联后金反明，在一段时间内解除了来自西北方向侧后翼蒙古部落的威胁。翻开历史地图集，我们就会发现，事实上，从拿下叶赫，到西抚蒙古，努尔哈赤已经形成了对于大明帝国辽东控制区域的战略包围态势。他收敛兵势，开始静静地等待时机。

        此时，熊廷弼在辽沈一线苦心经营，构筑起了相当坚强的防御体系。他希望站稳脚跟，再图进取。然而，北京城中发生的剧变，使他一年多的呕心沥血全部化为泡影。

        大明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大明在位时间最久的万历皇帝朱翊钧，终于度过了他那漫长的四十八年皇帝生涯，走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这位皇帝在最后一年里，有两件事情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其一，他死死把住皇宫中堆积如山的金银不放，在前两年间已经加征过赋税的基础上，于本年三月，下令每亩地再次加征赋税。

        其二，此时，皇帝早已恢复了对全国文书报告不理不睬不批复的状态。帝国文武百官再次犹如被爷娘抛弃的孩子，陷入孤苦伶仃之中。数十位文武大臣忍无可忍，在吏部尚书的带领下，来到文华殿，跪在地上，坚决请求皇帝接见群臣，以便商讨国是。皇帝以同样坚决的态度命人告诉他们：天子身体不舒服，速速退下。其中一位大臣痛苦万状地致书皇上：等到努尔哈赤率领他的骑兵来敲门时，皇帝难道也准备以身体不舒服答之吗？皇上很宽厚，没有计较这厮的出言不逊。

        随后，四月一日，首席大学士——相当于今天的内阁总理大臣——方从哲请求皇帝召见，亦被拒绝。初九日，孤独的方从哲大学士万般无奈，来到皇宫思善门前放声大哭，皇帝这才允许他晋见。据说，在谈到辽东局势时，皇帝闭上双眼，只说了一句话：“辽东患在文武不和。”（《国榷》卷八十三，万历四十八年四月丙辰）

        我们的皇帝所言，真的称得上是切中时弊的至理名言。可惜，说完就没有下文了。并且，这句话一语成谶，魔鬼般预示了熊廷弼的命运。

        努尔哈赤按兵不动，等待着时局的变化。这一变化，很快就让他等到了。

        七月二十一日，万历皇帝龙驭宾天。八月初一日，皇太子朱常洛即皇帝位。这位朱常洛很不幸。当太子时，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是位不幸的太子；好不容易煎熬着当上皇帝后，内外交困、病体支离，是位不幸的皇帝。明朝后期的所谓“四大疑案”——妖书、梃击、红丸、移宫四案，全部与这位皇帝有关。他后来之所以在历史上名气很大，除了这四大疑案惹人关注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在皇帝的宝座上只坐了整整一个月，三十八岁时便患病死去，遂成为著名的“一月天子”。

        到九月一日，四十天之内，大明帝国连续死了两个皇帝，帝国政治秩序陷入混乱。终于，九月初六日，十六岁的皇长子朱由校登上了皇帝位，成为大明朝历史上唯一不识字的文盲皇帝。据说，在他登基时，陕西巡抚欣喜地报告说：浑浊的黄河水已经连续五日变清。古人云：圣人出，黄河清。于是，全国军民共同庆贺，欢呼自己得到了一位“太平有道天子”。

        熊廷弼的日子，并没有因为黄河连续五日变清而好过起来，相反，却日益艰难。两年前的一段话，成了他今日的真实写照：“将多而难调，兵弱而难用，饷久而难继，贼狡而难制，地险而难攻，助寡而难恃。”（《明神宗实录》卷五七七）这些，尽管都是实情，熊廷弼却还能对付，令他切齿痛恨并痛苦的是来自朝中同事们的猛烈攻击。

        平心而论，熊廷弼和所有人一样，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从史书记载中，我们可以知道，此公脾气火暴，性情刚愎自用，盛气凌人，见到看不惯的人和事立马便破口大骂。显然，这种人在官场上的人际关系恐怕不会太好。史书也谈到“朝士多厌恶之”。但熊廷弼有大才干，史称“有盖世才”，特别是对辽东局势具有准确的洞察力与判断力，且身体力行不畏劳苦，具有极强的执行力，为国事不惜赴汤蹈火。这种性情的人，若是生在李世民的时代，大约能够成为凌烟阁上的千古名臣，可惜，他偏偏生在了穷途末路的大明晚期，于是，就成了敌对者眼中最好的靶子。

