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毛泽东对刘少奇说成立政府的事不要着急，我不是当过瑞金苏维埃的主席嘛，刘少奇率团坐的苏联专机刚从大连起飞，发生了故障，又从天上下来了，为防走漏消息，塔斯社发了一则新闻称高岗率中国东北地方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

        1949年5月，北平——大连——莫斯科

        天刚黑时，一辆专列悄然驶出北平市郊的清华园小站

        6月21日这天深夜，准确地说是6月22日凌晨1点，一辆老式蒸汽火车头拉着有数节车厢的列车从市郊的清华园火车站悄悄地出发了。选择偏僻的清华园车站，选择深夜出发，就是为了保密。北平刚刚解放，情况还很复杂，美蒋特务还十分活跃，这次中共代表团出访苏联，是要求高度保密的。清华园火车站是个废弃了的小站，基本不用。当初党中央从西柏坡迁北平时，李克农就是看中了这个远离市区的小站，让毛泽东、周恩来等从这里下车，经颐和园去香山的。

        刘少奇率领的中共代表团成员还有王稼祥、戈宝权、邓力群和翻译师哲等。刘少奇上车后，曾经半开玩笑地问：上次我们来北平时乘坐的是慈禧太后的专列，这次又是谁的专列？代表团乘火车到有苏联驻军的旅顺后，将转乘苏军的飞机去苏联。

        陪同中共代表团去苏联的还有苏联专家组长科瓦廖夫，科瓦廖夫因汽车事故来晚了。火车原定21日夜里10时整出发，因等候科瓦廖夫，出发比预定时间晚了三个钟头。

        中共中央进驻香山后，斯大林的联络员阿洛夫和米大夫也搬至香山。没几天，曾跟随米高扬到西柏坡的科瓦廖夫也奉莫斯科之命从东北来到北平，住在东交民巷的苏联驻北平总领事馆里。科瓦廖夫是苏联交通部副部长，是东北中长铁路的苏方负责人，来到北平后，就成了在北平的苏联人中职务最高的政府官员。科瓦廖夫觉得住在北平城里，与在西郊香山的中共中央联系来往不方便，就提出要中方在香山给其修整一套住处。

        4月间，科瓦廖夫就搬到了香山的一个山沟里，这就与住在香山的中共中央领导人见面机会多了。在这个时候，科瓦廖夫使用阿洛夫掌握的无线电台，不断向莫斯科报告情况。

        这些在香山的苏联人的情况，毛泽东都是知道的。

        科瓦廖夫刚住进香山，就带着苏联驻北平总领事齐赫文斯基要拜见毛泽东。

        在此之前，斯大林刚刚给毛泽东发了一封长电报。该电报除了谈及对未来新中国的建议，也在电报第七部分，在对中国的军事政治形势作了评估后指出：美英军队在解放军“后方登陆的危险性明显增加了”，建议解放军“不要匆忙南下”。

        对于未来新中国的建议，毛泽东觉得是可以很好地考虑的；他亦准备在渡过长江以后，派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访问，请教建国的诸多问题。但对斯大林关于渡江南下的态度，他是不以为然的。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当天傍晚时分，他在双清别墅接见了这两个苏联人。

        宾主在客厅坐下后，茶也端了上来。齐赫文斯基作了自我介绍后，首先祝贺中共和解放军已经取得的胜利，以及前线捷报频传的进展。接着，齐赫文斯基请毛泽东给他们俩介绍我军各个战场的情况，即我军的部署、进军计划，以及对战局的展望和对前景的评价。齐赫文斯基问：“如果在许可的条件下，能否将中共的各项基本政策、方针说明一下，同时也把敌人的情况和处境作一些分析和评价。也就是说，我们想知道，敌人还能支持多久？”

        因为有斯大林的电报作背景，毛泽东的回答就很有针对性。据师哲在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一书中记述：毛主席说话不多，他极其辽阔、抽象地介绍和说明了一般的形势，但明确、肯定地指出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毛泽东说：“很快你们就可以看到淮海战役胜利的战果。下一步就是渡江南下，解放江南的任务。只要不出现意外变化，或者不出现意料不到的复杂的形势，胜利是有把握的。但至今为止，尚看不出什么特殊的意外。”

        齐赫文斯基问：“主席指的是什么特殊的意外？”

        毛泽东说：“例如说，我们不允许美军在烟台登陆，也不允许他们的舰队靠岸，结果他们溜走了。在天津郊区，美军出城试探了一下，与我们的武装力量发生了一点冲突，打了几下，他们就缩回城里去了。在青岛郊外，美军也出来过几次，但一受冲击，就龟缩到城里去，而且很快把他们的兵舰也撤离了烟台。至于其他港口，如威海等地，就没有遇见美舰。所以，到现在为止，还未看出美军有想同我们交锋的意图，也未看出他们有阻挡我们前进的征候或试探。可以说，我们比较有把握地进行着战争，推行着我们的政策。完全可以说，胜利终归是属于我们的！”

        毛泽东当然知道，自己说的这番话今晚就会由阿洛夫的电台传到斯大林那里去。

        据师哲回忆录记述：在香山期间，毛、刘、周、朱还多次同科瓦廖夫见面、谈话。其中毛主席、刘少奇同科瓦廖夫谈的次数较多，涉及内容也较广泛，主要是介绍、解释中国当时存在的问题或新出现的某些情况，帮助他了解中国现实中的一些问题，使他对中国革命的性质、特点、意义，以及若干重大政策都有所了解和有比较正确的认识。谈话中，毛主席特别指出，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任务与十月革命不尽相同，但是中国革命不会停止在目前阶段，而是要继续深化、向前发展的。

