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的祖籍一说是山东，一说是河北。实际上，他祖上是山东人，后迁到河北河间府。他的祖父叫张永贵，种地的农民。老头儿土里刨食，靠天吃饭。可在清朝末年，刀兵四起，狼烟滚滚，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种地的农民没法过，只靠春种秋收土里刨食，连肚子都填不饱。咋办呢？后来一打听，有人跟他说：“你闯关东吧。关东大地人口稀少，土地肥沃，来钱的道儿很多，咱们的很多乡亲都去了，都混得不错。”老头儿一听，好吧，树挪死，人挪活，就推车挑担，带着儿子张有财走上“闯关东”的艰难历程。“关东”是满清政府的“龙兴之地”，自从清朝入关之后，根本不允许汉人移民。但是进入近代以来，俄、日等外部势力强势介入，爱新觉罗的老祖宗们在地下也慢慢没了清静之日，与其拱手让与外人，不如满足内地失地百姓的愿望，及时填补，“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兴许可以制衡列强，迎来中兴之日。

        但对于寻求活路的草民来说，“闯关东”说起来容易，闯起来太难。两眼一抹黑，投谁去啊，只能是瞎撞。半年以后，张永贵父子找了个落脚的地儿——海城县（今辽宁省海城市），在小县城的西关外小洼子村落了户。这地方还不错，地有的是。父子租了几亩薄田，搭个马架子，一家人安顿下来，先天条件确实比关内强了不少。可是只靠种地，仍然不行，好在张永贵有木匠活的手艺，打个箱子柜子、桌椅板凳不在话下，乔迁喜事收拾个门窗，遇上白事打个棺材，临时拾掇个车棚，这些都会。所以农闲时候张永贵就到村庄镇店去做活挣钱，农忙时再回来收成。老头儿这么一忙活，几年之后光景就变了些，手头有点儿积蓄了，这算是老张家为家族攒下的第一桶金。张永贵用辛苦钱买了十亩地，盖了三间房，鸡鸭鹅狗猪也都养上了，小日子过得还算可以。有财眼看也成人了，张永贵托了个保媒的，给儿子娶了当地一个姓邵的姑娘，结婚之后邵氏生了个闺女。但不久，邵氏百病缠身，竟然死了。没个女人日子没法过，老人又托媒人又花钱，在小黑山二道沟找了老王家的姑娘，挑良辰择吉日，小夫妻成了亲，又过上日子了。王氏是个贤内助，不但贤惠，而且活计也好。给张有财生了三个儿子，大儿子取名张作泰，二儿子叫张作福，三儿子是张作霖。按照辽宁人当地的习惯，小儿子都叫老疙瘩，所以张作霖又叫张老疙瘩。

        本来小日子过得还不错，但是张有财却不是个省油的灯，一开始帮他爹种地、干活，时间长了有点儿富余钱了，就不走正道了。那个时候，遍地都是赌局。张有财背着他爹，经常出入赌场，老想捞点儿外快，十个赌九个输，能赢得来吗？慢慢地张有财就把这个家业给造得七零八落。他爹气得骂他：“有财呀，败家子，你哪是我儿啊，你是冤家啊！”爷俩儿没少干仗。到头来，张有财愣是把他爹活活给气死了。老头儿去世，张有财眼泪瓣都没掉，心里还高兴呢：“哼，早该死，省得有人管我，现在剩我一个人了，一家之主，想干什么干什么，谁也管不了我了！”爹都管不住，媳妇儿更是管不了，张有财是无恃无恐，把钱揣在腰包里头，大摇大摆地进出赌局，身上带多少钱就送进去多少钱，直接就成赌棍了。有时候输打赢要，蛮不讲理，耍胳膊根儿拉破头。很多人都怕他，因为他是个臭无赖。可时间长了得罪的人就太多了。

        有一次在宝局，张有财遭遇一个叫兰二混子的，碰巧了也是个无赖，满身都是刺，在赌的过程中输给张有财十两银子，当时没钱，讲明白欠账，过几天给。可拖来拖去，拖到年根儿了，钱也没给。张有财一琢磨，十两银子那是钱哪，我过不去年关了，这钱得要。见头也要，见尾也要。可这兰二混子软磨硬泡就是不给，把张有财气急了，买了把杀猪刀，在磨刀石上磨得飞快，用布裹上，把刀插在腰上。心说我再见到你，不给我钱，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我拼了！

