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9月的最后一天，希特勒收到了一封令他心神不宁的信。这封信是“你们党的一个老党员、一个狂热的党员”写的。写信人指出，在著名的占星学家埃尔斯伯特·埃伯汀太太所著的年鉴里，载有一条令人吃惊的预言。“一个出生于1889年4月20日的行动家，”书中说，“由于行动过于不谨慎小心，可能会出现人身危险，并非常可能触发一场无法控制的危机。”星象表明，此人确需认真加以对付；在未来战斗中，他注定要扮演“元首的角色”；他也注定要“为日耳曼民族牺牲自己”。

        她虽然未指名道姓，很明显，她之所指是希特勒。她未提及哪一天，但她提出了警告，就是说，如果在近期行动过于鲁莽，他可能危及自己的生命。另一个占星学家威廉·乌尔夫（多年后，他成了希姆莱的秘密警察的占星顾问）也对希特勒那年夏末的命运占了一卦，并特别指出了具体日期。他的预言也是凶多吉少：在1923年11月8日至9日，如对某事“采取暴力，必产生灾难性结局”。

        这些预言，许多人均认真地看待。几个德国精神病医生和心理学家业已考虑“心理占星术”问题。不久前，Ｏ.Ａ.Ｈ.施密茨博士——瑞士精神病医生Ｃ.Ｇ.容格的热心门徒——指出，占星学或许就是心理学所需要的。但是，希特勒对埃伯汀的预言的评语是：“女人和星象究竟与我何关？”

        不管是否相信占星术，希特勒确实相信，他自己的命运终将引导他走向胜利；并且，如同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所注意到的，除肯定的声音外，其余他一概不听。在收到埃伯汀的占星警告的同一天，他意外地听到了这样的声音，那是在瓦格纳的老家，白莱特的万弗里德别墅里——他正在该处拜访瓦格纳的86岁的遗孀科西玛。瓦格纳的儿子齐格菲的英国夫人威尼弗雷德·瓦格纳对希特勒及其国社党早已佩服得五体投地。她热烈地欢迎他前来；她的6岁的女儿弗莱德莱茵觉得，穿着巴伐利亚皮短裤、厚厚的毛袜、红蓝花格衬衣、鼓鼓囊囊的蓝短外套的希特勒很是有趣可笑。“他的颊骨高高凸起，脸色灰白，眼睛蓝得不自然。看上去，他好像半饥半饱似的，但又有别的什么，是一种狂热的光泽。”

        希特勒很不自然，在音乐室和书房里羞怯地、笨拙地来回走动。他蹑手蹑脚地走动，好像置身于教堂似的。后来，在花园里，他向瓦格纳一家谈起自己的未来计划时，“他说得有板有眼，声音也越来越深沉。后来，我们围成一个小圈，像着迷的小鸟听音乐似的，但他说的话我们连一个字都没有听进去”。他走后，瓦格纳太太说，“你们不觉得他注定要成为德国的救星吗？”齐格菲大笑不止。在他看来，希特勒明显地是个“骗子”，也是个暴发户。

        希特勒来到街道的另一边，拜访业已瘫痪在轮椅里的、年迈的豪斯顿·司徒·张伯伦。张伯伦是一位英国海军上将的儿子，是看到德国的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才被吸引到德国来的。他天赋异禀，过于神经质。人们普遍认为，他是他所处时代的最优秀的文人之一。他是瓦格纳的崇拜者，与瓦格纳的女儿爱娃结了婚。这个英国种族主义预言家对希特勒之印象是如此之深刻，以至在当晚“他睡的时间更长，睡得更香”——自1914年8月受打击以来最甜最香的一觉。几天后，在写给希特勒的信中，他说：“只此一击，我的灵魂之状况业已改观。在最需要的时刻，德国产生了希特勒——这正是德国活力之证明。”

        张伯伦的这一番话，肯定加深了希特勒之自我感觉，即他是掌握命运的人。约一个星期后，希特勒与罗森堡和汉夫施坦格尔夫妇坐车在巴伐利亚的山间奔驰时，由于公路被笼罩在大雾中，他们的红色“麦塞蒂斯”开进了沟里。回慕尼黑时，一路上谁也没有开口说话。后来，他对赫仑纳说，“我注意到在这次失误中，你一点儿也没有害怕。我知道我们是不会受伤的。伤害不了我的事故决不会就这一次。我会安全脱险，成功地实现我的计划的。”

        以通货膨胀为伪装面目出现的命运的另一方面，似乎也有利于希特勒及其向柏林进军的计划。到10月初，战前的1马克已值当时的6014300马克。一个鸡蛋的价格约值1913年的3000万个。许多城市和工商企业都自行印制“紧急货币”以应付支出。帝国银行无法拒绝接受这种紧急货币，或以与他们的货币等值处之。政府印刷自己的货币成了大笑话：去年12月印的平面额为1000马克的纸币，现在给打上了10亿马克的红印；巴伐利亚州银行几个星期前发行的平面额5亿马克的钞票，现被盖上了200亿马克。这200亿马克，假定当时能兑换800美元，但是，待这张带天文学数字的、不怎么漂亮的钞票的持有者来到兑换处时，它只值一个零头了——假定有人愿将硬通货兑换给他的话。人们疯狂了。他们不敢持有钞票一小时。要是错过一辆去银行的电车，一个人的月薪便可能减至原值的四分之一或更少。在巴登，一个年轻跑堂对美国记者欧内斯特·海明威说，他省下了足够购买一座旅馆的钱。现在呢，却连四瓶香槟酒都买不了。“德国将货币贬值，为的是要欺骗盟国，”跑堂说，“不过，我能从中得到什么呢？”

        通货膨胀的重担自然而然地落到了不能用钞票支付的人们身上——工人和老年人。工人们已处于饥饿的边缘，而老人们则在一夜之间成了穷光蛋。靠养老金过活的人们，以及靠债券或人寿保险之利息维持生计的人们，已成了赤贫。用保值的黄金购买的股票现在却用钞票支付，而钞票一过手便又马上贬值。

        唯一感到高兴的，大概只有债务缠身的人们，因为他们可用毫无价值的废纸去偿还债务。但是，最大的受益者还是交易所的大亨、投机倒把者以及能把握时机的外国人——他们用低得可笑的价格购买珠宝首饰和产业。只要花上几百美元，大型产业和大厦便成了这些贪婪的家伙的财产。传家宝换来的也只够一家人维持数星期的生活。有些事情是无法令人相信的：有个妇女，将一篮子钞票遗忘在街上。片刻后她回来时发现，钞票被倒入污水沟，篮子却被人偷走了；一个每星期工资达20亿马克的工人，只能买马铃薯给家人度日。基本食物的供应中断后，向来守法的德国人到田里掠抢马铃薯的事件比比皆是（这时期最尖锐的电影并不是由德国人拍摄的，而是由美国的Ｄ.Ｗ.格里菲斯摄制。这部电影其名叫《生活难道不美好？》，由尼尔·汉密尔顿和卡洛尔·德姆斯特扮演未来就靠一小块土豆地的德国夫妇。高潮是这样的：这对夫妇于深夜偷偷地将土豆收起，将自己像马似的套在车上，驱车穿过森林时，路遇一群土匪，土豆被洗劫一空。当时最好的德国电影是《没有欢乐的街道》，由首先担任主要角色的格丽泰·嘉宝扮演维也纳一资产阶级家庭的女儿。由于股票市场操纵者兴风作浪，这家人被搞得穷困不堪，只好忍饥挨饿。电影中有人们在肉铺前整夜排队买肉的真实镜头。影片是以疯狂的人们进攻靠苦难发财的屠夫结束的）。

        自1月以来，希特勒吸收了约3.5万名新党员。到10月中旬，希特勒更加相信，人民已做好了进行另一次革命的准备。“当我的狂想和对整个德国人民的热爱要我这样做的时候，”希特勒对纽伦堡的听众说，“我只能采取行动。”演讲时，他从未这样动过感情。“你真无法想象，这个人开始演讲时，听众有多安静。”那年10月，一个炽热的追随者在她的家书中写道，“全体听众好像不能呼吸似的。有时候，我几乎觉得，为了取得男女老幼的无条件的信任，希特勒使用了符咒。”另一个入迷的听众离希特勒之近，几乎看清了他如何唾沫横飞。“对我们说来，此人是个旋风式的苦行僧。但他知道如何燃起人们胸中的火焰。他不是用辩论的方法，因为这种方法在煽起仇恨的演讲中是不灵的，而是用狂热地高声喊叫的方法，但主要的还是震耳欲聋的重复和在一定程度上富有感染力的节奏。这种方法能强有力地鼓动人心，且具有原始的、野蛮的效果，他学会了。”

        在巴伐利亚，这种煽动性演讲所带来的压力，使冯·卡尔无法执行其公务，尽管他有独裁的权力。虽然上司要他遏制希特勒的暴力，但巴伐利亚的许多领导人都向他施加压力，要他温和地对待希特勒。巴伐利亚人的脾气原是民族主义的和保守的，对希特勒之粗暴行径和激愤言论，虽然许多人表示遗憾，但他们也与他一样，梦想德国强大和恢复青春。“一些原是受人尊敬的感情，却误将人们引上纳粹的歧途，”巴伐利亚民主党一个自由派党员说，“这些人原也想真诚地为国为民服务。”出于这个原因，巴伐利亚警方人士虽然满腔怒火，却未怎么干预希特勒的暴力。巴伐利亚的陆军司令奥托·冯·洛索夫将军，在柏林来令要制裁希特勒并封闭其报纸时，抗拒了这一要求。由于洛索夫继续违令，遂被解职，但这一行动激怒了巴伐利亚政府，他反而被政府任命就任巴伐利亚州国防军司令。

        次日，全巴伐利亚驻军集体违令，几乎等同于叛乱。他们向巴伐利亚政府宣誓与魏玛共和国脱离关系，“待巴伐利亚与帝国的关系重新得到调整时，本人才恢复服从上级军官的原则”。这是合法的、正式的、没有暴力的反叛——尽管如此，它仍是不折不扣的反叛。“不会发生国内战争的，”巴伐利亚一名内阁成员私下对罗伯特·墨菲说，“只不过是国家这条航船太偏向左边罢了。纠正这种情形，过去是，现在仍是巴伐利亚的责任。”