        代表团离开北平这天上午，毛泽东、刘少奇在中南海特意约见了科瓦廖夫，并同其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谈话。据师哲记述，谈话主要内容有三：其一，关于胜利渡江之后解放战争发展变化的大概形势，尽管发展的道路总是曲折、迂回的，但解放战争一定要进行到彻底胜利；其二，中国革命现阶段的基本特点和主要任务；其三，中国革命要走一条较长、较远的路程，是需要有条件的，即：人力与物力这两者缺一不可，我们目前所要准备的和要争取的是这两条。

        毛泽东对科瓦廖夫说，这次你陪同代表团出国走远路，会辛苦的，不过你也顺便可以同家人团聚一番，也是一次好机会。最后，毛泽东还问科瓦廖夫个人有什么要求，或者需要我们帮助解决的问题。会见结束后，科瓦廖夫乘车出了中南海，车子走到东四拐弯处出了车祸，撞倒一个骑自行车的青年，轧伤了骑车人的腰腿，只好停下来处理，让中南海的人将青年送去医院处理伤势。这就耽误了几个钟头。

        临行前，毛泽东交给刘少奇一封写给斯大林的亲笔信。谈到建国日期、成立政府之事，毛泽东还对刘少奇说，成立政府的事还是不要着急，我不是当过江西瑞金的苏维埃主席嘛，当时做了主席还是当不了，不仅当不了，还一口气跑了二万五千里哪！

        火车到沈阳时，代表团另外一个成员高岗上了车。代表团成员中，高岗是政治局委员，王稼祥是中央委员并已确定为首任驻苏大使。作为保密的措施之一，在刘少奇一行抵达莫斯科后，在莫斯科与沈阳都发布了一则消息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率领一个代表团访问苏联。

        刘少奇想起吃黑面包的往事，未免有些激动……

        飞机刚起飞，中共代表团的成员们就受惊了！

        这架苏军的道格拉斯型螺旋桨飞机刚从旅顺的机场起飞不久，中共代表团成员们就发现机上的苏联保卫人员显得异常紧张，在机舱里来回奔忙。刚在空中飞了一个多钟头，飞机就缓缓降落了。下来一看，还是刚才起飞的旅顺机场。苏方安全人员这才说：刚才升空后机器发生了故障，为了安全而返回原机场检修待命。

        据随团去苏的王稼祥夫人朱仲丽所写《在珍贵的往事里》记述：在飞机场休息室里，我们有些不安。刘少奇问王稼祥：飞机为什么发生故障？是苏联派来接代表团的专机嘛。王稼祥思索后回答说：“我想不会是治原因。”

        飞机修好后，重新起飞。由于国内战争正在进行，为防意外，飞机绕了一个大弯子，经朝鲜上空飞抵伯力。由于这种飞机没有密封舱，航行时忽高忽低，舱内有时会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冷气打湿了衣服，有的人都因此感冒了。

        现在从北京飞往莫斯科，只有七八个钟头的航程。当年，刘少奇率领的这个中共高级代表团在路上走了五天，飞机经停数次，6月26日中午时分，终于到达莫斯科。

        代表团中王稼祥因要出任驻苏大使，所以带了夫人朱仲丽。朱本身是医生，还可以为代表团做保健医生。此次是秘密访问，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刚生了女儿平平，不便出行。

        这次刘少奇代表毛泽东秘访苏联，是在米高扬访问西柏坡时初步确定的，具体时间当时未有落实。后来因为渡江战役进行得很迅速，他访苏的时间要比原来预料的要早。

        3月下旬，党中央从西柏坡迁入香山。刚刚安顿下来，在军调部时是王光美上级的叶剑英笑着告诉刘少奇，他进城当北平市长后，就给王光美家里打了电话，告诉他们光美已经结了婚。王光美的父亲不知女婿“刘少奇”是什么人，就跑到西单商场书摊上买到一本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日文小册子。小册子上说，少奇外号“小诸葛”，是湖南人，这就是王光美父母对女婿所知道的全部情况了。

        刘少奇听了笑得挺开心。他也只来得及去光美家里看一下老人，就赶去天津了。

        他带着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于4月10日去天津做城市管理工作的调查研究。在天津的工作深入进行时，5月10日，毛泽东的秘书长叶子龙打电话给王光美，说主席要找少奇有要事，请他速回北平。原来，毛泽东经与斯大林电报往返，已经确定少奇近期访苏，要他速回做准备。他回来后，为准备与斯大林会谈，他就新中国的经济建设问题撰写了报告提纲。临行前，王光美还陪他去王府井大街买鞋、衣物等出国用品。

        在旅途中，刘少奇曾对代表团成员们说：我第一次来莫斯科是28年前，我们这群青年人中还有任弼时、萧劲光、罗亦农等。我们从上海乘船到当时日本人占领的海参崴，越过前线才到达红军控制的伯力。那时候新生的苏维埃到处是战争的创伤，我们坐的火车很简陋，由于缺煤，火车头靠木柴生火做动力，路轨状况很差，经常要停下来参加修路，或者上山砍运木柴，有时还遇到土匪袭击。火车就这样开开停停。那次，我们是3月份离开上海，到莫斯科已经是初夏6月了。在路上整整走了三个月哟。那次，我们还有幸见到了列宁，听了列宁作报告。我们成了莫斯科东方大学的第一批学员。那时候的日子真艰苦，每天只有一块手掌大的黑面包，分三顿切着吃。真饿啊，走上四层楼的课堂都因饿得腿软要休息几次。晚上太冷，大家挤在一起取暖，只盖一件军大衣和毯子。但是我们意志坚定，战胜了困难。那次新年晚会，我虽然没有演过戏，也和萧劲光一起上台，为大家表演节目……他还想到在苏联可以见到有十年没见面的儿子刘允斌和女儿刘爱琴，他俩是在抗战期间来苏联读书的。

        当飞机飞抵莫斯科上空时，刘少奇从机窗俯瞰着莫斯科城市的景色，想起了往事未免有些激动。

        下飞机后，受到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领导人的欢迎。代表团被安置在奥斯特洛夫斯卡娅8号公寓。这个公寓是沙皇时代某大资本家为一个走红的女歌唱家建造的豪华住宅，十月革命后被没收改造成了苏共中央的招待所。