        冤家路窄，快过年了，正好这两人在河滩碰着了，兰二混子正往前走的时候，张有财一眼看见他：“站住。”

        “唉，我当谁呢，张大哥，有事？”

        “有事，你装他妈什么大瓣蒜！欠我十两银子什么时候给？”

        “那能黄得了吗？大哥，容期缓限，兄弟手头也挺紧张。这么办，初五之前我肯定给，包括利钱，您看怎么样？缓兄弟一步。”

        “不行，今天给钱不给钱吧？你要说不给，你看这是什么？”“噌”，张有财把刀子拽出来了。

        “唉，别胡来啊。人命关天，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你可不兴胡来。”

        “你不给钱我就捅了你……”话没说完，张有财上去就是一刀，敢情兰二混子还有两下子，平常净干仗了，一看刀子来了，往旁边一闪，刀子走空了，他一伸手，把张有财的腕子抓住了，往怀里一带，底下抬起来就是一脚。

        “啊……”只听得张有财一声惨叫。

        兰二混子那一脚，寻思把张有财蹬一个坐蹲，然后转身就跑。哪知道这一脚使的劲太大了，正好蹬到裆里头，“咔嚓”一下，就见张有财叫过之后刀子落地，翻身栽倒，双手捂着肚子，在河滩上就骨碌开了，时间不长，腿一蹬，没气了。

        兰二混子一看，心里害怕了：“我的妈，死了，这要打了官司，我得掉脑袋。”他看看没人发现，跑吧。就这样张有财死在这河滩上了，五天都没人发现，大冬天的，都冻成冰棍了，谁没事上这儿来？后来被一个路过这儿的老头儿发现了，认出之后，赶紧到他们家报信儿。他媳妇儿一听，五雷轰顶，怪不得好几天没回来，以为他不定跑哪儿赌去了，闹了半天他死了。领着孩子到河滩一看，当时就昏过去了。街坊邻居也来了不少，大家苦劝，抢救，怎么办？找凶手，哪儿找去？知道谁干的？就这样，吃个哑巴亏，买了个“狗碰”（穷人买不起大棺材，买薄皮儿棺材，拿钉子钉钉，把人装里头，碰到野狗、疯狗要拽死尸的时候，拿脑袋一碰，哗啦，那棺材就散架子了，“狗碰”之名由此而来）给装殓了，挖了个坑，就埋到河滩边上了。

        这个事后来还引起不少笑话。张作霖后来发迹，做了大帅，了不起。有的人就出来说了：“你知道为什么张作霖发迹了吗？他爹埋那地方好啊，河滩边上，那是龙穴啊，那是埋真龙天子的地方，给他爹埋那儿了，他们家能不发迹吗？真是，我爹怎么没叫人踢死埋到龙穴呢！”——还有这样的货呢。

