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停住好一刻了。因为想得大专心，他也没注意停的是什么站。当他发现挂在站台上的大牌子上的字，赫然是海德堡时，已是列车停留的最后几秒钟。

        他连思索也来不及，急忙披上甲克，拖着行李，仓仓惶惶的下了车。刚下得车，那长长的一大串车厢，就往前移动了，转瞬之间，便没了踪影。

        他背起背囊，提着袋子，慢慢的出了车站，心中可就在问自己：“我神神经经的下车来做什么呀？寻旧、访友、还是要想法子借几个钱？”

        他回答不出，仿佛这三项全不是目的；又仿佛三项各占一点成分。说寻旧，十年前他是海德堡的学生，这附近的山山水水，何处没有他的足迹？；日是有资格寻的。

        访友？他在这里曾有过比朋友更亲密的人，当然也有过朋友，可是从离去后就没通过消息，谁知他们还在不在此地？还记不记得他这个人？

        借钱？他下意识的摸摸裤子后袋里的五十七块二毛五分马克，觉得是有借几个钱的必要。否则就算住最小的旅馆的话，也只能维持一天的生活。

        问题是何处有他的朋友？谁会借钱给他？一个极力要把所有的“旧”都埋葬的人，何必又来寻什么旧？

        他真有点后悔：不该下车来的。

        他意兴索然的，晃晃荡荡的蹭到站门外，立在人行道的靠边处，望着与车站平行、直通城中心的柏根海默大道。

        这条路是他昔日走过不知多少次，再熟悉也没有的了。

        附近多了几幢新型的高楼，路面重新翻修过了吧？像是加宽了一些。马路两边的大片迎春花树，以前是没有的。十年，倒是好长的一串岁月呢！完全没变的，是他头顶的那片天空，那片蓝蔚菌的、静谧中透着一分凄美的、海德堡的黄昏前特有的天空。

        他在鼻息中发出一声隐约的喟叹，眼光却贪婪的在四周的景物上活动。观望了好一阵，他的轮廓深刻、五官细致的面孔上，终于现出了柔和的表情，连那双永远带着冷漠神气的眼眸，也露出了感动的光芒。

        他盘算着：管它去，就在海德堡转上这么一个圈，能赶上夜车去巴黎，就一夜坐了去。赶脱了，就将乘下的那几个钱，找家小旅馆住上一宿，明天再上路。

        主意已定，他便背稳一背囊，提起地上的手提旅行袋，迈开大步，朝俾斯麦广场的方向前进。

        早春三月，气温还没脱去那层清寒，树林里僵站了一冬的核桃树和栗子树，正在发技发叶，排得整整齐齐操兵式挺直的树干，还无力挡住北方来的冷风。在这样夕阳落尽黄昏欲来的时刻，那股风就越过正在泛绿的山岗，吹到行人的身上、头上、脸上。

        他那件相当老旧的草绿色咋叽布风雨两用甲克，曾像共患难的伴侣般陪他走南闯北，行遍大半个世界，给他温暖，为他挡风速雨。但此刻，它可显得不太中用了。习习的冷风，从领口、袖口、以及纤维的缝隙间，肆意的往里灌，使他风凉得像一个打足了气的风箱，每个毛孔都在冒风。

        他缩缩肩膀，继续往前走。

        前面是霍普特大街，他做学生时几乎每天都要走上两次三次，最熟悉不过的地方。

        他边走边看，仔细得连任何一个行人，任何一个小商店的招牌都不曾放过。

        霍普特大街不单是海德堡的主要大街，甚至也是惟一的一条称得上繁华的街道，从南到北，贯穿了大半个海德堡城。街形回曲狭长，两旁全是大大小小的店铺，包括卖文具、图书、皮货、化妆品、毛线、女人时装、日常用品，各式各样新开的或有百年以上历史的老店。布置得美丽别致的橱窗是这条街上的花朵，常常吸引得行人要停住脚步，站在它前面，怀着欣悦的心情品评、欣赏。

        这是不许汽车通行的地带，人们走起来可以百无禁忌的自由。那些穿着半长大甲克、瘦腿牛仔裤的各色学生——白色、黑色、混杂色，和黄色皮肤的学生们，有的匆匆而过，有的逍遥漫步，有的眉宇间透着快乐，有的眼光中现着茫然。有男、有女、有美军驻德人员的眷属——海德堡是美军总部所在地。有外国游客——海德堡不大，名气可不小，是观光游览区，“不要把心失落在海德堡啊！”人们会以戏谑又似激赏的口吻，彼此以这句话来打趣。