        关于刘少奇这次出访日期及与斯大林会见的次数，一些回忆录及文章有不同的说法。有的当事人的回忆文章说刘少奇是7月2日从北平出发，经七八天旅程才到达莫斯科。但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刘少奇年谱》及前苏联解密档案记载的都是6月21日从北平启程，6月26日到达莫斯科。有的回忆文章说，刘少奇与斯大林会见有五六次，前苏联档案记载的有三次，即6月27日、7月11日、7月27日。

        中共中央和斯大林及苏共中央之间，自进入20世纪40年代以后，近20年来，几乎没有过正式会谈，没有过直接交换意见会谈的机会，更多的只是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大量的电报往返而已，双方确实需要沟通和了解。这次刘少奇代表毛泽东与斯大林会谈，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谈。毛泽东对此次会谈极为重视，临行前还对刘少奇强调说：你此行肩负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利用这次高层访问的机会，向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全面地介绍一下中国革命目前进展的情况，和未来即将面对的问题，要取得苏方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真正理解，也要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16）斯大林与刘少奇的会谈（之一）：谈成了新中国的第一笔3亿美元贷款，斯大林提醒不要拖延进军新疆，说到高兴时许诺要提供“最新式的歼击机”，很快又删掉了“最”字，毛泽东及时调整了西北作战的部署，布置了“打马”战役

        1949年6月26日——27日，莫斯科——北平

        首次见面就谈贷款，毛泽东说过年利率太低了

        刘少奇与斯大林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到达的次日，即6月27日晚上11时至12时进行的。据师哲的回忆，地点安排在斯大林的市郊别墅孔策沃。苏方参加会见的还有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米高扬。中方还有高岗和王稼祥。

        双方握手互致问候，斯大林首先对毛泽东的健康表示友好的祝愿。刘少奇感谢斯大林对毛泽东的关心，当即递交了毛泽东给斯大林的亲笔信。在此信中，毛泽东对苏联给予中共和中国人民的巨大援助，表示了衷心的感谢。

        寒暄过后，刘少奇首先提出了贷款问题。早在这年年初米高扬访问西柏坡时，毛泽东就向苏方提出了这个问题，要求从1949年度起连续三年的过渡期内，每年获得本息1亿美元的贷款，用以帮助新中国消除战争创伤，恢复经济。双方最近在电报往返中也曾讨论过这个问题。

        斯大林从来没有遇到过受贷方竟然嫌利息太低的事，因而笑着说，毛泽东同志在电报中曾经表示，对于这笔贷款，1%的年利率太低了，应当提高。他又说，苏联向东欧国家提供贷款的年利率是2%，给中国贷款的年利率低了一个百分点，但这是因为中国的情况与东欧国家不同。他们那里没有战争，经济也比较稳定，你们中国还在打仗，战争的创伤也很重，经济持续恶化。我们当然要给予优惠条件，提供大一点的帮助。

        说到这里，斯大林还开玩笑地说：“当然，要是你们坚持高一些的年利率，那就是你们的事情了，我们可以接受。”

        关于贷款问题，斯大林表示说，苏方经研究可以将3亿美元贷款按照年利率1%分为5年提供，每年平均6000万美元，以设备、机器、各种材料、商品的形式提供给中国，中国可以在贷款完全生效后10年之内偿还。

        可以说，这是在战争废墟中建立起来的新中国所获得的第一笔经济贷款。

        斯大林一高兴，许诺给最新歼击机，后来还是去掉了“最”字

        第一次见面，着重谈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中国急需的军事援助。

        斯大林听说了蒋介石军队撤退时在长江口布下水雷，对刚解放的上海进行封锁，于是，就首先主动表示愿意派遣专家或提供扫雷艇。

        斯大林由于担英国人插手新疆事务，影响苏联在中亚地区的边境，就提出了解放军不要拖延进军新疆，以免引起英国的趁机干预，煽动起新疆和附近国家的穆斯林，进行反对共产党的内战。他强调说：这种情况是不能容许的。新疆有丰富的石油和棉花，这些正是中国所急需的。

        刘少奇说，中国西北地域辽阔，在西北的马步芳部队是一个极大的障碍。

        斯大林不以为然地说：你们过高地估计了马步芳的力量。马步芳的骑兵部队好对付，只要有炮，摧毁他们是轻而易举的。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提供40架歼击机。用这些歼击机可以非常迅速地驱散并击溃这支骑兵部队。

        后来，在下一次会谈后招待观看电影时，当银幕上出现奔驰的骑兵部队时，斯大林又提起了新疆马步芳的话题。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证明，骑兵在现代战争中作用不大，因为骑兵目标太大，最怕飞机袭击，一打就散。

        刘少奇就提出能否提供飞机将部队空运到新疆去，这样解放军部队可及早进入新疆地区。

        斯大林说，由于新疆没有大机场降落大型运输机，空运部队还没有办法，但如果派战斗机帮助打马步芳骑兵，就比较简单，只要派一个团，四五十架飞机就可以解决问题。开始可以由苏联飞行员驾驶，以后再交由中国飞行员驾驶。

        在第一次会见时，斯大林还问刘少奇，中共有没有建立自己的海军舰队，是不是已经从国民党那里缴获了一些军舰？

        刘少奇说，我们目前还没有自己的舰队，缴获的舰只也很少，大部分吨位大些的舰只，无论是商用或军用，不是国民党撤走了，就是炸沉了。我们目前还没有力量打捞沉船。

        斯大林说，我们要给予帮助，一个是要帮助你们建立自己的舰队，中国要有自己的舰队；另一个是帮助打捞那些沉船，并帮助修好这些船。

        刘少奇提出，希望苏联帮助建立莫斯科至北平的空中航线。

        斯大林在谈到帮助建立这条航线问题时，又主动提出可以帮助中国建立飞机装备修理厂，一旦你们能自己生产歼击机，就可以很容易地培养自己的航空飞行人员了。话说到高兴时，他又当场提出向中国提供“最新型的歼击机”的建议。他很爽快地说，你们不论是想要捷克斯洛伐克生产的歼击机，还是要俄罗斯生产的歼击机都行。