        王氏领着孩子回家了，怎么过？不管自己的男人争不争气，毕竟是一户人家，还指着他挣俩钱。他不在了，喝西北风啊。一家人哭得昏天暗地，这日子太难了，实在不行，就得指望这仨孩子。大儿子张作泰是个窝囊废，挺大眼皮，要看人得用手撩着眼皮，三脚踹不出个屁来。二儿子张作福跟他爹一个样，一说话就一个谎，出入赌局，偷偷摸摸，什么坏事都干，经常夜不归宿，也指不上。要说能指上的就这个老疙瘩。张作霖从小就心重，老陪着他娘，他娘一看怎么办呢，给他找点儿出路吧，也没钱供孩子念书，就让他做小买卖。张作霖当过货郎卖零碎，还卖过包子。有时候那包子蒸得也不好吃，没人要，张作霖卖着卖着嗓子都喊破了，一看没人要，也饿了，干脆自己吃吧。天天包子卖不出去，他就自己吃。他娘一看，还不如不做这买卖，不够他吃的。实在不行了，带着孩子回娘家吧。到了小黑山二道沟，见到爹娘一哭，当爹娘的都疼儿女，一看女儿命苦，在家待着吧，管吃管喝。老人行，但是兄嫂可不容，兄嫂一看，这干吗啊，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你领着这么些人回来我们供得起吗？本来我们日子勉强对付，你这一来我们的日子完了，一落千丈。摔盆，摔碗，骂闲杂，说风凉话。王氏终日以泪洗面，没法过了。怎么办？要自杀。幸亏邻居有个老太太挺好，唠闲嗑就说：“咳，算了吧，人这一辈子都是命中注定的。我看你年纪轻轻，长得又不老，找个人家不就得了，你要乐意的话我给你保保媒。咱们那个路口二道沟那儿有一个吴兽医，叫吴老二，技术还挺好，日子过得挺富裕，乐意的话我给你保保媒，他原来那媳妇儿两年前就死了，还没儿没女。”一开始王氏不愿意，抹不开面儿，后来也就愿意了。挑良辰择吉日，夫妻拜了花堂。过了门去，吴兽医心地良善，对这几个孩子视如己出，当亲孩子一样疼爱，特别是喜欢张老疙瘩。张作霖个儿不高，眼睛有神儿，特别聪明，谁不喜欢这样的孩子啊？夫妻一商议，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得念书，人没知识不行。生活环境虽然艰苦一些，但得想方设法供老疙瘩上学。托出人来，补了个名字，交了学费，老疙瘩上学了。但这张作霖干什么都有兴趣，就是不爱念书，往那儿一坐，老师一讲课，他脑仁疼。怎么办呢？逃学。经常早上起来吃完饭走了，没上学校，却跑到树根儿底下听书去了。他那个乡有个说书先生，姓耿，没事在大树底下招一伙人在那儿说大鼓书。张作霖拎着书包挤进去，往前边一蹲，听得是津津有味。什么《瓦岗传》《秦叔宝》《程咬金》《水泊梁山》，越听越爱听。等到快放学的时候，夹书包回家了。

        家里一问，张作霖说：“啊，上学了。”

        总不来学校，学校能不找吗？这孩子怎么不来了呢，学费白交了。到家里这一说，他这后爹生气了，把张作霖叫到眼前：“老疙瘩，你怎么不学好啊？你放着书不念，你还撒谎，你一点儿都不诚实。”

        张作霖还不承认错：“我不爱念那玩意儿，什么三字经、百家姓的，糊了八涂的我记不住，我不乐意念，听书去了，听书比读书好。”“听书也行，你别耽误学习啊，你娘跟我都希望你长大成材，你怎么这样呢，你太不听话了，你照这样我得罚你。”

        张作霖不听话，爷俩儿发生口角了。张作霖从小就横，脑瓜一歪，眼珠子瞪起来，大有六亲不认的样子。后来张作霖冒出这么几句话来：“你算干啥的，你也不是我亲爹，你管得着我吗？”

        这下伤了吴兽医的心了：“好！我不是你亲爹，那么我花钱养活你这算怎么回事？我教给你手艺算怎么回事？好了，把你娘找来，叫她给评评理。”把王氏夫人找来了，王氏一看这怎么办？一边是丈夫，一边是儿子，但是一听这理，丈夫做的不是不对啊。转回身来，就训斥张作霖：“老疙瘩，你真不懂事啊，小小年纪跟你爹抬杠，你还有点儿家法没有？”结果削了他两巴掌。

        这下坏了，张作霖气得也哭了：“人家都说有后爹就有后娘，这话一点儿都不假，你们穿连裆裤，就欺负我。我不待了，我走！”哭着他走了。当老人的以为他说气话，他能上哪儿走？

        第二天，老疙瘩真的失踪了。那年张作霖才十四岁，上哪儿走？他到路边一看有一挂大车，他向人家哀求，“捎捎脚吧？”

        “小孩儿，上哪儿去？”

        “你给我拉到哪儿都行。”

        “拉哪儿都行？好，那上车吧。”

