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个一直被贬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的“反动封建军阀”，沈阳城里的这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没把其面目丑化，这多少有些令我意外！

        正常人的五官俱同，只有大小、搭配略有差异而已。但掺上了情感的广角镜，人的面目便有了天地之差。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即是此理，所谓“一看就不是个好东西”亦为此理。

        我不会相面，所以看不出张作霖有多难看——岂止不难看，他年轻时甚至称得上是眉清目秀哪！如用古文形容，算得上是“翩翩一少年”，张学良哥儿几个的长相哪比得上他爹呀！眉清目秀为什么在后人眼中，却成了獐头鼠目？举止得体又不失幽默感，又为何成了开口只会骂“妈了个巴子”的横暴老粗？——我把大人物有无幽默感看得很重，毫无幽默感的人是不该从政的。

        西方在华的主要报纸《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鲍威尔先生曾专程前往奉天采访过张作霖，在他的那本《我在中国二十五年》（My ty-five Years in a）中的张作霖，就是一个具有幽默感的人：

        一九二三年春，我访问过张作霖元帅，至今印象深刻。

        这位东北军事独裁者，在中国人心目中，只是一位出名的“红胡子”。这个名词的起源，可以上溯几个世纪，是中国人对早年从西伯利亚入侵强盗的称呼。后来，凡是活跃在东北的那些无法无天的中外土匪，就统统被称为“红胡子”。外国人另外送给张作霖一个绰号“东北虎”，形容他的大胆妄为和豪放不羁。我一直听见他的这两个绰号，断定他是一位凶狠的、满脸络腮胡子、屁股后插着两支快枪的土匪头子，所以去访问他的时候，心里已经有所准备。因此，当我坐在会客厅里，看见一位矮小、温和、没有胡子的人走进来，有人介绍说这就是张作霖将军时，我不由大吃一惊，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我向张将军提问中国国内政治问题。他保证说，他的一切措施都是为了和平，他的兴趣只在于统一中国，当然，如果需要的话，也不惜使用武力。……

        交谈中，我几次提及外界有关他与日本人有染的说法。他告诉我，在1905年日俄战争中，他的确帮助过日本人，那时他作为一位游击队头领，专门袭击俄国人的交通线，而且干得比任何人都更出色，因为他从小就生活在这片白山黑水间。

        对张作霖父母的情况，人们知之甚少。一般的说法，他的父亲也是一位红胡子。因此，我笑问他年轻时在哪里读书？他眨了眨眼睛，通过翻译回答说：“绿林学校。”张作霖将军不失为一位具有幽默感的人。

        在中国待了二十五年之久的鲍威尔先生不光采访过张作霖，而且还与南方的革命党首领孙中山、西北军（即国民军）的冯玉祥、上海滩“闻人”杜月笙等人都有交往。他回到美国写在华回忆录的时候，张作霖早已过世多年，但说到这位出身卑贱的中国元帅，他依然充满敬意：

        尽管东北长期处在日本军阀的铁蹄下，张作霖常常不得不奉命行事，但盖棺论定，他无愧一个爱国的中国人。张作霖把自己的大半财产用于兴办教育。他年轻时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但他在东北亚地区，跟俄国人和日本人玩弄国际政治这副牌时，却是一个精明的牌手，应付裕如，得心应手，始终保持了东北领土的完整。

        如果说，鲍威尔先生根据自己的好恶写下的亲历失之偏颇的话，那么，半个多世纪后美国人出版的权威的《剑桥中华民国史》里，对“奉张”的表述则应该更显公允：

        一九三一年前，满洲的日本政治权力被限制在租借地和铁路区内。……他们有过高地估计自己对满洲的军阀统治者张作霖的影响的倾向。北京政府的权力在张作霖的辖地内是很小的，但张同样善于有效地限制日本人，视情况需要或是不理他们，或是与他们妥协，但是成功地利用竞争的日本利益集团的互相倾轧，可靠地维持一个中国半独立的政体。