        冯·卡尔委员本人也发表文章攻击联邦政府。在《慕尼黑日报》上，他为巴伐利亚之违令开脱，并号召推翻古斯塔夫·斯特莱斯曼总理的新政府。斯特莱斯曼靠自己的力量成功，笃信自由和政治权利。斯特莱斯曼自身也是民族主义者。他攻击说，在普鲁士，有3.2万名马克思主义者占据了各种官职，“因此，国内的政治纯粹是马克思主义的，就是说，他们是与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背道而驰的。他们的目标是强迫、鼓动、煽动和街头打架。外交政策正变得国际化，而那些控制外交大权的人们却处心积虑，不让德国再次强盛。”这些思想和言论，与希特勒的，可说如出一辙。

        数天后，冯·洛索夫将军——尽管被魏玛共和国解职，此时仍指挥其部队——据报道，作了一次演讲，宣称只有三种可能性：一切如常，“依旧老牛拉破车”；巴伐利亚与帝国脱离；向柏林进军，宣布对全国实行专政。希特勒全力支持最后一个建议。把巴伐利亚从联邦政府中游离出来，这是不合希特勒的口味的，因为一旦独立，巴伐利亚又可能建立以皇太子卢普科希特为国王的君主政体。为了说明希特勒内层之不和谐，罗姆上尉曾两度试图与卢普科希特皇太子合作。第一次，他跪在卢普科希特跟前，合掌哀求他与希特勒合作；他被“不怎么友好地”斥退。第二次，罗姆建议，由希特勒、鲁登道夫和皇太子共同统治巴伐利亚，以此州为基地，由各爱国组织共同起义，武装入侵北德，将之并吞。“我对他说，这是胡说八道。”卢普科希特的政治顾问回忆道。然而，如果巴伐利亚不宣布独立，他是否能迫使冯·卡尔委员和冯·洛索夫将军加入他的阵线向柏林进军？罗森堡和施勃纳·里希特对此作了回答。他们的计划是，在11月4日庆祝“德国纪念日”那天，绑架卢普科希特皇太子和卡尔。用数百名冲锋队员去封锁弗尔德赫仑大厅附近的通道，因为所有要员都集合在大厅里。之后，希特勒便要客气地对他的阶下囚说，为了阻止赤色分子夺权，阻止巴伐利亚脱离帝国，他已将政权夺取。按罗森堡的说法，这次起义将“费时很短，且不痛苦”，因此卡尔与卢普科希特只好被迫合作。

        汉夫施坦格尔认为，这是“妄想”。他争辩说，对皇太子的任何攻击，肯定会迫使陆军出来报复。在强调这一行动如何不通、如何缺乏头脑的同时，汉夫施坦格尔转而对罗森堡进行人身攻击。他说，如果希特勒老对这些波罗的海之出谋划策者耳软，党就将灭亡。希特勒同意将绑架一计否决，但又不立即对罗森堡一事做出承诺。（希特勒对其同盟者说话常常不一。就像他对汉夫施坦格尔说的那样，他可能是随口将绑架计划放弃的。然而，罗森堡却依旧相信，起义在继续进行。直到“德国纪念日”那天，罗森堡发现那条通道上有大批军警，他才通知希特勒说，政变只好放弃。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一直注意到，希特勒有个习惯，就是将他的顾问们蒙在鼓中。“他从不同时将某个计划、某次出访或结交了什么新人告诉一或两个以上的追随者。这常常产生不快，因为不同的党员突然发现，他们并不全都知情。这是他个人要全盘控制计划的策略。”）“我们得首先考虑向柏林进军，”汉夫施坦格尔记得希特勒曾说过，“待我们处理了当务之急后我再给罗森堡换个工作。”

        到此时，在总理冯·尼林监管下的巴伐利亚政府已由三个“冯”政治巨头治理：卡尔、洛索夫和汉斯·里特·冯·赛塞尔上校。赛塞尔是巴伐利亚州警察局长，他周围聚集了一批干练而年轻的参谋。这些人年轻，不用担心自己的职位。从古罗马看守人意义上说，这三位政治巨头倒像个专制政府。虽然三人代表了各式各样的超保守主义人物和右派激进人物，但他们却一致认为，希特勒的革命策略并不是为了大众的利益，需加以适当引导或绳之以法。10月30日，分裂爆发。那天，希特勒在济尔卡斯克罗纳向狂热的听众明确宣布，他准备向柏林进军。“就我而言，只有在柏林宫上空飘扬着黑白红三色的卐字旗帜时，德国问题才算解决！”他喊道，“我们全都觉得，这个时刻已经到来。像战场上的军人一样，我们决不会推卸作为德国人的责任。我们将听从命令，以整齐的步伐，向前迈进！”

        为了在三位政治巨头中制造分裂，希特勒要求会见冯·赛塞尔上校。11月1日，他们在一个兽医家里见了面。这个兽医是个名叫“奥伯兰联盟”的仿军事的民族主义组织的领导人。希特勒试图让赛塞尔相信，卡尔不外乎是巴伐利亚政府的走卒而已。他接着建议，如同他在一周前建议过的那样，赛塞尔和洛索夫与他自己和鲁登道夫联合起来。但是，赛塞尔再次宣布，他不愿与世界大战的崇拜者发生任何关系，陆军的高级军官也不会这样做的。希特勒承认，将军们固然反对鲁登道夫，但少校军阶以下的军官都会不顾上司的眼色而支持他的。采取行动，“现在正是时机”，希特勒警告说，“我们的人民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否则，他们就会倒向共产党人一边。”

        虽然赛塞尔与卡尔两人都认为纳粹不外乎是“废物一堆”，但二人都采取了行动。11月6日，三位政治巨头与各民族主义组织的代表开会磋商。卡尔说，最紧迫的任务是建立一个新的全国政府。他们一致同意推翻魏玛政府，但必须大家同心协力将之推翻，不能像某些组织那样，自行其是。他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大家心里明白他指的是希特勒。卡尔说，用正常的办法是否能把斯特莱斯曼赶下台，这还是值得怀疑的。“必须准备一种特殊的方法。准备工作已经做了。不过，如果采取一种特殊的方法，大家就得合作。大家必须按照考虑周到、准备充分的计划去执行，且需同心协力。”

        接着发言的是洛索夫。他支持卡尔及其用武力镇压任何起义的决心。“如果有可能成功，本人准备支持右派专政，”这位将军说。若成功的希望有51％，他就参加。“不过，如果只从骚乱变成起义，不到五六天便会以失败而告终，那我就不合作。”结论是，他与冯·赛塞尔上校将着重要求“战斗同盟”合作——或干点儿别的。

        当晚，希特勒在施勃纳·里希特家里会见了他的几个顾问，以便草拟自己的行动计划。大家一致同意于星期天，11月11日，举行全国起义。选择这天作为起义日有两个原因：历史的与现实的。那天是德国投降五周年；又是个假日，各办公室全部关门，军警也少，市内交通相对而言不太繁忙，冲锋队可不受阻碍地前进。

        次日上午，密谋者们再次会面，参加会面的有“战斗同盟”年迈的领袖。鲁登道夫或许也出席了会见，但后来他矢口否认。肯定地说，希特勒、戈林和施勃纳·里希特是在场的。他们为起义做了最后的安排：占领巴伐利亚各主要城市的火车站、邮电局、电话局、广播电台及公共设施、市政厅和警署；逮捕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领导人、工会头目和商店管事。在慕尼黑，希特勒占优势：4000名武装起义人员对2600名军警。

        当晚早些时候，希特勒召开第二次会议。参加者还有两人：警察署前署长波纳及希特勒前助手威廉·弗里克——他仍在警察局，暗中保护希特勒及其追随者。密谋者们讨论了一项新的事态的发展，这要求必须尽快改变原计划。原来，卡尔委员突然宣布于次日晚在贝格勃劳酒馆举行群众“爱国示威”大会。其目的表面上是要阐明其政权的主要目标。但很有可能的是，他企图未雨绸缪，阻止国社党人在政府要员中、军方将领以及德高望重的公民中搞联合行动。希特勒被邀请参加这一大会，但很明显，这一邀请可能是个陷阱。也许，三政治巨头准备宣布巴伐利亚脱离柏林，恢复维特尔斯巴赫王朝。

        希特勒争辩说，这是天赐良机。三政治巨头，冯·尼林总理，以及其他政府要员都将同集于一主席团。为什么不能将他们引入一室，说服他们就范，参与政变，或者若他们冥顽不灵，将他们监禁？毫无疑问，希特勒谈论的是效果。他心里非常明白，倘若没有三政治巨头的全力支持，他是不能成功地进行起义的。他并无意夺取巴伐利亚政权，只是企图以猛烈的行动去唤起巴伐利亚人，以便卓有成效地与柏林抗衡。实际上，他并没有长篇纲领，只想碰运气，听天由命。

        他的同谋者却不愿听天由命。争论持续了几小时，希特勒岿然不动。这样，11月8日凌晨3时，大家勉强接受了希特勒的建议：当晚在贝格勃劳酒馆举行起义。当客人们走进寒冷的晨风中后，施勃纳立刻交给仆人一大沓写给重要的出版商的信件——办公室一开门就交给他们。

        次日，天气寒冷透骨，又兼刮风。那天，巴伐利亚极冷，市南山区已飘起了雪花。在希特勒生活中最重要的一天，他却头痛起来，牙也痛得钻心。他的同事曾劝他去医院看牙，但他回答说，他“没有时间，一切全盘改观的革命在即”。他必须听天由命。汉夫施坦格尔问他，如果他的病加重，他们的事业会怎样？希特勒回答说：“如果真是这样，或者我病死了，这只说明，我的星辰已终其天年，我的任务也已完成。”

        时近中午，给冲锋队的命令发布了——或用电话，或用书信，或派人前往，叫冲锋队员人人做好行动准备。没有详情，也没有解释。另外，就连希特勒的众多亲信对计划已改变一事仍蒙在鼓里。中午时，罗森堡（身穿紫色衬衣，打一条红领带）正在他粉刷一新的小办公室里与汉夫施坦格尔讨论当天的《人民观察家报》。该报头版刊登了普鲁士大军倒向俄国一边和拿破仑在托洛根对垒的照片。照片说明称：“在紧急时刻，吾人是否能找到另一位约克将军？”两人虽互相鄙视，却在一起讨论这幅照片可能产生的后果。此时，他们听见有人在外边跺脚，并用沙哑的声音问：“戈林上尉在哪里？”门被推开了。希特勒身穿军大衣，扎着皮带，手中拿着鞭子出现在门口。他冲了进来，“激动得脸色铁青”。