        张作霖就上车了。人家车奔高坎，把他也拉到高坎了。人家到地方了，该卸车了，张作霖也下来了。他一看这地方比家乡大得多得多，大街，买卖，屠户，人来人往的，真热闹，饭馆一家挨着一家。张作霖低头一琢磨：我干吗啊，我找点儿工作啊，我得干点儿活，好挣钱吃饭哪。

        结果找了多少家，人家一看小孩儿蛋子：“去，不用人。”

        “大叔，扫地、擦桌子、收拾屋子、力气活儿，什么我都能干……”

        “不缺人，走。”

        碰壁了。张作霖摸摸兜里头，就两个老钱，买了俩烧饼。等吃完了，找房根儿蹲下。这样露宿街头，一晃就三天。张作霖哭了，后悔不应该跟后爹犟嘴，现在想想：后爹说得也对，娘也打得对。可是，我已经出来了，再回去我有什么颜面啊，没脸见人，邻居也得笑话我啊，饿死我也不回去，找不着活儿我也找。三天里张作霖只吃了一顿饭，饿得眼都蓝了，天地都晃悠，腰都直不起来了。他一看在高坎找不着活儿干，捂着肚子，毛着腰，走出去十二里地。

        张作霖离开高坎，到了一个叫滚子泡的村子，他一看这地方也不错，在堡子头有一个大院套，青堂瓦舍，后边是个大院，两扇大门开着，正赶到晌午，他看从四面八方来了二三十个人，肩头都扛着农具，有说有笑地都进了这个大院了。张作霖纳闷：这是干什么的？扒着大门提鼻子一闻，哎呀，怎么这么香啊？

        噢，到晌午了，正开饭的时候。张作霖的肚子把爪揉肠，“咕噜咕噜”，简直是前腔贴了后腔了。他一想：不管怎么地，我也得讨点儿饭吃。仗着胆子张作霖进了这院了，一瞅这院一大溜有五间房子，帘挑着，门开着，热气腾腾，香味就是从里面飘出来的。他探头往里边一看，凡是来的人都把农具搁到门口，到了里边拿着大海碗，盛菜汤，抓饽饽，找地方就吃，好像没人管。张作霖想：我也得吃呀，宁愿吃完挨顿揍，我也不能这么饿死。就这样仗着胆子他进了屋，在碗柜上抄起俩大海碗来，拿铁勺盛了一碗汤，在大笸箩里抓了两个大眼窝头，找个地方一顿狼吞虎咽。屋里吃饭的人都发现了，有的就看了看他，有那多事的就问：“我说这小孩儿谁啊？”“不知道啊，你认得吗？”“没见过呀。”“哎呀，问那干吗，不定谁家的亲戚，快吃饭吧，吃完饭还得干活呢。”

        所以大家没直接跟张作霖打招呼。张作霖吃完了，把碗筷放下，一抹嘴转身就走，也没人拦他。张作霖一看这地方不错，带管饭的。要这样，我还不走了，饿了我就上这儿吃来。那么一来二去，张作霖就在这逗留了五六天，一日三餐都上这大院吃饭。这个大院是干什么的呢？原来，滚子泡有个大财主叫孙寡妇，老爷们儿不在了，给她留下良田百亩、几挂大车，她就雇了几十个工夫。这前边青堂瓦舍是她的住宅，后边是个饭堂。家里雇着那么些人，吃饭出入住宅多有不便，就在这大院吃饭。这些人都是老孙家的工夫，干活的。张作霖初来乍到，不了解这情况，时间长了就有那多事的。这天，外边下着小雨，吃完了饭也下不了地，有一位晃着大脑袋过来了：“哎，小孩儿，吃完没？”“吃完了。”“把碗送回去，过来我问你点儿事。”

        张作霖心说坏了，要犯事，但是思想上早就有这个准备，把碗送回去，擦擦嘴，来到这人的面前：“大叔，您问我什么事？”

        “我说你是哪儿的，你跟这家什么亲戚？你问价钱了吗？到吃饭的时候端起碗来你就吃，你知这一碗多少钱吗？说，你跟谁有亲戚？谁介绍你来的？”