        当时，大明帝国朝堂之上，党争激烈。叫得上名目的就有山东人为首的“齐党”，浙江人为首的“浙党”，湖北人为首的“楚党”，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东林党”。这些党派，今日联手，明天反目，党同伐异，纵横捭阖。不久后，更有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加入战团，令大明晚期的帝国政治舞台十分好看。

        当时，朝中大权基本掌握在东林党人手中，史称“众正盈朝”，意思是朝堂之上满是正人君子。他们特别讨厌熊廷弼，因为熊廷弼不是他们一党，且曾经多次公开批评或者攻击过他们。担任监察官员时，熊廷弼有一位志同道合的同志，名叫姚宗文，他们在政治见解上有许多相同之处。后来，姚宗文希望熊廷弼能够举荐自己补官，遭到熊廷弼拒绝。此时，这位姚宗文便发起了针对熊廷弼的首轮进攻。随后，熊廷弼受到了连珠炮般的攻击。炮火凶狠而且密集，最严重者，列举了熊廷弼的无谋八罪、欺君三罪，认为不罢熊廷弼的官，“辽东大事必不可保”。熊廷弼眼花缭乱，只好三次上书，请求因病辞职。他心情郁闷而沉痛，说道：“辽东转危为安，臣也就该由生到死了。”最后，主要由东林官员组成的专议此案的联席会议，建议天启皇帝朱由校同意熊廷弼去职。

        九月二十一日，天启皇帝朱由校登极后的第十五天，正式下令罢免熊廷弼辽东经略一职，熊廷弼交回尚方宝剑，“听候处分”。

        努尔哈赤一年多按兵不动，等的就是这一天。

        果然，新任大明辽东经略袁应泰一到任，就将熊廷弼一年多的心血“多所更易”——大部分废止，然后雄心勃勃地准备兵分三路，收复失地。努尔哈赤没等他把部队组织好，便率大军悄悄开到了沈阳城下。经两日激战，沈阳陷落，号称辽东用兵以来的“第一血战”。

        六天之后，努尔哈赤率得胜之兵直抵辽东首府——辽东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辽阳。新任经略仓促应战。三日血战后——大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三月二十二日，辽阳陷落，经略袁应泰“佩剑印，引刀自裁”。这是一位有骨气，也很能干，却不懂军事的官员。临自杀时，他对一同守城的一位监察官员说：“您没有守城的责任，赶快走吧。我愿与此城共存亡！”这位名叫张铨的监察官大呼：“我张铨也是血性男儿，绝不贪生怕死！”

        张铨身着大明官服，坚决不肯化装逃走。城破被俘后，在努尔哈赤面前，他坚不下跪，并告诉努尔哈赤：“我是大明天子的执法官员，我的膝盖决不会向你弯曲。”并将自己的头颅伸向两旁的刀剑。努尔哈赤大为感动，下令派车马礼送这位真正的英雄离去，张铨一概予以拒绝。于是，努尔哈赤命两名亲兵将他强行架到马上，送回到他过去的办公场所。路上，许多辽东父老流着泪为他求情，他大声呼喊道：“你们是我堂堂大明的良民百姓，不要为了苟全我的性命求人！”最后，张铨死于他昔日的办公室内。

        他死后，努尔哈赤为表达对忠臣烈士的敬意，很有风度地下令予以礼葬，并在辽阳城北门外为他建纪念祠堂。

        只有看到了这些仁人志士，我们才会明白：当一个政权腐烂透顶时，将会是如何地对不住那些忠贞的儿女！

        不过，中华帝国臣民们的很多作为，也确是时常出人意表。譬如，就在上述血战之后，辽阳城内的居民为了表示投降的诚意，便集体剃发，张灯结彩，用黄纸书写着“万岁”字样的标语牌，焚香奏乐，敲锣打鼓地欢迎努尔哈赤进城。届时，鼓乐齐鸣，辽阳人民站在街道两旁，仿佛曾受过良好训练般，一起叩拜如仪，将努尔哈赤迎接进了几天前的大明帝国辽东经略衙门——如今的后金国汗王临时行宫。（《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三）这种情形，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无数次上演：一二十年后，清军铁骑踏进帝国首都北京时和一路杀进南京时，这种情形均曾再现；不止一种史料记载说，这些来自寒冷北方的骑士，刚刚在扬州杀人杀到了手臂发软的程度，就要面对南朝女子花枝招展的温柔款待，致使他们大惑不解地回忆起征服朝鲜时的景象。据说，那些朝鲜女子宁死也不肯让他们挨近自己。