        “你们发誓不将此事向任何人提起，”希特勒紧迫地说，“时间到了。我们今晚行动！”他请这两个人当他的私人陪同，要他们带上手枪，于晚7时在啤酒馆外会面。汉夫施坦格尔匆匆返家，叫妻子将儿子埃贡带至刚在乡间兴建的别墅。之后，他通知许多外国记者，包括尼卡博卡在内，说“无论如何”都不能错过当晚的大会。

        下午，希特勒已控制住了自己的兴奋，坐在赫克餐馆，与他的老友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闲聊，好像这不过又是平凡的一天罢了。突然，他建议去看看身患黄疸病的埃塞。当霍夫曼在外边等待时，希特勒向埃塞透露，他当晚要宣布进行全国革命，他需要帮助。晚9时整，埃塞打着一面旗帜，冲上罗文布劳酒馆的讲台——那里将举行民族主义会议——宣布国社党要进行全国革命。

        希特勒出来后，对霍夫曼说，埃塞已感觉好多了。于是，两人便漫无目的地在施林大街散步。片刻后，戈林走上前来。希特勒将他拉到一边，两人谈了一阵。回来后，他说，他牙痛得很厉害，必须马上走。此时，霍夫曼如堕五里雾中，他问希特勒究竟要搞什么名堂，希特勒鬼鬼祟祟地回答道，他“很忙很忙，是忙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说完，他便返回国社党总部去了。

        此时，冲锋队员们正在脱去工作服，穿上冲锋队的制服——腰间和袖口装有松紧带的灰皮夹克，卐字袖章，灰色的滑雪帽，以及挂手枪的皮带。他们即将奔赴集合地点。二连的卡尔·凯斯勒需按指示前往阿兹伯格酒馆报到；鞋匠约瑟夫·里希特则被派往霍夫布劳斯。“奥贝兰联盟”的成员也在出动。他们戴的不是卐字袖章，而是薄雪罩，头上还戴着钢盔。关键的部队，即元首的百人卫队，则在托布劳集合。他们的领队，一个好抽烟叶的头头儿，正在大声训话：“谁不是全心全意的，现在就走。”他说，不管当晚在贝格勃劳酒馆会发生什么情况，他们的任务是冲在前面。“我们要将政府赶下台！”

        天黑后，一辆小汽车在施勃纳·里希特的门前停了下来。从车内出来的是鲁登道夫。他与施勃纳·里希特交谈了几分钟便走了。片刻后，里希特与他的仆人也飞车而去。“汉斯尔，”施勃纳·里希特说，“今天进展若不顺利，明天我们全会进监狱。”他们在党的总部见到了希特勒和党的其他领导人。经过一阵磋商，一群人便坐上两辆小车，前往贝格勃劳酒馆。那时是晚8时左右。那间啤酒馆坐落在伊萨尔河岸，离慕尼黑市中心约半英里。这是个凌乱不堪的大楼，左右两边各有一座花园，里边有众多的餐厅和酒吧间。主厅是市内除“济尔卡斯”“克罗纳”以外最大的，里边放置着许多结实的圆木台，可容3000人就座。官员们知道可能会有麻烦，早从市内调来125名警察，以控制人群。此外，在听众中还安插了一队骑兵和不少军官。一旦发生紧急情况，440码外的兵营里还有一连身穿绿色制服的州警在那里待命。

        待希特勒的车队过得伊萨尔河来，大厅的大门已经关闭，除要员外，谁也不准进去。因为全部座位被占，汉夫施坦格尔竟无法将一小批外国记者带进场去。八时零几分，希特勒的红色轿车“麦塞蒂斯”以及跟在后边的施勃纳·里希特的车驶抵了啤酒馆。人群在团团打转，这使希特勒颇为担心：他的卡车队能从这人群中通过吗？两辆小车缓缓驶近前门。此门由一群警察把守。为使马上就抵达的部队通过，希特勒忙劝说警察离去。之后，他便率众人走进啤酒馆的大门——赫斯在把门。由于发生争端，希特勒一进，门便被关闭，把领着一名美国女记者的汉夫施坦格尔关在门外。他警告警察说，如果把外国记者关在门外，那就会出乱子。但，实际上给他开道的就是叼着美国香烟——德国之罕物——的美国记者。在客厅旁，希特勒站在一根大柱子附近，注视着讲台附近的密集的人群。台上，卡尔正在讲话，声音单调。他谴责马克思主义，号召为德国的复兴而奋斗。他的神态像个老学究，似乎不是在演讲，而是在讲课。听众客气地听着，不时以啤酒解乏。

        汉夫施坦格尔暗想，希特勒也得喝啤酒才更能与环境吻合。于是，他便花了30亿马克在服务台买了三瓶啤酒。希特勒不耐烦地等待他的褐衣卫队，不时呷上一口啤酒。满载其他冲锋队员的卡车业已在外边等待，做好了一切准备，只待八点半后动手。头戴钢盔的卫队终于抵达了——这是行动的信号。卡车空了，武装纳粹将大楼团团围住。数量上处于劣势的警察，见此情景，一个个被弄得目瞪口呆。由于对政治战毫无准备，他们一筹莫展。

        戈林率领的卫队，带着连发手枪拥进大楼。希特勒的保镖乌布里希·格拉夫正在衣帽间里等待卫队前来。此时，他走近希特勒身旁。希特勒已脱去身上的军大衣，只穿着巴伐利亚式的长尾黑晨衣。格拉夫在希特勒耳旁嘀咕了几句。据一旁观者说，就像顾客求大班给找张好桌子一样。二十多名警察堵住了去路。卫队队长喝道：“别挡道——到那边去！”警察乖乖地向后转，像美国的警察老兄那样，迈着整齐的步伐，从前门出去了。

        希特勒把手中的啤酒撂在一边，拔出他的勃朗宁手枪。在冲锋队“希特勒万岁”的喊声中，希特勒率领曾当过屠夫的格拉夫，施勃纳·里希特（他在烟雾弥漫的室内斜着近视眼），他的忠实的奴仆、哈佛大学毕业生汉夫施坦格尔，前警察局奸细、现当上了商业经理的梅克斯·阿曼，以及地理政治系学生、积极的理想主义者鲁道夫·赫斯，走进大厅。这群衣着混杂的好汉，挥舞着手中的武器，从人群中推开一条路，径直朝讲台走去。此时，褐衣党徒已封锁了太平门，另一群党徒已架好了机枪，准备扫射听众。在混乱中许多桌子被打翻。一名内阁成员钻到桌子底下藏身。有些内阁成员被吓得目瞪口呆，连忙朝太平门拥去，但被警告回去。反抗的，都遭到鞭打或挨了踢。

        希特勒一伙被挡住了去路。在混乱中，他爬上一张椅子，一边挥舞手枪，一边喊道：“安静！”但秩序仍然大乱。他朝天花板打了一梭子弹。人们吓得不敢作声。希特勒说：“国社党革命爆发了！大厅已被包围！”谁都不准离开大厅。在他苍白的脸上，汗如雨下。在某些人看来，他像是疯了或喝醉了酒；另外一些人却觉得好笑——这个挥舞手枪的革命者穿的是这样不合身的晨衣。虽然看来可笑，但希特勒却异常严肃。他命令三政治巨头跟他到邻屋去，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三人却一动不动。当希特勒越过一张桌子朝讲台前去时，卡尔倒退了一步。赛塞尔的副官，一位少校，走上前来。他一手插进口袋，似乎要掏手枪。希特勒将手枪对准他的脑门，说：“把手拿出来！”

        希特勒向三政治巨头和听众保证，所有事情均可在10分钟内解决。这时，三政治巨头，外加两名副官，跟着希特勒进屋。“装装样子，”洛索夫小声对同僚说。一到室内，希特勒更加激动了。“请原谅我们这种做法，”他说，“但本人没有别的法子。”赛塞尔指责他食言，因他曾保证不搞起义。希特勒向他表示歉意，说这是为了德国的利益。他告诉他们，前警察局长波纳将出任巴伐利亚总理；以右派激进组织“战斗同盟”为基础的新国民军将由鲁登道夫指挥，而鲁登道夫将率军向柏林挺进。希特勒保证，在起义军取得政权后，三政治巨头将会行使更大的权力：卡尔将为巴伐利亚摄政，洛索夫为帝国陆军部长，赛塞尔为帝国警察部长。

        三人不答应，希特勒便拔出手枪（后来他作证说，这全是开玩笑）。“里边有五梭子弹，”他粗声粗气地说，“四梭给卖国贼吃，一梭供我自己吃——假如我失败的话。”他把手枪递给格拉夫——他已有一支机枪。在这种情况下，生死已毫无意义，卡尔冷冷地回答说，使他感兴趣的倒是鲁登道夫将军在此事中所扮演的角色。希特勒无计可施，急忙喝了几口啤酒，连声向卡尔道歉，然后便大步流星走出房子。外边，听众已秩序大乱，眼看无法控制。有人喊了一声：“演戏！”另一人喊道，这是墨西哥式的革命。大厅里响起了刺耳的口哨声和讥笑声，直到戈林仿效其主子的做法，朝天花板放了一枪，大厅才安静下来。他呼喊道，他们这次行动的矛头并不是对准卡尔、帝国国防军或警方。辩解失败后，他搬出了幽默，“你们不是有啤酒吗？”他喊道，“还愁什么？”

        大厅里的混乱并未使希特勒泄气。尽管人们在高声怪叫和怒骂，希特勒推开人群，朝讲台走去。厅内仍嘈杂不堪。他怒气冲冲地喊道：“如果再不静下来，我就命令阁楼上的机枪开火！”突然间，他已不再是被人们取笑的对象。“紧接着，”保守的历史学家冯·米勒教授回忆说，“希特勒发表了一次杰出的演讲，这篇演讲令任何一位演员妒忌。他平静地开讲，没有一点儿怨天尤人。”似乎胜利在即似的，他向听众保证，他充分信任卡尔，将让他出任巴伐利亚的摄政王。他也保证，军队将交由鲁登道夫指挥；洛索夫出任陆军部长；赛塞尔出任警察部长。“德国临时国民政府的任务是向罪恶的巴别——柏林——进军，拯救德国人民！”