        据金牛在《百年潮》杂志中发表的《刘少奇秘访克里姆林宫》一文转引的前苏联解密档案说：

        斯大林对这次谈话的结果相当满意，许诺也非常爽快，以致有的许诺多少有点说走了嘴，比如关于“最新型的歼击机”这个问题。当时苏联已经能够批量生产最新型的米格-15歼击机，并正在开始装备部队。说要向中国提供“最新型的歼击机”，就是意味着应向中国提供米格-15歼击机，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在随后审定谈话纪要时，斯大林又不得不把“最新型的歼击机”中的那个“最”字划掉了。也就是说，苏联至多只能向中国提供米格-9。只是到了朝鲜战争爆发后，实战证明米格-9比不上美国的歼击机时，斯大林才把这个决定改了过来。

        由于第一次见面商谈的是一些急于解决的问题，在会见即将结束的时候，刘少奇郑重地提议：希望能够有机会向斯大林全面报告一次有关中国政治、军事和经济形势的问题，并就一系列重要问题交换看法。

        斯大林明确地表示赞同，并同意让中共代表团有几天时间来准备这个报告。他说，到时候，苏联方面将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来听取这个报告。

        在斯大林提、出意见后，毛泽东立即调整西北部署，强化了“打马”战役

        刘少奇与斯大林第一次会面情况的电报，与李克农那里送来的一份最新《敌情动态》，几乎同时摆在毛泽东的案头。

        斯大林所说的那些及时进军新疆的话引起他的关注，《敌情动态》中的一则情报更是引起他的思考。情报称，广州的“国府”面临渡江后解放军的渐渐迫近，又在酝酿搬迁，一些亲蒋人士主张迁往台北，但代总统李宗仁当然不愿迁往蒋介石已经张罗好的台湾，决定“国府”不能离开大陆，要迁往成都。

        毛泽东在这段时间内，除了考虑建立新中国政权的大事，经常与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物不断谈话协商外，更是将相当的精力放在指挥前线各战场最后歼灭国民党的残余力量上。当时，在胜利渡江与占领南京、上海后，前线战场的重点打击目标就是华南的白崇禧集团、西北的胡宗南集团和西北“两马”。除对白崇禧、胡宗南极为重视之外，他对这西北“两马”也并不轻视。西北“两马”，是指青海的马步芳、宁夏的马鸿逵。他当然忘不了，十多年前，在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红四方面军组成西路军向新疆挺进时就吃过这些“马家军”的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那些保存完好的指挥各野战军作战部署的大量电报，大都是毛泽东亲自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珍贵电报。从6月26日、27日两天的电报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奥妙的变化。

        6月26日，他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给第一野战军领导人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的电报是部署主力兵团包围胡宗南部队歼灭之，对两马采取的是钳制措施，还特别提醒对“两马”不要轻敌，不然要吃亏。毛泽东在这封电报中详示：

        据悉，马步芳、马鸿逵各部已准备向彬县、长武撤退，胡宗南各部必同时向宝鸡、凤县撤退。你们应集中王震、周士第两兵团全力及许光达兵团主力，取迅速手段，包围胡军四五个军，并以重兵绕至敌后，切断其退路，然后歼灭之。许兵团留下必要兵力监视马步芳、马鸿逵，以待杨得志兵团赶到接替。杨兵团应立即向西开进，迫近两马筑工（事），担负钳制两马任务，并严防两马回击。此点应严格告诉杨得志，千万不可轻视，否则必致吃亏，杨得志等缺乏对付两马的经验。

        在接到刘少奇发来的关于斯大林的第一次会见谈话内容的电报后，对于斯大林所提出“不要拖延进军新疆”的建议，毛泽东是十分重视的；加上李克农送来的关于“国府”要逃出广州的情报，使他在24小时内对原来部署的西北作战计划作了调整。

        毛泽东马上为第一野战军当前战役和整个进军的部署致电彭德怀，调整并加强了对马作战，先打两马，后打胡宗南。这个部署后来他形象化地称为“打马战役”，西进以“取得油源”。

        他在6月27日详示：

        为使伪府放心迁渝而不迁台，为使胡宗南不致早日入川，你们似暂不拟去占汉中，让胡军再占几个月为有利。你们执行当前战役，占领宝鸡、凤翔、泾川、平凉后，看青、宁、胡、王四敌主要是看青、宁两敌被歼程度如何，再决新的部署。如两马主力被歼，进一步解决兰州、青海、宁夏及甘肃西部已无重大困难，责可按照二中全会商定的计划早日分兵两支。第一支西进，担负解决甘、宁、青、新四省，以取得油源为极端重要任务。第二支南进，以占领成都，解决川北为目的。出动时间应和二野占领黔渝相配合，宁可稍晚而不可太早。

        后来，在“打马”战役进行中，为尽早解决进军新疆问题，毛泽东又同意刘少奇意见，让随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的邓力群从苏联携带电台先期进入新疆伊犁，以便在新疆与北平党中央及西进的王震兵团建立迅速的联络。他又数次找张治中谈争取和平解放新疆问题，让张治中通过邓力群在伊犁的电台，给当时国民党在新疆的领导人陶峙岳、包尔汉转送有关电报。

        （17）斯大林与刘少奇的会谈（之二）：刘少奇给斯大林与苏共中央准备了一个介绍情况的报告，斯大林对这个报告连说“好”与“对”，并强调说不允许一个国家的党服从另一个国家的党