        此后数日间，金州、复州、海州、盖州、宽甸、凤凰、鞍山、岫岩、镇江即今日之丹东等辽东七十余城，全部为努尔哈赤夺取。七日后，大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三月二十九日夜，在庆功宴会上，努尔哈赤宣布迁都，定辽阳为后金国首都。

        辽沈陷落，京师大震，自辽东战事以来，帝国首都北京第一次实行戒严。十六岁的天启小皇帝痛定思痛，下诏痛斥并惩处当初口无遮拦、罗织编造罪名弹劾熊廷弼的官员，告诫文武百官，要求他们“洗涤肺肠，一心君父，共佐时艰”。（《明熹宗实录》卷九，天启元年四月癸酉）随着岁月的推移，我们将会一再有机会看到：在一个污浊的社会里，想要保持洁净的肺肠已属不易，若想将已经肮脏的肺腑洗涤干净则更其艰难。

        为了敦请熊廷弼复职，天启皇帝两次下诏罪己，话说得十分恳切，并派员专门前往转达自己的特别命令。熊廷弼遂于六月初一日再次风尘仆仆来到北京。从史书记载上看，熊廷弼料事很准，史称“每言奇中”，而从后来发生的情形来看，此次相信皇帝的诚意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他实在不该复出。

        努尔哈赤则大不同于以往。

        抚顺战役之后，他虽然得到了范文程，但似乎并没有特别予以重用，不过从此做事却也开始有模有样。

        萨尔浒大战之后的三年之内，除有一年多时间与熊廷弼相持不下之外，其余，攻开原，克铁岭，灭叶赫，抚蒙古，一举拿下辽沈，努尔哈赤先后席卷辽东一百余城。他将后金国首都从偏僻的赫图阿拉——新宾县迁到了辽阳。

        过去，大明帝国文武除李成梁外，很少有人拿努尔哈赤当回事儿，大多将他看成草寇土贼山大王，饥则寇掠，饱则弃余。用当时人们喜欢的一个词形容，是个饿贼——饿了就来抢，抢完了就跑。如今，迁都辽阳之后，孟森先生评价说：努尔哈赤“一改其寇钞出入，饱即飏去之故态矣”，（孟森《明清史讲义》下）开始建设自己的中央政权。虽然格局仍嫌粗疏简陋，却也显得进退有据，生机勃勃。努尔哈赤甚至一度做出了在后金国“恩养汉民”的承诺，虽然执行得不怎么样，甚至很糟，但毕竟显示出他已经不是那种草莽英豪之流了。

        熊廷弼复职后，日子却比以前更加难过。万历皇帝临死前两个月说的那句话：“辽东患在文武不和”，不但应验，而且直接应到了熊廷弼本人的头上。

        此时，东林党人占据了中央政府绝大多数要害职位，但他们已经不是顾宪成等“东林八君子”时代的东林党人了。那时，东林党激浊扬清，受到崇高尊敬，具有广泛影响。而今，清流久历污渠而变浊。他们一样失去了是非对错的标准，一样缺少政治才能与胸怀，一样置国家利益、辽东大局于不顾，埋头党同伐异。

        在以往的历史叙述中，可能因为东林党人后来与魏忠贤阉党的惨烈斗争及其遭遇严酷迫害的缘故，人们不愿过多责备被迫害者，于是，对这段历史予以淡化甚至严重歪曲。而今，我们已经知道了这种做法的愚蠢程度，知道这种真正狗屁不通的做法除了使人更加愚蠢之外，找不到对国家民族的任何有益之处。只有正视发生过的一切，才会懂得贤者也可能做错事，甚至错尽错绝；好人也可能做坏事，而且危害极大。明白了这些才能不把希望与前途仅仅寄托在“人”的身上，而是去建立和完善一个好的制度。