        汉夫施坦格尔回忆说，从讲第一句话开始，这个穿着可笑的小人物，这个活像陈列在巴伐利亚乡间照相馆满是灰尘的橱窗里的“省城新郎”的希特勒，便成了一个超人。“这活像是斯特拉迪瓦利小提琴放在盒中，它不过是几块木板，几根肠线；若让名师演奏，它便产生美妙的乐声。”在他整整一生中，冯·米勒教授再也回想不起来，“在几分钟，甚至是几秒钟内，群众态度的转变有如此神速”的情形了。他肯定地说，“许多人还未完全转变过来，但大多数人的感觉却全盘改观。希特勒只用几句话便把他们完全翻转过来，就像人们将手套翻转过来一样。几乎有点像念咒，又像变魔术。接着便是满堂喝彩，反对之声再也听不见了。”

        “卡尔、洛索夫和赛塞尔在外边，”希特勒真诚地说，“他们正在努力做出抉择。我能不能对他们说，你们支持他们？”

        “可以！可以！”群众吼叫着。

        “在一个自由的德国里，”希特勒满腔热情地说，“是容得下自治的巴伐利亚的！我可以这样对你们说：不是今晚开始德国革命，就是明天拂晓时我们全部死亡！”由于赢得了群众，希特勒便返身回房，叫起了三政治巨头。

        能将问题解决的人，坐着希特勒的“麦塞蒂斯”，正朝贝格勃劳酒馆奔来。此人便是鲁登道夫将军。他与他的继子（是个炽烈的起义者），还有施勃纳·里希特，正坐在后座上。虽然大雾弥漫，他的车子仍以惊人的速度从内城开出，驶过了大桥。鲁登道夫将军在啤酒馆门口一出现，人们便高喊“万岁”。鲁登道夫发现事情竟做得如此过火，惊愕得“目瞪口呆，极不高兴”。希特勒连忙从客厅出来与他握手。他们简单地交谈了几句话后，鲁登道夫皱着眉头，答应去说服三政治巨头。他们消失在侧屋里。

        希特勒的单方面行动虽然令他愤怒，鲁登道夫还是在他的两个同僚身上使用了他的地位和人格的力量。“好啦，先生们，”他对他们说，“与我们一起干吧。把手伸出来。”首先响应的是将军。洛索夫伸出手来，说：“好。”接着，上校也把手伸给了鲁登道夫。文官卡尔是最后一个屈服的。但一等大家回到讲台上时，第一个讲话的就是他。他笔挺地站着，脸部毫无表情。他宣布，他将以摄政王的身份为巴伐利亚王朝效劳。据一在场的警察说，打断这一清醒的讲话的掌声是“狂热的”。

        希特勒见听众如此热烈，心中大喜。他充满感情地说：“5年前，我是陆军医院的一名失明病人。我曾向自己发誓，十一月罪人不推翻，不在今天支离破碎的德国的废墟上重新建立一个强大的，既自由又富丽堂皇的德国，我就决不罢休。看来，我正在实现这个誓言。”

        接着，脸色苍白而阴沉的鲁登道夫认真地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冯·米勒教授所得的印象是，鲁登道夫是明白“这是个攸关生死甚至是死多于生的问题”的人。完全控制了局势后，希特勒便在一阵阵欢呼声中与众人一一握手告别。由于激动，加上啤酒在作怪，听众禁不住高兴起来。早些时候的讥笑甚至愤怒已被忘得一干二净。听众全场起立，高唱《德意志高于一切》。许多人泪流满面；有些人甚至感情大动，无法唱歌。但是，站在一名州警察旁边的人转过身去说：“唯一缺少的是一名精神病医生！”

        在伊萨尔河彼岸的罗文布劳酒馆，也出现了高昂的情绪。主厅里，除两支乐队的演奏声在回响外，还挤满了2000名“战斗同盟”的成员和冲锋队员。听众里只有小部分才是脸上带着伤疤的罗姆上尉的狂热的追随者，但罗姆却是吸引人们的主要人物。他“号召人们复仇，并对卖国者和掠夺我们的人民的蟊贼进行报复……”

        接着，从病榻上拖着身子起来的埃塞走上讲台。由于计划有所改变，他并未打着旗子冲过通道，也并未立即宣布革命。他正在等待希特勒政变成功的消息。晚8时40分，即在他讲话中间，贝格勃劳酒馆打来一简短的电话：“已安全执行！”罗姆有意识地走上讲台，打断了埃塞的讲话。他喊道，卡尔政权已被废黜，阿道夫·希特勒已宣布了全国革命。国防军士兵撕下了共和国的帽徽，跳上桌椅，大声欢呼。冲锋队员们互相拥抱。乐队高奏国歌。待喧嚣声沉寂后，罗姆大声叫众人朝贝格勃劳酒馆进发。人们争先恐后地列队走出罗文布劳酒馆，好像它已着火似的。士兵们呼喊着、欢呼着走上街道，朝伊萨尔河走去。迎面来了一辆摩托车，将队伍拦住——原来，他带来了希特勒的命令：罗姆带队伍前往慕尼黑大学，占领设在施恩弗尔德大街的冯·洛索夫将军的司令部。冲锋队则前往圣·安娜广场，取出藏在寺院地下室里的3000支步枪，并在吉辛布设阵地。只有“奥贝兰联盟”的成员前往贝格勃劳酒馆。

        正当罗姆的队伍在其中一个乐队的陪同下，走下布里恩纳大街时，人们聚集起来，朝他们欢呼。靠近队伍的前列，有个炽热的青年民族主义者，骄傲地打着一面帝国的国旗。他之所以到那里，是因为他忠于罗姆和格里戈尔，而不是效忠希特勒。此人名叫海因里希·希姆莱。兴高采烈的观众们的热情令人心醉；士兵们像征服者那样继续沿宽阔的路德维希大街前进，来到军区大楼的大门前。罗姆令部队停止前进，自己大步走进大门——他在里边工作了多年。哨兵们以开枪来威胁，但罗姆盛气凌人，置他们于不理。径自入内，走至二楼值班军官室内。值班军官宣称，他只向暴力屈服，并下令开门放暴乱者进来。罗姆布好了岗哨，在各窗户前架好了机枪，还在大楼周围安上了铁丝网。一切已差不多就绪，只差占领电话总机。令人不能相信的是，他竟将电话总机交给值班军官看管，而此人又没有革命意识。

        在啤酒馆内，赫斯把“人民的敌人”扣押起来充当人质。他站在大厅的椅子上，将官员一一点名叫出来，包括总理尼林、警察局长曼特尔，以及皇太子卢普科希特的政治顾问在内。被点名的人乖乖地站了出来，就像不守规矩的小学生似的——法官根特纳除外，他慌忙出逃，却被抓了回来。起初，赫斯将他们关进楼上的一间小屋，后来上边决定让赫斯将人质转移至慕尼黑南面的特根西湖附近的一所房子里去，严加看管。

        希特勒的内层人物各有各的任务：梅克斯·阿曼，即那个身材矮小但极可怕的街头打手，领着一班人马，夺取了一家银行作为新政府的中央办公楼。施勃纳·里希特、埃塞和汉夫施坦格尔则带领各自的人马，在街头巡视，检查革命的进展情形。他们发现，市内已混乱不堪。许多人高兴，许多人迷惑不解，有些人怒火满腔。很少有人知道发生了何事——包括与行动有关的人在内，因为贝格勃劳酒馆不断发出自相矛盾的命令。

        使这次起义开始时得以成功的主要人物是慕尼黑警察局主席团的弗里克。他说服了值班警察不对起义部队发动反攻，自己则守候在电话机旁，让不断打电话前来询问情况的、迷惑不解的警官们保持镇静，拭目以待，不采取行动。有鉴于此，被废黜的前警察局局长波纳，便来到警察局，在未诉诸武力的情况下，夺取了警察局。他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召开非马克思主义的各主要报纸的记者招待会。由于控制了警方，罗姆又占领了军区司令部，身在贝格勃劳酒馆的希特勒，正陶醉在幸福中。后来，工兵营地传来报告说，起义部队正与工兵们争论不休。希特勒当即决定离开其指挥岗位，亲自前往该地解决问题。这是严重失策；接着又犯了一次策略性错误：让鲁登道夫将军指挥起义。希特勒一走，冯·洛索夫将军便说，他必须回办公室去下达命令。鲁登道夫觉得此要求合理，便允许洛索夫走出啤酒馆——卡尔和赛塞尔在不远处跟着。希特勒刚到兵营门口，一点作用也没起，便被驱走。一小时后，他回到了啤酒馆，发现三政治巨头已被允许脱逃，大吃一惊，将鲁登道夫呵斥了一番。他怎么能做出这等事来？洛索夫会将革命破坏的！鲁登道夫冷冷地看着这位前下士。他说，一个德国军官是永远不会违背其誓言的！

        上午11时，随着千名大军开赴前来，希特勒的精神又振奋起来了。这是步兵学校的援兵，是精锐的学生军。原来，“自由兵团”的老兵格尔德·罗斯巴赫中尉已被说服，率领他们集体参加起义（只有少数人未参加）。这批青年军扣押了他们的司令，接受了罗斯巴赫（与罗姆一样，也是个同性恋者，一个打手）的领导。他们吹吹打打，迈着整齐的步伐，戴着卐字袖章，打着国社党的旗帜，开至啤酒馆。他们立正站着，接受了军需将军鲁登道夫和前下士希特勒的检阅。接着，学生军便前去占领卡尔委员的办公大楼；起义部队的领导人则乘车前往军区司令部。在罗姆的指挥所——冯·洛索夫的办公室——他们讨论了革命的未来进程。坐在舒适座椅上的鲁登道夫建议，立即打电话找洛索夫或赛塞尔。电话打了不少，但谁也找不到。施勃纳·里希特说，他觉得事情有点不妙。洛索夫曾说过，他要来办公室发令。他到哪里去了？卡尔和赛塞尔又在何方？鲁登道夫再次抗议说，这三位君子曾在众目睽睽之下起过誓，不太可能变心。

