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民国初期，这里成了黎元洪的宅第。

        李大人招收未来海军人才的条件很严格，两项硬性规定：一、“年在十六七以内”，二、“直隶本籍或外省寄居良家子弟”。超龄青年黎秉德只具备第二条资质，但为了实现“弃文修武”的人生之梦，他瞒了两岁报考，终如愿通过了天津道和学堂的面试，成为该学堂第一期管轮班学生。该班监督（班主任）为福建人萨镇冰，也就是后来成为清国海军统制（司令）的泰斗级人物。

        绕楼南去，拐过楼角，嚄！还真有座不大的假山！上面居然还保留着一座八角亭！而亭旁的清代长廊，也十分稀奇地尚存一截！

        正所谓“好事成双”，就在这一年，他把早年父亲在汉阳为他订好的亲事变成了张灯结彩的婚姻——这位二十四岁的海军下级军官娶下十八岁的吴敬君为妻。毕业后的半年内，他在北洋水师的主力舰上实习，从天津到广州，战船把南北各港口走了一遍，他也对清国海防有了直观的了解。实习结束后，他被海军衙门分配到广东水师“广甲”舰上任三管轮（即俗称的“二车”）。海军为大清国的新军种，待遇大大高于陆军。当上二车，月俸即高达六十两，养家糊口全无问题。又因“广甲”舰的锚地在清国第一大口岸城市上海，他又成了“十里洋场”的驻军军官。服役期间，因表现优异，他被晋为二管轮，赏换五品顶戴。

        生于清同治三年九月十九日（1864年10月19日）的黎元洪，本名黎秉德，字宋卿。父亲黎朝相乃淮军仁字营中一名下级军官，四处征战，顾上不家。小秉德自幼和姐姐随母亲在湖北黄陂乡下生活，幸有做小买卖的祖父拉扯，才勉强温饱。四五岁时祖父过世，一家人陷入困境，他跟姐姐甚至做过乞丐，他还到亲戚家当过牧童。此人一生待人宽厚、生活俭朴，想必与童年的不幸遭际不无关系。幸好父亲退伍回籍，带回一笔钱，在汉阳置地购房，一家人才过上舒坦的日子，他也得以入私塾读书。几年后，父亲再度北上回营任职，驻防直隶北塘（今属天津市塘沽区），官衔累晋，便将家从汉阳迁往北方，时黎秉德年方十三岁。成为随军家属的黎秉德有幸入北塘名师李西霖家馆继续求学，用了五个春秋，读完四书五经等科考必读书目。然而，就要在科举之路上动身时，十九岁那年的某天，他去父亲的兵营，却被正在那里操练的行伍迷住了。顷刻之间，人生理想的罗盘发生了改变——与其走科考老路，何如弃文修武将来效命疆场？

        2000年元月18日那天下午，北京市东城区文物管理所的李继宝先生领我看过面目全非的法华寺后，我们回到了车流不断的王府井大街。我告诉他：我还想再到马路对过儿的那个大院子里去看看。

        东厂胡同就是王府井大街北端的一条让我期待一游的胡同。

        后来革命形势一天天发展，钻进革命政权的反动分子，也看出清朝政府是保不住了，于是加紧活动，窃夺权力，从内部瓦解革命。……就这样，湖北反动势力逐步扩大，革命力量日益削弱，以至后来黄兴到达武汉，还不得不屈居黎元洪之下。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领袖，在第一个革命政权中，地位竟不如反革命刽子手黎元洪。……

        黎元洪，一个不大被现今的人们提起的名字。但写中国近代史又不得不提到他，因为他是推翻清朝的“武昌首义”的首领，那次军事叛变引爆了全国各地武装反抗清王朝的炸弹，直到大清国被迫宣布退出历史舞台，此起彼伏的爆炸声才渐渐消停。因是年为中国传统的干支纪年中的辛亥年，那一年的武装暴动便成了名垂青史的“辛亥革命”。

        呜呼！这绝非天方夜谭，而是当事人张遵埏老人亲口对我讲的。

        黎元洪并非“伪总统”，他是根据中华民国约法和议员们的选票走上国家元首位子的。比比民国山头上相继出现过的那几个人影，待得最久的当然是蒋中正先生，而“闪回”频率最高的则是黎元洪了——他居然当过三届副总统、两届大总统！