        现在，我们已经大体知道了熊廷弼的脾气秉性。当时有人说他：“才华笼盖一时，盛气凌厉一世，揭辩纷纷，导致众怒，共起杀机。”（《明史》卷二五九，熊廷弼传）就是说，此公的坏脾气惹起了众怒，大家都起了干掉他的念头。实际上，这种说法并不准确。恰当的描述应该说：在剧烈的党派斗争中，熊廷弼的对立面占据了权力上的优势。

        此次复出，熊廷弼面临的局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险恶，不仅仅因为努尔哈赤强盛和咄咄逼人导致的辽事败坏，更重要的威胁更是来自他的同事们，来自主持朝政的东林党人。这种情形预示了他必死的命运。翻检中国历史，每当面临此种局面，似乎还没有哪一个能臣骁将能够逃脱厄运。而对于熊廷弼来说，最使英雄泪满巾的是，此次，他还根本没有得到施展才能的机会，就稀里糊涂地一败涂地，走上了死路。

        熊廷弼的搭档名叫王化贞，比熊廷弼早几个月来到辽东，是由东林党人推荐的辽东巡抚。由于熊廷弼到任之前的前任经略因病不能做事，因此一切行政、军政、财政事宜均由此人负责。后来由于招致惨败，人们习惯上把他说得一无是处。其实，刚刚接任辽东巡抚一职时，他的表现十分出色，名声极大。

        他驻守于辽东最后一座重镇——广宁。广宁就是今天的辽宁省北镇市，亦称北宁市，是辽东总兵府所在地，也是西联山海关、东接辽东首府辽阳的战略要地，是当时东北地区仅次于辽阳的第二大城市与重镇。当时，人们习惯称呼的“辽广”，就是辽阳和广宁的简称。此时辽阳已经由辽东巡抚驻地变成了努尔哈赤的首都，广宁也就变成了遏制努尔哈赤西进，进而相机恢复进取的最重要前进基地。

        王化贞到任时，广宁城里只有残兵千人。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广宁必不可保。王化贞不信邪，他召集流散勇壮，鼓励士民联合蒙古人共同御敌，竟然很快组织起了一万多人的部队。他率领弱兵残将力守孤城，且意志坚定，一时间声名大著。朝廷认为他才堪大任，将守卫广宁地区的重任托付与他。

        熊廷弼到北京后，提出了三方布置的复辽方略，大意是：其一，以广宁兵马对垒辽河岸边，因应地理条件形成形格势禁之势，以阻止并钳制敌人主力；其二，海上于天津、登州、莱州设立水师就是海军，乘虚登陆金州、复州、海城、盖县一带，动摇辽南人心，迫使努尔哈赤分心、分兵内顾，以便收复辽阳；其三，于山海关特设经略，总控三方，协同战守，在努尔哈赤腹背受敌之际，全线进击，将其击溃之后灭之。基本方针是强调防守，积蓄力量，再图反攻。

        这的确是一个即稳健又扎实可行的方略，从防守，到相持，再到反攻，气魄宏大而又富有战略眼光。但是，这样可行的战略，却必须有一个坚强有为的皇帝和中央政府全力支持，方才可行。而熊廷弼面临着的局面是：当他拼命以兵马、钱粮、器械等军务催促兵部、户部、工部时，他的皇帝，可能正在皇宫庭园里满头大汗地雕琢木匠手艺呢。中央政府的东林内阁首席大学士叶向高，则根本不认为熊廷弼是个什么好东西。那些六部尚书，大约宁肯做亡国大夫，也不愿看到他熊廷弼的成功。

        此次，熊廷弼的方案一经提出，皇帝便迅速批复，同意此方略，命熊廷弼驻守山海关，经略辽东，并在熊廷弼离京赴任时，为他举行了异常隆重的欢送仪式。

        然而，对此王化贞很不喜欢。他不喜欢熊廷弼这个人，不喜欢这个方略，不喜欢他成为自己的顶头上司，更不喜欢他有可能夺去自己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权威与军队。而熊廷弼也对王化贞的某些布置不以为然，于是，二人开始了唾沫横飞的口水战。然而，皇帝表态说支持熊廷弼的主张，搞得王化贞好生没趣，心中怏怏不快，于是，报告皇上说：您特别看重熊廷弼，他对辽东事务又轻车熟路，成竹在胸，必可一举灭敌。熊廷弼一听，顾不得其中的醋味，赶快请求皇帝警告王化贞，不要借口经略负有责任就坐失时机。就此，经、抚不和开始公开化。