        此时，巴伐利亚军军官梅克斯·施万德纳少校正步入大楼。原来，他曾听到起义的谣传，便前来寻找值班军官。值班军官说，“这件事非常肮脏，非常可疑。”“我们正在说话，”施万德纳回忆说，“穿着老式军服、胸戴所有奖章的罗姆冲进室内，气冲冲地问洛索夫在哪里。我立即对他说，这次起义是直接违反昨天与洛索夫达成的谅解的。罗姆声音中带着真诚说，一切进展顺利。冯·洛索夫、冯·卡尔和冯·赛塞尔均曾宣布，他们同意这一切，并即将去军区司令部与希特勒会合。我只说，那就不同了。”

        罗姆走后，值班军官示意让施万德纳前来，对他耳语说：“起义吹了。”他说，洛索夫和卡尔与巴伐利亚军指挥官一起，在十九步兵团兵营，“肯定不到这里来”。片刻后，迄今仍未受管制的电话总机转来了洛索夫从其新指挥部（十九团团部中心大楼）打来的电话，下令对他新近保证支持的起义军发动反攻，并让奥格斯堡、英格尔斯达特、雷根斯堡、兰舒特及邻近一带的忠诚部队各营立即乘火车赶赴慕尼黑。施万德纳立刻打电话找到了运输军官，将洛索夫的命令转达给了他，并答应亲自给半数部队去电话。这间房子在部署起义，隔壁房间则在预谋破坏。时至深夜，密谋者才最终想起应将电话总机的线路仅限于与起义办公室相通，但是，洛索夫的镇压命令却早已传了出去。

        虽然部队在街道上开来开去，乐队也在吹吹打打，大多数慕尼黑人却不知道革命已再次在他们的城市爆发。元首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海因里希·霍夫曼，就在弗莱德旁的酒吧里，却不知一个不平常事件业已发生，直到深夜才发现革命正在进行。此时，一群群兴高采烈的年轻人正在闹市区的旅馆里做客，又唱又喊，欢庆胜利。

        在美国领事馆内，代总领事罗伯特·墨菲，正在草拟一份发给国务卿的电报（当墨菲未获准用密码发电时，他要求亲自会见希特勒。“经数小时舌战后，我终于于凌晨3时见到了希特勒。他心平气和地对我说，我不能发电。那时，我提出了抗议，但也是个形式而已，因为我已派人坐车至斯图加特拍发此电。”）：

        ……据希特勒说，这届政府的任务是向柏林进军，于12时发动进攻；他宣称，至拂晓，若不是新国民政府的建立便是他的死亡……

        对那些反对政变、被从家里拖出来充当人质的人们来说，这是个恐怖之夜。有些人因姓名像犹太人的姓氏（从电话号码本里找出来的），家里也受到了褐衣党徒的光顾。一支部队开进了慕尼黑《时报》（属社会主义者），不由分说便捣毁印刷机。希特勒大怒，立即下令停止，因为他要利用印刷厂。

        在军区司令部里，很明显，三政治巨头已自食其言（好像谁也不记得誓言是在胁迫下立的），事态已无法控制。施勃纳·里希特带着仆人埃格纳外出寻找赛塞尔，却无法找到他。回来后，他们发觉希特勒“有些沮丧”。

        埃格纳被令带罗森堡前往一印刷厂，印刷由主要人物们签署的新政府的告示。完成这一任务后，罗森堡便前往《人民观察家报》，为次日的报纸赶写社论。在这篇题为《对德国人民的号召》的社论中，他要公众将埃尔伯特及其他社会民主党人“不管是死是活”，交给“全国人民政府”。

        埃格纳回到军区司令部后，他的雇主便令他回家取香槟酒和食品，并转告施勃纳·里希特太太，“一切进展顺利，不用担忧”。形势正在恶化。罗姆终于对隔壁房间起了疑心，逮捕了值班军官。随后他下令逮捕大楼内的所有军官，却漏走了诡计多端的施万德纳少校——在完成了调兵至慕尼黑的任务后，他得一文职人员的警告，就在警戒圈布设前，溜出了大楼。

        在冯·卡尔委员办公楼里，起义部队进展也不顺利。从啤酒馆脱逃出来后，卡尔曾来过办公楼，发现粉碎起义的机器业已开动。可以理解，他并未着手阻止这些措施，（他刚收到愤怒的皇太子卢普科希特的命令：“不惜一切代价，粉碎此次运动。必要时可用兵。”）而是在协助指挥大楼的防务，尽管罗斯巴赫及其千名步兵学校学生军不断进行威胁恐吓。本来革命军是可以轻而易举地执行鲁登道夫“不管代价如何”拿下大楼的命令取得重大胜利的，但是，士官生与警方只在那里对峙，双方都在等待对方首先开火。谁都不愿流血。士官生不想朝警察开枪，而众多的警察也与学生军一样，相信希特勒。他们不时进行谈判。后来，主张采取行动的罗斯巴赫不耐烦起来，朝士官生喊道：“什么？还在这里谈判？你们明明知道鲁登道夫的命令是什么，为什么还举棋不定，下令部队开火！”

        最后，学生军进入阵地，伏击队则以半圆形阵势，在机枪队的掩护下，向前推进。警方建议，请三名叛军进楼议事。学生军接受了这一建议，但提出，如三人在10分钟内不出来，他们便开始进攻。10分钟过去了。学生军正准备进攻，突然传来一道命令：“各连，后撤！”

        学生军连忙后撤，包围告吹。由于执行命令不力，原本可以取胜的战斗失败了。究其原因，主要是希特勒的部队不太愿意向原想争取过来成为同盟军的警方开火。学生军之所为，不外乎是将冯·卡尔在关键的几小时内围困起来罢了，学生军一撤，卡尔便离开了大楼，前往十九团驻地与洛索夫和赛塞尔会合。

        当军区司令部里的人们获悉，冯·洛索夫将军于凌晨2时55分向“德国所有无线电台”发出下述通电后，原来所抱的一线希望，即三政治巨头不会公开反对起义，也就破灭了。电云：

        冯·卡尔州委员、冯·赛塞尔上校和冯·洛索夫将军业已镇压希特勒起义。枪口下发表的支持无效。请勿误用上述人名。

        在十九步兵团团部，卡尔正伏身在扶手长椅上，草拟将在全城张贴的公告。他终于草就了一份人人满意的告示。他说，欺骗，将德国的觉醒变成了令人作呕的暴力。“若让盲目的反叛得逞，巴伐利亚将与德国一起，被抛入深渊。”他下令解散国社党和其他右派组织。他宣布，起义的负责人将“毫不留情地受到应有的惩罚”。对卡尔委员而言，这是个漫长而痛苦的夜晚。

        直到清晨5时，三政治巨头镇压起义的消息才得以证实，并传到了军区司令部。消息是由被废黜的步兵学校指挥官送来的。他遗憾地告诉希特勒，三政治巨头并未遵守誓言，因为那誓言是在枪口下立的。冯·洛索夫将军将武力镇压起义。如果希特勒确曾大吃一惊，他也未溢于言表。他对同伙发表了长篇演说，结束时，他宣布，如果需要，他决心战斗到底，与事业共存亡。在征得鲁登道夫的同意后，他命令施勃纳·里希特带上其仆人（他已取香槟酒和食品回来），寻找他们委派的新总理波纳，令他带上一支“奥贝兰”部队，前去夺取警察总部。波纳高高兴兴地率部出发，且信心百倍。他只与一名同伴步入警察总部。当他们走进主事少校的办公室时，令他们目瞪口呆的是，他们被捕了（“如遭棍击”）。波纳先前的助手弗里克早已被扣押。

        此时，希特勒、鲁登道夫与其他参谋人员，正在返回啤酒馆的途中，只留下罗姆及其部下镇守军区司令部。希特勒虽被搞得丧了胆，但仍未放弃起义。“如能成功，很好，”他阴沉地说，“否则，我们自己上吊。”那时，天还黑。希特勒下令让未据守据点的起义人员到啤酒馆大厅集合。当部队从四周涌进贝格勃劳酒馆时，下起了寒冷的雨夹雪。士兵们明白，情况已经不妙，却又不了解详情。即使如此，至少有一队冲锋队唱起了埃卡特写的《斯通里德》：“醒来吧，德国！挣断你的锁链！”

        天亮了，阴森、潮湿而寒冷。刺骨的雨夹雪时下时停。起义部队人人脸上愁云密布；贝格勃劳酒馆大厅内，烟雾弥漫，又阴又湿。没有刮脸，也没有洗脸，士兵们便在里边吃早餐——咖啡、奶酪和面包。昨晚的兴奋和狂喜已烟消云散。有人宣布，三政治巨头已公开谴责革命，陆军不参加起义。另一人走上讲台，走上这一记忆犹新的戏剧性事件的发生地，高声斥责所有卖国贼——资产阶级和将军们。“向柏林进军！”他喊道。厅里响起了零星的掌声。希特勒的律师汉斯·弗兰克觉得，这一建议“高度罗曼蒂克，非常不具政治性”。

        起义的领导人全坐在楼上的密室里。鲁登道夫“脸上无一丝表情，稳如泰山，安静得怕人”，一边呷红葡萄酒，一边吃早餐。他身穿旧粗呢射击夹克，样子依然威武。然而，当他得悉洛索夫已公开谴责新政府时，他的信心也就消失了。“我永远不再相信德国军官的话。”他喊了一声，之后便缄默不语。

        午夜时看来如此成功的政变，在日间的寒光中便成了泡影。希特勒的下一步计划表明他是何等的绝望。他令“战斗同盟”的一支部队前去夺取警察局，并营救被囚禁的波纳。他继续做出似乎还有希望的样子，派出一支冲锋队前往犹太人开的“帕卡斯”印刷厂，将一堆堆刚印好的贬值后的纸币全部没收（在德国，每个革命者都要领薪）。总数为14605百万兆马克，根据德国人的做法，帕卡斯兄弟得到了一张收条。

        到此时，更大量的起义部队坐着卡车从外地赶来。他们又湿又冷，筋疲力尽，但精神抖擞，根本不知道事态已转变。兰舒特来的人最多；在开往慕尼黑的半途，他们碰上了一车警察，彼此还互喊“万岁”。他们的领导人是吸毒者格里戈尔·斯特拉塞。他坐在首车的驾驶室内，沿着平静、繁忙的街道前进。不知谁喊了一句，说大家跟平常一样工作。“这不是革命。不对劲。”

