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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祭孔·文天祥

        这两年,祭孔也开始热闹起来了,可祭的人大多只知道该祭,却不知道该怎么去祭,于是就在盛大而荒诞的场面之中看到旗袍和太监的“克己复礼”,还有最让孔子“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八佾舞于庭”。这一来,争论便风起云涌开了,很快便从“该怎么祭”的问题又引申到“该不该祭”的问题。

        唉,这实在也是个老问题了。第三次请出胡适,这是在1934年:

        最近政府忽然手忙脚乱的恢复了纪念孔子诞辰的典礼,很匆遽的颁布了礼节的规定。8月27日,全国都奉命举行了这个孔诞纪念的大典。在每年许多个先烈纪念日之中加上一个孔子诞辰的纪念日,本来不值得我们的诧异。然而政府中人说这是“倡导国民培养精神上之人格”的方法;舆论界的一位领袖也说:“有此一举,诚足以奋起国民之精神,恢复民族的自信。”难道世间真有这样简便的捷径吗?

        ……礼成祭毕,纷纷而散,假期是添了一日,口号是添了二十句,演讲词是多出了几篇,官吏学生是多跑了一趟,然在精神的人格与民族的自信上,究竟有丝毫的影响吗?

        胡适这里犯了一个知识分子常见的错误:重内容而轻形式,殊不知在很多的社会重要事项上形式是要大大重于内容的。不过这也难怪,那年头还没有什么像样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呢。这个话题留待正文去谈,现在我们还是继续听听胡适的说法吧:

        这二三十年中,我们废除了三千年的太监,一千年的小脚,六百年的八股,四五百年的男娼,五千年的酷刑,这都没有借重孔子的力量。八月二十七日那一天汪精卫先生在中央党部演说,也指出“孔子没有反对纳妾,没有反对蓄奴婢;如今呢,纳妾和蓄奴婢,虐待之固是罪恶,善待之亦是罪恶,根本纳妾蓄奴婢便是罪恶。”汪先生的解说是:“仁是万古不易的,而仁的内容与条件是与时俱进的。”这样的解说毕竟不能抹煞历史的事实。事实是“最近”几年中,丝毫没有借重孔夫子,而我们的道德观念已进化到承认“根本纳妾蓄奴婢便是罪恶”了。

        感谢胡适,我以前只知道太监和小脚已经被废除掉了,原来八股、男娼和酷刑也在胡适那“二三十年中”同样被废除掉了呀。另外,“与时俱进”这个词原来也早就有了呀。至于儒学对于“培养精神上之人格”能有多大意义,我倒觉得不妨从史料当中统计一下数据。要知道,人们在心理上总是很容易对特殊事件做出强烈反应,进而会把个别典型混同为普遍现象——有一句女人爱说的口头禅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人都不是好东西!”事实上,如果以严格的社会学方法做个统计的话,很可能会得出相反的结论:“绝大多数的男人都是好东西”,或者是“绝大多数的男人在绝大多数的场合下都是好东西”。

        如果划定一个很小的范围,单从西汉的儒家宰相来看,这个简单的统计工作班固已经替我们做了,他在《汉书·匡张孔马传》的结尾处评论说:“自从汉武帝大兴儒学以来,公孙弘以儒生拜相,其后蔡义、韦贤、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平当、马宫以及平当的儿子平晏、平咸都是以儒家宗师官居宰相高位,这些人身上穿的都是儒者衣冠,嘴里说的都是先王圣训,大有温柔蕴藉之风范。但是,他们的用心却全在如何保住官位上边,时评全夸他们是马屁高人。我们若真以古代的标准来衡量他们,哪一位能称得上称职呢?”

        通观历史,这些人才是大多数,文天祥那样的只是极少数罢了,只是不知道:多少个尸位素餐的马屁高人里边才能出一个文天祥呢?