        刘少奇在报告中提到，台湾应能提早去占领

        刘少奇在与斯大林第一次会见时，说用三四天准备一个书面报告，实际上是花了一个星期时间，因为期间还有一个向国内汇报的问题。

        在准备这份书面报告期间，刘少奇于7月2日致电中共中央，请示可否以书面报告的形式向斯大林通报情况。次日，接到毛泽东复电：同意以书面报告形式向斯大林通报国内情况、提出问题和征询意见。7月4日，这份有一万多字的书面报告，刘少奇以中共中央代表团主任的名义交给苏共中央、斯大林。

        这份书面报告第一部分，标题为“中国目前的形势”。文中说：“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现已基本取得了胜利，不久就要取得完全的胜利。”从军事形势看，今年夏秋两季即可解放华南、西南各省与西北部分省份，基本上结束对国民党的战争。“剩下台湾、海南岛、新疆和西藏。其中西藏问题须用政治方式而不能用战争方式去解决。台湾、海南岛与新疆，须待明年方能去占领。其中台湾，因为有国民党军队作内应可能提早去占领。我们完全赞成尽可能早地去占领新疆，而去占领新疆的最大困难，是肃清与维持向新疆前进的道路和缺乏必要的交通工具（如甘肃到新疆须经过漫长的没有粮食和饮水的沙漠地带），如果能够克服这个困难，占领新疆的时间可大为提早。”

        “关于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干涉的可能性，我们从来就充分地加以估计了的，”我们认为，“如果我们应付得当的话，帝国主义直接的武装干涉是有可能不敢来尝试的。”国民党残余力量肃清得越快，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就越困难。从目前情况来看，斯大林所担心的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可能不会发生。

        第二部分的标题是“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央政府”。文中说，中国将在今年8月份召开包括各个民主党派参加的新政协，“中国的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革命民族统一战线的为群众所熟悉的新的便当的组织形式，准备使其成为经常的组织，并在必要的地方成立地方的政协会议”。新的中央政府的组织成分，尚未决定。联合政府准备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为总理。刘少奇和任弼时则不参加政府。新政权将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它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列宁在1905年至1907年革命中所提出的“工农民主专政”，只是考虑到中国革命的反帝特点，并在将来相当长的时间内都要集中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它包括了愿意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势力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内。报告中认为，“把目前尚能与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赶到帝国主义那一边去。这在目前的中国实行起来，将是一种危险的冒险主义政策”。

        第三部分的标题是“关于外交政策”。新中国将实行民族独立、保卫世界和平和民主、平等互惠地与各国贸易通商的外交原则；新中国将集中精力先搞好国内的事情，不急于得到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外交承认，希望苏联与东欧新民主国家在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之前承认新中国。

        第四部分的标题是“关于苏中关系问题”。刘少奇在报告中毫不隐讳地谈到几个问题。首先是如何解决1945年间国民党政权与苏联政府所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在新中国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时，“对这个条约即须加以处理”。处理方式不外下列三种：

        其一，由新的中国政府宣布全部承认原有条约，不加修改；

        其二，重新签订一个新的条约；

        其三，暂时维持旧条约，准备在以后适当的时机重新签订。

        报告问：“在这三种方式中，应该采取哪一种方式为好？”

        接着，报告说在民主党派、学生及工人中，有人提到苏军在旅顺驻兵、运走东北机器等问题。“我们曾向这些人解释：当着我们自己还不能防守自己的海岸的时候，如果不赞成苏联在旅顺驻兵，那是对帝国主义的帮助”。“关于苏联搬运机器问题，我们说：这些机器是日本人的，苏联把这些东西当作胜利品搬走，去建设社会主义，免得落在反动派手中用来反对中国人民”。“以上这些说法，不知是否正确？”

        刘少奇还在报告中说：“我们长期处在乡村的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对外面的事情知道的很少，现在要来管理一个如此大的国家及进行经济建设和进行外交活动，我们还需要学习很多东西。在这方面，联共给我们的指示和帮助，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迫切地需要这种指示和帮助。”

        报告还说道：“毛泽东同志希望拜会莫斯科，但他现在已不可能秘密地来莫斯科，只有等候苏中建立外交关系时公开地来拜会。他来莫斯科的时机和方式，希望予以考虑。”

        7月6日，刘少奇还就向苏联学习党和国家建设经验问题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信中谈到关于学习苏联党、政府、群众组织等的结构和相互关系，学习经济计划与管理，学习文化教育有关制度等内容。此外，信中还谈到将斯大林在第一次会见中所说的派苏联专家、建苏中航线、帮建飞机修理厂、训练海军干部、帮助打捞沉船等问题的具体化。

        信中还谈到毛泽东来电完全赞成提早占领新疆，并嘱希望苏方提供关于新疆情况的材料和将苏联空军的帮助具体化。

        斯大林对刘少奇书面报告的好些内容连连称“对”

        在苏军海陆空立体作战的军事演习的纪录片放过以后，接着放映的是一部“二战”时期的资料片，有一组镜头里有骑兵部队在战斗机追逐扫射下溃败，在飞机的低空俯冲下战马受惊，狂奔乱跑……

        这是在克里姆林宫的电影厅里，夜很深了，已经是7月12日的凌晨了，斯大林仍兴致很高地陪同刘少奇观看电影，还亲自作讲解。看电影的活动是在当晚刘少奇与斯大林第二次见面后特别安排的。这天晚上斯大林情绪很高，当晚所放映的四部资料片都是斯大林亲自点的。据苏方有关人士事后回忆说，斯大林表现出如此热情和高兴，这在最近还是少有的。

        刘少奇所写的7月4日的书面报告和7月6日的信交给苏方后，斯大林与刘少奇的第二次见面安排在7月10日晚间10时举行。当时，刘少奇一行应邀到斯大林在孔策沃附近的别墅参加宴会，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等出席。双方互作介绍。斯大林很高兴地介绍了与会的苏共政治局委员与红军领导人，还解释说有几位政治局委员去海滨休养了，到会的人不全。因中方报告中涉及军事问题，还请了几位红军领导人参加。