        “看看再说，”格里戈尔说。到酒吧间后，戈林上尉告诉他，“那些家伙”自食其言，不遵守对元首所做的保证，但人民却仍支持元首。“我们要整个儿重来。”接着，一个身材又矮又胖，头顶光得发亮的男人——尤利乌斯·施特莱彻——突然闯进啤酒馆，代表希特勒向众人说明情况。他手持鞭子，指手画脚，用肮脏的语言和洪亮的声音向众人讲话，企图给大家打气，激发众人的热情。没有武器的人领到了武器。于是，众人再次上车，奔赴各自的岗位。

        此时，受希特勒之命前去夺取警察局的“战斗同盟”所属部队，业已开回军区司令部大楼——他们未完成任务。为了避免交火，在离开警察局前，他们曾与警方争论了几分钟。希特勒又将营救波纳的任务交给了他忠实的卫队。这支身强力壮的部队于上午9时30分抵达警察总部后，立即架起机枪，对准大楼，好像要发动猛攻似的。但是，叛乱者还是不想流血。他们奔回啤酒馆——任务依然未完成。几分钟后，他们又被分配去执行另一项较容易完成的任务：逮捕拒绝在市政厅上空升起卐字旗的、马克思主义市政议员们。

        他们冲开一条路，进了旧议会大厦。他们的领导人，即那位抽烟斗的人物，把议会室的门推开。他手持武器，高声喊道，所有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将被逮捕。外面，在马里恩广场上，据他自己说，一大群人“以讥讽和谩骂迎接议员们的出现。事实上，他们是靠我们这些军人的保护才免受群众的袭击的，否则，伤亡在所难免。经过我们诸多帮助后，他们才得以安全上车”。

        当这些卡车朝啤酒馆开去时，演讲者开始向人群演讲。听讲的人越来越多，致使开往森德林的六路电车竟无法行驶。主要的演讲人是施特莱彻。事实证明，他比议会大厦大钟上的旋转数字更具有吸引力。此时，广场上卐字旗林立，党旗也在市政大楼上空飘扬。

        这次起义的特点是，双方都混乱不堪和犹豫不决。在市内的某些地方，市警在撕毁起义军的标语口号和逮捕叛军；在内城，叛军却在逮捕市警和撕毁政府谴责起义、宣布解散纳粹党的告示。希特勒的部队占领了闹市区伊萨尔河上的大部分桥梁，包括连接市中心和啤酒馆的路德维希大桥在内。在博物馆大桥附近，市民们在盘问年轻的起义者。“你们在街上玩弄如此危险的把戏，你们的父母同意吗？”有个工人大声问道。十人小分队便腼腆地奔回啤酒馆去了。

        在伊萨尔河另一座桥头，在兰舒特来的人中，谣言四起，说“情况不妙了，肯定有人搞出卖”。他们的恐惧是不无道理的：上午10时，身穿绿色制服的士兵，坐卡车赶到了。他们是邦国防军，一到便架起了两挺重机枪。由于上司的命令是不要开火，所以起义部队没有动手。邦国防军的上司也有令，叫他们原地待命。这样，双方便在那里对峙。

        啤酒馆里，叛军的头目们在争论不休。曾在鲁登道夫手下服役的赫尔曼·克里贝尔上校主张将部队撤至德奥边境的罗森海姆，因为在那里他们有可能将当地的右翼激进分子争取过来。戈林同意这一意见。因为那是他的家乡，他保证说，大家都强烈地支持希特勒，他们可在那里补充兵员，重整旗鼓。“运动不能在某条黑暗的乡间小巷里的沟内结束，”鲁登道夫讽刺地反驳说，“这该由希特勒做决定。”他犹豫了片刻。由于他生性就是个赌徒，长期游击战这个前景并不使他感兴趣。他要的是一举成功或失败。所以，他否决了克里贝尔的计划。

        街上的形势更加恶化了，但他们仍在争论不休，一直拖到近中午。军区司令部里的罗姆上尉，也被陆军和警察包围。面对占绝对优势的敌军，“战斗同盟”里较老的成员并不急于开火，但罗姆手下的150名士兵却求战心切。

        政府军攻打罗姆的消息传至贝格勃劳酒馆后，争论便结束了。很明显，起义部队如不立即动手，就得可耻地投降。据鲁登道夫说，将部队开至慕尼黑内城去营救罗姆的主意是他首先想到的。“我们步行！”他说。假如说主意是鲁登道夫出的，那么，主意的实施则是希特勒式的——宣传性质的游行，显示威力，动员市民支持起义。“我们进城的目的，”希特勒后来作证说，“是要把人民争取到我们这边来，看看公众舆论的反应如何，然后再看看卡尔、洛索夫和赛塞尔对公众舆论作何反应。毕竟，这些先生还不致傻到向人民的总起义放机关枪的程度。”向城内进军的决定就是这样做出来的。

        鲁登道夫坚信，陆军士兵是不会阻碍游行队伍前进的。不久前，他曾向一位友人保证：“巴伐利亚国防军要是反对我，那天都会塌下来。”希特勒也同样坚信，无论是国防军还是邦警察，都不会向鲁登道夫那样的战争英雄开火——游行时，他将在前排率众。于是，希特勒便做出了决定（“这是我一生中最绝望、最大胆的决定”），向镇守各座桥梁的部队仓促下达了命令。与此同时，在啤酒馆外，职业军人克里贝尔上校开始集合游行队伍。11时30分许，正当希特勒要起身离开会议室时，埃卡特从外面走了进来。从前，他们是心腹之交；现在呢，希特勒“脸色难看，生硬地说了一声‘你好’”。在会议室外，这位受冒犯的作家，彬彬有礼地问候鲁登道夫时又受到了冷遇。将军只朝他“漠不关心地歪了歪帽子”。

        游行队伍迅速地组成了。由于当日上午到啤酒馆报到的乐师们既没有吃早餐又没领到工资，在履行公事似的演奏了战时希特勒所在团的进行曲《巴登威勒》后一个个都走了，所以，游行队伍没有乐队开路。为首的是挑选出来的尖兵和另外八名士兵，他们打着卐字旗和黑白红三色旗。跟着旗手的是起义领导人：希特勒在中间，施勃纳·里希特在旗右，鲁登道夫在左边。旁边是慕尼黑冲锋队的指挥官克里贝尔上校与其卫兵格拉夫和赫尔曼·戈林上尉——他头戴涂一白色大卐字的钢盔，身穿一件漂亮的黑皮衣，敞胸以显示其“荣誉奖章”，看上去，既威武雄壮又罗曼蒂克。他心中有点闷闷不乐，因为他提出把俘获的议员带去作人质的主意被否决了。元首拒绝了这个计谋，他不想要什么烈士。

        跟在领导人后边的是排成四列纵队的三支部队，彼此并肩而行。左方是希特勒的百人卫队，他们头戴钢盔，手持卡宾枪，身上还挂着手雷；右边是“奥贝兰联盟”；中间是经过战斗考验的慕尼黑冲锋队兵团。接着便是穿着五花八门的队伍——有的穿制服或世界大战时期的又破又旧的军服，有的穿工作服或商人服。步兵学校的士官生，既潇洒又斗志昂扬，夹在学生、店员、中年商人和脸孔严峻的流氓中间。队伍的唯一共同标志是左臂上的卐字臂章。大部分人都手持步枪，许多还上了刺刀。其他人，特别是冲锋队，则持手枪。

        戴着夹鼻眼镜的施勃纳·里希特执着罗森堡的手说：“情况看来很不妙。”之后，他阴郁地向希特勒预言。这将是他们最后一次一同游行。元首本人也脸色苍白而严峻，在寒冷中，他手持睡帽，身上穿的是那件人们所熟悉的军大衣。鲁登道夫身穿狩猎夹克，外加一件大衣，他镇静自若，令仆人回家，以免受伤。

        中午时分，散兵游勇式的队伍出发了。15分钟后，2000人的队伍来到了路德维希大桥，碰上了一小队警察。当起义部队的尖兵缓缓前来时，警察的指挥官迎上前去，下令他们停止前进，否则就开枪。他转过身去，令手下子弹上膛。他正在说话，那边传来号角声。精选的尖兵端着刺刀，朝警察四下围了上来。喊道：“别向自己的同志开枪！”警察犹豫了一阵。这样，在一枪未发的情况下，起义部队便通过了。过桥后，他们一直前行。兹威布鲁肯大街两旁站满了人群；许多人在欢呼，并在挥舞卐字旗。旁观者开始加入游行行列。人们的热情鼓舞了游行队伍，他们不由得唱起了歌。虽然没有乐队伴奏，他们自动唱起了最喜欢唱的《冲锋之歌》。当队伍来到伊萨托尔时，作家埃卡特站在左门旁的人群中。他发现了行进在第一排的脸孔严峻的希特勒。四目相遇，“他目不转睛地瞧着我，似乎在说，‘你在哪儿呢？’”

        寒冷的人们，口中吐着白气，继续前行，未再受阻。15分钟后，拥进了马里恩广场。因刚开完群众集会，广场上依然飘扬着众多的卐字旗。市政大厅上空的纳粹旗依旧在迎风招展；一大群人在唱着爱国歌曲。此时，游行人群中出现了混乱。有些人觉得应反身回啤酒馆；其他人则认为应继续朝市内前进，以拯救罗姆。克里贝尔上校发现，鲁登道夫领着队伍向右走，进了威因大街，朝奥德昂斯广场走去。上校觉得奇怪，但又对自己说：“鲁登道夫那样走，我们当然与他一块儿去。”鲁登道夫将军原未作此筹谋。“在生活的某些时刻，人们只凭本能行动，而不知其所以然……我们只想到罗姆那里去，把他弄回来。”

        身披深棕色大衣、体格魁伟的鲁登道夫，出于一时冲动，向右走去，却把起义部队带至与政府军劈面相遇的地方。不到几分钟，游行队伍便来到了慕尼黑最森严的地方之一——议会大厦。这里，他们被一队警察拦住了去路。但是，起义部队高唱着《啊，德国荣誉歌》，勇往直前。