        然而，虽然在理论上讲，至少在辽东军事布置上，王化贞应该接受熊廷弼的领导，但实际上，比较起来，王化贞的底气却比熊廷弼要足得多，根本就没把熊廷弼放在眼里。这种状况是由下列因素促成的：

        首先，王化贞是现任东林内阁首席大学士即内阁总理大臣叶向高的门生。在历史上，这位叶向高口碑不错，人们时常愿意替他遮掩在此事上的错误。但，叶向高的确错了，在辽东局势的进一步恶化上，这位东林内阁首辅的确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叶向高本来就讨厌熊廷弼，如今更以内阁首辅的身份，认为朝廷应该全心全意支持王化贞，言下之意是，任命熊廷弼这么一个经略根本就是多余，并以内阁总理大臣兼老师的身份，袒护王化贞对抗熊廷弼，令王化贞有恃无恐。

        另一位关键人物则是兵部尚书张鹤鸣。这位最高军事长官也是东林党人，他不但讨厌熊廷弼，而且早在一年前，就曾经因为军饷问题与熊廷弼大起冲突。如今，他甚至在调动辽东兵马时，都不愿劳神知会辽东经略熊廷弼，在熊廷弼询问他时，亦不屑作答，搞得熊廷弼怒火高万丈，却又无从发泄。更有甚者，张鹤鸣甚至或明或暗地指示王化贞，在辽东军事上可以自作主张，不必理睬熊廷弼。

        还有一个因素可能也促成了王化贞对熊廷弼的蔑视。

        王化贞与当时尚称强大的蒙古察哈尔部落的林丹汗打过交道，双方感觉都不错。此时，这位蒙古酋长不知是喝酒喝高了还是谈得投机口滑，拍着胸脯口无遮拦地告诉王化贞，他可以出四十万骑兵，帮助王化贞干掉努尔哈赤，把那个什么鸟后金国彻底在地球上抹去。我们知道，这种许诺对于急于建功立业或一夜暴富的人，具有极其强大的吸引力，就是如今，许多董事长之类也是在类似情形下被人牵上沉船的。他们对于自己的魅力怀有深切信心，真诚地愿意相信，由于自己的人格魅力，导致一位蒙古酋长在拥有四十万铁骑时，宁愿不做成吉思汗第二，也要帮助自己去灭掉努尔哈赤。可能是王化贞太想让熊廷弼闭上嘴了，于是，想也不想便将此上报朝廷，并列入自己的作战计划。而且，他还真的为此出兵进攻，直到确认那位蒙古酋长不会出现，才慌忙撤退回家。

        最后一个原因，可能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抚顺叛将、如今努尔哈赤的驸马孙女婿李永芳暗中联络上了王化贞的心腹将领孙得功，说是他愿意做内应，帮助王化贞与孙得功一举干掉努尔哈赤。实际情况则是，努尔哈赤通过李永芳答应这位孙得功，只要能够生擒王化贞并献出广宁城，孙得功就会像李永芳一样成为努尔哈赤的驸马并得到高官，双方就此已经达成了一致意见。

        这些内情，王化贞全然不知，对孙得功联络李永芳干掉努尔哈赤的策划则坚信不疑，不但将此作为立不世之大功的奇秘，越发看不上熊廷弼，而且将握在自己手中、坚决不让熊廷弼染指的广宁九万兵马，全部交给孙得功节制。一切兵马、攻防、训练、装备、工事、粮草之类统统不放在心上，一门心思地盘算着这件不战而获全胜的奇功。他真的多次出兵攻打后金国防地，先后可能达五次之多，搞得煞有介事又很不好看，还一本正经地报告朝廷“但到中秋团圆时节，即可高枕聆听喜讯佳音”云云。