        于是，我们站到了王府井27号大门前。

        如同设在西安门那边的“西厂”一样，“东厂”也是因位于东安门而得名。有了东厂，无名小巷也就有了流传至今的名字。

        威海的刘公岛也不告诉我们。

        北京的王府井大街无疑是当今中国最有名的商业街之一，尽管它现在既没“王府”也没有“井”了，但历史留在这条街上的遗痕，哪里是琳琅满目的商品所能掩尽的？王府井大街改造后，气象一新，很有点国际大都市的模样了。我不爱逛店，但每次从那几尊传神的街头人物雕塑跟前走过的时候，就像迎头遭遇到清末民初时代。留长辫的洋车夫和剃头匠，以及那个穿旗袍正唱着京韵大鼓的女子，似乎专门在等我这个对近代历史有点兴趣的旅人。每次看到他们，我总要还一个会心的微笑。

        北洋时代的顽劣性质，的确没有因这个人的存在而变得文质彬彬起来。

        彼时，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治理下的天津已经是北方洋务运动的中心城市，各种洋式事物不断出现，包括洋式学堂。黎朝相也已官至武职从三品的游击，是驻军当地的一名有威望的将领了。按李大人的部署，其部延聘洋人按西法操练军队。操场上，步伐矫健而队形整齐的军队，携带着簇新的洋枪洋炮在操练，让每一个百姓看得动心！回家后，黎秉德把心事向父亲一说，立即得到了父亲的赞同，于是，他前往天津报考了李大人创办的北洋水师学堂。

        因有文物官员作陪，我轻松地迈进了这座被灰墙圈得不泄一丝春光的深院。

        “统治者的帮凶”、“反动家伙”、“反革命刽子手”——这就是以往的史学家教给我们的对黎元洪的认识。

        沉梦被惊破的黎元洪一定会对阳间的胡闹大感震惊与惶恐，但若闻知同时发生在距武昌千里之外的另一桩毁墓壮举，那他一定会顿感庆幸——不管怎么样，他还留了个囫囵尸首，浩劫过后还能被本地政府重新筑墓安放；而在河北省南皮县那边，他的恩师、清末最主要的汉臣之一张之洞的墓穴，就不光被当地的革命小将捣毁，而且，其尚未全腐的遗骸竟然被拖出阴沉木的棺椁，拖在地上“游街示众”！

        清时，大学士位同宰相。如此说来，这儿竟是两代相府！

        但民国十一年（1922年）6月之后，二度下野的黎元洪就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了，直至沦落成今天的一个可有可无之人。现在，说到北洋时代，人们想起的是袁世凯，是袁世凯旗下的段祺瑞、冯国璋乃至独成一系的张作霖等强悍的军人执政者，而同样也是起步于老牌北洋军校的黎元洪，反倒成了被遗忘的局外人。

        天下大乱的年代，只在教科书上骂遍古人还不算过瘾，掘了“反动头子”的坟才是最彻底的革命。早在风雨苍黄的1966年，黎元洪的后辈乡党就“宜将剩勇追穷寇”（毛泽东诗句）地一举捣毁了其在武昌的由国民政府修建的“前大总统黎公墓”。

        还是那道西洋式的长长的灰墙，还是那个深奥莫测的大门。只是，我最早看到的由郭沫若氏题写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大木牌，不知何时被换成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小铜牌。

        寻古，有时不得不从旁门左道进入。

        其实，黎元洪不是命里注定的“真龙天子”，他的一生，饱经磨难。他的卓然超众，除了天资与人格外，最要感谢的，就是那个死后被其后世乡亲们拖拉成一地碎骨的张之洞——当初不是封疆大吏张大人慧目识才把那个落魄的北洋水师下级军官收留并逐步委以重任，他黎元洪怎会有日后的出人头地？

        我知道，明代阉党们施虐的痕迹早不可寻，清朝豪门的美轮美奂也不会保存得比紫禁城或恭王府里更多。我只想来看看，当年受尽军阀们的窝囊气的黎元洪经常徘徊仰叹的那座假山是否还在？山上那座接待过许多贵客的八角亭还能承受八面来风吗？那道企图超越乱糟糟现实的空中长廊还残存几许？