        在当时的环境与时代背景下，斯大林和苏共高层领导对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缺乏了解，甚至存在误解。毛泽东等一些中共高层领导人，甚至在他们眼中被蒙上一种神秘的色彩。这年年初，他派米高扬去见毛泽东，中共中央还在华北平原西部的偏僻山沟里。听了米高扬回来后的汇报，也还没有改变他原来对毛泽东与中共的印象。他一直认为毛泽东是俄国布加乔夫式的农民领袖，说得文雅一点，就是一支比较强大的游击队的领导人而已，翻译成中国的俗语就是“山大王”。即使在解放军解放了天津、北平，中共中央迁入北平后，他还是低估了中共的实力，就是红军军官出身的驻华大使罗申也判断人民解放军仅靠木船，是无法渡过有军舰与飞机协同地面部队守卫的长江天堑的。

        因此，4月下旬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胜利渡江、并迅速占领南京和上海的消息传来，不能不使他极为震惊！

        他及时调整了对华政策：

        一、迅速从广州召回驻华大使罗申；

        二、迅速与毛泽东电商安排刘少奇秘密访问莫斯科；

        三、及时与毛泽东电商中方曾向米高扬提过的关于苏联给予中国3亿美元贷款的要求。

        刘少奇的报告使他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他这才认识到毛泽东、刘少奇等这些中共领导人，并不是布加乔夫式的农民领袖，这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们是胜利者！真正的胜利者！

        应该说，斯大林对刘少奇这份报告是甚为满意的。他在好些地方画了着重线，在有的地方他还写了“好”或者“对”。他赞许地批了“好”和“对”的内容约有十五处，例如：新中国在反帝斗争中实现民族的完全独立的外交政策；不急于得到西方帝国主义的承认，先把国内的事情办好，希望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承认；对国民党政府与外国签订的条约和协议，重新审查、分别处理的原则；关于利用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关于平等互惠与外国通商贸易，首先是发展与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贸易等等。

        在这次会议上主要是斯大林谈话，苏共政治局其他人发言甚少，因而显得十分严肃。中共方面，主要是刘少奇对斯大林看了报告后提出的问题进行答复。

        在开始正式谈话时，斯大林首先就书面报告中他不甚明了的地方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你们海军中有无自己的军官？空军中有无自己的飞行员？各省有没有省政府？各省政府及东北等区域政府是否服从将来的中央政府？将来中央政府是否有权力批准与撤换各省及各区域政府的主要领导人？以毛泽东为中央政府主席，主席是否等于总统？主席与内阁的关系怎么样？又问什么是官僚资本？买办资本是否包括在官僚资本之内？

        刘少奇对斯大林这些问题都一一作了详细的解释。

        然后，斯大林就书面报告所提出的问题，作了回答。

        斯大林首先谈中共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他说：你们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并吸收他们参加政府的观点，是正确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与东欧各国的及德国的资产阶级不一样，那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在战争中与希特勒合作，自己污辱了自己，而后又与希特勒一起撤退，只留下他们的企业，因而在反希特勒胜利后，那些国家要处理的，只是他们的企业，而不是他们本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同，在对日作战时并未投降日本，战后其中一部分虽在蒋介石的支持下企图与美国建立关系以取得美国的援助，但由于蒋介石与美国签订了卖国的中美通商及航海条约，有损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因而反对蒋介石和美国。中共利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反美情绪，与他们建立比较长期合作的政策，这是正确的。俄国十月革命时没收了几乎全部的私人资本家的企业，实行了对外贸易的垄断。这一点上，中国不应学俄国。为了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站在反对帝国主义的阵营内，就要制定一种对资产阶级也有利的政策，例如关税保护政策，贸易垄断是困难的。

        在谈到人民民主专政问题时，斯大林说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体，是对的；中共引用他在1926年所说的“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是偏重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权”，也是对的。在刘少奇答复中央政府的主席团及主席团与内阁的关系（即主席团是集体的总统，内阁服从主席团，为中央政府的执行机关）的问题之后，斯大林还说：这个制度可能对于目前的中国是很适当的。

        关于外交问题，斯大林认为中共在报告中所说的几项外交原则是对的。关于是否要争取帝国主义国家早日承认中国新政府问题，他说：你们不要急于要求帝国主义国家承认，以便加以观察，了解情况，看他们表现如何。你们有很好的法宝，就是帝国主义要和你们做买卖。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已经开始了。我想列强很快就要承认你们的，你们可以先和他们做好买卖，再谈承认问题。“谁不承认中国，中国在贸易上就不给它任何优惠”。但是，他强调不要把同帝国主义的关系搞僵了，目前不要没收帝国主义在华的经济事业，其他办法也不忙采取，等一等再看。

        对于中苏关系问题，斯大林说：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就立即承认你们。关于《中苏条约》，他说：在与毛泽东交换电报中已有过声明，说这个条约是不平等的，因那时与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美国在日驻兵很多，蒋介石又勾结美国，苏联在旅顺驻兵是抵制美蒋武装力量的自由行动，保护苏联，同时也保护中国革命的利益。当时联共中央内部已有决定，即在对日和约订立、美国从日本撤兵后，苏联可以考虑即从旅顺撤兵。如果中共认为要苏联从旅顺立即撤兵，以便中共在政治上有更多的回旋余地，苏联军队现在就可以从旅顺撤退。斯大林认为，中方在报告中所提出的处理《中苏条约》的三个方案都用不着，等毛泽东来莫斯科时解决这个问题。

        在谈到中苏两党的关系时，斯大林针对报告中的一段话，特别强调说：你们在报告中说中共服从联共的决定，这使我们觉得奇怪。一个国家的党服从另一个国家的党，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是不许可的。两个党都要向自己的人民负责，有问题互相商量，有困难互相帮助，谈不到哪一个服从哪一个。密切两党的联系，是对的，今天在政治局会议上就是一种联系。