        熊廷弼实在看不下去了，上书皇帝，请他约束王化贞慎重举止，“至少不要让敌人笑话”。王化贞听说后，愤怒如狂，立即上书皇上，说是愿请兵六万，一举荡平努尔哈赤小丑云云。

        就这样，辽东前线出现了大家“战不战，守不守，笑啼不敢，而凡事牵制多”的局面。（《明熹宗实录》卷十六，天启元年十一月壬戌）有人总结这种情形说：“自有辽事以来，从来不曾看见堂堂正正地做过一件事情。”（《明熹宗实录》卷十五，天启元年十月乙未）

        就在大明帝国朝堂上下口水横飞，群臣一浪又一浪掀起赞誉王化贞而抨击熊廷弼的热潮之际，大明天启二年、后金汗国天命七年（公元1622年）正月十八日，努尔哈赤在仔细观望良久之后，确信熊廷弼不会再有什么作为，遂出兵进逼广宁。

        王化贞相信建立奇功的时机已到，于是按照孙得功的策划，尽发广宁兵马出阵迎敌。谁知双方刚一交手，早已布置停当的孙得功等便大呼“明军败了，明军败了”，然后撒腿狂奔。不明所以的帝国大军以为已经被打败，遂兵败如山倒，全线溃散。

        孙得功等逃进广宁城后，到处散播努尔哈赤已到城外的消息，于是城中军民大乱，争相溃逃。正在等候捷报佳音的王化贞于稀里糊涂之中，被一员将领扶上骏马，弃广宁而去，从而验证了那句“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老话。

        在大凌河边，王化贞遇到熊廷弼。王化贞尽弃前嫌，在熊廷弼面前大哭。熊廷弼此时的表现确实没有风度，他微笑着询问王化贞：“您不是说要提六万之兵一举荡平吗？今天这是怎么啦？”王化贞顾不上计较，请求和熊廷弼一起商量战守事宜。这时，熊廷弼手中只有五千兵马，不知是出于兵力悬殊的无奈，还是犯了一个真正的错误。他回答王化贞说：如今为时已晚，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赶快护送流民入关。

        其实，用兵谨慎、善待时机的努尔哈赤，此时距离广宁尚有一段不近的距离。他并没有长驱直入进占广宁城，直到两天后，外围明军基本被扫荡干净，方才渡河来到广宁城下。据说，努尔哈赤走到离城很远的地方，就看到大明辽东总兵府所在地、辽东第二大城市广宁城，张灯结彩，鼓乐喧天，昨天的大明帝国臣民们在载歌载舞中，排着队向他行叩拜大礼，将他迎进了他应该很熟悉的辽东总兵府。史书记载说，此次努尔哈赤出动的兵力大约在五万到六万人左右，而王化贞手中的全部兵力可能在努尔哈赤之上。在广宁城下，孙得功率领王化贞交给他统率的、为数应当不少的大军，开城迎接了努尔哈赤。

        孟森教授推测说：熊廷弼之所以不争夺广宁，是因为他实在痛恨王化贞的作为，并认为自己在此事上没有责任；同时，他可能希望用这种赌气的方式，唤起满朝文武的觉悟，知道自己的才干而用之，“以收后日之效”。（孟森《明清史讲义》下）

        就这样，帝国在辽东的最后一个战略重镇失守了，帝国首都再次宣布戒严。

        如果说萨尔浒之战逆转了明清之间的战略态势，是一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战役的话，对于大明帝国来说，努尔哈赤夺取广宁——大明帝国辽东总兵府所在地，可能影响更为深远而致命。因为这一事件直接导致熊廷弼的死，加剧了帝国上层的争斗与分化，甚至东林党失势和魏忠贤得势可能都与此干系极重。因此，若从政治、社会与历史的角度判断，努尔哈赤夺取广宁比萨尔浒之战还要重要许多。