        共和国终于承认死者是上一朝代的大总统了——此前的“中华民国”似乎是不存在的，“解放前”、“旧中国”，“北洋军阀时期”、“国民党统治时期”即是共和国的人们对1912年至1949年的表述方式。所有在那个朝代任职的人身份前面都要加“伪”字，大如蒋介石的“伪总统”，小至村子里的“伪保长”。

        黎元洪，湖北黄陂人，北洋水师学堂毕业后，在北洋海军中任职，后来投奔张之洞，任湖北清军马队营官，一直升到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旅）协统（旅长），是张之洞（时已赴京任军机大臣）等湖北统治者最得力的帮凶。十月十日晚间，他坐镇军营，亲手杀死一名回应起义的士兵，后来革命党人派来的联络人员，又被他枪杀。直到听说瑞澂（湖广总督）已经逃走，武昌已被革命军占领，他才慌慌张张躲到一个参谋家里去。因为他平时装得厚道、宽大、伪善的面孔欺骗了不少人，加上同盟会在《革命方略》等文件中，散布了对汉族地主、官僚的大量幻想，使相当部分人认为黎元洪“声望高”，让他充当湖北军政府首脑，一定有很大的“号召力”。……后来，他被革命党人用手枪逼着上台，就一言不发，还坚持不肯剪去辫子，表示对清朝的忠心。革命党人只得另组“谋略处”，负责军事指挥。至于政务交涉等事，大家也没有足够的重视，立宪派的头目、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于是又被推举出来担任民政部长……新诞生的湖北军政府，军政要职一开始就被两个反动家伙窃据。

        按说，有这样一段为国浴血奋战史的国家领导人，一定是值得后人尊敬的历史人物。但事实恰恰相反，现在我们所熟悉的是，黎元洪只是反动的北洋军阀时期的全体坏人中的一个，至于他早年是否有过报效国家的光荣履历，负责注释历史的人从来不告诉我们。

        到了清代初始，满人帝王们不屑于沿用前朝皇帝们的恐怖统治法，就把东厂这座“阉人特务处”给废了。这大院，成为大清王朝一位开国重臣的府邸。新主人毁牢建屋，填坑凿河，一番折腾后，葳蕤的草木覆盖了先朝的凝血，流淌的碧水漂洗着冤魂的瘀痂。明明一座人间地狱，居然蜕变成一处有华宇、亭阁、假山、曲溪的绝美之境。至咸丰朝，文渊阁大学士瑞麟入住此园。后来，此宅成了军机大臣、礼部尚书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裕禄的家园。大清覆灭前的最后一位主人，是深受慈禧太后信任的荣禄。荣大人乃当朝第一实权人物，因思想守旧而遭后世诟病。其实他并非一味保守，而是有选择地接受西方文明。从不远处的菊儿胡同搬来后，他即将电灯引进家来，让光明无比的洋玩艺儿取代了黯然而呛人的煤油灯与烛台，使此宅成为皇宫之外的第一个有电灯的宅院。其院如同主人，其焰真是灼人！

        北洋是武人的，也是文人的，但是归根结底是武人的。所以，徒有武人外形的文人黎元洪就吃不开。

        但要体味真切的历史，还不是在这条从早到晚总是人潮汹涌的现代化大街上，而是在它两侧的那一条条深不可测的小胡同里。密密地住着小户人家的巷子里，没准儿会藏着一幢旧日豪门，让你眼前为之一亮。纵横的胡同如同经纬，而那些豪门往往是改变历史走向的坐标。所以，我告诉过北京的朋友：在北京，我喜欢钻胡同就像女人喜欢钻商店一样的不可理喻。

        是哟，比比满街碎骨枯肉的“张南皮”，浩劫过后重获礼葬的“黎黄陂”真的算是劫后余生了——1981年，为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武汉市人民政府在原黎墓后侧重建黎的新墓。不知是选址有误还是施工有瑕，墓丘不久即塌陷。四年后该市又拨款重修了黎墓，并在墓前立起了“大总统黎元洪之墓”碑。

        光绪十四年（1888年）春，经过长达五年的专业知识的学习，北洋水师学堂管轮班第一期学生们参加了毕业典礼。已经改名黎元洪的他，因学习成绩一贯优良且舰上实习表现突出而获赏六品顶戴，嘉奖是学堂报禀李鸿章大人亲自批准的！