        最后，他关心地问中共代表团住得是不是舒适。他还问道：“你们怎么没有女同志参加？听说莫斯科住着两个中国女同志！下次我们愿意邀请她们也来。”他所说的两个女同志，就是指当时在莫斯科的江青及随团来的朱仲丽。

        会议结束时，夜已深了，斯大林还没有疲倦的感觉，挥了挥手说：我今晚还要请你们看电影。

        （18）斯大林与刘少奇的会谈（之三）：斯大林说，马克思、恩格斯去世后，欧洲就落后了，革命的中心由西方转向了东方，斯大林问，我们是不是曾经妨碍了你们？在解放台湾的问题上，斯大林否定了苏联海空军参战的可能性

        1949年7月27日——8月中旬，莫斯科

        斯大林说，我不喜欢奉承人家，别人奉承我也觉得厌烦

        这个别墅很大，庭院中有高大青翠的林木，有花园、菜园、果园、鱼池、小型运动场（主要有滚木球、攻木城等）。他亲自引刘少奇观赏全园景色，特别参观了他自己在园里种植的番茄、豆角、谷子等农作物。他指着谷子说：“这谷子的种子是从中国东北引来由我自己栽培的，等谷子成熟了拿来款待你们，多么有意思呀！遗憾的是你们不能久留，很快就要离开我们了。”他们一边散步，一边交谈，高高兴兴地度过了几个钟头。工作人员说：很少见到斯大林这样兴高采烈，以这样的方式接待客人。

        参观完毕，宾主回到大厅里进餐。那天参加的人不多，是一种家宴形式，格外地亲切、和谐。

        以上就是翻译师哲记述7月27日那天斯大林在家里款待刘少奇的情景。

        在晚年那些岁月，斯大林几乎都是住在莫斯科近郊的这个别墅里。别墅四周是五米高的两道围墙。别墅离克里姆林官约有半小时的汽车行驶路程。师哲将这个别墅的名字翻译成孔策沃。

        宴会是在别墅新建的二层楼上举行的。江青和朱仲丽也应邀参加了。

        斯大林用目光扫过中共代表团所有出席的成员，很感慨地说：你们中国同志都这么年轻。相互问好后就坐入席，宾主们海阔天空地说了一阵轻松谐趣的话。

        马林科夫悄声建议江青给斯大林敬一杯酒。江青举起酒杯，走到斯大林跟前，说：“我请大家一起举杯，为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干杯！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幸福，我祝愿斯大林同志永远健康！”

        斯大林听了开怀大笑，其他人也一起来碰杯共饮。斯大林一饮而尽后，说：“我的健康，竟然可成为大家的幸福，这恐怕太抬高我了吧！”

        然后，他也举杯庆祝中国革命的胜利，他说：“我从来不喜欢奉承人家。别人对我有许多奉承，我也觉得厌烦。我说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成就，苏联人和欧洲人要向你们学习。这并不是奉承你们，也不是说客气话。西欧人由于他们骄傲，在马克思、恩格斯死后，他们就落后了。革命的中心由西方移到了东方，现在又移到了中国和东亚。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一般的理论方面，也许我们苏联人知道得比你们多一些，但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则应用到实际中去，你们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因此，你们不仅有了很大的成就，而且责任也大了。”

        刘少奇马上说：“其实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过程中，也有过不少的挫折，受过不少的损失。比如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因为国民党叛变革命，我们毫无准备，结果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上了大当，但这样也就教训了我们，到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叛变，我们就有了准备。”

        斯大林当着中共代表团作自我批评，使人吃惊

        斯大林听了很敏感，立即联想到抗战胜利后他发给毛泽东要毛必须去重庆会蒋介石的那封电报，他当然不知道毛泽东接到那封电报发了很大的火，还称斯大林“不准革命”。他因而带着歉意地对刘少奇说：“我们是不是扰乱和妨碍了你们呢？”

        刘少奇很有礼貌地说：“没有。毛泽东同志当时或者可以不去，有恩来同志去就够了，但毛泽东同志还是到重庆去了，结果还是很好的，使我们当时立即就有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斯大林说：“毛泽东到重庆是有危险的，CC系特务有害毛同志的可能。当时，美国人曾向我们说：中国国民党要和平，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不要和平？我答复说：‘中国共产党的事，我们管不着。”’

        斯大林又问刘少奇：“你们在美国人参与的和平运动中是否受了损失？我们是否也妨碍过你们？”

        刘少奇回答说：“在马歇尔使华期间，中共中央对和平运动的头脑是清醒的，但有个别的负责同志对和平有过幻想，因此受了若干不大的损失。但那次和平运动很有必要，结果是我们孤立了美蒋，使后来我们推翻国民党，打倒蒋介石，没有一个人说我们这样做得不对。”

        斯大林最后甚为感慨地说：“胜利者是不能被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

        以上的对话转引自刘少奇记录的“1949年7月27日与斯大林的谈话”。

        担任翻译的师哲在其回忆录里对斯大林这段谈话，还有这样详细的记述：

        他接着说：“中国同志总是客气的、讲礼貌的。我们觉得我们是妨碍过你们的。你们也有意见，不过不肯说出来就是了。你们当然应该注意我们讲的话正确与否，因为我们常常是不够了解你们事情的实质，可能讲错话。不过，如果我们讲错了，你们还是说出来好，我们会注意到的。”

        斯大林是以深感内疚和抱有歉意的语气讲了这番话。因为1945年8月他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认为，如果中国内战爆发，将导致中华民族的毁灭。历史的发展与斯大林的预见相反。他感到内疚和不安。