        不久，天启皇帝下令逮捕王化贞，将熊廷弼革职回籍，听候处分。这时，东林党人再一次表现出了政治上的偏狭与拙劣。负责办理此事专案的刑部尚书王纪、大理寺卿周应秋、著名东林领袖左都御史邹元标等提交审讯报告，没有多少道理地要求将熊廷弼、王化贞一同处死。熊廷弼真的就此被逮捕下狱，后来惨死狱中。东林党人就这样用自己的党同伐异和失败，为两个比熊廷弼可怕千百倍的敌人铺垫了道路。这两个敌人，一个是大明帝国不共戴天的死敌——努尔哈赤，一个是东林党人不共戴天的死敌，在后来几年间搅得整个中国天昏地暗、日月无光的、只比皇帝少活一百岁的太监——九千九百岁魏忠贤。

        熊廷弼被抓进监狱后，真的做了一件蠢事：他拜托一位能量极大的江湖人士，说是准备送魏忠贤四万两白银以求雪冤。后来，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他又放弃了这个想法。结果，听说了此事，又没有拿到银子的魏忠贤恨之入骨，发誓要早日看到熊廷弼的死。两年多以后，已经势焰熏天的魏忠贤，终于将熊廷弼和几位根本搭不上关系的东林党人扯到一起，愣说一位极受人尊敬的东林党人接受过熊廷弼的贿赂，将他们一起干掉了。

        熊廷弼的死说来令人心酸，我们不说也罢，就此打住吧。

        这时，出现了一位重要人物。他的出现，使辽东局势又添变数。对于大明帝国来说，晦暗不堪的东方地平线上出现了一道亮色；对于努尔哈赤来说，眼前又现强敌。这个人就是时任东阁大学士、兵部尚书的孙承宗。

        孙承宗的另外一个身份也让人不能不心存敬畏：他还做过天启皇帝朱由校的老师，使那位即位之前比文盲强不了多少的少年天子，多少读了几本书，懂得了一些道理，也知道了要敬重老师。

        孙承宗能文能武，清廉刚正，威望素著，后来以帝师、内阁大学士的身份担任辽东经略。这些，可能是他在经略辽东的职位上坚持三年之久，令努尔哈赤在三年多时间内只能相持、始终不敢轻动的主要原因。

        可惜，随着朝中东林党人与魏忠贤的斗争日趋白热化，这位被视为东林党人的中流砥柱式人物，坚持不下去了，他只能退休回家。天启皇帝死后，在崇祯皇帝冤杀袁崇焕时，他曾经再次出来收拾危局；待局面稍有好转之后，便再一次莫名其妙地被撤换掉了。若干年后，清军大规模入关，打到他的家乡河北高阳，年事已高的孙承宗坚决不肯屈膝，他指挥家人、族人、乡亲与清军展开巷战，直至殉国。

        孙承宗离任之前，还做过一件对于晚明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事情：数年之间，他高度信任、欣赏、重用了一个人，从而，为这段惨痛的历史抹上了一道极为耀眼的亮色。这个人就是在晚明前清历史上鼎鼎大名的袁崇焕。以拿下广宁达到人生事业巅峰的努尔哈赤，其一世英名就是折在了这个人手上。除了孙承宗和袁崇焕之外，可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导致努尔哈赤在长达三年多的时间之内不再西向进逼。那就是由于他血腥的种族歧视政策，后金国后院不稳，到处都在发生汉族民众的反抗与暴动。

        前一年，即大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七月，努尔哈赤颁布了“计丁授田”制度。简单讲，就是根据男人数目分配田地、服兵役、出徭役、公差等。这项制度对于女真人来说，无疑是件好事，对于汉人却是一场灾难。原因是，许多女真人本来并不从事农耕，如今所有男人均被平分田地，这些女真人包括他们的女真族奴隶都得到了土地，然后，将掳掠来的汉族农民变成奴隶为他们耕种。而汉人的许多土地则被当作“荒地”无偿征收，用来分给女真族人。努尔哈赤还同时针对辽东汉人推行了“强令剃发”、“强行迁居”、“强征差役”、“清查粮食”等政策，导致辽东汉人由逃亡而反抗，由反抗而袭击，由袭击而暴动。一时间，这种暴动竟有数十起之多，几乎遍及辽东各地。

        为了平息这种动荡不安的局势，努尔哈赤又发昏招，公布了“按丁编庄”汗谕。据说，这道汗谕是为了完善计丁授田制度，其核心内容是强行将汉人与女真人编在一个村庄中居住，借女真人监视汉人，明令禁止汉人制造、携带、收藏刀剑、弓箭等。于是，发生了汉人房屋被强占、粮食被抢夺、妻女遭凌辱等事件，更加剧了局势的恶化。