        是啊！海德堡的浪漫与优雅，古色古香的建筑，浓郁的书卷气氛，和一份特有的出尘脱俗，任谁也难以无动于衷，特别是那些每天在那几幢分散在霍普特大街上，灰沉沉的老旧大学校舍里，进进出出的学生们，青春时期几年最好的时光在此消磨了。这几年往往成为他们日后最甜美的回忆，也许够咀嚼一生的。白发的老先生跟他的儿孙聊起来：“啊！海德堡，我年时候在那里做学生，那个大学是欧洲最古老的，创建于十四世纪，在那里我曾经……”

        海德堡便是这样一个属于年轻人，一草一木都带着浪漫色彩的地方。

        十多年前，他初次来到海德堡的时候，也是个道道地地的年轻人，从心里到外表都年轻得很，世界在他眼睛里美得像似五彩缤纷的发光体，充满了光明和希望。那时候他叫刘慰祖，是海德堡大学经济系的研究生，如今他又来了，却不那么年轻了，他眼中的世界也变了，名字改成了刘浪，职业吗？说得好听一点是流浪的画家，说得难听一点，真实一点，就是个没有职业的流浪汉。

        不来海德堡，他还看不出其间的距离有多远？变化有多大？人来了，才清清楚楚的看到，在海德堡的那段日子，已遥远得属于另一个世纪了。

        与台北给他的感觉一样，也与他所走过的任何城市给他的感觉一样，那个感觉是：他这个人完全不属于这个地方，他对这里是个陌生人，完完全全的陌生人。

        想到这儿，刚下车时那点温柔得类似怀旧的心情，便潮水般的往下退。

        “这地方是不认识刘浪其人的，鬼知道我来做什么？谁是我的朋友？我有什么旧可寻？”他想着就停止前行，打算要掉转头回车站了。

        背上的包袱太重，坠得他颈子后面的大筋隐隐作痛，手上的提袋里全是画具，份量也不轻。他想实在应该找个地方把它们放下来歇歇脚，喝点什么再上路。

        他进了一家名叫“学生王子”的啤酒馆。这家小酒馆对他可不是陌生的地方，以前念书时常常来的，有时候和几个同学来打扑克牌，有时来和王宏俊他们谈天说地的乱盖。那时他的酒量有限，连喝啤酒都嫌不够格，每次连半公升都喝不完，惹得同学们常取笑他，说他是弱不禁风的“公子”，不像他们大碗酒大块肉的来得豪放。

        酒馆里人不多，他挑了个角落里的位子坐下，把背囊和提袋放在旁边的椅子上。

        这是他的老位子。当年每次来，只要这个位子没被人占去，他便一定坐在这里。他喜欢这个位子，总觉得躲在角落里要比别处安全一点似的。

        “请问，要多少？”酒保过来问。他酒桶般的胖肚子上札着白布大围裙，红彤彤的一张酒糟脸看着挺和善。

        “来一公升吧！”他说。

        “一公升——”那酒保提高了声音，两只眼珠在他脸上扫来扫去。“你不是刘慰祖刘先生吗？那时候总来的，跟王宏俊王先生，郭新治郭先生，还有几个什么先生。你们不是来打扑克就是来闲聊。你记不得我啦？刘先生。”他指指自己的酒糟鼻子，一张胖脸笑得挤成一团。

        “啊——”他不由得叫起来。“可不是，那时候我们每次来都是你招呼，你叫？——”

        “我叫克劳斯，在这酒馆做二十年了。那时候我的肚子跟你一样，也是平平扁扁的，现在可不行啦！鼓得像只大皮球。你看，卖啤酒的喝啤酒可不是顶方便的吗？嘻嘻，刘先生，咱们是老相识了，这第一杯我来请你。你要多少？半公升？我记得你总是要半公升的。”克劳斯热情的说。

        “哈，克劳斯先生，我渴极了，起码得一公升。”

        “一公升？”克劳斯把食指和拇指比了个圆圈在嘴上吹了一下。“嘘，进步了。”他端了一公升的一个透明大玻璃杯来。“这么多年你到哪去啦？后来王先生、郭先生他们来，我就问：‘你们的那位刘公子呢？可不是跟哪个姑娘私奔了吧？’嘻嘻，我真以为你跟人跑了，那时候真是风度翩翩一表人才，听说有的是小姐喜欢你嘛！”克劳斯说够了笑话，把酒糟脸放正经了道：“可是他们说你失踪了，不知哪里去了？说他们也找不着你呢？暧！你怎么变成了这个神情啊？这可不大像公子了呢？你是到南极或是北极探险了吗？你倒是从哪里来呀？”

        他默默的大口喝啤酒，对克劳斯的话并不回答。心里的感觉却是异样的，想：“可真怪了，居然这个克劳斯还记得我，认识得我……”