        有幸入学，却不幸丧父，入学后，黎朝相突患恶疾撒手人寰。黎秉德闻讯赶回北塘时，父亲已经魂归西天。亲人转述了死者的遗言，要黎秉德努力求学，谨慎处世，学成后为百姓和国家服务。黎秉德垂泪铭记，并在当地草草安葬了父亲。十几年后，成为中华民国副总统的黎元洪，曾派人带京城的风水大师回北塘为父母重选新址立墓，了却了当年无力厚葬亲人的遗憾。

        不过，那时的大门，是在南边的东厂胡同北侧，因为“大德堂”的门牌是“东厂胡同壹号”与“东厂胡同叁号”。现在，那边已经是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与近代史研究所的办公楼。

        “文化大革命”正热闹时，上海人民出版社出过一套“中国近代史丛书”，不足百页的《辛亥革命》即其中一本。小书印数高达八十万册，定价却只有0.17元。我至今保留着十五岁那年买的这本我的中国近代史的启蒙书。

        上世纪80年代初，我还在青岛针织三厂当库工时，张之洞的重孙张遵埏老人与我成了忘年交，那时他刚自原籍河北南皮被“落实”回青岛原单位。1957年他被划为“老右”是天经地义的，因为他既有严重的历史问题（除了曾祖父为大坏蛋张之洞外，他本人还在解放前担任过天津广播电台的公职），还有现行的反党言行（他和妻子曾把一位哭哭啼啼的乡下女人领进家中管了顿饭，而那位女人是与他邻居的厂长的前妻，厂长将她拒之门外）。在车间里，这位民国时代毕业于北京朝阳大学的名门之后对我讲过，“文化大革命”中他被遣返原籍后，曾眼见曾祖大人的带着枯黄发辫的头颅被当地“红卫兵”从墓中掘出来并满大街地踢来踢去。张家祖茔好大一片，其祖辈、父辈的墓里均有不少陪葬品，唯最大的张之洞墓，棺木里却什么珍宝也没有，这当然很令革命小将们失望。在场的张之洞后人，只有连当地的“四类分子”（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也瞧不起的他，和他的一个有些疯癫的老叔——张之洞的一个孙子。后来，他奉命用一张席子卷埋了这位老叔，再后来，又用同样的方法埋了自己的妻子——贤妻实在受不了贫下中农对自己和丈夫的无休止的折磨，趁他实在熬不住昏睡片刻之时，自悬于梁上。话到“文革”时的经历，老人每每摇晃着花白的脑袋哽咽起来。

        （1911年）十月十一日清晨，经过一夜激战的革命士兵，聚集在武昌市阅马厂湖北谘议局开会，成立革命政权，推举都督。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所散布的“先知先觉”论和英雄史观的影响下，很多人认为参加起义的士兵，谁也不够资格当都督。……混入这次会议的立宪派，看准了苗头，就乘机举荐黎元洪，要他出来当都督。

        该书是这样提到黎元洪的（括号内为笔者注）：

        想入其间久矣！因为，此地曾是明代的令人恐怖的东厂，还曾是中华民国第二任大总统黎元洪的私邸“大德堂”。

        ——对黎洪故宅的寻访

        我有些难以置信地怔住了。

        一进大门，即是一座又一座毫无美感可言的灰砖办公楼。往右，是临街的灰色院墙，锅炉房与煤堆筑起的黑压压的风景很是扎眼。只有往左，才有飞檐挑起的旧貌在等着我去看。

        据说，黎氏寓此时，曾在大门上贴上一副自己题写的对联，因颇有英雄气势，故很招世人观赏：

        甲午年（1894年）夏，正好而立之年的黎元洪随舰参加了极为悲壮的清日甲午海战，而且是极少数死里逃生者中的一个。漫漫数千年中国历史中，不知哪一位君主比黎元洪遭受的磨难更巨大——“广甲”舰正在黄海参加清国第二次海上检阅时，战争爆发，本舰奉命参战，却在大连湾触礁搁浅，因遭倭海军鱼雷艇追击，管带下令沉船。铁甲轰然沉沦，将士全部坠水，绝大部分官兵悲壮殉国。后来，章太炎在《大总统黎公碑》上说，黎元洪当年“愤甚赴海”，可见当时场面之悲壮。有幸的是，这位水性不佳的海军军官，靠一个救生圈在茫茫黄海里漂流了几个钟头后，竟被浪潮冲到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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