        对此，努尔哈赤一以贯之的做法大体上就是灭绝性镇压。

        三贝勒莽古尔泰在镇压镇江，即今天的丹东暴动中，杀了多少人无法统计，单是俘获来做奴隶的汉人，就有一万两千多人；大贝勒代善负责镇压复州地区暴动，镇压结束后，复州城里的成年男子全数被其杀光，全城已经找不到男人；努尔哈赤那位孙女婿、大明叛将李永芳负责镇压辽西十三山暴动，据说该地区原有十万余汉族民众，此次镇压中，除七百余人逃进觉华岛——今日辽宁省兴城县菊花岛——之外，其余全部被杀光。

        事实上，从抚顺之战正式向大明帝国开战以后，努尔哈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对辽东汉人大体上实行这种种族灭绝政策。譬如，萨尔浒之战后攻取开原、铁岭时，允许军队对汉人斩尽杀绝。在后来的战争中，虽然不再见到汉人就杀，但基本是在实行不同程度的屠杀后，将剩余的汉族人口掳掠起来，作为战利品分配给女真军人为奴。到了晚年，这位在清朝官吏和当代某些学者口中号称雄才大略的大汗似乎杀心愈盛。他认为，后金国之所以没有成为女真人安宁的乐土，都是因为明朝旧官吏、读书人和地主士绅们煽动的结果。于是，命令他的将军们，要求他们在汉族人口占据绝大多数的辽东严查细访，只要抓住上述几种人，就一律处死。（《满文老档》太祖卷六十六）

        阅读那些史料时，常常令人产生一种感觉：这位努尔哈赤身上，似乎笼罩着某种血腥的宿命，战争与杀人成为他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英雄的梦想、女人、财富和对汉民族的仇恨，成为这个宿命的核心。

        平心而论，汉民族中历朝历代出产的人渣不少，他们荼毒自己同类的本领常常出人意表，令人叹为观止；对待异族，则更加全无顾忌，遭人痛恨之处实在可以车载斗量。从努尔哈赤的不少言论中判断，他很有可能认为自己是在代上天恭行天谴。

        从众多史料中，我们大体可以认定：这位努尔哈赤的确善于审时度势，韬光养晦，不利时作低服小、细致入微，得势后凶残暴虐，十分残忍。而若要找出此人在政治上如何雄才大略，如何是位伟大政治家之类的证据，实在很难。因此，明清史权威人士孟森先生对他的评价并不高，认为此人在政治上乏善可陈，于民于社会甚少功德建树，其长处更多表现在战争与军事才能上。事实上，只要翻一翻史料，就不难注意到，至少在努尔哈赤时代，后金国所赖以生存的，除了赤裸裸的战争暴力和烧杀抢掠之外，其他的成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才会有学者认为，努尔哈赤时代的后金汗国根本就是一个庞大的军事抢劫集团。

        孟森教授认为：在大清帝国皇家爱新觉罗子孙与士大夫口中，固然会颂扬努尔哈赤积功累德，应该入主中国，然而，若就史实考察之，则实在没有什么功德。清之取天下，纯由武力。努尔哈赤以矫健警悟，当大敌不惧，受重伤不馁，以此称雄；又以勇悍立威，驱率其族，裹胁益多，并以训练族众见长，遂养成武力，从而横绝一世。（孟森《明清史讲义》下）这种评价，从历史的角度看，很有可能是公正和客观的，因此受到了国内外许多史家的赞同。中国历史上，像努尔哈赤这样的草莽英豪为数不少，大多如过眼烟云。他的政治才能与综合素质，远远不如他的两个儿子——皇太极与多尔衮，或者换句话说：如果没有皇太极和多尔衮，清军铁骑能否踏进山海关实在是个值得怀疑的未知数。

        面对动荡不安、此起彼伏的反抗，努尔哈赤必须先稳住自己的后花园。时年已经六十四岁的努尔哈赤，一直以善待时机取胜；此时，他仍然在等待或者叫善待时机。他对于敌人阵营中的优秀人物，似乎具有一种天生的识别能力，从不在这种敌人面前轻举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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