        你看，局外人笔下的张作霖不光不是日本人豢养的走狗，反倒是一位了不起的爱国者！不光不是个大肆出卖祖国利益的历史小丑，反倒是个始终保持了祖国领土完整的精明政治家！同一个人，映在不同国度不同政见的人的瞳孔里的形象竟相差如此之远！

        说张作霖是爱国者，甚至誉之为爱国将军，并不过分。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他还在洮南当前路巡防营统领时，就曾率所部力剿蒙古叛乱武装，在辽北的大地上与蒙匪胡克陶克血战了三年，终以胡克陶克退缩俄境、其悍将白音达赖被诛杀而告捷。那会儿，闹着要独立的蒙古人背后有沙俄的魔手。民国初年，他当上奉天省军政一把手后，再次遭到“满蒙独立”的叛国武装的挑战，蒙匪巴布扎布兴兵犯乱，张作霖也再出重拳强力打压。这会儿，闹着要分裂祖国的蒙古人的背后是日本军方和浪人的鬼影。以中国人的血性和良心，极力维护了中华的统一，称这样的军事强人为“爱国将领”，岂有疑乎？

        还可大书的，是张作霖办教育。不知今天的东北大学的学子们是否真的了解，贵校正是张作霖一手创办的。因家贫而上不起学的“张老疙瘩”，太知道没有文化的痛苦了！当年，他是趴在人家私塾的窗上偷听，被先生看到，问明情况，才被特允免费求学的。后来的文韬武略，正得益于少年时的粗通文墨。为感戴当年的恩师，发迹之后，他一直请老先生为家塾老师，并供养至终。这个很懂得教育兴邦道理的“东北王”，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创办了东北大学，大片校园用地是省政府划拨的，建筑与教学设备所耗费的二百八十万元大洋，是他苦心经营东北多年攒下的。他规定，校长须由省长亲兼，教师待遇须在全国最好。

        “它的教育水准及设备比较日本在满洲设立的高等教育远为高超。”凡成绩优异者，都送往国外留学深造，“对自费出洋的，都由省政府酌量予以救济”。这是台湾史学家吴相湘在《张作霖与日本关系微妙》一文中告诉人们的。

        老帅死于非命后，少帅曾亲兼校长，继续让东北大学保持国内一流水平。依老父亲生前制订的选聘一流教师的政策，他以国内最高薪水把当过教育总长的章士钊、当过财政总长的罗文干、北大的名教授梁漱溟等一流学者请到了奉天，为东北子弟们解惑授业。梁思成、林徽因伉俪游学欧洲回来后，也先在该校上岗，并创办了国内高等学府里的第一个建筑专业。

        民国时，凡在白山黑水受过教育的人，不该忘了他啊！

        有此山川之伟大，故生民质朴而雄豪。

        地所产者丰且美，俗所习者勤与劳，

        愿以此为基础，应世界进化之洪潮。

        沐三民主义之圣化，仰青天白日之昭昭。

        

        痛国难之未已，恒怒火之中烧。

        苟捍卫之不力，宁宰割之能逃？

        惟卧薪而尝胆，庶雪耻于一朝！

        

        唯“知行合一”为责，无取乎空论之滔滔；

        唯积学养气可致用，无取乎狂热之呼号。

        其自迩以行远，其自卑以登高。

        使命如此其重大，能不奋勉乎吾曹？

        这是《东北大学校歌》的原始歌词，是“教我如何不想她”的刘半农与赵元任二位应邀合作写就的，在停唱了六十年后，现经删改，又成了该校的校歌。无疑，这是吾国尚在传唱的最古老的校歌。在浮躁的当下，虽说歌词并不上口，也很难记住，但吟唱并体会着这样一曲没有空洞的政治口号却有着悠悠古韵的校歌，岂不真的陶冶情操并进而令人学会尊重历史？试问“东大”莘莘学子们，高歌此曲时，可否会想起八十多年前那位倾心创办教育、慷慨培养人才的军人政治家？