        张作霖没词了：“大叔，我是外地的，我是从黑山县小黑山二道沟来的。”

        “你到这儿干什么？”

        “我到这儿找事做的。”

        “噢，你跟这家不认得？”

        “不认得。”

        “不认得你就跑这儿吃来，小兔崽子，你这胆儿有多大啊，这工夫我叫你吃多少你吐多少，揍他。”应声过来三四个小伙子，连推带打，连踢带搡。张作霖从小就不爱哭，又知道这事没理，就任凭人家怎么打他，他也不还手。这一吵一闹，本宅的主人孙寡妇知道了——事也凑巧，孙寡妇基本不上后院来，今天有个厨师不干了，据说跟这边的李师傅发生了口角，孙寡妇要了解了解情况，正好遇上这个事。一瞅一大帮人围着个孩子，连推带搡的。“这是干什么呢？”过来一问，有人把这情况给说了。“噢，别打他。”孙寡妇把张作霖叫到面前，看了看他，“孩子呀，你是哪儿的？”

        “嗯，我是小黑山二道沟的。”

        “离这儿可够远的，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我来找饭吃来了，我们家日子不得过，我爹死得早，家里头揭不开锅。”

        “唉，这年头儿啊，有多少人吃不上饭啊，难为孩子你了。你叫什么名？”

        “我姓张，排行在末，家里人都管我叫张老疙瘩，我叫张作霖。”

        “我说老疙瘩，别哭，也别害怕啊，你要能找着活儿当然更好，要找不着呢你就上我这儿来吃吧，你们都别欺负他啊，咱这多口人吃饭算不了什么，往后你就来吃吧。”

        张作霖一想：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人啊，我认为那是说书讲古，闹了半天真有这么回事！张作霖感激不尽，趴到地上就磕头，这回他哭了：“您真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您对我太好了，在苦难之中您能赏我一碗饭吃，您就是我重生的父母。如果您不嫌弃的话，您收我这么个干儿子，您就是我的干娘，娘啊，我给您磕头了。”张作霖会来事，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给孙寡妇一磕头，这孙寡妇也高兴得不得了：“孩子，起来起来。唉，就这么地吧，往后啊你有什么困难就上这儿来，没有零花钱就到前院去找我。”这干娘认得真值。但张作霖能管人家要钱吗？就这么吃白食吃了两个多月，在没找着事以前一直在孙寡妇家里头白吃。

        张作霖发迹之后做了奉天督军，又是奉天省长，有钱有势了，他经常派人给这老干娘孙寡妇送钱。孙寡妇用这笔钱置了良田数百顷，成了当地特大号的财主。1924年，孙寡妇因病亡故。那时张作霖正忙于直奉战争，自己不能亲自去，就派高级将领做特使从奉天专程赶到高坎滚子泡参加孙寡妇的葬礼，同时还带去一笔巨款。本来想给这孙寡妇修一座像样的陵寝，用汉白玉给修造个大牌坊。但孙寡妇有个四儿子，小时候得麻痹病，一条腿瘸了，叫四瘸子，这家伙不务正业，张作霖寄来的钱都叫他贪污了。在经手修坟立墓的时候他也中饱私囊。但他一想，不给我娘修个坟，立个碑，在张作霖面前也没法交代。结果，在修坟之后就立了一个石碑，此碑高八尺，宽三尺，正面刻的是张作霖送的四个大字：“节烈忠君”，后边有碑文，落款有张作霖的名字和孙寡妇儿女的名字，此碑保留了数十年。后来，经历“文革”时这个碑作为四旧被拉倒了。有一位不懂得历史的人，还把这碑砸成四瓣，成为井台上的奠基石，残碑至今犹存。

        少年张作霖终于在黄家甸村找着活干了。黄家甸村有个大地主，也姓孙，但是这小子为富不仁，大伙儿给他送了个绰号叫孙鬼子。孙鬼子敲骨吸髓，不杀穷人不富。家里使奴唤婢，吃喝不愁，东西两面建有两座大炮楼，还请着四个炮手。他对手下的人相当刻薄。张作霖也不知道，到这块儿当个半拉子，给他们家挑水、扫地、收拾院子，外加放马。张作霖一日三餐有顿饱饭吃，每个月还能拿二十个钱，心说也行吧。