        这是斯大林主动地向中共代表团公开作的自我批评。当时中共代表团对此感到有点意外，因为代表团并没有要求他作自我批评，也没有对他提出过批评意见。

        这次会见是一边用餐一边谈话的。气氛热情洋溢，友好诚挚。斯大林向中方介绍了苏联在经济建设中的经验教训。

        斯大林再次谈到中共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外交政策问题，以作为上次谈话意犹未尽的补充。他说：“上次我们谈话时，共同的意见是暂时保留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经济文化事业。但这一点，你们不要宣布，不要对帝国主义这样说，相反，应该告诉帝国主义者，由于他们过去对中国的压迫和掠夺，中国人民很反对帝国主义，中国人民对于他们在中国的经济文化事业是要收回的。”他还建议说，“有时，你们甚至要组织人民对帝国主义进行某些袭击，以恐吓帝国主义者。如此，你们可以从帝国主义方面获取很多对于你们的让步。他们想要保护自己在中国的利益，就要付出代价，包括商业方面的有利条件，甚至贷款等等。总之，无论如何要记住：在你们和这些政治扒手与强盗打交道时，你们应该采取这种办法，而不能用对待诚实人的办法对待帝国主义者。”

        关于解放台湾、新中国成立时间等问题

        当谈到各国共产党之间关系时，高岗问：“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加入欧洲共产党情报局？”

        斯大林回答说：“中国共产党当然可以加入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只是我认为这不很合适。为什么？因为东欧各新民主国家与中国有根本不同的情况，因而要采取不同的对策。至少，中国有两点就与东欧不同。一是中国是个长期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帝国主义的威胁现在远未解除，因此，中国要用极大的力量去对付帝国主义的压迫。二是中国的资产阶级与东欧的资产阶级不同，他们不是跟着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走的，而是反对帝国主义，中共在反帝斗争中需要与他们合作。因为有这两点不同，就决定了中国不能采取与东欧国家一样的政策。”

        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是很重视的，这次他对刘少奇访苏，除了战略上的协调外，还确定了建立战略同盟关系的基础和范围。在此前提下，他也尽量满足了中共与新中国对于援助的要求。他许诺并亲自过问向新中国提供贷款、派遣专家、修建铁路、创办军事学院、提供军用飞机和培训飞行技术人员，进行情报合作、提供军事装备等。没过几年他去世后，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就开始降温，其援助的格局与情况，就与他在世时甚不相同了。

        不过，在是否协助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的问题上，斯大林表现得特别谨慎。他否定了苏联海空军直接参加战斗的可能性。他认为，那样做意味着与美国会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从而会为美国发动新的世界大战提供借口。他说，要是这样做，“俄国人民也不会理解我们。不但如此，他们还会把我们赶走”。

        当获知苏联不可能提供海空支援后，毛泽东立即通过刘少奇致信斯大林，表示放弃要求苏联直接援助的提议，希望苏联帮助提供作战飞机，并协助训练飞行员。因而，在7月27日的会谈中，刘少奇表示同意斯大林对解放台湾等问题的看法，并将中共中央要求提供作战飞机、派遣专家和中方向苏联派一专门代表团的建议，转达给斯大林。斯大林当即委托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帮助中共代表团解决这方面的问题。负责组建空军的刘亚楼将军很快就带着毛泽东关于建立空军的指示和拟定的初步方案，赶来莫斯科。从解放台湾的时间考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准备在一年的时间内组建空军的战斗部队。在8月13日，即刘少奇临离开莫斯科的前一天，刘少奇、王稼祥、刘亚楼同苏联空军元帅华西列夫斯基进行专题会谈。苏方表示原则上同意中共中央关于组建空军的设想方案。

        在会谈中，斯大林特别向刘少奇作了解释，为什么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要随国民党政府从南京迁往广州。他说：我们是想看看国民党的动态。

        关于新中国宣布成立的时间问题，至今史学研究界有不同看法。一种看法认为，新中国成立时间由原定1950年元旦提前为1949年10月1日，是受斯大林对刘少奇谈话的影响；另一种看法认为，新中国于1949年10月1日成立，是中国共产党根据革命形势发展而独立自主决定的，与斯大林的提议无关。

        但在7月27日的会谈中，斯大林关心新中国宣布成立的时间，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担任翻译的师哲在回忆录中记述说：

        在交谈中斯大林问：你们打算何时成立中央政府？因国民党政府实际上已经瘫痪了，不复存在了。而你们现在已经具备了掌握政权的一切条件。

        刘少奇答：我们目前正集中力量解放和解决华南各省的问题，成立中央政府要在明年（1950年）1月（可能是1月1日）。

        斯大林说：解决重大问题时固然要稳妥，要掌握时机，但更重要的是不可错过时机。我想提请你们注意，防止敌人可能利用所谓“无政府状态”而进行干涉。这是极毒辣的一着，不能不防。

        斯大林以上的谈话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而且我们立即向中共中央、毛主席作了汇报。

        刘少奇、王稼祥及时报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后，毛泽东7月31日复电刘少奇、王稼祥：刘少奇可先回国，留王稼祥在莫斯科帮助刘亚楼、张学思等接洽创办空军、海军两校事完毕，待8月中旬或下旬回国参加政协会议后，再去苏联；同意新华社派代表驻莫斯科、塔斯社派代表驻北平。

        经国内批准后，戈宝权以新华社驻莫斯科记者的名义进行活动。我们的机要通讯人员已在莫斯科开始工作，7月底，中共代表团的通讯联络工作就不再由苏军的电台与北平毛泽东身边的阿洛夫医生的电台担任。这次带去莫斯科的机要通讯班子，不仅为中共代表团建立了同北平中共中央的直接联络，而且也同新疆地方的组织建立了联系，对新疆的和平解放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8月14日，在离开莫斯科回国的当天，刘少奇致信斯大林：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王稼祥留莫斯科，代表中共中央与苏共中央联系，待8月下旬回国参加政协会议。后来，王稼祥出任首任驻苏大使，徐介藩、戈宝权担任大使馆的参赞，其他机要通讯人员都留在使馆工作。在王稼祥正式到任前，由戈宝权担任使馆临时代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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