        威尼弗里德·瓦格纳太太从窗上俯望，发现她崇拜的偶像希特勒正与鲁登道夫并肩沿狭窄的帅府街走去，觉得很是惊奇。前面，在奥德昂斯广场，一小群一小群身穿绿色军衣的士兵，正争先恐后进入阵地，拦阻游行队伍。街道只能容纳8人并肩前进。希特勒挽着施勃纳·里希特的胳膊，准备赴难。鲁登道夫则单独昂首阔步，坚信无人敢向他开枪。正前方，麦柯尔·弗莱赫尔·冯·戈丁中尉指挥的邦警，封锁了去路。面对正在前来的队伍，戈丁喊道：“二连，跑步，走！”邦警慢跑向前，但起义队伍并未散开。他们停住脚步，端起刺刀或举起手枪。戈丁用步枪将两把刺刀拨开，“高举的枪把他们后边的人打倒了”。突然一声枪响。戈丁听见，子弹从他头顶飞过，打倒了一名下士。“我的连队立时惊呆了，一动不动地站住。接着，我还来不及下令，我手下的人开枪了，一排子弹扫了过去。”

        起义部队立即还击。接着，游行队伍和旁观者四散奔逃，秩序于是大乱。第一批倒下去的有施勃纳·里希特——他肺部中弹。另一个倒下去的是格拉夫——他中弹前跃至希特勒跟前，挡住了射向他的五六颗子弹。倒下去时，格拉夫还抓住希特勒，猛地把他拉倒在地，造成后者左膀脱臼。在另一旁，施勃纳·里希特也尽力协助将希特勒拉至人行道上。鲁登道夫的忠实仆人（曾被令回家），正躺在柏油路上流血。他的朋友埃格纳，即正在死亡的施勃纳·里希特的仆人，连忙朝他爬去。他已丧生。有人从他身上跨了过去——那是鲁登道夫将军。他一手插进衣袋，昂首阔步，朝交火线前进（多数报告都把鲁登道夫描述成一个无畏的勇士，说他是站立着，而希特勒则是个贪生怕死之徒，原因是他跌倒在地——即使他脱臼之臂可以说明他是被拉倒在地的。毫无疑问，希特勒原可以就地卧倒的，因为他是身经百战的军人。罗伯特·墨菲作证说：“鲁登道夫与希特勒两人的行动一模一样，像千锤百炼的战士。两人同时卧倒，避开了雨点般打来的子弹。”另一个目击者，一个守夜人称，他也看见鲁登道夫卧倒在地，“以一具尸体或伤兵”作掩护。另一个守夜人证实，一排枪响后，无人还站立着）。

        希特勒躺倒在地，以为左臂已中弹。同志们纷纷前来掩护他。18人被射杀在街上，其中，14人是希特勒的追随者，4人是警察。这18人，顺便提一句，都在不同程度上同情国家社会主义。只有走在前排的人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拥挤在后边的人们只听见前边响起了枪声。接着便传来谣言说，希特勒和鲁登道夫已双双被射杀。起义者争先恐后地后逃。

        鲁登道夫大步走过封锁线，与一中尉迎面相遇。中尉逮捕了他，将他押至统帅府。一进入大楼，片刻前还像小说里的英雄的鲁登道夫，此时却成了一个被惯坏了的小孩。有个上校提出，是否可通知将军的家人将军很安全，他暴躁地予以拒绝，并禁止人们称他“阁下”。此后他是“鲁登道夫先生”，只要冒犯他的警官仍穿制服，他将永不再穿戎装。

        希特勒痛苦地挣扎起来，托住受伤的左臂。他忍着伤痛，缓缓地离开了战场。他脸色惨白，头发散落在脸上。陪同他的是慕尼黑冲锋队医务团的医生瓦尔特·舒尔兹，一个高个青年。在人行道上，他们碰到一个小男孩，正在大量流血。希特勒想把他背走；舒尔兹连忙将他妻子的表兄弟（是个学植物的学生，名叫舒斯特）叫来，让他将孩子背走。在梅克斯·约瑟夫广场，他们终于找到了希特勒的旧“塞尔夫”——车内装满了医疗器械和药品。一个年长的急救人员林兰克尔与司机一起坐在前排，希特勒与医生则坐在后排。舒斯特抱着受伤的孩子站在踏板上。他让司机将车子开至贝格勃劳酒馆，因为他要看看那里的情形如何。在马里恩广场，他们碰到了密集机枪火力网，只好多次改变方向。路德维希大桥也被封锁，他们只好返回。此时，孩子已苏醒过来，舒斯特连忙下车，以便送孩子回家。车子继续朝森德林格托尔广场开去，途中他们又在南方公墓附近遭枪击。由于无法前去啤酒馆，他们只好南行，朝萨尔茨堡奔去。

        戈林并未幸免于难，他大腿中弹，躺卧在人行道上。人们将他抬至帅府街25号的院子里。一个起义者拉响了门铃。他们问房子的主人罗伯特·巴林是否愿意收留伤员。“当然，我们愿意抢救并收留伤员，不过，请注意，这里住的是犹太人。”于是，戈林便被抬上楼。经抢救后，戈林被允许留下，直至他的朋友们前来将他转移至安全地带。犹太人可怜了他，他才得以逃离铁窗。

        在马里恩广场，以战斗姿态开始的运动却以人们疯狂地四散奔逃而告终，好像某种自然灾害袭击了该地似的。一群起义者躲进一所青年女子中学，有钻床底的，有躲进厕所的。另一群人闯进一家厨房，四下藏匿武器，或藏在灶下，或藏进面粉口袋里，或藏进咖啡桶里。警察到处搜捕叛乱分子，数以百计的人在街上被缴械。留守啤酒馆指挥部的，被这一灾难吓得魂飞魄散，一枪未发便向警方投降，把武器堆好后，回家悔过去了。在军区司令部里的罗姆上尉，因省悟到顽抗已属无益，遂缴械投降。起义虽告结束，但从啤酒馆得胜回朝的警察部队却遭到市民们的唾骂。他们高喊：“去！犹太保护者！卖国贼！猎犬！希特勒万岁！打倒卡尔！”

        在统帅府前，当惨败的消息传来时，兰舒特的冲锋队仍在坚守阵地。谣言传开了：鲁登道夫已死，希特勒受了重伤。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收拾了残部，队伍“在痛苦中，在对卡尔的出卖的失望中”离开了战场。在一座林子里，他们发现一支慕尼黑的冲锋队竟往树上摔枪。格里戈尔下令停止这种行为。枪将来还是有用的。兰舒特冲锋队团结一致，高唱着换了新词的《卐字旗与钢盔》，趾高气扬地朝霍班诺夫前进。他们唱道，我们被出卖了，但仍忠于祖国。

        公路上还有另一群冲锋队。他们乘小车押送着抓来的慕尼黑市议员——他们坐的是卡车。在通向罗森海姆的公路旁的林子里，车队停下来了。队长把俘虏领进林子，他们吓得脸色惨白。他们觉得“最后的时刻已经来临”，但他们所蒙受的耻辱只不过是与冲锋队换穿衣裳而已。这样，冲锋队员便可扮作市民返回慕尼黑。冯·尼林总理及其他主要人质也获释。赫斯成功地将他们运至特根西的一间别墅里，但当他在给慕尼黑打电话询问情况时，看守他们的青年战士竟被说服，用车送他们回家。赫斯不但丢了人质，还把交通工具丢了。

        藏好武器后，施勃纳·里希特的仆人穿上借来的便装，潜回屠杀地，探听主人的情况。到统帅府他即被拦住；埃格纳向一名警官说明了身份。“经我多方求情，他才领我进去。在进口处附近，摆着一具具尸体。我简直快疯了，我得在死尸堆中寻找他。”埃格纳发现，主人躺在他的好友鲁登道夫的仆人身旁。“我伤心极了，希望完全破灭。于是我便回到维登梅尔大街的寓所。”施勃纳·里希特太太问她丈夫在哪里。埃格纳连忙撒谎，却瞒不过她。“我还记得她的话：‘太可怕了，可我为什么要做军官的妻子。’”

        汉夫施坦格尔失掉了一切行动的机会。他在家里。妹妹来电话说，起义部队正开进慕尼黑中心。在街上，他碰到一个熟识的、筋疲力尽的冲锋队员。那人说，希特勒、鲁登道夫和戈林均已牺牲，国社党已经完了。正当汉夫施坦格尔转身回家准备逃跑时，一辆敞篷小车呼啸着在他身旁停住了。车内坐着阿曼、埃塞、埃卡特和霍夫曼。他们一同前往摄影师家中，经大家讨论，一致同意他只身前往奥地利。

        希特勒从未想过到乌夫因乡间别墅藏身，但由于所发生的不幸之事，使他被迫这样做了。在离慕尼黑10英里左右的地方，希特勒打破了长时间的沉默，突然说，他的左臂肯定中了弹。“发烧吗？”舒尔兹大夫问，“不发烧。或许里边有颗子弹，要不就是什么被打断了。”他们在林子里停住了车子。医生困难地将希特勒的皮夹克、两件毛衣、领带和衬衣解下来。舒尔兹发现，他的左膀严重脱臼，可又无法将它复位，因为无帮手，且又是在车内。他用一块手巾将希特勒受伤之手固定在身上，并建议逃往奥地利。希特勒否决了这一意见。于是，他们继续南行。快到慕尔瑙时，希特勒说，汉夫施坦格尔在乌夫因的别墅就在数公里外。他令司机将“塞尔夫”藏好。之后他便与医生、急救员一同步行前往乌夫因。

        他们于下午4时许来到了汉夫施坦格尔的别墅。这是个用石块砌成的小建筑，离该村的教堂不远。赫仑纳将三个筋疲力尽的来客领至楼上的客厅。这时，希特勒开始痛惜鲁登道夫和他的忠实的格拉夫之死——他曾目击两人倒地。他越来越激动。他说，正因为鲁登道夫可靠，他才付出了自己的性命；正因为格拉夫之忠诚，他希特勒才失去了一个十全十美的副官。接着，他便谴责三政治巨头的出卖行为，并“发誓说，只要他一息尚存，他就要继续为自己的理想而战斗”。