        哪知道上了当，这口饭不是好吃的！一天，张作霖放完马回家，饭碗端起来正要吃饭，孙鬼子从外边进来了，手里拿着个文明棍儿，不容分说，照张作霖的后脊背就是两下，把张作霖揍得眼前直冒金星：“唉，东家，我怎么了？”

        “妈了巴子的，你他妈的怎么给我放的马？我那匹大白马哪儿去了？”

        “东家息怒，我把马都牵回来了，拴到马槽上了。”

        “你去看看，那大白马哪儿去了！”

        张作霖顾不得吃饭，跑到马棚子一数，可不是吗，那匹大白马不翼而飞了。心说我放马的时候不缺呀，回来的时候我也过了数了，怎么少了一匹？“东家，这是怎么回事？”

        “好小子，瞅你人不大，你这小子有赃心哪，吃着我，喝着我，你他妈还算计着我！你把马给谁了？卖了多少银子？说，你今儿个要不说实话我就打死你。来人，把他绑起来！”手下人当然听他的，用根绳子把张作霖吊到马棚，这孙鬼子就跑这儿过堂来了，拿着文明棍儿指着张作霖的鼻子：“说怎么回事？卖了多少钱？这马现在在什么地方？你今儿个要不说，我就活活把你打死！”说话之间又打了几下。张作霖背屈含冤，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实际上，孙鬼子是把马丢了，但没有张作霖的事儿。孙鬼子有个二小子叫孙二埋汰，这小子今年十九了，不学好，出入赌场，没事就逛窑子，一掷千金，挥霍无度。管这孙鬼子要钱挺困难，这小子就打了歪点子了。他一看，这些马当中就数这匹白马好，少说能卖个十两八两的。他安这心不是一天了，今儿个抽空看院子里没人，孙二埋汰就把白马给牵走了，卖给人家了。张作霖怎么知道，孙鬼子也不知道，所以就痛打张作霖。打了半天，没问出结果来，孙鬼子还不完不散，吩咐人把张作霖卸下来，推进冷房。告诉下人一天就给一顿粥喝，什么时候说出来怎么回事，什么时候再饶。当时张作霖岁数不大，但他越想越窝囊，连冻带饿，窝火憋气，一下就病倒了。谁管呢？爱死不死。一晃就过了很多天，张作霖本来就不胖，现在瘦得就剩一把骨头了。有个看门的也姓孙，心挺好，有时候偷着给张作霖送块饽饽。这一天，孙鬼子又想过堂。这姓孙的伙计说了：“东家，别价了，人不行了。你这一文明棍儿下去他就得死啊，东家虽然有钱，但毕竟是人命关天。要惊动了官府，也是个麻烦。”“是吗？我看看。”孙鬼子命人把门开开，提着马灯一照，把他吓了一跳。一看可不是，这孩子算交待了，用手摸了摸鼻子，微微还有一点儿气，这孙鬼子就一皱眉，看来不能打了，老孙说得对。转过天来，张作霖病情加重，眼看就不行了。孙鬼子心想：这要死到我们家，好说不好听啊，还得给我找麻烦。干脆，反正他在这一带一无亲二无故的，我就派人用车把他拉到郊外，扔到沟里算了，谁也没看见。要找我要人来，我说他走了，你找不出证据来，我怕什么呢？孙鬼子就让老孙另外找来俩伙计，每人给了一两银子，交代他们半夜前儿把张作霖用小车子拉着扔到郊外去。吃谁得向着谁，仨伙计明明不乐意也没办法。当天晚上，遵命照办，把张作霖拿破袋子裹上，架到车上，偷偷地离开黄家甸街就到了郊外。天似亮似不亮，尤其是冬天，那时候的气温非常低，滴水成冰，吐口唾沫就能摔成四瓣。这三位连缩脖儿带端肩，冻得直摇脑袋：“快点儿。”找了一个去处，这块儿有几十棵树，还有乱坟岗子，一看差不多了，“就扔这儿吧，快点儿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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