        我欲因之思雕像。想必东北大学的宽阔的校园里已经有不只一座为人师表者的雕像。其实，依我说，最该立的，是那个人。

        喏，又说跑题了。再回到大帅府吧。

        名宅的一进院西厢房，原大帅府内账房，现展览馆旅游商店里，同伴刘延军买了本最新版的《张作霖全传》，封面上三分处还写着这样几行提示：

        一个性格奇特，身具刘邦之用人之道、诸葛之忍容之术，充满权欲的大野心家。

        吸食毒品、嗜赌如命的小土匪竟爬上民国元首的宝座。

        两只狐狸眼，机警过人，天性狡黠，外表文弱，内心残忍。

        封底，竟又把“两只狐狸眼……”一句骂人的话啰嗦了一遍。想必作者和编辑对这个俏皮的比喻自鸣得意。

        喏，这就是21世纪之初人们对他的态度。

        唉！张作霖，你究竟是黑土地的守护神，还是为虎作伥的妖魔？

        三进院最早为“后宫”，是张作霖几房妻妾居住的地方，长大完婚的张学良也曾长期住在此院的西厢房。

        共和国的创建者们对“矢志讨赤”的“老帅”深恶痛绝，但对发动了“西安事变”的“少帅”却十分感念。2004年10月24日我造访大帅府那天，正是张学良在美国夏威夷岛上过世整一个月的日子，其故居的房间也就成了“千古功臣张学良展室”，在一张大幅的脸上布满累累老年斑的张学良的彩照下，摆着许多簇由亲属及当地有关部门送的鲜花。在这间张学良与发妻于凤至共同居住过的房子里，我不禁想起有情有义的周恩来在纪念“西安事变”二十周年座谈会上的那声肺腑之叹：“每次提到张将军，都不禁落下泪来……”

        西厢房南间，原为张学良的办公室。戎装“少帅”的蜡像也很逼真，但却不传神。蜡制的英雄毕竟没血没肉。只因他一直被当成正面人物来讲，故在此屋与之邂逅时未再觉惊奇，诚所谓“见惯不惊”也。

        让我有些吃惊的是“奉张”与孙中山的良好关系。

        尽管展览的说明文还在用愤怒的口吻说，张作霖“无耻地”称自己与孙中山先生是“老友”，但孙中山曾接受过“奉张”的十余万大洋和五千支步枪的襄助一事，确是有案可查的，孙中山派自己的儿子孙科与汪精卫等要人专程赴东北为张氏祝寿的事儿也是无法否认的。困境中的孙中山，积极参与段祺瑞和张作霖的三角同盟，以南北夹击独霸北京政坛的直系，这也早已不是秘密。

        现在的广州中山堂里，还展示着一封孙氏“民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写给“张总司令雨亭启”的亲笔函，广州军政府的大元帅称自己“赤手空拳与吴贼决斗，一年以来屡蒙我公资助，得以收拾余烬由闽回师……”实为铁证。而孙文辞世前的抱病北上，即是为建立这种联盟的最后一搏。途中逗留天津，正是为了拜会寓居津门的张作霖。作为回访，张作霖派长子张学良到他下榻的张园（孙走后才成为溥仪的“逊帝行在”），垂暮之际的中山先生的那番“你们东北地处红白两个帝国之间”的无比英明的论断，就是那次在病榻上阐述的。

        现在我们学的中国近代史，还是国、共两党并肩北伐时的版本，说白了，是模仿苏联人的口吻写成的。历史总是由胜利者执笔。北伐胜利了，人们便再不肯提张作霖与“本党”总理交往的事儿了。如果服从了三民主义的张学良不在西安发动“兵谏”，还当他的“副座”（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老子的功劳或可会被人提及，可惜他落了个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张作霖曾干过的那点好事也一并陷进淤泥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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