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夏天，原在云南宜良任越南陆军学校（即“云南特科学校”）顾问的马达卫奉命入越，担任越军第351工炮师顾问。

        36年后的1989年秋天，马达卫将军在济南无影山住所就当年往事对笔者谈了很久：

        我去越南完全没有准备。建国后不久，我从炮兵第3师参谋长任上到沈阳高级炮校深造班学习。1952年夏天，我已经通过了毕业考试，就等着参加毕业典礼了。突然，学校领导找我谈话，说已经安排我去云南，到越军“特科学校”当炮兵顾问，立即出发。我说：“我还没考试呢，考完了我就走。”

        校领导想了一想，说行，但毕业典礼你是肯定参加不上了。就这样，我没来得及参加毕业典礼就赶到了北京。

        在北京，炮兵政委邱创成和我谈话，说我的任命又变了，是去特科学校当校长顾问，管的摊子大了，不止炮兵这部分了，要把工作搞好。不过，既然你是炮兵出身，要注意帮助越南部队搞好炮兵建设。他们那里也要打大仗，没有炮兵不行。

        我乘飞机到达昆明，然后赶到宜良县凤鸣村，受到越方黎铁雄校长和陈子平政委热情欢迎，我很快就和他们搞熟了。

        越方“特科学校”共有五个大队，第1、第2两个大队是一般干部大队，第3大队是团以上干部大队，第4大队是炮兵大队，第5大队是通讯和工兵大队。我自然对炮兵更加关心些，这也是战争的需要。当时对越军炮兵的装备和训练比较注重山炮，因为它体积小，牲口可以驮拽。但是后来就发现光靠山炮不行，因为它打不着法军的重型榴弹炮，帮助越军组建榴弹炮团的事就摆上了议事日程。训练这个重炮团主要由云南军区炮兵负责，训练地点和宜良隔得很远。我明确地意识到，“特科学校”炮兵大队的干部学习结束后有许多人将分配在这个炮兵团里。

        1953年这个榴弹炮团入越集结是我主管的，重炮的牵引问题需要解决。过去越军都用人力抬炮，经常发生一次战斗下来，抬炮战士的脊椎骨被压裂的事情。在现代化战争中，这样的事本是不应该发生的，它会严重影响战斗力。

        当时，特科学校校长黎铁雄回国参战了，政委陈子平来找我，希望我帮助解决这件事。我也就接手和有关部门联系。最后，我们像过去一样把最好的装备交给了越军，每个连装备了六辆牵引大卡车、三辆运输车。我考虑到一旦进入越南战场零件配备会有问题，又亲手造了一张表，为重炮团每个连配备了钳工床、套筒、扳手、千斤顶，还有备用轮胎。

        重炮团装备完毕以后，我和陈子平一起去了碧色寨，看望越军的重炮战士。那次去还要解决从哪条路进入越南的问题。当时的方案，一是走睦南关，或是走河口、老街这一路。我的意见是走河口、老街更便于保密，还因为越军回国后将集结到安沛方向，从河口走用不着绕远路。

        陈子平亲自回国了解情况，回来表示同意我的意见，越军重炮团就从河口回国了。

        当年夏天，我接到命令，也入越参加战斗。我随即带着警卫员到了南宁，然后从睦南关进入越南。

        在越军总部，总司令武元甲热情地接待了我，他和夫人、母亲一起和我吃了饭。

        在军事顾问团团部，梅嘉生副团长接待了我。我们是老熟人了，解放战争渡江战役的时候我是炮兵团团长，配属给第23军指挥。当时陶勇任军长，梅嘉生是副军长兼参谋长，我们经常打交道。后来，又是梅嘉生和我直接参与了渡江战役中发生的和英国军舰冲突的“紫石英号事件”。没想到，我们又在越南见面了。

        梅嘉生告诉我，越南部队特别需要加强炮兵，眼下窦金波已经回国，顾问团决定由我接替他，去越军第351工炮师当顾问。梅嘉生对我说，今年旱季一定会打西北的那产，到时候就要看重炮兵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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