        “暧，真的，你从哪里来？不是越狱出来的吧？”克劳斯又开起玩笑，笑得呵呵的。

        “我从地球上来。”他嘲弄的说。

        “从地球上来？那好极了，咱们是从一个地方来的。”克劳斯像很多西方人一样的有分寸，见他不肯说从哪里来，就不再追问。正好这时进来一堆顾客，克劳斯便说：“你慢慢喝，我得去招呼客人。”

        “喂喂，克劳斯先生，我要走了。只快快的问你一句话，王宏俊先生还在这里吗？”

        “在，在，还住在老地方，他现在是王大夫，全海德堡没有一个人不认识他……”因为那堆客人比着手势叫他去，克劳斯把话说了一半就忙着去倒酒。

        从“学生王子”出来，他便沿着霍普特大街往前走。黄昏来临之前，正是这一带最热闹的时候。窄窄长长的一条街，来来往往的行人，有的三五成群，有的单独而行，也有那互搂着腰，挤在一处蹒蹒跚跚慢慢漫步的年轻情侣。在来往的人群中，偶尔会有几个东方面孔经过。从那些东方面孔的五官、肤色、及他们的气质和表情上，他自信能很正确的断定谁从哪里来？其中有几个，他差不多敢打赌他们是从台湾来的。

        走遍世界，这个模样的中国青年他看得多了；穿着整齐，走路的姿态相当的“帅”，表情上充满自信与恰然自得，好像前面有什么光明的大好前程在等待着，活得生气勃勃。他不禁想起自己在这个年纪的时候，也曾生气勃勃过，快乐过，真心真意的爱过。然而，他的天地在一瞬间崩溃了。……那时他是“傻快乐”，傻快乐的世界是不堪一击的。

        “老王今天还在做傻快乐吗？”他对这个问题无限好奇，竟觉得非立刻见到王宏俊，看看真相不可了。

        那时他初到海德堡，要找住处，担任同学会会长的王宏俊就把他介绍给房主人贝克先生，分租了楼顶上一间八尺见方的屋子。王宏俊的房子在他对面，面积的大小和租金都是他那间屋子的一半。

        贝克先生是海德堡本城成功的商人，拥有两家药房和数幢房屋，贝克太太是个脸上永远挂着敷衍的笑容的那种妇人。他们的两个女儿，大的叫伊丽莎白，小的叫卡蒂亚，当时都是高中生。伊丽莎白动不动就来缠他，叫他陪她去参加同学家开的舞会，他始终没肯答应做她的舞伴，没答应的原因，倒不是因为顾忌什么，而是因为伊丽莎白的个子太高，比他还高上一公分。而那时的刘慰祖不是今天的刘浪，还没看破社会上那些虚伪的礼仪是如何的可笑，非常注重外表的观瞻，和一个比自己高上一截的女孩子跳舞，该是多么不美观？何况伊丽莎白的面孔又不引人，脸上皮肤的毛孔粗大，汗毛又重，他可不愿意让人误以为她是他的女朋友。所以他总是用各种托词，推三阻四的推掉。

        王宏俊那个人，矮矮的个子，结结实实的骨架，一张脸黑里透红，令人怀疑他是刚到高山上滑过雪。王宏俊十分用功，功课却不是最好。在他的眼光中看来，王宏俊无论外表和内在都不是很惊人，他简直不懂王宏俊为什么永远过得那么满意，他差不多认为那个人缺少性格。

        他不肯陪伊丽莎白去跳舞，王宏俊就自告奋勇要陪她去，当伊丽莎白翘着嘴唇不领情的说：“才不要你陪，你比我差不多矮大半个头，跳在一起多难看。”那时候，他也不生气，还笑眯眯的说：“舞跳得好就行，个子高矮有什么关系？”

        王宏俊和房东老夫妇处得极好，周末空闲时常常自动帮忙整理院子或修理家庭用具。到后来，房东连房钱也不好意思收了。免了房租开支，对王宏俊的经济压力减轻不少。王宏俊无经济来源，也无奖学金，闹穷闹得厉害，他曾多次借钱给王宏俊，而且从一开始就没打算索还。王宏俊那样的人不是他顶看得起的，但两人之间有些真正的友谊是实情。虽然十年来没有通过音讯，他觉得还是可以闯了去看看他，甚至伸手跟他借几个钱也不为过。

        让他猜不透的是，王宏使已经是医生了，收入不会很少，为什么还在做贝克家的房客，而不去租一间独立的公寓？他判断还是老原因——省钱，王宏俊的节省和刻苦自己，在同学间是出了名的。

        他走着想着，一抬头，贝克家那幢尖顶、白墙、绿色的百叶窗，被成群的大树半遮着的古典式房子，已经遥遥在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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