        另一方面,如果儒者只是混一些屠狗功名、雕虫文卷,自然很难被人喜欢,但儒者若是建功立业,尤其是建立军功,那么,当翰墨抒写儒将豪情,把事功点染进文学,这样的作品往往是震撼人心的,或者说是足以“培养精神上之人格”。比如这样一首《木兰花慢》:

        混鱼龙人海,快一夕,起鲲鹏。

        驾万里长风,高掀北海,直入南溟。

        生平许身报国,等人间、生死一毫轻。

        落日旌旗万里,秋风鼓角连营。

        炎方灰冷已如冰,余烬淡孤星。

        爱铜柱新功,玉关奇节,特请高缨。

        胸中凛然冰雪,任蛮烟瘴雾不须惊。

        整顿乾坤事了,归来虎拜龙庭。

        这首词是抒写将军出征前夕的豪情壮志,“生平许身报国,等人间、生死一毫轻”,这是何等豪迈;“胸中凛然冰雪,任蛮烟瘴雾不须惊”,这是何等对敌人的蔑视;“整顿乾坤事了,归来虎拜龙庭”,这又是何等的功业和荣耀,当然,作者没忘记最后交代一下立了功以后是要回来向“龙庭”交差的。

        虽然是绝妙好词,但多少还是有一点欠缺:再有点儿红粉味道就完美了,就连暴力黑帮电影也不能全是大男人在银幕上晃来晃去呀。所以,作者的另一首《木兰花慢》也许更有看头:

        乾坤秋更老,听鼓角,壮边声。

        纵马蹙重山,舟横沧海,戮虎诛鲸。

        笑入蛮烟瘴雾,看旌麾、一举要澄清。

        仰报九重圣德,俯怜四海苍生。

        一尊别后短长亭,寒日促行程。

        甚翠袖停杯,红裙住舞,有语君听。

        鹏翼岂从高举,卷天南地北日升平。

        记取归来时候,海棠风里相迎。

        又有侠骨,又有柔肠,虽然这一首艺术水准比较差,流行元素却都具备了。现在说说这位作者:他乃是名门之后,将门虎子,家有万卷藏书,授业的老师既有状元(王鹗),又有名儒(比如郝经),家里真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简直就是里的那种气氛。

        这位“傅聪”姓张,叫做张弘范,他爸爸就是当时的名将张柔。按现代的话说,张柔是金籍汉人,后来降了蒙古,立下过赫赫战功,张弘范是张柔的儿子当中最有出息的一个,从当时的“国藉”说,他是蒙元籍的汉人。张弘范这两首《木兰花慢》里都说到“蛮烟瘴雾”,像是诸葛亮南下七擒孟获的感觉,其实指的却是南宋南逃的残余势力。第一首词写在作者统兵南下的出征前夕,那时,他刚以汉裔身份被授予蒙、汉军都元帅之职,带尚方宝剑,大受忽必烈的信任和重用,结果崖山一场海战,宋军浮尸十余万众,宋朝便算是彻底亡国了,对于张弘范来讲,这果真是“整顿乾坤事了”呀。

        后人对崖山一役,消极的评价是“崖山以后无中国”,积极的评价则是张弘范协助元朝完成了统一大业。这些评论我们暂时不必去管,却说张弘范南征的战船上曾经带着一位重要俘虏,一同渡过零丁洋,一同目睹崖山战。这俘虏就是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那首《过零丁洋》正是写于这段路上,而崖山之战的那次目击则被文丞相写成了一首七言古风,题为《二月六日》:

        南人志欲扶昆仑,北人气欲黄河吞。

        一朝天昏风雨恶,炮火雷飞箭星落。

        谁雌谁雄顷刻分,流尸飘血洋水混。

        昨朝南船满崖海,今朝只有北船在。

        昨夜两边桴鼓鸣,今朝船船酣睡声。

        北兵去家八千里,椎牛釃酒人人喜。

        惟有孤臣雨泪垂,冥冥不敢向人啼。

        六龙杳霭知何处,大海茫茫隔烟雾。

        我欲借剑斩佞臣,黄金横带为何人。

        崖山种种,历来论之者众,其中不乏饱学鸿儒,更不乏深入精辟的见解。我这里却只说说一位热血青年的议论:“……到了元朝,中国才为外国一统。那些理学名儒,如许衡、吴澄辈,皆俯首称臣。只有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谢叠山不肯臣元,都死了节。九十年中,虽有些英雄豪杰起事恢复,被那些儒生拿着君臣大义视为盗贼,立刻替元朝平息了。”

        这位热血青年就是陈天华,但凡念完初中的人没有不知道他的,但这段文字却不是出自《猛回头》和《警世钟》,而是摘自他另一部作品,题为《狮子吼》。他这短短两句话,涉及了错综复杂的许多问题,其中一些恐怕到现在也是说不清楚的,比如“君臣大义”和“华夷之辨”,这两个儒家的顶级概念在宋元易代之际该如何解释现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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