        赫仑纳建议他先睡一睡，因为他很可能被发现，需要力气拒捕。舒尔兹医生和急救员扶他进了楼上的一间卧室，试图帮他将脱臼的膀子复位。因为膀子肿得厉害，第一次尝试失败了。再次复位时，希特勒脸呈痛苦神色——这次成功了。接着，急救员将他的胳膊和肩膀绑上了纱布。透过房门，赫仑纳听见希特勒在呻吟。

        关于慕尼黑起义，外国报纸纷纷做出歪曲的报道：在纽约市，它被说成是武装起义，希特勒起着次要的作用；在罗马（库尔特·卢德克再次代表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磋商），午间各报均说，皇太子卢普科希特已加入了革命党。

        11月10日上午，起义者不是被捕就是在逃。被搁在特根西的赫斯，虽然没有车，最终还是给他的未婚妻伊尔塞·普罗尔打通了电话，把走失人质的事告诉了她，问她能否给他找辆车来，将他送到豪斯霍弗家里去。伊尔塞骑着自行车从慕尼黑出发了。由于该地离慕尼黑有三十多英里，与赫斯一起回城的行程是异常艰苦的。一人骑车先行一段，然后将车靠在树上，继续步行；另一人赶上来后，骑车追上前者，然后再重复这一过程（这是他的主意）。他们终于到了巴伐利亚的首府，找到了豪斯霍弗教授的家。虽然教授认为这次起义“荒唐可笑”，但还是同意收留这位逃亡者。尽管赫斯能力有限——“他的优点不在于他的聪明才智，而在于他的心肠和性格”——教授仍然喜欢他。赫斯非常沮丧；人质若未走失，起义就不一定会失败。他想自杀。但豪斯霍弗教授据理力辩，打消了他这个念头，却让他去投降。这个忠告赫斯是不会接受的。几天后，他离开了豪斯霍弗教授的家，到城外与友人一起藏身去了。不久后，他便常骑自行车回城照料伊尔塞——她病了。

        在乌夫因，那是个焦急的不眠之夜。汉夫施坦格尔未回家，而为了减轻痛苦将主人的英国式的旅行毯紧紧地裹在身上的希特勒，却又无法成眠。希特勒把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找来，告诉她，他已派急救员回慕尼黑去寻找贝希斯坦，希望能把他的车子弄来送他去奥地利。舒尔兹医生也进了城，为了确保将希特勒的膀子治好，他要把他的同事名医沙尔勃鲁赫的细心的助手带回来。

        翌晨，时间似乎永无止境似的，连女仆们也紧张得无法进餐，只有不足三岁的埃贡与平常一样。人们将埃贡严格地看管起来，以免他朝墙外高喊阿道夫叔叔在这里。快到中午时，舒尔兹医生将沙尔勃鲁赫的助手带来了。他们一起检查了希特勒的肩膀，发现情况良好，便只更换了绷带。希特勒指示舒尔兹转告德莱克斯勒，在他不在的期间，由他代表自己。他还让舒尔兹将此事转告赫斯等人和鲁登道夫——如果他仍在世的话。

        两个医生走后，希特勒一再对他的女主人说，她的丈夫很安全。接着，他便坐立不安，心里老惦念着同志们，不知道他们的情况如何。如果他当晚确曾睡了一会儿，那么，次日清晨邻近教堂里响起的震耳欲聋的钟声也把他的精神粉碎了。那天是11日，星期天。希特勒直到午饭时才出现。由于吊着夹板，他无法穿衣，只披了一件汉夫施坦格尔的深蓝色的提花浴巾。他那蜡黄的脸上泛起了一丝微笑。他觉得自己着实像一位假罗马参议员。他还告诉赫仑纳，他父亲如何讥笑他是“穿办公礼服的孩子”的。

        下午，希特勒更是坐立不安，在客厅内不断来回踱步。贝希斯坦的车子是否能来？他越发心烦意乱了。为什么还不来？用不了几小时，甚至在几分钟内，警察就可能跟踪至乌夫因的。黄昏，他让赫仑纳将百叶窗放下，并将窗帘拉上。之后，他又在房内来回踱步。5时一过，电话铃响了——是赫仑纳的婆婆打来的，她就住在邻近的别墅里。正当汉夫施坦格尔老太太的电话中说警察在搜查她的房子时，某位官员突然客气地阻止她说话。接着，他便直接与赫仑纳通话：他将带他的部下马上到她的别墅去。

        她缓缓地上楼。希特勒身上依旧披着那件过大的浴巾，站在走廊里，期望着好消息。她小声告诉他，警察很快就要来了。“霎时间，他惊慌失措，失声喊道：‘现在，一切都完了——再继续下去也徒劳！’”他从柜子里取出一支手枪。

        “你到哪里去？”赫仑纳说。她抓住他的手，没怎么费力气便把手枪夺了过来。“你怎么能一受挫折就灰心丧气？”她训斥他。“想想跟着你的人们吧，他们相信你、信任你。现在，你若将他们抛弃，他们会丧失对你的一切信任。”她镇定自若地说，“你怎么能离开追随并相信你之救国思想的人们而——自杀？”他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将头埋在手里。她偷偷溜了出去藏手枪。在隔壁房间，她首先瞥见一只盛面粉的大箱子，便把手枪插进白花花的面粉里。她匆匆赶回房，发现希特勒仍闷头坐在那里。

        她对他说，他入狱后，党应如何活动？他该把指示写出来，交给最亲密的同事。他只需在若干空白纸上签字，内容由她以后再一一填写，然后由她转交给他的律师。希特勒感谢她提醒他的责任，口述了指示内容。首先，他要求阿曼把商业来往事务以及党内的财务搞好；罗森堡要“照顾好”党报以及——与先前向舒尔兹医生发出的指示相反——“这场运动此后由你领导”。汉夫施坦格尔要通过国外的关系协助办好《人民观察家报》。埃塞和其他领导人则继续搞政治。希特勒签署了这些指示后，赫仑纳便将文件藏进面粉箱里。

        片刻后，车声响起。接着便传来简短的喝令声和——最令人吃惊的——警犬的吠叫声。又过了片刻，敲门声响了。来人是个年轻的警察中尉和另外两名警官。中尉客气地作了自我介绍，抱歉地问是否能搜查她的屋子。赫仑纳领警官上了楼，把客房门打开。希特勒身披睡衣和浴巾，一动不动站在室内。希特勒出乎意料的出现，使警官们吓了一大跳，竟不敢靠近他。她招呼叫他们前来。众人进房后，希特勒不但完全恢复了平静，“且放声谴责政府及其官员。他口若悬河，声色俱厉”。刚才还萎靡不振的希特勒，此时已完全恢复常态。他突然停住了口，叫中尉勿再浪费时间。他与中尉握了握手，说他准备与他一起上路。

        那天天气很冷，他却没有大衣。他拒绝了穿上汉夫施坦格尔的大衣再走的建议，只在蓝色的浴巾外加了他那件军衣。中尉允许他在军衣上别上“铁十字勋章”。正当一行人走下楼梯时，埃贡蹦蹦跳跳地进了大厅。“你们这些坏蛋，捉阿道夫叔叔干什么？”他问。希特勒深受感动，拍了拍孩子的脸蛋儿，一声不吭地与赫仑纳和女仆们握手告别，转身大步出门。赫仑纳从窗口望去，只见警车朝区首府威尔海因驶去。她看了他最后一眼：他脸色惨白。

        他于晚9时45分左右抵达那里，在区办公室受到正式传讯。之后，他便被匆匆送进慕尼黑以西约40英里的兰茨贝格监狱。此时，天已下起了滂沱大雨，并刮来阵阵大风；风雨交加，令车身晃动。一路上，道路弯弯曲曲，杳无人影。希特勒情绪低落，愁眉苦脸。除问了一声鲁登道夫的情况如何外（此时，鲁登道夫已获释。他向当局保证说，他不外乎是个旁观者而已），他再也没有开口。

        在兰茨贝格监狱，典狱长业已准备采取措施，以防起义分子前来劫狱。但是，满处是铁钉的铁栅将希特勒接纳到里面时，前来站岗的卫兵尚未抵达。他被关在堡垒区的7号牢房。这是唯一有“客厅”的牢房，“客厅”仅能容下一个哨兵。这间牢房的前任，谋杀埃斯纳的凶手阿克罗·瓦利，刚被移进另一间牢房。

        看管希特勒的弗朗兹·赫姆利希，还常帮他脱衣。“他不吃也不喝，往床上一躺。把他锁好后我被打发出去了。”在北德的孤单的小床上，希特勒双眼失明，一直住到幻觉令他恢复视力；在南德，与他做伴的是空墙与天花板。从北德到南德，这刚好是一圈。

        当不久前发表了《第三帝国》一书的作者莫勒·万·登·布鲁克得悉起义消息后说：“要说希特勒的坏话，有许多可说。但，人们可这样说：他是狂热地为了德国……令希特勒毁灭的是他的无产阶级的原始性。他不明白应如何给他的国家社会主义打下理智的基础。他可说是狂热的化身，一点儿也没有调和的分寸或概念。”

        人们谈论希特勒时已开始使用过去时了。人们一般认为，他再不能被认为是德国的一股政治力量。他的骰子已经甩了出去，输得精光了。“我国的历史已走上歧途，”莫勒写道，“在地球上，我们的一切都没有成功。昨天没有，今天也没有。如果我们回忆一下，一代人以来，没有一样是成功的……我们的事业，从一出世就是死的……一切都好像有些不对之处。我们想加以纠正，却发现一切都被粉碎……在帝国的身上悬挂着某种罪恶的符咒。”

        然而，在慕尼黑，一道藐视当局的命令正在发给纳粹：“民族革命的第一阶段已告结束。它已按原设想净化了‘空气’。我们敬爱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再次为德国淌了血。通过希特勒的鲜血和卖国贼反对我慕尼黑诸同志的钢铁，我爱国之‘战斗同盟’不管前途是凶是吉，业已团结起来。民族革命的第二阶段开始了。”

        年轻时，希特勒受过两次重大打击：被维也纳艺术学校拒之门外，以及母亲的去世。后来，他又经历了两次重大危机：他中毒气倒卧沙场到德国投降，以及在统帅府前蒙受灾难。在蒙受最后的一次打击后，只有具有不平凡的意志的人才能东山再起，吸取自身所犯错误的教训，重新踏上注定要走的道路。在过去几个月里，作为吹鼓手的希特勒，已让位给作为元首的希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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